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满蒙联姻与清代边疆 ——满蒙联姻研究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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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满蒙联姻与清代边疆 ——满蒙联姻研究综述[1]

在世界史上，十六世纪是一个混乱的世纪，经过这一时期后，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建立了很多新兴的国家或政权，中国的清朝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一些共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和宗教的问题，即以何种政治策略把所有民族都统合到“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来。
满洲偏居一隅，它之所以最后能够入主中原，并使北部边疆得以稳定，主要得益于和蒙古的结盟关系，而这种结盟关系主要是通过贵族之间联姻的方式稳固化的。所以，满蒙联姻作为清代边疆史、民族史中的重要问题而被很多学者关注，相关论著很多。笔者拟对这些论著进行综述，本文分为与满蒙联姻研究有关的档案介绍、满蒙联姻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满蒙联姻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满蒙联姻研究未来展望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与满蒙联姻研究有关的档案介绍
历史研究的基础就在于查找史料。按照乌云毕力格的分法，史料可分为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2]清代档案属于遗留性史料，《清实录》等则属于记述性史料。遗留性史料的可靠性要比记述性史料高。研究清代的满蒙联姻，首先就是从档案入手，查找史料。目前与满蒙联姻的内容有关的档案，主要有《玉牒》、《星源集庆》、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理藩院档案，以及一些地方档案馆所藏的地方档案等。
（一）《玉牒》（含《星源集庆》）：《玉牒》是皇家族谱，中国历代王朝，均曾修《玉牒》，但除清代而外，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之族谱，每届十年纂修一次，首先由宗人府奏请设立“玉牒馆”，以集中人力，纂修《玉牒》。《玉牒》分为三种：
第一种为帝系《玉牒》，即将皇帝直系单独编纂成册，称为《星源集庆》。这是在嘉庆朝时，因宗室人口过多，为彰显皇帝直系，嘉庆帝令在玉牒之外另编一册皇帝直系的谱牒，命名为“星源集庆”。星源，指古天潢星，亦称天池，喻帝王贵胄导源于此，永垂万世。[3]《星源集庆》只收录皇帝本人及皇子。每朝皇帝名下列其诸皇子名字、行次、爵号，以嗣位皇子居中。[4]
第二种为宗室《玉牒》，清代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以腰束黄带子为标志，俗称黄带子。其玉牒即为宗室玉牒，以黄绫封面，亦称“黄档”。宗室《玉牒》亦分三种，即列祖子孙竖格、列祖子孙横格、列祖女孙竖格。宗室横格《玉牒》反映的是皇室家族的辈分，但宗室女孙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竖格《玉牒》之中。竖格《玉牒》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谱序，即《玉牒》的编辑说明，第二部分为正文，详细记载了宗室列祖子孙、女孙的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封爵等内容。女孙还要记载婚配年月、婿卒年月、婿之官职、品级等。
第三种为觉罗《玉牒》，清初定，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为觉罗。以腰束红带子为标志，俗称红带子。其《玉牒》亦单独成为一个系统，称为觉罗《玉牒》。因是红绫封面，亦称“红档”。觉罗《玉牒》亦分为三种：子孙竖格、子孙横格、女孙竖格。其书写的格式等与宗室《玉牒》相同。[5]
有清一代，共纂修过27次《玉牒》，若加上1921年溥仪“小朝廷”组织的最后一次补修《玉牒》，则为28次。[6]至光绪末年，清《玉牒》已编纂七大册，1100多本。其中甲、乙、丙、丁四册为宗室《玉牒》，戊、己、庚三册为觉罗《玉牒》。[7]《玉牒》修成后，“皇史宬尊藏大档正本一分，盛京尊藏大档正本一分，大内尊藏十五格小档正本一分、十二格小档正本一分、小女直正本一分，宗人府黄档房尊藏大小档副本各一分，以备十年之内遇有宗室、觉罗红白事件随时查核。”[8]皇史宬所藏《玉牒》即为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玉牒》，盛京所藏《玉牒》则在今天的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这是研究满蒙联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为直接的史料。
（二）内务府、宗人府档案
清代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为皇帝家族服务的机构，独立于政府的行政系统之外。内务府沿袭明代制度而来。顺治十八年，裁十三衙门，设总管内务府衙门，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直属于皇帝。管理宫廷之仓储、财务、典礼、食用、工程、警卫、刑罚等。衙门设有内务府堂办理事务，其下辖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和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分管具体事务，各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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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又有数十个办事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内务府档案约有220余万件，单士元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将内务府档进行了分类，大体有：
1.上谕档类：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凡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奉事官员、宫殿监督领侍传宣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等承接，坐办堂郎中逐一查明，交各司院抄出。内务府所存的上谕档，为抄录的副本。
2.题本：内务府题本在顺治时有朱批者，每月缴进，康熙朝改为汇总上缴，旧存广储司。题本内容以钱粮经费的统计薄为大宗，在乾隆时改名为奏销档。
3.绿头牌档：用以上报紧急事件，旧时是书于木片上，清代进关后已不贫纸，有时仍书旧名曰“绿头牌档”。
4.红本档：为抄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5.白本档：为抄录无朱批档簿。
6.奏折：内务府所上之奏折下发后即存内务府堂备查。
7.奏稿、奏案、奏底：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8.行稿：经过内务府堂官画有发出致其它机关之公文。一般经大臣阅后写一“行”字，即可发出，因称之为“行稿”。
9.黄册：为题本之附件，均为奏销银和物之事，以其档薄用黄色绫为封面，因名“黄册”。
10.日行公事筒档：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务汇总，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汇集装袋之事由最低级的名为“供事”的书吏任之。装后在袋上标写“某老爷事筒”，二人合办者，则在袋上写明二人姓名。事筒袋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之材料。此外，还有以事为单位的事筒档，属于人事升迁事，则名曰“缙绅事筒”。
11.堂谕：为内务府大臣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下属人员称为“堂谕”。
12.织造缴回案卷：宫廷交下“三织造”纺织事，一般由内务府下达。织造官属内务府包衣旗籍，虽可对皇帝径上奏折，但以隶属关系内务府实为其长。内务府所交织造事件皆属事务性之公文。织造官向皇帝进密折则直达御前，非内务府大臣所能知矣。
13.呈稿：内务府所属“七司三院”及各处所有奏销钱粮经费等事，在奏报之先须经内务府堂审查存案，再由各报销机关正式办理文书。
14.咨文：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当日中央各部院及八旗衙门与内务府往来事件皆用咨文。此类档案有的还具册簿附件之类。
15.谱牒：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
16.造办处档：记有清一代宫中珍奇巧器的档案。
17.膳单档：是皇太后、皇帝每日早晚吃饭的饭菜单。[9]
吴元丰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的过程中，也介绍了内务府满文档案，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来往文书，第二类为编年体汇抄的档薄，第三类为日行公事的档案，具体类别不超出上述单士元介绍的范围。[10]
与满蒙联姻内容相关的还有宗人府档案。顺治九年（1652）设宗人府，置宗令、宗人等官员。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正牒，办昭穆序爵禄，均其惠养而布之教令。凡亲疏之属胥受治焉。”[11]宗人府设有经历司、左司、右司、银库、黄档库、俸档处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宗人府档案40余万件。类别有奏销档、来文、上传档、红本档、玉牒、星源集庆、户口册等。宗人府堂来文档记载了很多嫁娶事宜，玉牒与星源集庆上文已有介绍，其余各类档案功能大体与内务府档案相类。现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数量和文种都很少，主要有玉牒、黄册、说堂稿三种。说堂稿是内务府所属各司呈堂审批办理之文稿，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内容多为宗人府的例行公事。此外，宗人府满文档案中还有一些俸饷册、宗室子女清册、行文档、来文档、奏事档等簿册。[12]
除了以上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军机处、理藩部等档案，很多档案都与满蒙联姻有关，其档案类别以上述相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在进行馆藏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其中，《清宫热河档案》收录了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宣统三年（1911）的3616件档案，有很多档案记载了额驸、公主等觐见、随围等事宜。
（二）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
地方档案馆所藏与满蒙联姻有关的档案也比较丰富。如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有《喀喇沁左旗扎萨克衙门档》；辽宁省档案馆藏有盛京内务府档案、《黑图档》[13]等；内蒙古图书馆藏有《科左后旗调查报告书》（宣统二年）、《科尔沁左翼中达尔汉亲王旗调查书》（宣统二年）、《科尔沁左翼前宾图郡王旗调查书》（宣统二年）；内蒙古科左中旗档案馆藏有《科左中旗清代档案》；内蒙古科左后旗档案馆藏有《科左后旗清代档案》；内蒙古赤峰市档案馆藏有《翁牛特右旗扎萨克衙门档》。
另外，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县君格格下嫁新档》（内务府流落档案）、《掌仪司郡主格格成婚册》（内务府流落档案）、和勤亲王女下嫁档（内务府流落档案）、太祖高皇帝位下和硕睿忠亲王家谱（实为《玉牒》）、太宗文皇帝位下和硕肃武亲王之女孙（直格，亦属《玉牒》）等。[14]
二、满蒙联姻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在大陆史学界，清代的满蒙联姻因涉及到近代的边疆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很少有学者研究。事实上，与满蒙联姻有关的和亲研究更容易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王桐龄就对汉唐的和亲政策有过具体研究。[15]新中国成立后，探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目的及性质成为史学研究中比较活跃的课题。在内蒙古史学界，关于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问题[16]以及昭君出塞的性质问题[17]展开了长达几年的大讨论，1963年2月12日，《内蒙古日报》的编辑还就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关于王昭君问题和西汉与匈奴战争问题的讨论小结》。文革时，这个课题研究被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关于这个问题重又升温。20世纪80年代初，任崇岳、刘光胜对汉代的和亲政策进行了探讨[18]，刘美菘对唐与回纥的和亲进行了研究[19]。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作为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重要朝代——清代的满蒙联姻研究呼之欲出。1981年，宝日吉根发表了《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20]，金启孮发表了《海蚌公主考》[21]。1983年，华立发表了《清代的满蒙联姻》[22]一文，该文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有清一代的满蒙联姻政策进行研究，在很多问题上都很有创见，影响深远。此后，赵云田发表了《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23]，张占生发表了《清代满蒙和亲浅析》[24]，王学愚发表了《娥眉遗嫁为靖边——旧呼和浩特公主府公主的考证谈到清对蒙古的和亲政策》[25]，金元山、戴鸿义发表了《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26]，秦永洲发表了《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之比较》[27]，王冬芳发表了《联姻政策在女真统一中的作用》[28]，玛·乌尼乌兰发表了《论清朝对阿拉善蒙古的和亲政策》[29]，等等。专著涉及到满蒙联姻的有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30]等。
20世纪80年代清代的满蒙联姻研究，从多角度对清代满蒙联姻政策进行了探讨，以对联姻政策的宏大叙事居多。这一时期的研究搭起了清代满蒙联姻研究的框架，很多研究成果都有开创之功，但是在资料利用上，很少用到《玉牒》等档案。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满蒙联姻的研究更加深入，参与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杜家骥发表了《清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31]，岑大利发表了《努尔哈赤家族与女真各部及漠南蒙古的联姻》[32]，王冬芳发表了《后金联姻政策在收服蒙古各部中的作用》[33]，刘潞发表了《对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34]和《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35]，李淑华发表了《呼和浩特公主府公主其人》[36]，任嘉禾发表了《“满蒙联姻”的颂歌——<五色蝴蝶赋>辨析》[37]，李淑霞发表了《清代公主下嫁赤峰及其它》[38]，王静芳发表了《清代满蒙联姻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39]等文章。专著则有袁森坡的《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的《缔结姻盟》一章[40]，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的《满蒙联姻》一节[41]，张杰《满蒙联姻——清代宫廷婚俗》（清代社会文化丛书·风俗卷）[42]，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中的《一代国策：与蒙古的政治联姻》一章[43]，等等。
这一时期满蒙联姻研究的特点是不但有总论式综合研究，也有个案式的细节研究，而且这些细节研究多得益于对《玉牒》等档案文献的利用。如刘潞在《清太祖太宗时满蒙婚姻考》中，就一一探讨了清太祖太宗时期蒙古16部与后金皇室137人次的满蒙联姻关系。作者利用的正是《玉牒》、《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清实录》、《清史稿》、《钦定蒙古王公表传》等基本资料。
进入21世纪后，在上述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清代满蒙联姻研究有了极大的进展，其代表作就是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44]，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最全面的论著。作者于1983年开始关注这一课题，1996年主持了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清皇族与蒙古联姻及其对边疆治理作用研究》，2003年出版专著。这是作者积20年之功而成的煌煌几十万言的著作。该书近65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以时间顺序，把蒙古各部与清廷的联姻史事逐一考订；中编主要对满蒙联姻诸制度进行了详细研究，包括指婚制，婚礼、陪嫁、额驸及其后代封号、生活配给、省亲、丧葬等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并对满蒙联姻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下编对满蒙联姻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分为满蒙联姻与满蒙关系、与清王朝统治、对蒙古文明之影响、与满蒙汉民族血分融合，以及满蒙联姻中的婚姻习俗及近亲结婚分析等专题进行研讨，最后对满蒙联姻制度作了总体评价。该书在前人研究以及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层层进展，步步深入，对清代满蒙联姻制度作了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性的研究。
此外，檀平川发表了《清早期王府实例——和硕恪靖公主府》[45]，李铁发表了《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及满族婚俗新变化》[46]，张凯旋发表了《试论木兰围场的设立对清朝满蒙联姻地域分布的影响》[47]，金眉发表了《唐、清两代关于异族通婚的法律比较》[48]，赵之恒发表了《满蒙联姻》[49]，钱占元发表了《清代“满蒙联姻”》[50]，牛海桢发表了《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51]，刘玉萍发表了《浅析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和作用》[52]，陈京发表了《试论清朝满蒙联姻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李国亮发表了《清初满蒙联姻缘起小议》[53]，靳煜发表了《入关前满洲和蒙古科尔沁的关系与联姻》[54]，等等。
这一时期的满蒙联姻研究的特点是以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为代表，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广泛利用了满蒙联姻研究中所应利用的档案、文献。但此后发表的著作，除了几篇文章具有一定的见解外，重复性的研究不少，笔者发现，很多文章连基本的档案都没有查阅，很多论述都已是前人论述过的，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现象。
以上是大陆史学界的情况，在台湾史学界，专门关注满蒙联姻问题的学者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在论述清朝治蒙政策时对满蒙联姻政策有所论述。以笔者所查文献来看，计有（含大陆学者在台湾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何耀彰的《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55]，王明荪的《清代北疆政策之基本原则及其在历史上之渊源关系》[56]，周昆田的《清代的边疆政策》[57]，定宜庄的《民族融合：清朝的理藩政策》[58]，何毓秀的《清末荣寿、荣安两公主》[59]，庄吉发的《清太祖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过程及其意义》[60]，杜家骥的《清朝皇族与科尔沁蒙古的联姻》[61]，等等。
日本史学界研究满蒙联姻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松村润的《清太宗的后妃》[62]，楠木贤道的《清初入关前的汗皇帝与科尔沁部首长层的婚姻关系》[63]，杉山清彦的《清初正蓝旗考——由姻亲关系所见旗王权力之基础构造》[64]，等等。
以上大体考察了满蒙联姻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学者们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对清代的满蒙联姻制度进行了研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多角度地探讨，更能够接近历史事实。由上可以看出，满蒙联姻研究是随着档案的整理与发现而不断深入的，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三、满蒙联姻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
1.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
关于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研究的学者比较多。华立认为，努尔哈赤时代（包括建元天命以前）为发生阶段，这一阶段通婚活动首先在蒙古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中进行。此后，努尔哈赤把嫁女的重点放在八旗组织内的蒙古成员上。皇太极至福临初为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联姻人数迅速增长，不但大力巩固和发展与科尔沁部的通婚友好关系，而且为笼络不断前来归附的广大漠南蒙古各部，及时地与他们建立起通婚关系，甚至用联姻方式来怀柔从前的对手，把固伦公主许配给察哈尔部额哲为妻。康熙至乾隆是趋于完善阶段，这一时期满蒙联姻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都与清朝统治集团建立和不同程度的姻亲关系，而且围绕通婚形成了一套旨在维护两族上层特殊亲戚关系的规定，显示出制度化的趋向。嘉庆以后至清末属因循保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清朝进入相对安定时期，中央集权高度加强，武备需要相对减少，各部蒙古与中央政权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满蒙联姻没有更多的发展，只是沿袭成例将它保持下去。[65]此后，亦有很多研究和华立文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并无新意。[66]杜家骥经过综合研究，认为满蒙联姻有阶段性变化，因此按照时间顺序，他把满蒙联姻分成入关前、顺治朝、康熙以后联姻蒙古的几个重要变化、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末以大量遣嫁皇家女为特征的满蒙联姻的高峰期、嘉庆以后至清末以满蒙王公自行通婚为主的联姻期。其中，入关前清汗（皇）家与蒙古的联姻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努尔哈赤时期，这一阶段从万历四十年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嫁女与努尔哈赤，到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去世，联姻的蒙古只有科尔沁部及旧喀尔喀五部中的扎鲁特、巴岳特等部。阶段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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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主要由蒙古将女子出嫁努尔哈赤汗家，共14人次，而努尔哈赤汗家出嫁蒙古仅2人。第二阶段是从皇太极继位至击溃察哈尔部（天命十一年八月至天聪九年）。这一阶段，由于皇太极对蒙策略重点在招徕、笼络各蒙古部落，同时还要巩固发展与旧盟友科尔沁部的关系，因而汗家之女出嫁蒙古的人数比以前显著增多，对于投附后金的诸蒙古部落来说，则需要以嫁女来巩固与后金的关系。第三阶段是崇德元年至入关前夕。这时期的特点是娶蒙古之女多于出嫁给蒙古的汗家女，为17：10。入关前这三个阶段总体的特点是越早归附满族政权的蒙古部落，满族汗也越重视与这些部落的联姻；始终是互相嫁娶，满族汗家娶蒙古之女的人数多于出嫁给蒙古的宗女人数，为57：26；入关前，是满族皇家所联姻的漠南蒙古部落范围最广的时期，为15部。顺治朝时，清帝与蒙古部落的通婚，已带有恩赐的性质，出嫁皇家女已被称为下嫁，领主们出嫁蒙古女子与皇家，已取决于清皇家是否纳娶。这一时期清皇家与蒙古通婚共45次，所联姻的部落缩小到11个。
2. 与满蒙联姻相关的制度研究
与满蒙联姻相关的制度研究主要有备指额驸制度、俸禄俸缎制度、入京朝觐制度、赐恤致祭制度、回京省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清代的法律文书中都有规定，一般学者也都根据这些规定进行了介绍，并无分歧。只有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及其原因曾有过探讨，介绍如下：赵云田曾就备指额驸制度专文进行探讨，他详细查阅了乾隆、道光、光绪朝《理藩院则例》，嘉庆、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的《清会典》，经过比较，他得出了道光初年备指额驸制度才产生的结论。并认为备指额驸制度是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关系日益松懈的产物。他认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在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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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已建立比较稳固的统治，蒙古王公的作用日渐降低，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感情也日渐疏远，故而联姻范围缩小，只选定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等七部十三旗为备指额驸的范围，比之过去的情况，无疑是倒退。[67]杜家骥根据档案等考察后认为：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缘于嘉庆前期以后满蒙联姻中出现的新问题——漠南蒙古与清廷联姻部落已显著减少，因而清帝为了维持与蒙古不断联姻的祖制，保持与漠南蒙古联姻部落的广泛性和持续性，而对漠南蒙古方面制定一种指令性措施，这就是“备指额驸制度”及其由来。他认为，备指额驸明确规定为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为的是使已中断多年的部落重建通婚关系。所以，这一时期，保持联姻的，仍主要是此前有旧姻关系的蒙古部旗（包括漠南蒙古以外的漠北、西套蒙古有旧姻关系之部旗），相反，非指婚的满蒙王公之间的自行结亲，在这一时期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备指额驸”制度形成的时间，大概是嘉庆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68]
3. 满蒙联姻具体事例研究
关于满蒙联姻的具体事例，研究最多的当属和硕恪靖公主及公主府。和硕恪靖公主是康熙皇帝的第六女，后被指婚，选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为额驸。赐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建府。如上文所述，金启孮、王学愚、李淑华、檀平川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檀平川文是从古建筑的角度研究和硕恪靖公主府（位于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罕路公主府街11号）的专题论文。该文从历史沿革、平面布局、建筑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公主府是内蒙古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清早期王府建筑群组，其门、屋重数，门、殿、房间数，屋顶瓦件，油漆彩画颜色和样式、压脊和门钉数量，甬台路基，各建筑的基座高度等均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对于研究清代早期王府建筑规制具有很重要的实物考证价值”[69]。
杜家骥在《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中把与清皇室有联姻关系的蒙古各部，以部落为单位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根据档案等文献，把每次联姻的情况以表的形式体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
任嘉禾在《“满蒙联姻”的颂歌——<五色蝴蝶赋>辨析》一文中, 探讨了纳兰性德的《五色蝴蝶赋》，此赋反映了清代文人对满蒙联姻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的态度，任嘉禾对《五色蝴蝶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认为“满蒙联姻是清初各位英主巩固国基、凝聚各民族的重要政策。”
另外，玛·乌尼乌兰在《论清朝对阿拉善蒙古的和亲政策》中，探讨了清朝与阿拉善蒙古的联姻，李淑霞在《清代公主下嫁赤峰及其它》中研究了八位公主下嫁赤峰的情况。
4.满蒙联姻的意义
关于满蒙联姻的意义是多数学者所关注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满蒙联姻的重点并不在于联姻这一事件本身，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建立和巩固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的政治联盟上，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而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政策无疑是成功的，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2）满蒙联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并对蒙古婚丧嫁娶习俗都产生了影响。
（3）满蒙联姻促进了民族融合。
四、满蒙联姻研究未来展望
清代的满蒙联姻研究虽然已经很深入，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还有待于解决：
1. 清代的档案浩如烟海，现在整理和发现的还远远不够，满蒙联姻问题的深入研究，首先就是要继续发掘这方面的史料。
2.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在的研究大多都是从中央政策的角度来认识清代的满蒙联姻政策的，但从被动一方来认识问题的还很少。例如，清代的蒙古人是如何看待和认识满蒙联姻的？蒙古对满洲是如何认同的？清朝统治者以满蒙联姻等手段把蒙古族从“他者”逐渐融合到政治共同体之后，蒙古又是如何保持其民族性的？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制度性的满蒙联姻只是一个“个案”，无法复制，但这个时代正是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阶段，满蒙联姻在这当中有何意义？等等。
3.满蒙联姻不止是清代独有的现象，历史上也有和亲、联姻的政策，如何深入地进行对比，并把这一政策放到中国古代史的大背景中去探讨，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论著。
4.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满蒙联姻制度的论著还不多。近几年来，新社会史高举大旗，似乎无所不在，但在满蒙联姻的专题研究中，相关论著还未出现，如满蒙联姻的妇女生活研究、婚俗研究，甚至心灵史研究，等等。
以上是笔者的浅见，不妥之处，尚请专家学者指教。总之，清代制度性的满蒙联姻，可研究处非常多，相信，随着以后档案的不断发现，相关问题的研究会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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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2009年7月份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2] 遗留性史料指原属过去历史事物的一部分而遗留至今的、从其最初形成就不以讲授历史为目的，而是因其他目的或原因形成的、无意中给人们提供可靠历史信息和知识的史料；记述性史料则指专门给世人讲授历史为目的，由一个或若干个有明确目的的作者（编者）创作的文献。参见乌云毕力格《喀尔喀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

河南的中国历史故事作文

社2005年版，第2-4页。

[3] 参见佐海峰、爱新觉罗·德崇，《<星源集庆>及行辈用字》，《满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95页。

[4] 参见陆可平、程大鲲《清代“玉牒”探析》，《满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30页。

[5]参见陆可平、程大鲲上揭文，第30-35页。

[6]陆可平、程大鲲上揭文，第31页。

[7]佐海峰、爱新觉罗·德崇上揭文，第95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仪亲王永璇奏请重修玉牒事》，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档号：03-2158-027，缩微号：158-2063。

[9] 单士元，《管理宫廷生活的清代内务府组织机构及其档案》，《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 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第124页。

[11] 乾隆朝《会典》，卷一。

[12] 吴元丰前揭文，第125页。

[13] “黑图”（hetu）是满文的汉文音译。满语hetu有横向之意，黑图档，即盛京地区三旗佐领与内务府工作中抄录的备查副本，是盛京内务府同北京总管内务府、北京六部等衙门之间，以及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盛京五部等衙门间历年往來公文原件抄录的档案卷宗。全宗有档案1149 册，时间自康熙元年，下迄咸丰十一年，其主要内容有：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領和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置及沿革情况，皇庄管理，贡品献纳，皇帝东巡谒陵、祭祖、围獵及盛京内务府应办各项差务，宫殿藏品，承接、普发上谕，由内阁或军机处发出的上谕等。《黑图档》实为盛京内务府档的抄存件。参见李典蓉《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载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研究》书后附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4] 参见杜家骥上揭书，《附录二：引用及参考资料》，第682-683页。

[15]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史学年报》，1929年创刊号。

[16] 1960年，朱葆珊发表了《试论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性质和作用——兼评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由此引发了这次大讨论，冯作典、高景新、尚一、高甫弘、林幹等人都参与了讨论。

[17] 1961年2月5日，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引发了这次大讨论，洁芒、李廷先、余尚、林幹、朱葆珊、侯广峰等人参与了讨论。

[18] 任崇岳，《汉代和亲政策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80年第5期；刘光胜，《试说刘邦“白登之围”与汉匈和亲的开始》，《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19] 刘美菘，《唐代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20] 《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21] 《内蒙文史》，1981年第1期。

[22] 《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23]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24] 《史学论文集》，河北师范学刊增刊。

[25]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26]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27]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28] 《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

[29]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30] 中华书局，1988年版。

[31] 《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

[32] 《清史论丛》1991年第8辑。

[33] 《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

[34] 《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5]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

[36]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

[37]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38]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9]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增刊。

[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 -259页。

[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 -303页。

[42] 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

[43]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319页。

[44]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5] 《文物春秋》，2004年第5期。

[46]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7] 《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8] 《法学》，2006年第7期。

[49]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0] 《思想工作》，2006年第6期。

[51]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2]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53]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3期。

[54]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5]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学位论文。

[56] 《兴大文史学报》（台中），1986年3月号。

[57] 《东方杂志》（台北），1979年第1期。

[58] 《历史月刊》（台北），1994年10月号。

[59] 《中国边政》（台北），1991年3月号。

[60] 《清史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年。未见此文，据阎崇年《满学论集》第391页注2，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61] 《历史月刊》（台北）1997年1月号。

[62] 《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972年第3期，另见加藤直人《满学家松村润教授》中的介绍，载《满学研究》第3辑。

[63] （日本）《内陆亚细亚史研究》第14号，1999年。后以《清太宗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收入《满学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4] （日本）《史学杂志》107编7号，1999年。

[65] 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66] 如王静芳认为，满蒙联姻分为三个阶段，即入关前的太祖太宗时期，这时期满蒙联姻只局限于漠南蒙古，具有重点与普遍相结合、互相嫁娶的特点，并初步形成制度；入关后的顺治到乾隆中后期，这时期，满蒙联姻的地域和部族范围由漠南蒙古扩大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相关制度也逐步完善；乾隆后期到清末，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数量锐减，地域、部族范围缩小，“备指额驸”制度产生，额驸的选择只限于漠南蒙古东部七部十三旗的范围，满蒙联姻关系开始走向松懈。参见王静芳《清代满蒙联姻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增刊。

陈京关于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与华立的观点相同。见陈京《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67] 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68]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55页。

[69] 檀平川上引文，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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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内务府-满蒙联姻与清代边疆&amp;#32;——满蒙联姻研究综述[1]；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91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