社会结构-陈亚平：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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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亚平：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陈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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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是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口和群体大量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社会交流的结节性机关”——商业市场、企业、行政组织、警察、交通、教育等机构形成发展于特定社区空间的过程．江南地区由唐宋以来的墟集、草市成长起来的市镇，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发达的商业贸易社区．许多市镇拥有比较固定的街坊制度和商业店铺，同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功能的充分成长，使这些市镇成为和传统行政控制中心的建制城市不同的新型城市．相对于传统乡村社区来说，这些市镇的城市文化特质开始产生，城市度在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市镇城市化对于推进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进程，使这里成为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市镇的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本文试图在近代江南市镇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前提下，对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近代江南市镇居民的群体结构
江南市镇是伸入乡村社会内部的货物交换与服务行业集中的社区，这种集中明显地表现为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许多市镇的人口数都以千万计。例如位于乌程桐乡之间的乌青镇，“东西相望，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民国二十一年统计，吴兴县属乌镇区有民户23000余户，57000余口；桐乡县属青镇区有15000余户，58000余口，两区总人口超过110000人(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1929年印行的《光福志》称苏州附近的光福镇，“聚于镇者千余户，散于乡者万余户”(《光福志》，凡例。1929年铅印本。)。人口集中决不仅是住宅区的组合，城镇人口的增长，不仅创造出一种新的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人类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由此，市镇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传统农业社区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着自给自足的经济。众多农家居住在一起形成一定地域内的村落共同体．江南市镇的城市化促使社会上出现一些与传统农业社区不同的职业群体，除了农民和半农民半手工业者的兼业者外，市镇还聚居着大大小小的各等商人、地主、下层官僚和退职的官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俳优、军人和仆役等。这一方面使市镇的居民构成复杂化，另一方面，无数和流动寄居人士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市镇蓬勃的商业活动，而且也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农业社会那种安详、稳定、封闭的乡土景象。一些近代工业企业发达的市镇还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和企业家生活在那里，这种人口聚居，由于人口成份复杂，行业各异，阶级不同，特别是它特有的流动性特点，使旧的村落共同体趋向破裂。
这种状况使我们可以脱开农业社区以家庭、家族、亲戚等关系为社会群体的观察点，变成以职业为出发点来研究近代江南市镇的居民构成状况。
首先看手工业者的状况。
近代江南市镇手工业者队伍是相当可观的。尽管资本主义侵略造成手工业和小农家庭农业结合的解体，但由于资本主义是从外部渐渐地渗入，自然经济的瓦解也经历了漫长的渐变过程。手工业在江南市镇社会经济生活中还长期占有重要位置。因此手工业者一直是江南市镇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府震泽镇，“有兼事纺经及织绸者。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值者，谓之料经。织绸则有力者雇人，贫者多自为之。其花样逐时不同，有专精者，其受值多于他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47、21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元和县的唯亭镇，“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47、21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吴江县盛泽镇也是一个有名的手工业城镇，手工丝织业成为该镇支柱性产业，太平天国初定时嘉兴城内尚有二千台织机，后均迁往盛泽(《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0、83—84、72—73页。)。可见这些市镇都是近代手工业者聚居的市镇．
江南市镇的手工业者虽然数量巨大，但除了少数行业外，基本上还是分散地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盛泽镇约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分散在盛泽及其周围25里以内的织工家庭。以缫丝著名的南浔镇，在“农人纺经十之六”的时期也是“家家置纺车”(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一民国十一年刊本。)。这种状况使手工业者长期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生产上的协作也大多仰赖市镇商业联络，商人在原料和产品交易上获利甚丰，给手工业者造成重的剥削。
这种家庭手工业往往是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家庭为维持生计多采用延长劳动时间和使用童工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吴江县盛泽镇“贫者皆自织”，“女红不事纺织，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蚤拮据以糊其口”(同治《盛湖志》卷三。)。南汇县农家“黄昏后男则编蒲包，女则纺纱织布率至三鼓始睡”(严伟修：《南汇县续志》，卷十八。)。
当然，在江南手工业者中已有一定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前文所述元和唯亭镇日机工林立待雇；震泽镇的机户也雇佣机工，且根据技术水平的高低付给工资。棉纺织业中的染整加工部也雇佣成批的踹匠及砑光的工人。但在近代工业发生以前，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仅限于少数的行业和部门工场手工业者所占比重要比家庭手工业者少得多。
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外国侵略使乡村贫困化加剧，一分农村破严者和失业者纷纷进入城镇寻找工作，使大城市及其临近镇的劳动力市场扩大。以宝山县江湾里例，该镇在民国六年创办的鸿伦丝经厂雇工人600名；民国十四年创办的喊士牛皮厂雇佣工人40人；十年国华丝厂雇工人120人，其它厂家尚多(吴葭等修：《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工商业。)。县志称“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各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地”(张允高修：《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工业。)。在类似于江湾这样的市镇集中了相当数量的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基本上不从事农业生产；要靠工资维持生活。他们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近代江南市镇居民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农业人口的存在。、镇、乡贸易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又易于造就出一批介于农业、手工业和小商业之间的兼业人员。所以，江南市镇城市化过程中，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分离并没有显示出西方城市比开始时那种明显的趋势，是形成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兼容局面。直到现在，相当多数的农业、半农业人口仍是南市镇商人口职业结构上的一大特色。
就是在南浔这样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市镇，也还有颇多的农户，他也和附近的农民一样，种粮、养蚕、植桑、缫丝、摇经无所不为。这种融农业、手工业、商业于一体的经济结使市镇城市度的提高受到影响，市镇在城乡关系链中仍然靠近于农村。只有当我们把视线放到市镇商人群上时，市镇的市特色才更明显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商人是市镇居民中最为显著的群体。商业贸易是江南市镇最主的特色，几乎每个市镇的最主要的部分都是该地市场贸易集中之所。象南浔镇的丝行埭。章练塘镇的四栅以其他市镇的市河、市街、市桥等都是因贸易集中而成为市镇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的活动，给市镇生活带了开放性和流动性特色对市镇城市度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市镇商人大多以经营项目不同而各设有行。《宝山县续志》记载：“牙各有专贩之物，如花、米、竹、木、砖灰、地货、水果、鱼、猪之属，俗皆称行。”(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商业。)大概在棉花产区以棉、布商人最大，丝绸产区则以丝、经、绸缎商人最为显赫。震泽镇有大小丝行十余家(《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47、21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南浔的大丝商单是资在数十万两至百万两以上的豪商就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3-8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之称。
近代江南市镇商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民国十八年印行的《嘉兴新志》所载，嘉兴的九个主要市镇中大小商铺数：王店镇291家，石佛寺镇95家，南汇镇126家，汇镇97家，新胜镇406家，新篁镇229家，新丰镇152家，凤喈余镇100余家，钟埭镇268家，院镇76家。商店多，可见其商人之众，这本不包括没有开设店铺的小贩商人。
商人的成份可分为三种。本地商人中相当多数只是有，少资本或无甚资工的小贩商人。他们有的是四乡兼业者的农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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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或小地主。他们大多数没有专门开设的店铺，而是奔走于城、镇、乡之间向农民或手工业者收购产品，再转给城镇大商人。如金山县：“负贩各物，营微利以自给，谓之小经纪。其黠者伺有货至，则拉之店口或居民，名为代卖，实资中饱，谓之白拉主人。”〈%龚宝琦：《重修金山县志》卷十七，风俗。%〉南浔镇，“别有小行，买之饷以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人，镇人大半食于此”〈%汪曰桢：《咸丰南浔县志》卷二十四、二十二。%〉。江南各城镇以此为生者当不在少数。
本地商人中的另一部分是在各市镇行开店向远处客商转卖当地产品的豪商大贾，有些人还将外地工业品批量运到市＊从事批发零售业务。他因资本雄厚，在市镇商业中常常居于垄断地位，当地商贩的生意为其左右，远处客商的买卖也靠他们居中联人多是移居城镇的大地主，少数人是由一般商贩靠经营获利后发展成开行铺的大商人。嘉定县北镇布商孙时杰在道光年间首创土布自收自运，发卖福建等地，“赢金累万”(《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嘉兴县■院镇“极富者居积，仰京省■至，陆续发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47、21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同邑的塘汇镇有纱布号一家“开设八十余年，进货上海，纱销新塍、海宁，布销绍兴、湖州，每年营业三万余元”。
在各种各样的大商人中，许多人与旧式商人一样经营致富后，将其资本投入农村，广置田产。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在镇上是财富显赫的人家。他们“耕耘作业，皆任隶氓，富者多就都会开商店，遣族人及若隶属监督，不躬亲”(（日）冈千仞：《观光纪游》，《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轶，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这些人属于近代农村的不在地地主。
随着江南地区近代化的发展，愈来愈多的豪商大贾将其资产投入大中城市的近代工商业，有的甚至成为专为外国资本家收购和转运原料产品的买办商人。吴江县盛泽镇，“到了咸丰年间，各绸庄为招徕生意，迁就客人起见，均在苏州、上海等地设立分庄分店”(《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0、83—84、72—73页。)。南浔镇著名的“四象”之一庞元济和另一富商丁丙曾集资4000000两，筹建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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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纱厂于杭州城北的拱宸桥。而南浔丝商中从事买办生意的人也占相当多数，象陈煦元、刘镛等都是著名的买办商人。当时，“收买蚕丝销售洋庄者，必须经中间人之手，方能成交。此中间人即当时所谓之丝通事。丝通事名任翻译，实则通晓国内外行情……任丝通事者，皆为湖州之南浔人，此南浔所以包办丝业之又一因。即以浔本地而论，其以丝业起家者，除须有充分之资本外，并须有得力之丝通事”(《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0、83—84、72—73页。)。由此可见，近代江南市镇商人中的一部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同于旧式农业社会的商业活动，他们已经开始向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家转化了。买办化是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
江南的丝棉产品向来有“衣被天下”之称。全国各地到市镇来采办丝布的客商每每云集，虽然这些人不是本地的常住人口，但他们的活动对江南市镇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造成重大影响。从市镇城市化来说，较多的外地客商往来，是城镇居民流动性和开放性社会关系的体现和标志之一。《咸丰南浔镇志》载两首卖丝诗，生动描绘该镇外来客商之多：“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区区浔地虽偏小，客船大贾来行商。”盛泽镇，“富商大贾，■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由于盛泽镇聚集的客商很多，他们为联络交易，协调彼此关系，相继在盛泽建造会馆，先后计有山西会馆、宁绍会馆、徽宁会馆、华阳会馆、济东会馆和任城会馆。甚至外国商人也有到江南市镇来收买原料产品的。
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存在，是市镇城市化的标志之一。穿梭于市镇乡村之间的各种商人是江南市镇主要的流动人口。此外，江南市镇还有一批服务于商品交易的搬运工人，这些人多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失业农民和其它无业游民，这些人无稳定的生活来源，生计好坏往往取决于受雇机会的多少，竞争性明显地强于其它行业，许多人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这就易于结成一种类似于帮会的同业组织，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封建剥削势力和大商人乘机利用他们作为生意上互相倾轧的工具。地方志中屡见脚夫杠头把持地段勒行索价的记载。如《法华乡志》记载：“镇有脚行三……其间强而黠者为脚头，凡运商货，脚头争昂其值而脧其余．遇吉凶事则论地段把持勒价，弗遂欲则恃强生事。”这种人是市镇社会生活的最不安定的因素。
江南市镇中还有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员和闲杂居民。那些在茶馆、酒店的店伙、招待；寺院祠观的僧道尼姑；妓院赌场中的堂倌及相当一部分退职的官僚以及为他们豢养的轿夫仆从吏役兵丁等。
市镇是乡村社区的中心，也是乡镇居民社会生活的中心。茶寮酒肆等既是社交活动的场所，也是商客会聚，洽谈生意的园地。嘉兴各市镇大小茶馆酒店均多达数十家。江苏奉贤金汇桥镇多茶馆，习俗农闲无事，“辄有坐茶馆之习”。诚如鲁迅小说《风波》提及的咸亨酒店，这些地方多是“消息灵通的所在”。至于烟、赌、娼既是剥削制度的产物，也是旧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严重的社会问题。
总之，随着市镇城市化的发展，市镇居民构成日益复杂化，冲破了农业社会乡村共同体那种单一的农业家庭、宗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经济结构向着多元化发展。
二、市镇权力构成及其变迁
传统的基层行政设置到县为止，县以下地区长期延续的是保甲制度。作为补充，在广大乡村中聚族而居的地方设立族长等统摄族众(徐栋：《保甲书》，卷一、卷二，道光二十八年刻本。)，清政府还在各乡镇村集分别设立乡长、镇长、村长、集长以及庄长等主管各乡镇筑浚壕墙和拨派瞭哨巡更守卫诸事。各乡镇村集长也大都以族长兼任(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638—639页，中华书局，1985年。)。政府有意利用宗族势力作为其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工具。这样使清代各地方权力构成带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
江南商业市镇不仅是牙行荟萃之地，也是豪强地主集中的地方，他们多聚族而居，在地方上居于显赫地位。《常昭合志》曾说：“东南多水区，故四乡市镇大要亦相等，其居民虽不若他郡之聚族而处，大抵每一市镇亦必有一二大姓世居以表率其乡闾。”许多强宗巨族控制着市镇的社会政治生活。1932年的一则史料叙述无锡礼社镇的情况：“过去薛姓称雄一方，视青城全市为其势力范围。现虽已达强弩之末，然仍能支配礼社全镇。一切地方行政、民事仲裁、民众组织及党务、团防等权，均入薛姓掌握。”宗族势力对市镇权力构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随着市镇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一、二强宗巨族垄断市镇权力的局面正被打破。城市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也集中了许多原来住在乡村的大地主，商业贸易也使一些人通过经商致富，取得较高的经济地位。而且，市镇较优越的文化教育条件和江南各地注重教育的传统，使愈来愈多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科举功名，跻身市镇绅士之列，拥有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市镇的权力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以较长时期内市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姓氏作为分析材料，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
以苏州相城镇为例，该镇从明正统朝到清嘉庆朝共有87人次取得诸生以上身份，其中王、施、高、都四姓共得63人次，其余分别由7姓获得。然而，在道光朝至光绪末的85个诸生以上身份中，获得最多身份的龚、高、施3姓只有36人次，其余49人次分别被18姓分占了(据《相城小志》，卷五，选举志统计。民国19年本。)。可见明清以来相城镇取得身份的族姓逐渐增多，而且越到近代，增加的趋势越加明显。如果每一姓能代表相城一个家族的话，该镇在明代及清朝前期那种少数几个族姓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明显地受到新上升的家族的竞争。以往少数几个家族在市镇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也被破坏了。即使象前引无锡礼社镇的巨族薛姓，势力也已达“强弩之末”。城市化创造了比乡村社区更多的流动机会，使更多的人可以在市镇生活中得到上升。
当然，太平天国对旧家世族的打击也深刻地改变了江南市镇旧的权力结构。象南浔那样的大镇，“自粤逆一炬，浔镇半成瓦砾，旧地都易新主”。为市镇权力的重新组织创造了条件。
市镇城市化和商业繁荣，商人首先在经济上取得了较优越的地位。有些人还通过捐纳取得一官半职，南浔镇四象之一庞元济就捐得候补四品京堂。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来抬高家人声望，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木渎镇商人钱坚之子钱福年，“以拔贡中光绪己亥举人，候补浙江同知”。南浔梅鸿吉长子应试而大挑知县(周庆云：《南浔志》卷二十六，民国十一年刊本。)。这样，商人在财富、声望、科举功名和社会交往上都占有较优越的地位，在市镇社会生活中取得发言权，他们越来越多地跻身于地方上层集团，在市镇社会事务中充当显要角色。
和传统农村社会的宗族组织相比较而言，江南市镇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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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更能适应城市化了的社会生活。从组织特征上看，宗族组织是以血缘、亲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商人群体则以职业关系结合在一起；宗族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社会生活，商人群体生活较多个人色彩；宗族组织遵循的宗法伦理秩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商人群体以财产为其社会地位的基础是后天的，可以改变的；宗族组织是内向性、封闭稳定的团体，较多传统色彩，而商人群体则具有开放性、外向的流动性特点，较接近于现代社会。
由于有上述差异，市镇权力阶层成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社区发展造成巨大影响。有大量商人参加的新权力阶层，在地方行政事务上发挥作用，使市镇体制开始向着正规化和规范化发展。
在旧的行政设置之下，“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县以下已无什么地方政权了，少数市镇“司听讼、缉匪类”的把、巡检很少涉及地方事务。随着市镇城市化和商业发展，市镇管理中增添了诸如市场、交通、征税、赈济、治安、教育等新的问题和需要，保甲制度明显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了。于是，以商人地主为主体的市镇显要积极参与社区生活、行使社区管理和建设职能，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行政控制秩序。
在很早以前，许多外地商业行帮就在江南一些市镇建立了会馆公所。会馆公所不仅是他们长期集会屯驻之所，也是这些人祭祀共同的乡土行业之神，讨论和研究经营办法，协调处理彼此业务纠纷的常设机构，是一种地方性的商业组织。在商人和官府发生冲突的时候，会馆公所往往以法人代表的资格出面与政府进行交涉，维护其利益。清末，各地商人进一步成立了商会，成为地方工商业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参加者已大多是市镇本地的工商业代表人物了。如嘉定县，“清季农工商部颁商会章程，省城及商步（埠）繁盛地方设商务总会，州县设分会，各镇乡设分所。邑人周世恒、戴恩恭、周传诏、黄守孚、徐文谷等照章筹备，组织商务分会”。南翔镇“镇人王维泰、李树勋等以南翔为嘉定首镇，商业繁盛，组织商务分会”。各地市镇商会内以联络商情、制定规则，外以办理与其他地方的商务交涉，处理商人之间、商人与官府或外商之间的事务，成为一自治性的地方商业行政组织。市镇的商业行政管理开始向正规化、专门化发展。
近代农村的破产和凋弊加剧了社会动荡，市镇结构复杂化以后面临严重的治安问题。湖州巨镇乌青镇“百货骈集而盐枭盗贼出没其间”(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南浔镇“江浙盗贼■集蚁附，皆以此为总汇”(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苏州府章练塘镇“常为寇盗出没”(万以增重辑《章练小志》，卷一，1918年铅印本。)。社会秩序混乱，治安状况恶化，市民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因此，各地市镇绅商把加强防卫维持秩序作为加强他们统治权的重要步骤来办。他们巩固和改组了保甲制下的团练组织，使之成为一支地方权力阶层控制的常备武装，行使警卫职能，有些商会还建立了自己的常备武装商团。
团练，本是封建地主用以筑堡防卫的临时性军事团伙，旋募旋散。太平天国时，江南各镇绅商多倡团练以自保，如章练塘镇“清同治纪元，粤寇四逼，阖镇惊惶，承谐因与同志组织民团”，以资守卫。太平天国平定后，虽已无大战事，可市镇团练组织却大都没有即行解散，而是保存下来，成为地方上层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维持地方秩序的工具。经理人或称团董、练董，也有称团总、练总的，名虽不一，但性质相同。有些地方还成立了保甲局。如相城镇：“镇设团防总局，局置团总一，团丁五六人，费皆由铺户任之”。市镇权力集团控制团练，使旧的行政控制机构由县一级下移延伸到县以下的市镇。
清未，仿西方实行新政，设立警察制度，许多市镇的团练相继改成警察。相城镇也以“团防改组巡警局”。由团练的常规化到警察制度确立，反映了近代江南市镇城市化过程中地方行政事务一体化和正规化向上发展，与国家行政职能向下延伸互相迎接的过程。团练和早期警政由地方权力阶层创办，其组织、经费及招募兵丁各事均由他们控制，反映了早期基层行政组织的民办性质，这是近代国家行政职能下移和地方市镇权力组织相接纳而出现的特殊现象。此后，市镇在行政上也开始与乡村区别开来。
在社区公益事业方面，市镇绅商还出面组织救火会、水龙会等消防团体。章练塘镇在嘉庆、道光年间就创，设水龙社三处，到光绪三十年商界集资又创办皮龙，使“里中火警无蔓延之患”。但早期水龙社、救火会等无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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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专门的消防人员。清末以至民国时期，许多市镇建立了专业化的消防机构，有专人负责，也开始有专门的消防队员。嘉兴塘汇镇于1929年成立了消防组织，有执行委员7人，监察委员5人，常务委员3人，分消防、纠察、救护、经济、文书、庶务六部，各设主任1人，干事4－12人，队员80余人(万以增重辑《章练小志》，卷四，1918年铅印本。)。直到这时，消防经费仍由地方绅商捐集，仍带有民办性质。
在政府的地方行政不发展，社区职能组织缺乏的情况下，市镇的公益事业如地方教育、赈济灾荒、修桥浚河等基本上也由绅商筹办。各地方志有关记述屡见不鲜，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市镇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对安定市镇社会生活起了一定作用，事实上填补了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足的空白。市镇权力阶层的这些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市镇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利益，但这对于城市化以后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确立有一定的客观作用。
总之，近代江南市镇的城市化使市镇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市镇与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社区区别开来。市镇的城市化已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和商业贸易的增加，而是包括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深刻变迁。这种变迁，是研究我国城市化社会史不可忽视的部分。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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