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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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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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多种因素说。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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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学术内部嬗变规律的同时，兼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乾嘉学者自己言行的探寻，力图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3]他认为考据学萌于先秦，成于两汉，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时期。其次，他从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对传世古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研究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势在必行，这种客观需求与乾嘉学者的自觉活动合而为一，遂成为乾嘉考据学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第三，他分析了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认为对宋学贬斥与对汉学的提倡使民间学术界将此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实事求是成为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并迅速向全国范围弥漫开来。第四，他一反过去将乾嘉学者描绘成避祸苟活者的形象，通过对乾嘉学者积极入仕、反对归隐，反对结社、卑弃讲学，排斥释道、反对享乐等积极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进行考察，认为乾嘉学者将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时期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成为乾嘉学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遂使考据学达到全盛。第六，他对三种观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在乾嘉时期疑古辨伪之风逐渐走向了消歇，因而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无必然因果联系；二是认为西学方法对当时学者影响不大，且影响也仅限于天算学范围之内，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实；三是清廷的禁书与文字狱，可以对乾嘉考据学起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应该说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内在逻辑说。1991年，由王戎笙总负责的《清代全史》出版，陈祖武为该书撰写了学术文化部分。他认为，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是为其自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特征所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由此而导致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辩，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上述两方面特征都发生了地位的转换，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其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于是中国儒学“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4]。他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辩录》中继续申述了上述观点，要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5]
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这是王俊义一直坚持的观点，除了80年代已经发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与黄爱平合著的专著《清代学术与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除了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为反王阳明学派导致的空疏学风，学术界逐渐由虚趋实，顾炎武等提出重调查、重考证的经世学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外，还应更多地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他通过对康乾盛世社会状况的分析，认为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佑文”，“崇儒重道”，发展传统的汉族文化；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他批评了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设问“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无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果只从文字狱角度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难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6]。
1995年，王俊义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为主说，批评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对陈祖武的内在逻辑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性，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至于对“康乾盛世”说的诘难，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承认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要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可能出现象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其辩驳之点在于：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王俊义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认识：“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7]
其四，远因近因说。这一观点由陈其泰继续坚持，他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朴学盛行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认为“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说，乾嘉时期考证学的特殊繁荣有它的远因和近因。”[8]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欧阳修、朱熹的辨伪之作等，即证明当时已开始出现考证的风气，这是乾嘉朴学兴起的远因；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重视，则是朴学兴盛的近因。而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至于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以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成长起为数众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会典》等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主义淫威的逼迫，使聪明才智之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再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乾隆年间学者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戴震、钱大昕等都著有数学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有利于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
其五，其他观点。路新生在《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一文中开篇就援引钱穆和余英时的观点，提出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点却“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略”。同时又提出：“余氏在考校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时，仅仅着力于宋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的影响，而对于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这一制约清代考据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就使余氏的论据显得比较单薄，而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这一问题似也忽略未论，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9]。通过阳明后学援佛入儒之发展及其反动、资治与辟佛；东林学风转轨的内在动力、弃虚蹈实；从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三个层面的分析，他认为“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辩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下逮于乾嘉年间，一般考据学家排斥佛氏的立场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亿、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对这种排佛之风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看乾嘉时期的考据论文，枯涩干瘪，既无活泼清新之文风，亦无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气势，实与整个学术界缺乏理论思辩之素养大有关系焉！究其根源，则是因学术界囿于传统的资治治学观，铲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学所造成的。”
李岚在《乾嘉学派成因再探》[10]一文中，力图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几个因素：一、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三、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四、学术者（界）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五、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
此外，于鹏翔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进行考察。[11]
二、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争鸣
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历来有吴派、皖派之说，多数学者都承认此一分野划自国学大师章炳麟。章氏在19世纪末出版的《虺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后来章氏将此书修订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书名改为《检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立足于章炳麟的说法而又加以阐发，他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12]
自章炳麟、梁启超二人提出吴、皖分野说之后，20世纪的史学家多沿此说，论述乾嘉学派必谈吴派、皖派。如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节“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中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3]戴逸在其所著《汉学探析》一文中说道：“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14]
其实，梁启超虽也倡吴派、皖派分野说，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两派，在前引文之后他又说道：“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15]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遂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说。张舜徽于50年代末著《清代扬州学记》，其中谈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学宗汉，其失在固，徽学虽实事求是，但不及称举大义，其失在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6]柴德赓在其《史学丛考》中也说到：“乾隆时经学流派，吴、皖两派之外，还有扬州一派，扬州派以王念孙为首，汪中等和之，各人有各人的成就。”[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日趋展开并逐渐深入，对吴派、皖派分野说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经、史分野说。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提出：“从治学内容方面来看，乾嘉考据可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又可分为若干学派。”[18]他将以考据方法研究经学的分为：1.苏南学派：以治《尚书》和《春秋》为主要成就，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惠栋弟子余萧客、沈彤、还有王鸣盛，同时他把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者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也纳入进来，还包括了顾栋高和张惠言。2.徽州学派：以治小学为主要成就，始于江永，后传其学的有戴震、胡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及段的弟子陈奂、江沅，还包括程瑶田。3.苏北学派：以研究小学及《左传》等经书为其主要成就，人物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苏仪征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宝应的刘台拱、宝楠、崧云以及阳湖孙星衍。4。晋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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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治《尚书》为主的阎若璩。5.浙学派：主要是以治《周礼》为主的孙诒让。6.鲁学派：有张尔歧以及桂馥。以考据法研究史学的被分为三派：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
其二，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三派说。戴逸继《汉学探析》之后，又将乾嘉学派分成了三派，他说：乾嘉汉学继吴、皖两派之后，“再下去是扬派，即扬州学派，阮元、焦循、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了这批人手里，汉学发展到顶峰，并转向衰落，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大的”[19]。这是他比吴、皖两分说的不同变化，但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确提出吴、皖两派之后还有一个扬州学派观点的是王俊义。他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这两篇文章着重强调要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认为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它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将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成就；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反对汉学的墨守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1993年出版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中，除了论述吴派、皖派之外，王俊义还辟出专门章节论述乾嘉扬州学派，其结论认为“从乾嘉汉学分化出来的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乾嘉汉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实际上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中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龚、魏经世思潮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乾嘉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0]。王俊义是乾嘉扬州学派存在的最强有力主张者。
其三，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漆永祥在其专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四章，专门论述“乾嘉考据学派别”，他分析了前述诸家分派说的局限，认为：第一，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他指出，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属，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而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自乱其法；第二，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他指出，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而钱大昕在治学特点上明显不同于惠、戴而自成一派；第三，吴皖两分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故诸家之分，尚有阙失；第四，以地名学并不为错，名称只是学派之代称，故吴、皖之名下虽并不皆吴、皖之人也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从上述认识出发，他在认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将钱大昕从吴派析出独为一派，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戴、钱三派。他的理由是：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浙东学派如章学诚，今文学派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因其学术宗旨与考据学派迥异，故排除在外。其二，学派划分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并考虑到将当时北方学者各归其所近之派。其三，扬派归入戴派，扬州学者的通学是对戴派的发展而非异帜。其四，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因其学既不同惠，也不同戴，而自为一派之首。[21]到目前为止，这是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最新划分方法。
其四，否定乾嘉学派内部分野说。这一观点以陈祖武、暴鸿昌和鲍国顺先生（注：鲍国顺的论文笔者未能见到，故叙述从略，谨致歉意。）为主要代表。当《清代全史》第六卷于1991年出版时，陈祖武已经在该书第六章第一节三“乾嘉学派分野”中说到：吴皖分野之说，虽然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但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23）。他认为惠栋、戴震之学不仅不是对立的学派，而且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1992年，陈祖武又在《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分为“关于惠学和戴学”，“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焦循与乾嘉学派的衰微”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庶几能将乾嘉学派的研究引向深入。1994年，陈祖武在《文史知识》第9期又发表《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一文，从治学的领域、学者的地理分布和学术演进的实际状况三个方面再次提出商榷，认为以地域强分门户，实有违历史实际。
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发表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是他研究清代学术的一篇力作。他首先提出了学派划分的标准，即学术以地域称流派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该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学派；（二）治学及学术风格迥然别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称之；（三）其独特之学术风格，渊源流长，师承有绪，方可以流目之。可是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皆不具备上述特征，如以地域而论，皖派学术中坚除戴震以外，多为皖外之人，四大弟子中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如以治学宗旨与学术特色而论，乾嘉考据学者皆有共同的学术宗旨，认为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缺乏根据，颇失严密。乾嘉学者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治学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不是以地域区分的，即使同一地域的学者，也可以找出他们的相异之处，所以决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学派的根据；如以师承渊源而论，惠、戴后学皆互有借鉴和共鸣，以戴震的思想来说，在所谓的“皖派”中并无人师承，而却与“吴派”学者取得共识。所以，乾嘉考据学者实乃同一个学派，不必强分“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他把乾嘉学者们的治学风气概括为：1.相互推崇。2.不立门户、唯从所是。3.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正是由于有上述学风，才使乾嘉考据学营垒之内未能出现流派的分野。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清代乾嘉考据学自成流派，于内部无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为我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混乱。如果要对乾嘉时期众多的考据学者及其著述进行区分以便研究的话，可以从他们研究的学科、方向、课题，也就是从他们的擅长和学术贡献来区分，这要比以地域划分所谓“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于实际更贴切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王俊义对否定吴、皖分野说和扬州学派的观点很不赞成，并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一文中作了驳论：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仅是个代称和概称，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而是在乾嘉当时的学者中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事实上，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分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
以上我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的研究状况作了纯客观的介绍，意在沟通学术信息、总结治学经验、衡量是非得失、促进研究发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您有所裨益。若有叙述不当之处，乃是笔者学术水平不够所致，还望得到同行的教正。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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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永春著《乾嘉学派讨论综述》，载胡凡主编《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
[2]《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3]《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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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页。
[4]《清代全史》第六卷第六章第一节《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70页；375页。
[5]《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7]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8]《文史知识》1995年第11期。
[9]《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0]《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11]于鹏翔：《论乾嘉学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辽学刊》1990年第3期。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3]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14]《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6月版，第11-20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2页。
[17]柴德赓：《章实斋与汪容甫》，《史学丛考》第293页。
[18] 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9]戴逸：《论中国传统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页。
[20] 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21]《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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