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内陆亚洲的民族志书写：百年积淀下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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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内陆亚洲的民族志书写：百年积淀下的新契机

一、重新发现内陆亚洲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将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看成是世界陆上霸权的中心地带，他在1904年的著名文章中指出，“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2]并由此将这块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凸显出来。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导引之下，西方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并随之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地缘政治走向。
麦金德笔下的那片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其范围大致上就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简称“内亚”。对于其具体的范围，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 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曾从地理学的视角对这一地区作了界定，认为它是指亚洲内陆地区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抵青藏 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东临大兴安岭。而如果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加以界定的话，其范围就更为多样了。但总的来说，内陆亚洲大致上包括今阿富汗、中国 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现在的中亚五国。[3]而近代以来对于内亚的相关叙述也基本围绕这些地域展开。
总 体而言，作为一个带有深厚地缘与文化色彩的区域概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时间里，对这一地区的研究经历了从基于地缘政治与知识霸权的研究到新的区域研究的转 变过程。随着二战以来区域研究的兴起，原有东方学范式内的内亚研究逐渐开始走向跨学科的、具有自身反思性的内亚研究。而百年来内亚地区各国在经济政治方面 的变迁与转型，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与思考这一地区的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深度与经验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发现内陆亚洲”的时候。
二、近代对于内亚的游历式记述：现代民族志的雏形与先声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力量在军事、政治和知识权力上的介入，一批西方探险家开始对内亚地区进行政治、军事和社会等全方面的考察，以他们的语言和规范生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知识产品，其中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如[丹麦]亨宁•哈士纶的《蒙古的人和神》、[英]奥 里尔•斯坦因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等。他们的相关研究与叙述，不仅调查和发掘了不少新材料，大大提升了知识上的增量，更为重要的是，还传入了新的观念 与方法。“观念方面，最主要的是中国中心观的打破和夷夏之辩的摒弃。至于新方法，不妨借用陈寅恪的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 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简言之便是比较和联系”。[4]可以说，近代西方对于内亚地区的介入与叙述，一方面体现了西方社会当时的世界知识需求，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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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背景使然。
在19世纪后期，随着英、俄势力在内亚地区的扩张，双方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相互竞逐的局面，俄国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控制了如今的整个中亚地区，这种地缘优势被后来的苏联所继承，从此，内陆亚洲逐渐成为以俄国/苏联为主导的地区，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英、俄势力对峙的时代，两国的内亚探险与考察活动也此起彼伏，如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等人分别对中国西藏与新疆等地进行多次探险考察活动，而以俄国为例，从1856年至1915年,俄国探险队主要共进行了13次 内陆亚洲探险活动。而返观当时中国人对内亚地区的叙述，不仅数量甚少，而且主要偏于游历式、随感式的文字叙述，缺乏对于这一地区的深入观察与分析，也缺少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进行的细致考察，无法确立起中国学界的知识特色与知识容量，而这种情况，跟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是息息相关的。
在这过程中，斯文·赫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他既代表着西方近代对内亚考察与叙述活动的终结，也见证了中国人自身对内亚研究的新征程。
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亚洲探险生涯人所皆知，但他最初进入亚洲的契机，却较为戏剧性。年幼的斯文·赫定一度想去北极探险，但在1885年，由于一个去里海沿岸巴库（Baku）担任教师的机会，使他觉得“现在既有机会到亚洲游历，也是不可轻易错过的。我便受了命运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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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亚洲。因此我幼年往北极探险的幻想渐渐地消灭，一生的光阴都消磨在世界最大的陆地上了。”[5]1927年4月20日， 斯文·赫定与设在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达成协议，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中外学术界进行平等合作的协议。协议第一条即规定了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任务是 “为考查西北科学事务”，第九条则说明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查”范围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地磁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 1927—193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陆亚洲（主要是中国西北）进行了成果丰硕的科学考察。1933-1935年斯文·赫定率领由中国政府资助的绥新公路查勘队进行汽车探险，成为他内陆亚洲探险活动的最后篇章。
在1933年 为自己《我的探险生涯》孙仲宽译本专门写的序当中，这样提到了自己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一种对待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平等态度：“我们在一起工作如手足一样， 没有丝毫的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种族，唯一的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在这点，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伤害中国国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 难的事，在我们中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如果那些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适度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 中国主任，任由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就我所涉及的事情来说，我将永不会忘记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我能有这种机遇去与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 和北平工作。我抱着同情及感谢终身愿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6]如果我们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斯文·赫定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学术探险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志的雏形与先声。
总的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Ethnography） 是一种以具体田野工作的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对于对象文化与社会的描述，并以此对所这一对象文化与社会作出相应的理论性和结构性解释。作为一种 方法，它是人类学非常重要的叙述和表达手段。“民族志学者意识到理解认识论原理对于选择方法的重要性。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模式是建立在现象学导向的范式（paradigm）基础之上的。这一范式因承认多重现实而包括多元文化观点。人们依据他们的个体理解而行动，这些行动带来真实后果，因而每个个体看到的主观事实并不比客观上限定和测量的事实要虚假”。[7]正是由于现代民族志能够更好地把握对象社会的细节，并从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与分析中得出某种全局性的认识，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上，它为各个学科所借鉴，并在广度上加以拓展，成为对社会与文化加以研究的有力工具。
返 观近代中国人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和相关内亚区域所书写的既有游历或描述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部分作者确实是站在被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边疆社会与边疆 文化的，但更多地是以一种游历、点评式的居高临下姿态进行的描述，而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对边疆社会与边疆文化的认识就显然是一种从中心对边缘的叙述，因 为“民族志学者的工作不单单是从主位的或局内人的视角收集信息，还要从客位的或外界的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来解释这些资料”。[8]从 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近代的相关描述具有相当大的信息含量，可以有助于我们重新通过阅读来型构过去内亚社会与边疆文化的图景，但在有意识地对内亚社会与文化 进行“渗入式”观察与访谈方面，却还需要相当的理论自觉。而与对内亚地区的传统历史文献发掘与梳理工作不同的是，现代民族志所强调的是从细节角度出发对整 个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总体把握，我们注意到，“民族志学者在研究中采取一种整体论的视角以描绘社会群体全面而广阔的图景。民族志学者试着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一 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群体。这种描述也许包括这个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以及环境。没有哪项研究能完整地捕获一种文化或一个群体。整体论的定位促使田野 作业者的观察要超越一个暂时的文化图景或文化事件，无论它是发生在教室、医院病房、城市街道，或是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的豪华办公室中。每幅图景都存在着 多层次且互相关联的关系”。[9]正 是这种民族志的有效性与特殊性，使得研究者能够不受自身所处位置的局限，都能对曾经亲自调查过的内亚社会与文化在历史梳理之外作出更具理论性的解读与阐 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内亚社会研究积累上的知识增量；而就其与学科构建的关系而言，则是在学科型构方面所拓展出的新的知识空间。
三、现代视野与内亚民族志书写新契机
在 中国古代，历史叙述向来以王朝为叙述对象，对于具体的制度特征及内部意识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基本上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下处 理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关系的。直到盛清时期，清廷在国际秩序方面一直抱持着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在这种理念之下，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多都是建立在“同 心圆”的朝贡体系理想化图景之上的，历史上的中原政权对于以草原游牧地带为主要区域的内亚的认识往往并不明晰，在对这些地区执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经常会依 照当地的惯例进行，而不是将之强加入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图景当中。[10]
鸦 片战争之后，经受内外压力，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面对西方观念冲击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诸多意识观念，在一般意义上 接纳了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向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纳入当时西方殖民力量话语所编织的国际等级网络当中。在这过程当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学界还 是接纳了西方所确立起来的学科范式与知识分类体系，以及对于世界地理区域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积累自身的学术资源。
随 着一战，尤其是二战的爆发与结束，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以西欧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而伴随着亚非拉地区非殖 民化运动的推进，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契机，摆脱了列强的直接束缚而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中国国际秩序观。而随着近代化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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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潮流的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获得了之前所不具备的国家治理技术与手段，对于国家各 个领域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将民族国家机体的巩固能力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也概莫能外。
在 这个转变过程中，内亚地区也逐渐被民族国家的边界所划分，其中的各块区域也被纳入到各个民族国家的内部治理秩序当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该地区各国以及具 有全球视野、地区利益的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对于内亚地区各具特色的知识叙述与分析框架。而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空前提升，以内亚为主要 区域的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地区性被主流话语冲击和垄断，使国家中央政权在处理周边事务的过程中面临一个“知识失语”的困境，也就是 说，我们在处理国家相关事务的过程中，面对周边国家对靠近我国西部边疆的邻接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详细与清晰把握，我们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相关知识的了解与 掌握处于弱势，在构筑本国视角下的内亚社会与文化分析方面还有待提升。有鉴于此，如何在自身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国家对于边疆地区认识的知识 增量，进而对作为更大地域范围的内亚本身的地方特征及其在周边各国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有更为清晰的把握与认识，就成为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本身加以重新认识 与思考的一个重要渠道。
此 外，正如余太山先生所指出的，目前中国的内亚研究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有些基础较好的学科研究范围还局限于境内，缺乏跨境的调查和研究”，“我们期待 在新世纪里，培养出一批既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熟悉历史文献，最好还能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并将语言学、语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成果进 行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11]因此，借助人类学的民族志工具，在传统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之外开掘出新的解释领域，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自身的内亚民族志作品与分析范式，就成为一种内在的需求。
四、内亚民族志书写的路径与可能
全 球化的推进深刻影响着国际学术的发展。借助着经济实力与创新驱动力方面的优势，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话语成为社科学界占据垄断性的话语方式。表现在对内亚社 会的研究方面，欧美话语的影响与视角还占据相当的地位，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往往处在低度的跟随与模仿阶段，而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我们对于内亚的 相关研究在知识增量与自身范式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
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面，我们没有自己的内陆亚洲人类学故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9世纪末、20世 纪初俄国在内陆亚洲的优势局面以及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局面，使中国学界领军人物当时所继承的人类学民族志英国传统无法彰显，也就无法对内亚地区丰富的社会 与文化加以细描，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框架与解释体系。其次，当时中原的方志式写作模式，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从政治、山川、地貌、风土、 人情等方面加以拆分叙述，对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形成了某种排斥。第三，当时的内陆亚洲正处在英、俄两个帝国强权的相互竞争当中，两大力量彼此竞争的同时， 又排斥了周边其他国家对这一地区的考察与叙述互动，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对内亚地区的知识建构与阐释，而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救亡与 振兴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这种种原因，压制了我们自己讲述内陆亚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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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与可能性。
随着20世纪90年 代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最终瓦解，内陆亚洲地区不再主要受单一力量的支配，而重新成为大国力量竞逐的地区。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全球化成为社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内亚地区之间摆脱了冷战时期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提防与边境闭锁态势，这一地区的人员、物资等跨国交流更为频繁，从而使内亚重新纳入到全球化 的世界经济网络之中，进而又深刻影响了当地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各民族国家内亚社会特色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有介于此，就使得对这一地区的 社会与文化重新加以书写成为可能。此外，中国自身国力的提升，有力地提升了国内民众和学界对于周边知识与域外知识的需求，进而让我们逐渐反思近代以来西方 对于内亚叙述与书写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以作出新的尝试。此外，随着发端于二战后期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逐渐摆脱冷战政治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在学理和跨学科层面上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欧亚研究（Eurasia Studies） 重要部分的内亚研究也获得了跨学科区域研究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内亚民族志能够在相关学术基础准备充分的条件下作出新的叙述，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 的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是以“中国方法”（跨界民族视角，区别于百年前欧美学者的完全海外研究）所进行的海外民族志与跨界民族志的一种可能路径。
当 然，为了获得真正具有原始价值和生命力的内亚社会与文化的相关信息，光靠浮光掠影的描述是绝然不够的，而应该在与这些内亚社会民众接触、共处的过程中，去 理解这些社会与文化的内在逻辑，并用我们自己通过细致的观察与分析所归纳出的术语来加以民族志的描述，才能逐步确立起中国自身对于这一地区的知识框架与知 识增量，进而真正从根本上认识这一地区的历史与社会，并找到中国西部边疆问题的某些解决之道。当然，在这种长期持久的书写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描述的原则有 所体认。“民族志伦理的首要准则是，民族志学者不能伤害他所研究的人或团体。在文化的荒野中寻找一条符合逻辑的道路，民族志学者要小心，不能伤害当地人的 情感或亵渎他们的神圣文化。这种对社会环境的尊重，不仅确保了研究对象的权利和资料的完整性，而且保证了人们与研究者之间持久而有活力的关系。职业的作风 和精细的步骤体现出民族志学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尊重、赞赏和正确评价”。[12]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内亚民族志的书写过程中，真正找到内亚社会的内在运行与发展逻辑，进而真正理解这一地区及其社会、文化本身，从而在与周边国家构筑“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真正前行，实现各国、各文明与各文化的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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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内陆亚洲边疆史、跨界民族问题以及海外民族志（侧重内陆亚洲地区），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等。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2]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0页。

[3] 具体可参见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4] 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绪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5] [瑞典]斯文·赫定著，孙仲宽译，杨镰整理：《我的探险生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6] 这是斯文·赫定专门为孙仲宽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的部分，表露了斯文·赫定本人不同于以往西方探险家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趾高气昂的“俯视”态度，而转而形成跟中国文明的“平视”和“互视”态度。该文引自[瑞典]斯文·赫定著，孙仲宽译，杨镰整理：《我的探险生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斯文·赫定自序，第3页。

[7]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8]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9]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10]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约瑟夫·F·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与中亚》，载[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239页。

[11] 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6、397页。

[12] [美]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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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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