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东北各民族古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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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东北各民族古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历史地位

费孝通教授于1988年，结合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主要论点有三：第一个论点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员，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论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应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1］
多元一体格局观点开拓了我国民族研究的新视野，对研究中国民族文化意义重大。对研究东北民族文化，亦离不开这一思想的指导。
中国东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各民族，自古以来与中原关系密切。东北的原始居民来自中原，东北的古文化与黄河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东北文化史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补充和扩展。
一、东北地区的疆域与民族
为研究东北地区民族文化，首先应阐释东北的疆域与民族。
关于东北的疆域，近些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笔者认为，研究疆域应与研究其它历史问题一样，坚持运动、发展的观点，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静止不变的。关于疆域，翁独健先生说得好：“历史上的疆域， 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总的原则。”［2］
疆域与民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疆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是这些民族开拓创业的场所，疆域是生活在这块地方的民族共同创造与开发建设的，而这块大地又养育着众多的民族。以中国东北疆域为例，东北地区的古族有三大系列：
一是肃慎族系：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分布东北地区的东北部，即长白山及其以北地区。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兼事农业，饲养猪、马。穴居，土葬，木椁，崇奉巫术。
二是濊貊族系：濊貊、沃沮、索离、夫余、豆莫娄、高句丽等族。分布于松辽平原、松嫩平原以及鸭绿江流域。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犬、马、牛等家畜，居宫室，葬用石椁、积石墓，敬天地鬼神，以马、虎为图腾。
三是东胡族系：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达斡尔、锡伯等族。分布在东北地区的西部，南至燕山，北达大兴安岭北段。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兼事农业，饲养牛、马、羊。立毡庐作居室，崇奉巫术。
此外，尚有由中原迁入的华夏——汉族。
这些民族系列的古族均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开拓与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其他区域的各个古族共同创造了历代中华古国。因此，凡由上述诸民族在其开拓的疆域内建立的各种类型的政权都应属于中华民族的政权；这其中，还应包括中原华夏——汉族北上在东北与朝鲜半岛建立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这个疆域的四至是：北起外兴安岭，南至渤海，东至乌苏里江以东、濒日本海地区，西、西北至黑龙江上游及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乌勒吉河）流域、不儿罕山（肯特山）地区，东北至黑龙江入鄂霍次克海的入海口库页岛，东南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载宁江，西南至燕山山脉。
箕子朝鲜是从殷商遗民建立的独立的地方政权，并接受周王朝的册封，向西周政权朝贡，即史载：“臣于周”，后又臣于秦。应属中国疆域之内的地方政权。箕子所以“走之朝鲜”，自有其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但古韩族不在中华民族范畴之内，属域外民族，虽然在“古辰国”阶段曾是殷商海外属地，殷商灭亡之后，是为朝鲜半岛土著民族地方政权，到汉魏之后，由三韩而统一为新罗、百济。
卫氏朝鲜是由燕、齐亡人继箕子朝鲜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自当在中华民族范畴之内。
包括东北地区疆域在内的中华疆域有两大层次：
第一个层次，凡属东北地区民族（三大族系以及中原移民）所建立的政权及其政权领域，都应属于中华政权与中华疆域，不论是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在边疆地区建立的独立政权、地方政权，也不论这些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是藩属关系、朝贡关系或羁縻关系，均为中华民族政权，其领土疆域自在中华疆域之内。在历史上东北各民族与民族政权，不论他们与中央王朝有何种关系或有无关系（不论其入贡的程度或根本有无贡纳关系），均不影响其民族属性与政权属性，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东北古族古国的建设与发展中，我们不应因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论定其民族归属或政权性质。例如北发族，虽与西周王朝有简单的纳贡关系，与燕、齐等诸侯国有经济文化交流，却未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但这不影响它仍属中华古族性质。在公元726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之前，黑水靺鞨未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其民族属性并不因其与中原王朝有无关系（及其关系的程度）而受到影响或改变，作为靺鞨族一部分的黑水靺鞨仍是中华古族。
在中华疆域观内涵上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地处边疆的中华古族虽未建立政权，却是这个地区的开发者与建设者，这一“本民族生息繁衍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3］并不因中国的行政管辖未到达这里，而将其排除在中华疆域之外。古代北亚地区有个禺疆古族，这个禺疆就是朝鲜半岛上的嵎夷，即是东夷族团中的有夷，进入北亚则为禺疆，升格为北海之神，为北亚地区的开辟神；于夷、挹娄活动在北亚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楚克奇人，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圈，影响着北亚区域文化的发展；中华古族北发族是持投枪或特大弓箭以射猎大野兽的民族，（发，巴ba声，古人称之为发族）因追逐野兽群，由嫩江经黑龙江进至乌苏里江流域，再进入北亚地区，直至经过白令海峡路桥，把细石器蒙古诸族及其文化带到美洲去；在公元10——14世纪之间，渤海、女真、蒙古诸族及其文化曾经影响了北亚地区，尤其影响了远东滨海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文化结构。（按：渤海国的北界一度扩大到鄂霍次克海沿岸；中国的东北部疆界达到黑龙江口、库页岛；元朝与清朝的东北部疆界地区也达到这里。）
综上可知，我国很多古族不断北上东移，进入北亚地区，成为北亚地区的开发者与文化的创造者，是这一古代区域文化的主人。从上古至中世纪，中华民族在对古代北亚区域的创造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出有独特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个地区虽然未经中国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管辖，但确属众多的中华古族开发、建设的地域。只是到16世纪后半叶，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侵略，这个区域终于落入沙俄手中，为沙俄所有。自此以后，东北各民族斗争生活的途经，大抵由分而合，自内及外，到国内统一不再纷争之后，外患却又日趋紧张起来（主要是抗俄、抗日的民族斗争）。在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促进了东北各民族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团结，更加珍视东北地区民族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文化，表现为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鲜明的显现出东北民族的区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缔造、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
二、东北地区古文化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一）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意义
探索茫茫白山、悠悠黑水地区人类最早活动的踪迹，不得不深入到辽阔广袤的松辽渤碣之间。
地下之遗留是研究东北部文化的重要依据。1984年，考古学家在濒临渤海之滨的营口永安乡金牛山的一个洞穴中，从深达十几米的第七层化石堆积底部发现一具远古人男性的遗骸化石，相当完整，既有头骨，又有脊椎骨、肋骨、髋骨、足骨多达50余块，经科学测定其年代距今28万年，学术界定名为“金牛山人”。这是迄今在东北发现的最古老又较完好的人类化石。东北历史的悠久古老，从此开始。
经过20多年的科学发现和系统研究，表明大约从30万年前起，金牛山人就在辽南山地、渤海之滨一些有洞穴的山林地带活动。经过对金牛山洞穴发掘出的70多种动物化石的综合分析，当时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环境可以推知早期当地气候相当温暖而湿润，很适于原始人的栖息、繁衍、狩猎与采集。只是到了晚期，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植被也变稀了［4］。
另外，在金牛山人化石同层堆积中还发现住在洞穴中人类使用的打制石器、石片、骨器和灰烬。1993年在该层的下部又挖掘出当年金牛山人群居洞中肢解动物、围火烧烤那种肉食生活场面的遗迹。这一遗迹之年代远远超过了30万年前，再现了东北原始祖先那旷野穴居，茹毛饮血，筚路蓝缕等生动的历史场面。这是东北广袤的土地上首次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充分表明这是自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及洞穴遗址发现以来，又一罕见的、具有同等价值的重大发现。
金牛山人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属南猿——猿人——智人三大阶段的哪一阶段？学界对金牛山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争论不休，但对其发现提供的研究意义是认同的：
第一，认为金牛山人是中国古人类由猿人向智人进化链上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因而与头骨一起发现的50多块各种体骨，对研究复原金牛山人整个体制特征，是极罕见的发现，具有特殊的科学价值。
第二，金牛山人头骨既有蒙古人的明显特征，又有许多属于中国古人类所固有的特征，由此再次证实在中国土地上自猿人、智人直到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是连续进化、一脉相承的。
第三，金牛山人的旧石器文化与北京猿人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北方早期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内涵。并有迹象表明，从长白山地到辽东半岛这一区域内，有发现比金牛山人更早遗迹的可能；而在辽西丘陵，即从华北到东北这一地域更有可能发现相当早的人类文化史迹［5］。例如，像金牛山这样早的洞穴遗址，在辽东山区的本溪庙后山就发现一处。该洞穴海拔450米，1978年由采石工人发现的，根据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进行了考古发掘，探明洞内文化层堆积厚达10多米，层次分早晚。上洞的第7——8层属晚更新世，距今10万年——1.7万年；下洞的第4——5层属中更新世，距今40——14万年。出土的人牙化石和70余件石器则出土于下洞中，因而取名为“庙后山人”，属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经对庙后山人牙齿化石的研究，结论是庙后山人比北京猿人进步，亦处于猿人（直立人）与智人之间。但庙后山人使用的一批打制石器，却与金牛山人的有所不同，两者的文化性质有别，庙后山人的旧石器文化似与山西匼河、丁村以至陕西蓝田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相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6］。从上述遗迹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东北的原始文化已不是单一化，而是各具特色的，从而与华北旧石器时代存在着两个平行发展的打制石器文化传统相对应。
在辽西努鲁儿虎山与黑山松岭之间，朝阳地区的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岩溶地貌和第四纪中更新世及地貌也很发达，近年在东山咀附近一座山上的洞穴内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年代并不晚于金牛山、庙后山。另外在距此不远的水泉乡瓦房大凌河沿岸的鸽子洞，也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
鸽子洞遗址是1956年东北首次明确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自20世纪70年代经过两次发掘，在洞内6米厚的堆积层内发现了3块人骨化石、300余件石器和26种动物化石，以及灰烬、烧石等。其动物化石中的鬣狗经鉴定属最后斑鬣狗，是晚更新世的标准化石，年代一般不超过10万年前。其人骨化石的头骨、颞骨残片及髌骨，经测量和形态观察，属智人，与现代人无大差别，称之为“鸽子洞人”，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距今约7——5万年。
鉴于鸽子洞石器与北京周口店第一、第十五地点的石器很近似，鸽子洞发掘队认为它很可能是中国猿人文化逐渐向东北发展的一支。［7］
目前东北早中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仅发现这三处，且限于东北南部。这一事实向人们昭示：东北远古人类早期活动于南部的环渤海地区，继而向北向东扩展，从大凌河、辽河到鸭绿江，从松花江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在更为辽阔荒远而愈渐寒冷的黑土地上散布开来。这一历史进程的出现，既与大自然气候的周期变化有关，也与冰期的到来有关。只要鸟瞰一下分布在全东北地区近30处距今5——1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及文化遗迹所在地理方位，便可窥其大概。[8]在这些晚期文化遗迹中，又以海城仙人洞和哈尔滨阎家岗两处遗址最具典型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人”逐渐向东北各个地域扩散和辐射，迄今在黑龙江地区最北部的塔河县十八站，最东部的饶河县小南山；在吉林地区最西部的安图县石门山洞穴；在辽宁地区西南部的丹东市东沟县前阳洞以至最南部的大连古龙山洞穴，均发现当时人类踪迹和文化遗留。当时的“东北人”之足迹遍及东北亚以至北美，正是通过人类的迁移和扩散，传播着北方文化。
悠悠岁月，又过去几千年了。在旧石器时代向中石器时代过渡之际，细石器文化逐渐得到长足发展，遍及东北西部，历久不衰。在辽西丘陵的凌源八间房，在嫩江平原的昂昂溪大兴屯，以至大兴安岭西部的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的松山等地，都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
（二）、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在考古方面有重大发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一阶段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中期，目前尚缺乏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资料。从下面选取各个时期兼顾辽、吉、黑、内蒙古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遗迹，可以看出时间先后和文化发展序列。
1、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以下试初步考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三个典型遗址。
其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　　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的查海遗址，自 1986年至1993年，历时8年7次发掘，出土房屋遗址54座，墓葬11座，长约20米的龙形石堆和1200余件可以复原的文物。依据C１４测定年代数据距今6925＋95年（树轮校正7600年、7360＋150年），距今则已达8000年，属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早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为“查海文化”。
查海遗址是我国北方极为重要的原始聚落址，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出土的玉器已有60余件，与“之”字纹陶器，构成查海遗址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为前红山文化，或者是红山文化前身。
查海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对认识七、八千年前东北地区社会状况意义重大，对重建中国史前史新课题的探索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史前史阶段，是从氏族演变到国家的阶段，即中国文明起源的阶段。其历史年代相当于距今7000年到5000年之间。红山文化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而查海的“龙”和玉器是龙山文化的根系，查海遗址文化内涵的“龙”为“中国第一龙”，“之”字纹陶器是氏族发展、繁荣的标志［9］。查海是中国文明发端地区之一。
其二，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地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遗址在村东丘陵岗地上，坡下有泉水，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岗地东北坡至西坡一带是红山文化遗址。经C１４测定，兴隆洼文化为公元前5290＋95年，即距今7000余年。
兴隆洼文化遗存最北的一处是赤峰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克什克腾旗富顺永，往南有赤峰县英金河上游左岸的大五十家子，最东为哲里木盟奈曼旗盛泉5号地点，形成一个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的广阔面。另外，在其相邻的燕山南麓河北省三河县孟各庄和迁安县安新庄也出土复合纹饰陶片；松嫩平原西南部的吉林省通榆县张俭坨子、敖包山发现有戳印坑点纹陶片等，这对寻觅此类文化演变踪迹以及分布范围的南缘和东北缘意义重大［10］。
兴隆洼文化是东北、内蒙古东北部、燕山南麓地区较早发展起来的一支原始文化，它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发展，却有自身的源流；两大区系内既包括多种原始文化，互相之间又有一定共性，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结构及其形成、发展，有重要价值。
兴隆洼文化与查海文化都是近年发现并逐步认识的古文化，二者不仅地区接近，而且时期相同，文化内涵的相似因素较多，和红山文化起源密切相关，因此认为，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皆为“前红山文化”是有根据的。
其三，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下层　　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北郊新乐电工厂附近、新开河北岸黄土台地上。1973年首次发现遗址内含两种不同文化的迭压地层，上层是青铜时代遗存，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过多次发掘和清理，新乐遗址下层共出土房址30余座，各类文物3000余件。经C１４测定年代距今6800年——7200年。新乐遗址下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称为“新乐下层文化”［11］。
新乐下层文化与黄河流域著名的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等大体处于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
新乐下层文化是辽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古文化，它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原始艺术，均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并形成固定的原始村落，其时代接近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远古文化是多元发展的。这一文化发现对于探索其源流史，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占有一定地位［12］。
2、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再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五个典型遗址。
其一，长海小珠山遗址下层、中层和旅顺郭家村遗址下层　　小珠山遗址位于辽宁大连市的长海县的广鹿岛中部，经过1978年发掘，其地层堆积明显分为五层，第五层即下层，时代最早，晚些的第三、四层和第一、第二层分别为小珠山中层、上层文化。小珠山文化的发现，有助于已建立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以及进一步研究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知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的遗址在辽东半岛还有多处。
小珠山下层文化晚于新乐下层，但在辽东半岛是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鉴于辽东半岛东临黄海，西濒渤海，隔海与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与东北、东亚地区海上往来的交通要道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小珠山中层文化遗址以小珠山遗址中层和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下层为代表。除了有多种形制和功能的手制红陶、多种磨制石质生产工具、骨器外，在较厚的堆积层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猪骨，表明该地农业经济已占有重要地位，人们过着定居生活。
小珠山中层遗物经C１４测定，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小珠山遗址中层内涵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某些器类，诸如三足觚形器、红地黑彩双勾涡文彩陶器；郭家村遗址下层出土的实足鬲、罐形鼎、盉等，均与山东半岛蓬莱紫荆山、烟台白石村、长岛大甲黑山岛北庄遗址同类器物相似，说明山东半岛原始文化对辽东半岛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而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刻划平行线纹、叶脉纹、网格纹直口筒形罐，在前述山东半岛遗址中均有发现，又表明辽东半岛文化亦同时影响了山东半岛文化。
其二，辽宁丹东后洼遗址　　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洼遗址，位于辽宁省东港市马家店镇后洼屯东部低平的台地上，面积1.7万平方米。从1981年开始的发掘证实，其文化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早于上层。下层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C１４测定年代数据为6055＋95年、6255＋年等）。此类文化遗存在丹东大洋河以东的黄海沿岸，向北延伸到鸭绿江流域的蒲石河地区均有分布。对后洼上层的C１４测定，其年代距今4980＋159年，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12］后洼遗址对我国原始社会经济状况、雕塑艺术及宗教、早期海上交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　　农安左家山遗址位于吉林省松花江支流通河北岸，西南距农安县城4公里，1985年开始发掘，其文化遗存的时间包括由早到晚三个不同时期，文化性质均属新石器时代。一期后段出土的蚌壳和炭化骨头经C１４测定，前者距今6755＋115年，后者经树轮校正距今4870＋180年。三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共性和差别，差别多于共性，它们可能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左家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反映出当地定居的氏族部落的经济形态是农业和渔猎相结合。左家文化遗存为进一步认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其四，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　　齐齐哈尔昂昂溪史前遗址地处松嫩平原西部，包括昂昂溪周围的五福、莫古气、额拉苏、红旗营子、霍托气都有这类遗存。松嫩平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哈尔滨东部黄山、安达青肯泡和吉林安广永和屯、大赉敖包山等，在同一文化类型中，昂昂溪遗址最具典型性。
昂昂溪文化的发掘开始于1930年，60年代又进行的三次考古调查，采到1000余种标本，此文化与70年代发掘的黑龙江省密山新开流文化比较，其年代、经济类型、所处社会发展阶段极为相近，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都是黑龙江省较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其社会经济的形态以渔猎为主。[13]
其五，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　　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区北部湖岗上，1972年发掘地层分上下两层，上层5号墓人骨经C１４测定年代距今5430＋90年，树轮校正距今6080＋130年。
新开流文化分布范围北到黑龙江下游，南到兴凯湖，东到日本海，西到松花江下游。此文化虽与昂昂溪文化均在黑龙江省，但各自的特征较突出，如两地虽都发现较多的凹底石镞，但形制不同，昂昂溪的大多作三角形、深凹底，而新开流的多为柳叶形、浅凹底。新开流与早期沈阳的新乐比较，两地都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并都出现了农业和家畜；其差异在于新乐的生产水平较新开流先进，而新开流的细石器工艺水平则要高些，如新乐没有横剖三角形石斧。新开流文化是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出土菱形纹和鱼鳞纹在俄罗斯滨海地区、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捷秋赫遗址下层及孔东、苏丘岛、布松港等遗址均有发现。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还有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其中，小南山遗址虽与新开流文化同处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一阶段，但比新开流还晚些。［15］赵宝沟遗址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分布于同一地域。兴隆洼文化早于赵宝沟文化（C１４测定年代数据为公元前4270＋85），赵宝沟文化虽早于红山文化，它们却在一段较长时间里并存，且交叉分布，平行发展，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赵宝沟文化内涵的猪、鹿、鸟等“四灵”题材，对红山文化类似造型当有一定影响。富河沟门遗址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C１４测定年代为4735＋110，树轮校正5300＋145年），1962年发掘的遗址，主要在西喇休伦河两岸，直至老哈河流域，其范围、年代、器物特点等与红山文化皆较接近，两者文化性质不同；富河文化对赵宝沟文化的承继表明，两者属一个文化系统。［16］
（三）中华文明史源头之一的红山文化
考古学界称为中华5000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按其各自房址、遗址堆积文化层及挖掘出的遗物特点，可分为前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和后红山文化不同阶段。
1、红山文化前期阶段
本时期代表性的遗址为内蒙赤峰红山遗址、西水泉遗址。
内蒙古赤峰红山遗址位于英金河畔一座红色花岗岩矮山，海拔100——180米的山坡上。在约1米的文化层里有石器、残陶器及石块堆成的灶址。早在1908年，考古工作者即开始对红山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正式发掘是1935年，当时发现了早晚不同的两种文化，其中较早的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报告称为“赤峰第一期文化”，或者彩陶文化，后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17］
赤峰红山后遗址逐渐著称于世后，研究者的目光投入到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上，经过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对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认识水平不断提升，当时归纳为“三石”、“三陶”。“三石”指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陶”指“之”字纹陶、彩陶和泥质红陶，而且农业已很发达，生活方式改为定居。关于其性质和文化关系，目前有5种意见，即红山文化属于细石器文化；属于仰韶文化范畴的农业文化；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结合起来的混合文化；是仰韶文化在东北地区分布的一支；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后来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有些变化。经过多年的讨论与探索，意见日益趋向一致。即由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学者们倾向最后一种意见，但在强调红山文化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排除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对红山文化先进因素的出现，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内蒙古赤峰西水泉遗址位于召苏河西岸西水泉村西山岗的东坡上。1963年发掘时，发现三座半地穴式红山文化房址建筑呈平面近方形。从西水泉遗址发掘出的陶器均为手工制作，其中泥质陶略多于夹砂陶。泥质陶的某些器形和彩陶图案，近似仰韶文化的同

中国历史坚持原则的故事

类器物，尤其是数量较多的“红顶碗”式钵和中原后岗类型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因而学者们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对红山文化产生了影响。
2、红山文化中、后期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辽宁先后发现或发掘了一系列红山文化遗存，以阜新胡头沟玉器墓地、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喀左东山咀石建筑群址、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为主要遗址，这些都是红山文化中后期阶段代表性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文化划分都属于红山文化的一个类型。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西丘陵到辽西走廊直达沿海地区。红山文化的性质应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后来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发生一些变化。红山文化有自己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源远流长。关于红山文化的历史背景，考古界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观点，即指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源头之一。尤其是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更获得了大量丰富而又珍贵的资料，使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专家们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曙光”的观点，是有根据的、科学的。
牛梁河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群的发现，考古界和史学界围绕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索，对中华文明起源的争论，见仁见智，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取得共识，即中华文明的源头不只是黄河流域，还有东北的红山文化，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地域辽阔，其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及后期著作，提出中国人要多多注意北方，这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倘若以长城为界限，中国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夏商周三代之前，也就是四、五千年前，应存在一个“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却处在从氏族演变到国家的转折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迹的时代恰好与古史传说的“三代”之前的五帝时期相符，当时，各集团频繁发动战争。如黄帝与蚩尤战于巨鹿之野，中华大地呈现出文明初始那种蕴育、激荡，此起彼伏、东西相映、南北交辉的历史局面，发展造就出夏商周三代文明，再发展“六国”统一于秦汉文明。红山文化即中国文明的发端之一。[18]
3、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红山文化的延续，或称后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内蒙敖汉小河沿遗址、内蒙翁牛特石棚山墓地，合称为小河沿文化。
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古文化遗址的较早部分，有一时期学者们认为属于红山文化，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发掘内蒙敖汉小河沿遗址和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之后，才断定沙锅屯洞穴遗址属于小河沿文化。
沙锅屯洞穴位于海拔260米的石灰岩山土，1921年曾对遗址进行过发掘，出土的夹砂褐陶片和磨制石斧等器物。均属于小河沿文化遗物。［19］
小河沿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虽大体与红山文化一致；其时代却晚于红山文化，而早于东北地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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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时代的夏家殿下层文化；文化内涵的特征显著，即大量黑陶器与彩陶共存。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在器形演变、纹饰图案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可见两种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但目前尚不能确定小河沿文化与洪山文化具有直接继承与发展关系。尽管如此，学者们在研究红山文化源流时，从小河沿文化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之后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称小河沿文化为“后红山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小河沿遗址，位于小河沿乡白斯朗营子村西南台地上，台地高出老哈河床20——25米，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包含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种文化遗物。1974年开始考古发掘，清理出小河沿文化房址4座、灰坑8个。遗址出土的瓮、罐、尊、器座、钵、豆、盘、猪头与狗头形饰、纺轮等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制作粗糙。遗址出土的斧、锛、铲、刀等磨制石器，圆形有孔器、圆磨器、磨盘、杵、细石器、砍砸器等。
小河沿文化发现之多种颜色的彩陶花纹、八角星图案、器物内外施彩、猪头和狗头形雕塑品以及器类增加陶尊、平底盘等，与红山文化不同。另外，遗址的两座夏家店下层房址均打破小河沿文化地层，为小河沿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提供了科学证据［20］。
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位于解放营子乡南沟村石棚山东、南两面的向阳坡上，1977年发现并清理出小河沿文化墓葬77座。每座墓葬均有3——20余件陶器、石制生产工具和男女装饰品等。
小河沿文化的石棚山墓地和小河沿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小河沿文化的鸟形壶、双颈连通壶、彩陶尊及其器座，为新石器时代的珍贵遗物。石棚山墓地彩陶钵的器形、花纹与河北省武安县赵窑遗址出土品类极其相似，可作为探索小河沿文化同河北地区仰韶文化关系的线索。小河沿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彩陶花纹、生活习俗和葬俗有相似之处，且都有原始文字符号。一些专家从小河沿文化某些因素与红山文化的渊源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某些器形从小河沿文化演变而来的种种迹象，而作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互有关系的结论。
上面所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即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21］
三、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形成中的作用与地位
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中华文化观三位一体，互相渗透与交融，不能分割，不能孤立，不能片面强调某一点。
（一）从历史地理环境看东北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研究东北民族文化，离不开地理环境。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文化格局。由于中华大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单元，这既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了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与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根据考察与资料的分析论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初步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区域（或称文化区系），这就是阴山山脉以北的北方文化区域（后来发展为草原游牧渔猎文化）、阴山山脉以南和秦岭山脉以北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秦岭山脉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域以及南岭山脉以南的亚热带块茎种植文化区域。作为包括“三河流域”、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燕山山脉和东北大平原的广袤地区，不仅是阴山山脉以北的北方文化区域的主体部分，而且以阴山山脉为接触地带，与阴山山脉以南、秦岭山脉以北的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形成密切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文化统一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作用，费孝通教授曾指出：“考古学者从三十年代起已陆续在长城外的内蒙古赤峰（昭乌达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这地区的先民已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近年又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坛和‘女神庙’，出土的玉器与殷商玉器同出一系。铜器的发现更使我们感到对东北地区早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且正是这个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22］
包括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内的区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虽然相隔而实际是相联的，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交互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而构成一个整体单位，也就是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事实表明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而多元文化发展为一元文化，诸地区、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承传，又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纵向联系。这种文化上的横向与纵向的交叉发展，正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历史轨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触文化（或称连续性文化），它是由内陆高原文化与东北草原文化、海岱文化交感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这种多元文化之交感激荡，多元文化之叠合——冲击、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
（二）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融合的核心——中原华夏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华大地的中心地带，必然与周围各种文化相互接触，相互激荡，相互吸收及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了中原华夏文化的发展，且使其在各文化区系中脱颖而出，最先具备文明条件，率先迈入文明大门。不同源的夏、商、周三代，使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们与渭水流域的人们统一为一个整体，其文化碰撞、交流、交往、交融、汇集、汇溶与融合，形成华夏文化的主体，为中华疆域内部诸多民族的联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奠定，起了重要作用。
多元文化统一体一经形成，便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汉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诸多民族的努力，构筑成以汉族为主体、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构成、连续性，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正如美国学者伯恩斯（Burns.Edward）所说：“当这个远东文化一旦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20世纪。”[23]
三代华夏文化形成后，伴随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诗经时代的出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大循环，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演变成诸子时代与楚辞时代。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各民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活动在东北西部地区的为东胡族，东胡系统诸族因最初有东胡族而自成一系。
秦汉文化的发展走向，是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整合过程，多元走向一元。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多属于游牧文化或狩猎文化。最早游牧区出现了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中原与匈奴的战争，又使一元化向多元发展，从而构成秦汉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鲜卑、北夫余、挹娄、北沃沮，以及黑龙江以北的“玄丘之民”、“赤胫之民”和库页岛一带的“玄股国”、“毛民国”及“劳民”，还有勘察加半岛上的“黑齿国”。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山河及原野，成为这些古代民族驰骋雄飞的场地，展开了这一时期祖国东北极边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东北西部的鲜卑族是东胡的一支。中部的北夫余、夫余和滨海地区的北沃沮属秽貊族一支。东部的挹娄是肃慎族的后裔。“玄丘民”、“赤胫民”或“玄股民”、“劳民”属通古斯族系，而“毛民”则属古亚洲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急遽融合时期，即民族的大移动和大融合的时期。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396年“地初拓中原，留心慰纳。”[24]鲜卑族相率离故土而南迁，走向与中原汉族相融合之路，随之在东北西北部地区的室韦族继之兴起；中部地区北夫余之裔北迁，称豆莫娄；东部地区挹娄在晋时又称肃慎，至北魏时转称勿吉；勿吉七部形成，并吸收了夫余和北沃沮而出现粟末靺鞨和号室靺鞨。挹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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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夫余阻隔不能自通中原，而晋时肃慎和北魏时期的勿吉却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东北各族出现了新的组合。在此以前的东北历史已发展到较高的社会阶段，即鲜卑已是大部落联盟，夫余进入奴隶社会阶段，即鲜卑入主中原而融于汉族，夫余失国，室韦、勿吉见于史传，室韦、肃慎、勿吉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氏族社会。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文化的对峙、碰撞与交流，文化在多元辩证中发展，继匈奴族之后，鲜卑、氐、羯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为多元文化走向一元——隋唐文化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约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自唐朝开始，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和黑龙江流域陆续设置了一系列行政机构。这一时期，东北西北部的室韦族，西部、西南部的奚（库莫奚）、契丹族，东部的靺鞨族，以粟末靺鞨为主建立起渤海国，东南为高句丽，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一带有黑水靺鞨的窟说部以及莫曳皆部。
唐代的文化， 在当时最具有中华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特点，也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结晶。唐代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一元化的统一，其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特征，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典范，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25]此时，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鲜卑族的作用最为突出。由东北森林、草原南迁到阴山之下的拓跋鲜卑及其建立的北魏王朝，在政治、文化、民族交融等各方面，对唐代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6］这里既指出李唐统治者有鲜卑族的血统，也确认了鲜卑及北方森林草原文化的影响。对此，费孝通更具体地指出：“经过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扩大了的中原地区重又在隋唐两代统一了起来。唐代的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之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十分之一。……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他的特色也许就是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27］这其中，鲜卑、靺鞨等东北地区各族的作用与地位是很重要的。
辽、宋、金、西夏、元是多元文化大发展时期，其发展的前提之一，便是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这期间，东北民族文化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辽、金、元三朝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发展起来而建立的政权。辽、金、元政权与北宋、南宋对峙，是唐朝之后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地区封建割据局面的继续。这种对峙长达300余年，直至元朝才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
契丹族统治阶级建立的辽朝（907——1125年）[28]和女真统治阶级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两朝均统治过当时北中国的广大地区，是在民族融合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时期。在长期征战和社会变动过程中，契丹族和女真族受到汉族文化深刻影响，大量汉族北迁到这些民族的原住地区，共同劳动，互相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12世纪末初蒙古孛儿只斤铁木真于1206年建国。12世纪末以呼伦贝尔草原和“三河”流域为摇篮的蒙古诸部统一，忽必烈继汗位后，定国号为大元。元朝（1271——1368年）统一了中国。此后即使王朝更迭，但在中国历史上已基本上不复出现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而一直存在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辽、金、元时期，我国历朝政府对东北政区持续行使有效管辖并不断加强。
明代是继辽、宋、金、西夏、元开放之后转为封闭的时代，当然已不可能是原来旧式的封闭。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读书札记《日知录》中指出当时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当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29]明代文化虽由多元走向一元，但融合各种文化开放的势头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其文化新质不断涌现。
清代，北方统一南方，东北少数民族再次统一中国，尽管它“没有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30]但这时期的文化仍遵循多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高涨。而到了清中叶之后，伴随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西方舶来文化进入中华大地，国内民族文化受到冲击，只是由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几个世纪的积淀，致使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减弱，封闭性逐渐加强，最后走上完全封闭性的道路，清王朝走向彻底覆亡。中国封建社会也走完了最后的道路，中华文化史由此而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各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东北地区民族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
我国东北民族创造的区域文化包括东北西北部的草原游牧文化，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狩猎文化，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和乌苏里江的水边渔猎文化和黄海、渤海的海洋文化，以及东北平原的农业文化，而以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为基本形态，尤其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草原文化一个突出特质是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恰恰与中原一带稳定的、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的对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蒙古族等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慷慨豪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因而当它一旦与中原接触就很容易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史。
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与满族之统一中国，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的最后完成，加速了中华经济文化从内陆封闭型向沿海开放型的转化。
关于东北诸族森林、草原文化对中原农业文化的影响作用，费孝通先生曾给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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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他在系统地总结、介绍了东北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的发展、迁徙等历史情形之后，便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31]上述规律也同样作用于汉族，即汉族也同样融合并充实了其他各少数民族，正是在各民族间的双向交流中，给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因素，再创造文化新质，如此的循环往复，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在各个时期不断展现出新的文化高涨与文化跃进。东北森林草原民族、渔猎民族、兼营渔猎、农业的民族不断地与高度发达的汉族农业文化相融合，既改造与促进了东北各民族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与质的飞跃，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因子，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彩多姿。[32]
四、东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意义
东北民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不容忽视。自远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东北地区，自古迄今生活着许许多多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结合、渔猎兼农业的民族，他们虽然族属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此，可以认定东北地区各族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原农业文化与东北森林狩猎文化、水边渔业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传统，保持了一种旺盛的活力，这是值得深思的文化历史现象。因此，所谓中华文化实际上应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总和，而东北各民族共创的区域文化的贡献则占据显著的位置。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文化可以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
东北古文化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或地方变种。东北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众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技医术专家、教育家等等，在他们的游牧、渔猎、农牧相兼等特定的生产、生活中，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在特定的生态的环境中，形成了东北民族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创造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字与文学艺术、科技与教育、哲学与史学、军事文化与体育文化。对这些创造性的民族文化进行综合的比较与分析，探讨其特点、形态、发展轨迹、成就，它们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在中华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地位等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
东北地区各民族在各种文化形态上的创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对象以及中华文化发生互动、双向以至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产生都起着推进作用。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给予北方民族文化以极大的影响，而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影响不断加深、加强。东北民族文化中经常闪现着汉文化的烙印，反过来北方民族文化又给汉文化以影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东北民族的哲学思想是中华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伦理、习俗、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等等，均是中华伦理史、习俗史、文学艺术史、军事史、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创造的各类文化均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这些文化或文化史的特点、成就，与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途径、方式种种问题，是东北民族文化史，也是中华文化史研究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课题。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复杂历程，经历长期的自在的民族实体阶段，已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2］与之相对应，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辨证发展的历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的世代的无穷的连续系列中形成的，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一元中包含着多元），从一元又走向多元的对立统一过程，最终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据此，古代东北民族可以从地域上、人种上、语言上给予界定，有其独特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从而体现了作为文化区系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现实中，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塑造新文化的历史实践，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反思。它有利于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民族的和睦团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最根本的条件。考察东北地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东北地区民族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判断与分析，揭示东北民族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与中原农业文化碰撞接触、交流融合的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文化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与传统特征，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在于塑造新的文化，在于指向未来，在于反省文化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以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独立性，同时吸纳世界文化的合理内核，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对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与形态描述，主要的在于进行文化哲学的评价，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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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２期。
［2］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研究》1992年第１期。
［4］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研究》，载《古脊锥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2期。
［5］吕遵谔：《金牛山猿人化石发现及其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博物馆：《庙后山》，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
［7］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载《古脊锥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8］[18][25][32]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00-101、9页。
[9]《苏秉琦教授谈查海遗址》，载《阜新辽金史研究》，新天出版社1992年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5年第10期。
［11］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2］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新乐遗址第三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沈阳新乐遗址抢救清理发掘简报》，载《考古》1990年第11期。
［13］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沿岸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10期；《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4年第2期。
[14]许玉林：《后洼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载《中国考古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90年。
［15］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2年第2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4年第1期。
［17］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亚考古学会1935年；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19］安特生：《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北平地质调查所1933年印本；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20］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载《文物》1977年第12期。
［21］［22］［27］[30]［3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23]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1卷，第173页。
[24]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
[26]陈寅恪 ：《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
[28]辽建国为907年，国号契丹，无年号，直到916年始建年号，938年（另说为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国号契丹，1066年道宗时再次称辽。
[29]顾炎武：《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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