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梁心：现代中国的“都市眼光”——20世纪早期城乡关系的认知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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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8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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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心：现代中国的“都市眼光”——20世纪早期城乡关系的认知与想象

摘要：“都市眼光”是现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自晚清开始，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发生转变之前，尚未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都市”已经集中了时人对于物质文明与政治生活的诸多希望。不仅读书人聚集并认同于此，国家的目标也转移到了都市。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逐渐转变为“农村”，更成为负面的象征。到20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破产”之说盛行，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不同步。城与乡成为对立的文化范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种充满想象又富于构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都市眼光城乡关系农村破产城乡对立现代性
都市的兴起是现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现象。然而，就现代中国而言，早在大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尚未形成时，一种半带虚悬的“都市眼光”就已经出现并发挥着作用。自晚清开始，无论就国家政策或士人认同而言均可看到“都市”的凸显；这个“都市”难以确指，却集中了时人对于未来的诸多想象与期待，成为社会思潮中潜藏的重要力量。进入民国以后，“都市眼光”更持续发挥作用。它不仅造成了新的文化标准，更定义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也为其重新“发现”，成为了一个溃而不崩、濒临破产的场所。
“都市眼光”的出现固然与晚明已经开始的城乡分离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却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城乡分离的后果。在社会经济尚未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之下，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即因为“都市眼光”的形成而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一社会意识的形成不仅加速了城乡分离的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特别的现象；①其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思想造成的影响，至今历历可见。如此重要的问题非一文所能解决。以下拟从“观风察势”的立场出发，对于“都市眼光”的出现及其运作稍事勾勒。
一　现代中国的城乡关系
18世纪以来英国式工业城市的兴起成为了现代世界中最显著的现象。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②到20世纪上半期，城市不仅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表征。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④
大约出于类似的考虑，在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城市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尤其体现在“上海”。晚清的传教士即以上海为“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到20世纪五十年代，研究者更将上海作为了“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⑤在这种以现代化为基础的研究思路之下，城市史的研究者不仅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中的贸易状况、工商业发展、“公共空间”等领域给予了充分的讨论；还溯源而上，试图在明清江南城市的发展中找到“另一个中国”的传统。⑥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晚明以降的城市文化研究更涉及了情欲、逸乐、消费等现代元素，描述了近世中国的城市生活图景。⑦
然而，不少学者也承认，与城市在西方历史中的作用不同，中国的城乡关系有着特殊之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经历了古典城市的兴衰，中世纪以后的社会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更进入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之中。与之不同，“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⑧中国上古虽然有“国”、“野”之别，但这一差异到战国时期已基本消弭。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乡村一直是社会的基础；无论就经济或政治制度而言，城乡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流动。因此有学者将传统中国视为“城乡连续统一体”，城乡差别并不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占有重要地位。⑩
这种状况到20世纪却发生了断裂。在现代都市兴起的同时，乡村的衰落也逐渐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三十年代，“农村破产”的说法逐渐为人熟知，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建设风行一时。(11)在不少人看来，长期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已经出现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城乡差别在时人的认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造就的新式知识分子不再回到乡村，而是停留和聚集在城市。1958年，以“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在国家法令中的明确区别为标志，“城”、“乡”作为一种身份的差异最终被固定。这一事件象征着那传统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已经不复存在，城乡关系完成了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与社会意识中早已确立的城市认同相比，即使到了2000年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被认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工业革命后造就的现代城市不同，中国传统的城市多为有着特殊政治或商业意义的“消费城市”。(13)就民国经济史而言，至少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现有研究表明，所谓“民族工业”的发展集中在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现代工业与能源产业的变革相当有限。(14)直到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到城市时，仍然认为此时大部分城市“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只有实现“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任务，“纔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5)
由此可见，在现代工业城市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已经先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发生。不仅知识分子停留在各大都市，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国家目标也迅速地转移到了以都市为依托、以工业发展为诉求的“现代化道路”上。这些思虑集中体现在“都市”这样一个半带虚拟的空间之中，构成了现代中国特殊的“都市眼光”。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却逐渐成为时人认可的“社会问题”。1933年，有鉴于“农村经济，加速崩溃”的局面，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象征着“农村”正式被政府作为“国家问题”加以确立。(16)
这样，现代中国不仅出现了现代的城市，同时还兴起了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农村”。(17)这样一种两相对峙而又内涵暧昧的城乡关系，提示着现代中国社会一项重要的落差：早在中国工业化、都市化尚未实现时，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便已经被负面化和问题化；“都市眼光”成为了看待、思考和处理各项问题的标准。(18)即使是那些并未忽视乡村的读书人，也在尝试将乡村建设为一个专业化、工业化和更有组织的“都市化新农村”，其努力至今不辍。由此看来，“都市眼光”的出现和运作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思想中的重要关节，值得认真考察。
二　“都市眼光”的出现
现代中国出现的“都市眼光”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就长期以来的历史而言，城乡差异虽然一直存在，却并未导致社会身份的区隔，而更多的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一方面，至少在南宋，已经有人感到“乡下寂寞，百物无有”，倾向于在城市中生活；(19)另一方面，士人一直维持着对于乡村的认同，有意无意间将其居住的城市“乡村化”、“山林化”。(20)在《史记》中，太史公便以“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为“人民乐业”的表现，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了清初顾炎武所提出的“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人聚于城”不仅是人民“舍其田园，徙于城郭”，更代表了“繇役繁，狱讼多”。(21)即使在晚明商业城市崛起之后，读书人仍然对于城市生活有所警惕。(22)清初不少士人以“不入城”表达自己对于朝代鼎革的反思，更充分表现出城市的另一意义——即官场。(23)城市这类半带象征的内涵烘托出“乡村”的正当性，成为了传统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这样一种以内向自足的乡村为基础、城乡一体为表现的关系，在晚清“地方自治”的声浪中却开始有所改变。柳诣征注意到：“清季以来，谈国是者，咸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基础。”(24)就当时政府面临的困境而言，实行地方自治成为朝野普遍认可的一个解决方案。有官员指出，当时各国“无不挟国民之力以竞争”，而中国举行新政，却仅“与地方官吏谋之”，蚩蚩之氓并未参与。这样，“人挟多数之国民以竞争，而我仅挟少数之官吏以抵制，众寡之势既殊，胜负之形立判。”只有“亟图变计”，实行“地方分治”，使“士民预政”，(25)纔能改变现状。地方自治正是国家力量尝试及于“蚩蚩之氓”的开始。(26)
在这一过程中，《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民政部奉旨拟定该项章程；此后，经过宪政编查馆核议，十二月上谕正式颁布。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27)虽然实施的程度非常有限，这一章程首次在“县”以下确定了“城”、“镇”、“乡”这样的基层单位。如《民国政制史》所述：“城镇乡皆为自治之初级，在县之下，为一级制。”(28)同时，城镇乡三者虽然并立，由于其中所设想的人口差别，自治职仍稍有区分：“城”、“镇”设议事会与董事会，“乡”则设议事会与乡董；象征着城乡的“名相”在国家行政的意义上有所界定。
这种区别为日后各项地方行政法规继承；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也在其中区分了“乡村(村庄)”和“市镇(街市)”。(29)然而，就当日而言，这一区分更多来自其所借鉴的日本法律条文。梁启超即已注意到，在县以下，中国的城乡之间实际并无明确的界限，仅以人口数量根本无法作出区别。一方面，国中有“兼属两州县以上”的“大城”。如京城属于大兴、宛平，杭州属于钱塘、仁和两县。另一方面，某些“山州下县”，“其城厢人口不过千数百，而财政一无所出者，往往有矣”。这样的“城”还要设置各种自治职位，“徒耗薪水，费时日，且奖厉人民以华而不实之风，甚无谓也”。因此梁启超批评该章程“大率取日本之市制及町村制综合而迻译之”，(30)是否适于中国尚需商榷。
事实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即已说明，如果府厅州县“有无城之地”，“亦应以该管地方官驻在地之一镇为城”。(31)传统的“城”首先是朝廷下派官员的驻地，它既非西方意义上的城市，更不可能与向来“帝力无所加”的乡村并立。该章程虽然试图将城镇乡统一作为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传统城市在“官治”一方面的意义却因为“自治事宜”而得到了凸显。另一方面，本来并无行政单位的乡村开始进入国家视野，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开始尝试以垂直的方式进入地方，社会权力运作方式逐渐改变。(32)
城镇乡虽然在理论上得以并立，“城”与“地方官”的密切关系却逐渐加大着城乡之间的差距。时任学部主事的刘宝和注意到，“朝廷每举一事，行一政，仅仅国门以内，及各省大都会，得以共见共闻，此外则不能尽人皆知”，致使“蚩蚩之民，曾不知新政为何事”。(33)各省开始铸造铜元时，也有人注意到“其运销壅积之区，大都在都会左近，暨著名繁盛商埠之地”；“至于各属地内地运道艰阻交通不便之区，实未尝流通遍及者”。(34)以“通上下”为目的的新政，却在有意无意间使得“都会”与“内地”的隔阂增大，在晚清以降的社会变动中造成深远影响。(35)
此外，前此数年实行的废除科考更加凸显了“繁盛都市”。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不仅城乡间的社会流动不复存在，新式知识分子不再回到乡间，乡村也逐渐面临着士绅阶层消失，族学、学田等制度崩解等问题。(36)上述变革并非都在当时即已发生显著作用，却逐渐影响到城乡分离的进程。到1915年，已经有人观察到“都市与农村不平”，并为之“窃窃深忧”，甚至感叹：“今日之政治，都市政治也；事业，都市事业也；教育，都市教育也。”(37)
城乡分离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演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瞩目的现象。本文所欲关注则是与城乡分离有所呼应、却并不相同的另一现象，即“都市眼光”的出现。在批评城镇乡自治条款的同时，梁启超即感觉到，“近世生计界之趋势，集中于都市”，并提出“今日欲奖厉自治，非先从各省会及繁盛之都市下手不可”；因为这些地方“民智较开通，而筹办经费亦较易”。(38)如上文所述，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新政更多局限于“繁盛都市”。但朝廷官员尚注意于“交通不便之区”，筹备立宪的逐年事宜亦以城镇乡自治章程的颁布先于府厅州县，态度似犹在两可之间；而梁启超的取舍，已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政治伦理相去甚远，(39)显示着趋新知识分子眼光的转变。
这种眼光的转变首先表现于生活风尚的改变，尤其与新式的交通、传媒等工具相结合，重新塑造了社会文化的样貌。杜亚泉在1913年即注意到“物质界之变动，本具有左右精神界之势力”，“自西洋之物质文明轮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国人“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自都会及于村落，“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40)到二十年代，中共发行《向导》周刊时更认为，“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对于“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而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41)这一论述固然有着强烈的经济决定论意味(当时中国“产业发达”的程度恐尚有限)，然而作为“欲望”和诉求的新的生活方式，确是以“都会”这一空间作为根据开始流行。
随着社会思潮的激烈变动，城乡疏离也越来越为读书人注意。有人甚至感觉自辛亥以来，“国家保护之力，仅及于都会”，致使“吾国现时之农村，不仅为寂寞之所，抑又为至危之境”。(42)不但政令行使的实际范围有限，民国以来的各种“新潮”也行之不远。1920年，张东荪在去过湖南以后即感叹于内地的“民穷财尽”，认为“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并因此主张不要“空谈主义”而应该“开发实业”，引起了激烈的反响。然而，从此后的历史来看，无论“空谈主义”或者“开发实业”，事实上都与“内地”无涉。(43)稍后郑振铎更感觉“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只是“集中于北京、上海、长沙、天津、杭州、成都、广州、漳州那几个地方”，“其余极多的区域，都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44)胡愈之也认为，“吾国一切文化事业，与大多数之农民阶级，竟若全不相关”。(45)
类似的状况有相当的延续。1930年张季鸾阅读了旅行通信员在冀南各县的?{查报告之后，亦感慨自己“仿佛已到世外之蛮乡，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乱世”。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中国文明在哪里？主义政策在哪里？”另一方面也反思到“都会人之思想行动，生活样式，其去同胞大众者若何之远”。(46)当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都集中在都会时，整个社会意识的重心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
在这一转变中，知识分子的认同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章太炎所观察，“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代表了“智识阶级”的学

作文眺望中国历史故事简短

)。(92)
到二十年代中后期，这个为现代都市所描述出来的“农村”已经相当负面。时人的言说虽然并不太特意区分“乡村”与“农村”，但作为与“工业城市”相对待的产物，自农民运动开展之后，“乡村”一词比较中性，而“农村”越来越多地与“问题”联系在了一起。邹韬奋注意到，抗战开始以后，有参议员提出一个关于农村的提案；汪精卫觉得“农村”这一字眼含有阶级斗争的意味，极力反对，一定要把“农村”改为“乡村”纔肯通过。(93)这一事件固属特例，但却暗示了这样一个充满问题与矛盾的“农村”，与传统的“乡村”已经有了相当不同的意蕴。
从“乡村”到“农村”的转变不仅是乡村形象负面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界逐渐接受了来自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标准。“城”与“乡”作为两种对立的象征，在国家发展甚至文化转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94)同时，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强?{也使得乡村中“农”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一新的文化标准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别具有了社会生产的意义，作为“农国”的中国形象因此确立。
四　关于“农村破产”的检讨
对于另一部分读书人而言，受到当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对现代城乡关系的变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认识。在二十年代初，瞿秋白即感觉到，“中国自有的宗法社会制度，‘半自然的经济’，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二十年前已经渐崩坏之象”；“农民阶级”的破产更为其中的重要内容。(95)此时，中共三大直接提出了“农民问题”；陈独秀更运用阶级分析法讨论了“农民的痛苦”与“发动方法”，并认为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96)这些概念和分析方法与乡村形象的负面化相应，又受到稍后国民革命的推波助澜，成为了“农村崩溃”这一认识的最初表述。
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又使得以“上海”——这个“城市中的城市”开始注意到那更大范围的“内地”和“农村”。虽然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尚值得进一步考察，城市商业和金融界却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经济危机”和“农村问题”的发生。(97)张公权在当时的数次演讲中均要求时人注意“最近一年来最特殊的现象”，即“全国内地”对于上海的“入超”。一方面是“稍有财产的人家，由乡而镇，由镇而城，由城而市”，都把钱“存在都市的银行”。其“最切要的必需品，如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向上海购买”。另一方面，“一般人对内地视为畏途，以致于逐渐形成目前内地农村濒于破产的状态”；“内地一切的恐慌”又进而“影响到上海的衰落”。(98)
张公权的演说固然意在呼吁金融界注重“内地”与“农村”，却提示出当时的“农村问题”首先来自“上海”的观察与表述。长期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基本接受了这样的观察。他在回忆中认为，1930年以后因为“全国农业生产力大被破坏，乡村购买力随以降低”，农业的状况“影响百业，牵动全国”，但“最先感觉到问题而着急说话的，实是上海金融界”。因为“上海为全国经济总枢，而金融机关又像分布在全国的神经网系”，所以“对于全国经济从农业这一根本点而动摇崩溃的线索关系，知之最清”；又因为“其本身的利害甚切”，对于“前途的可怕看得最明”。(99)
这种立足于上海的观察造成了三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农村破产”之说。到1933年，有人认为现在“只要稍微留意一点”，“不论在政府要人的报告中，或是在各种的书报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或看到关于农村经济破产一类的话”。(100)吴半农在定县考察时，与工作人员谈话的半点钟就“不止听了他们说到十次‘农村破产’”，甚至说“现在的农村已经到了‘无产可破’，或是‘要破也破不了’的地步”。(10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破产”逐渐为时人所注意的过程，大致也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黄金十年”相重合。农村如何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朝野公认的社会问题，尚需要另文讨论。但在不少人的观察中，“农村破产”更多直接与外在的世界相联系，成为了现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集中代表。一位作者即认为“农村经济危机是现在世界经济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要“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危机”，必须在“世界的经济与政治”中去研究。(102)许仕廉则认为，“中国农村组织的解体，就是现代世界大的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表现”。“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和川陕边处内地的小村落”，面临的实际上都是“西方工业文明侵入后，所产生的普遍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建设”与“都市建设”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103)
薛暮桥稍后曾专门撰文论及此时期农村问题的特殊意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农村破产甚至农民暴动，“然而那时候的农村破产，是和现阶段的农村破产截然不同”。“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问题，显然并不单纯地从农村内部发生”；促成农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他认为，“现今中国农村中的各种残余封建势力，已经失掉独立作用”，大都是“直接间接受着帝国主义者的支配”。虽然不能仅仅将中国农村问题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但关键仍然在于要去了解“帝国主义者究竟怎样支配着中国的农村经济”。他更提出，“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支配之下，这点谁都不会否认”。(104)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自二十年代开始激进的知识分子即已开始讨论的问题。而到三十年代，这一认知已经逐渐普及，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不仅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傅斯年这样并不被视为激进的读书人也感觉到，“中国现在正在全部社会的总崩溃状态中积极进行”。(105)时人所论及的“农村破产”，成为了社会“总崩溃”的一环。这一认知集中了忧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焦虑，并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
然而，三十年代的农村社会到底经历着怎样的改变，仍然值得讨论。当日盛极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最终聚焦在中国农村的性质，充分体现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广大国土中存在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一概而论；同时讨论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本身又有不小的争议：这些因素都使得论战的情况显得纷繁芜杂。(106)在此时期，无论对当时农村性质作出了怎样的判断，论战的各方都同样承认帝国主义是造成农村崩溃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直到五十年代，各种农村?{查都注意到，帝国主义渗入与影响较深的地方，同时也正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甚至农业也出现了“畸形的经济繁荣”的地方。(107)与上海金融界首先意识到的“农村问题”相似，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可看出“农村破产”在经济以外那社会文化?的意义。
同时，三十年代关于“农村破产”的讨论虽然内容繁多，基本思路却有相似之处。土地制度一般被认为农村问题的中心。国共双方均有土地和租佃制度改革的尝试，阎锡山等地方政权的主持者和部分知识分子也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具体主张，提示着土地问题已经得到时人的普遍注意，并集中在了日后主持地政的萧铮所谓“人地关系”之上。(108)不少人都因此关注到了人口密集、租佃制度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109)这一地区向称富庶，在一定程度上更被现在的研究者认为已经形成了新的农业，显示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另一种可能。(110)然而，民国时期关于土地租佃制度的讨论，却多见其弊端；即使是蒋廷黻这样不以激进著称的读书人，也主张“平均地权终久是要实行的”。(111)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现代中国的流行，再结合代表了农业发展方向的美国式大农场，使得时人对于小农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长期致力于民众教育的陶行知即认为，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农民命运完全受制于耕地数量和生育数目。只有通过“教人少生小孩子”，纔能为中国社会找到出路。(112)更有人认为，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平均地权”也未必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反而会造成土地过细化。(113)然而最近的研究却显示，中国的人口行为结构与马尔萨斯的模型存在广泛差异；人口增长必然导致收益递减的假设未必适用于中国。(114)
以上两种关于“农村破产”的讨论思虑各异，却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论及“农村问题”的共同方式。首先，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成为了问题出发点，涉及的材料也局限在经济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区域。(115)这不仅将区域内存在的现象放大到了全国，也忽视了更广大的乡村社会中长期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116)当时建设农村的不少实践，同样显示着“都市眼光”与乡村社会实际的差距。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区在三十年代初引起了不少关注，参观者甚众。有记者即认为定县“所得的成绩固然优良，但决不能普遍推行”；其现有设备和计划不少都“决不是中国的乡村所能企及”。(117)这些现实乡村难以企及的“建设”从另一个侧面也提示着“农村破产”的构建性。这些都市知识分子之所思虑自有一整套?{图，但却与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有着不小的距离。(118)
时人对于“农村破产”有如下反思：
农村经济破产，虽到处有此现象或趋势，实以长江流域及河淮之间为最烈。其他如广东广西各省，则病不在农村经济之破产，而在华侨海外经济之破产。至于长江流域各省，原因亦不尽同：江浙由于工业化及外国工业品之侵入，江北及其他各省，则由于水灾或治安不宁，江西及湖北等省，则由于共匪之骚扰；四川则由于军阀之混战。黄河流域各省，则或由于水灾，或由于旱荒，或由于匪乱……(119)
这些各种原因造成的“农村破产”的见解，最可看出整个社会的“天灾人祸”均被集中在了“农村”这一箭垛的情形，同时也体现着传统中国在现代转变中的窘迫与?{适。不仅乡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境况被“都市眼光”重新检视和放大，其生产、生活方式也需要由新的标准加以审视和评判。(120)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论及农村时常常用到“破产”、“崩溃”等实时性的词语；一位作者更以“继续着在那里崩溃下去没有停止”来描述“中国农村经济”，(121)充分显示了这种由常态到变态的感受。到抗战时期，费孝通对“农村崩溃”之说有所反思，认为“崩溃、危机等字眼都是用来形容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122)这种尚可维持(事实上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却不可能“拖到繁荣”的状态，恰好反映了“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经济”之间的差异。在乡村本身的生产方式、土地状况等条件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农村破产”这一不乏想象意味的认知实际折射了当时中国的各种问题，述说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世界中的困境。它一方面显示着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乡村与舆论界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城乡关系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五　作为中国现代性的“都市眼光”
由于现代工业世界的吸引，“都市眼光”在中国这个长期城乡一体的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标准的转变。这种转变自晚清就已开始，是整个中国现代转型的表征。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立，象征国家基本接受了乡村建设各派的观念，“农村问题”成为需要由国家主导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被凸显的不仅是以科学生产为基础的新式农业观念，也因应着那一时期国家行事方式和个人生活逻辑的改变。(123)然而，与那象征工业革命后新生产方式的都市不同，这样的“都市眼光”更多地指向着“都市”同时也是“西方”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想象与憧憬。
自晚清开始，时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便颇具想象意味，湖南学生林圭甚至认为西人“一生均极乐世界，无一时有郁伤之事”。类似的认识在晚清为朝野所分享，成为了时人言论与政策制定的基础。(124)早在康有为提倡“物质救国”时，在那“非教化可至”的物质文明中，对欧美国家的物质生活就有如下想象：“以彼深山穷谷之僻氓，皆有地毡铺地，花裱纸墙，白布衣桌，软几安体，瓷盘供食，玻杯备饮。”(125)直到三十年代，致力于世界语运动的黄尊生仍然认为“欧美文明国家”的乡村中即有“干净的街道、整齐的房屋、利便的交通；每隔若干里，有洁净的市场，有邮政局、电报局，有学校，有会堂，有汽车、电车，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或者还有种种电机，可利用电力来耕田，来灌溉”。较之这样充满美好印象甚至想象的“西方”，中国的乡村固然“一切都是粗的、笨的、陋劣的东西”。(126)
同时，“都市”还寄托着时人对于政治生活的向往。梁启超在清末游历了“新大陆”以后即批评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要学习“西方阿利安人”组成一个“国家”(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尚非“国家”)，就必须效仿其“市制之自治”。(127)进入民国以后，胡适曾提倡在京的客籍居民打破省籍的“乡土观念”，以市民的资格“出来干预北京的教育与市政”，“努力造一个‘新北京’”，(128)亦是以市政的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张慰慈更以“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据此，胡适在总结了当时各大城市市政的失败之后提出：“我们若不彻底明白乡间生活的习惯是不适宜于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我们若不能彻底抛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中国决不会有良好的市政。”那“自由的，放任的，散漫的，消极的”乡间生活，对应着城市生活所象征的“干涉的政治，严肃的纪律，系统的组织，积极的做事”，寄托了读书人对于一种新式政治生活的希望。(129)
大约正是因为凝聚了对于“西方”和“未来”的全面憧憬，时人所设想的“都市”也具有力求最新、最好的特点。1898年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出版后不久，(130)“田园都市”这个词语便得到中国士人的关注。有人即此提出对现状的批评与城乡综合发展的希望。认为“一般人士，倾心于欧美诸国之富强，悉力提倡重商主义”，但又“误以各国都市之繁盛，为其工商发达之原因，遂羣以‘振兴市面’为惟一之策画”。结果只是注意于“酒肆茶寮餐馆剧场一切奢侈危害之事业”，“于通商惠工之政，反视为缓图”，“徒使无业之民，麕集于都市”；以致“欧美诸国今日所痛心疾首力谋所以改良之者，吾乃效之惟恐不似”。因此作者认为，鉴于“欧美列邦，既改弦易辙，从事于‘田园都市’之实行，吾万不宜蹈其故步，励行都市集中之策”，而需要“注意于各处农村文明事业之设施，而毋徒导都市以奢侈之风也”。(131)如柳诒征日后论及清末关于地方自治立法时所说，“世界日新，吾国人理想中之法律亦随之而日新”。但“理想进步，事实殊不能与之相应”。(132)即使到了今日，“田园都市”仍然更多的属于&ld

中国历史故事内容少一点的

quo;理想”一面。
然而，这个汇集了白物质到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理想的都市在民国时期的实现程度实在有限。二十年代留学归来的林语堂即特别要求，“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因为一出哈德门外便可领略到“土气”。这种“土气”足可以“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133)到三十年代，黄尊生仍认为“中国之所谓都市，仍然是几百年前中世纪时代的都市，其污秽，其黑暗，其鄙陋，其荒凉，实在与乡村无多分别”；甚至只要走出“通商口岸几十里”，便可以看到“那种二千年前的古代生活”。(134)即使是长期被视为“摩登”象征的上海，三十年代尚有“农田五十余万亩，农村栉比，人烟稠密”。在“一·二八”事变之前，农民“往往于农闲之时，来沪入厂作工，农忙时仍回家耕种”。(135)那些在城市中讨生活的“小市民”大都居住在背街弄堂中；城市的现代化与其日常生活的关系相当有限。(136)生活在亭子间的文人更抒发着自己对于“都市”那复杂的欲望：既在电声光影中迷失，却又不得不流连甚至沉沦于其中。(13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读书人不仅在不够现代的现实中想象“都市”，更是身在“消费城市”而向往着“生产城市”。在康有为所谓“物质救国”中，最有力者是代表了重工业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铁路、汽船、电线”。(138)然而按照杜亚泉的观察，这种“物质救国”却落实在了“物质生活”的“一跃千里”。虽然自晚清开始“朝野新旧”莫不提倡“兴业”，一般人却不免“倒果为因”，“误以物质文明，为兴业之前提”。(139)“业”未能“兴”而“物质生活”高涨，正是章士钊所谓的“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敝”。(140)那象征奢靡风气、不事生产的传统城市，在新的眼光中也并无太多改观。(141)民国前期即有人认为，“国家之大患，莫甚于驱乡村之民而羣集于都会”。因为那时的“都会”不过是“交通及销费之地，而非生产之地”。(142)数年后陶行知批评当时的乡村教育只是“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分利不生利”，结果造成了“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143)到1932年，何思源更批评“中国四十年之教育制度，大都由欧美各国辗转抄袭而来”，却没有注重两者“立国之基础”本有差别。结果这些来自田间的毕业生大都“厌弃乡村生活，宁甘失业，不愿复回田间”。他们只能“徘徊都市”，“羣趋于不生产之途”，最终导致“都市纷扰，乡村亦渐形摇动，整个社会，陷入恐怖状态”！(144)“都市眼光”背后所隐藏的工业化生产迟迟未能实现，读书人却以新旧掺杂的理想标准，规范和批判着社会现实生活中那充斥着消费的“不生利”城市。
梁漱溟曾经总结，“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乡村为本的文化，近几十年来却遇到一个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西洋文明”，结果“学西洋学了二三十年”，却“并不见有都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达”。他特别指出：“都市的重心原来是在工商业，而中国的都市工商业并不发达；都市本来应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而中国的都市则成了一个消费的地方。这与西洋的情形恰好相反。”因此，近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也都是“这一面单见破坏，那一面不见建设”，“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纔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并且“一步逼紧一步，到最近十年来，可就真的逼到乡村来了”。(145)
换一个角度看，梁漱溟所注意到的“破坏”也恰是讲“现代化”的学者所勾勒的发展步?{。两种视角虽然立场不同，却同样注意到了“现代”与“西洋”背后那工业城市的力量。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标准，它不仅塑造了新旧杂糅、充满理想却又令人失望的现代中国都市，更提示着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重要落差。现代化的都市尚未建立而社?会已惊诧于“农村破产”，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特殊景观。
这种落差更伴随着读书人与乡村社会日益明显的疏离。三十年代，赛珍珠描述中国社会的《大地》一书曾引起不少注意。江亢虎即批评其关于中国的认识仅仅“来自扬子江流域北部下流社会里的穷苦人家”，他们“虽说是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因此认为赛珍珠的小说“距离整个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太远”，“仅代表中国人生活中黑暗方面的一特殊局势”。对此赛珍珠特别指出，“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智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平民与智识阶级间”存在着互不相通的鸿沟。对此，杨昌溪评论，“自幼便生长在中国的巴克夫人所体验到的中国平民生活，反而比久居外国的江亢虎来得真实而且正确”；江亢虎虽曾从事“社会运动”，但“自幼便生活优裕，近几年来又旅居外国，对于中国真相自然是更隔膜”。(146)雷鸣速神父甚至提醒那些愿意服务乡村的青年学生注意回乡后的“隔阂”；“正好像前几十年的传教士，到了农村，他们便以为是外国教，毛子教”。(147)中外之别似乎已经模糊，转不如读书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上下之别”来得明显。
另一方面，在注意到“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看来，不仅乡村成为了国家问题，城市也呈现出“乡土中国”的特色。鲁荡平到1931年即感觉，彼时的种种“都市问题”都只能被视为更广大的农村社会的反映。“中国最近都市人口之增加，不能谓为都市发达之现象，只能谓为农村衰落之反应；不能谓为社会经济之进步，但能谓为农业国家之病症。”(148)吴宪在赴定县考察后更感叹：“我们住在城市的人，看见的事情，已经是够不上摩登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到乡村去，是没有看见过中国的。”这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这样又穷又愚又弱又私的中国，除非强有力的政府，来行四大教育，恐怕强盛的日子，不知道是在那一天呢。”(149)城市一方面不够“摩登”，另一方面却也不是“中国”。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最后聚焦在“农村性质”，显示着思想界最终转回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乡村，却又不得不借助外来的“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重新审视整个社会。
这样，被负面化和问题化的乡村同时也成为了整个“中国”的象征，它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却又表述着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规定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郭沫若在二十年代末即认为，“海禁大开”以后，“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便使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150)此后冯友兰也感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一切经济先进的民族，都成了‘城里人’，经济落后者都成了‘乡下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尚未“工业化”的民族，“其地位就不待言了”。(151)“都市眼光”的运作最终造成了中国的“乡村化”，《共产党宣言》中所谓的“农村屈服于城市”与“东方从属于西方”，(152)在这些学者的眼中已经全面完成。
牺牲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本是不少国家的普遍经历，而现代中国这提前显示的“都市眼光”更

红星照耀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加深了社会关系中的差异与对立。作为社会基础的乡村经历了负面化和问题化的历程，较之其他国家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市也承载了更多的关注与希望。在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思考中，已经有学者提出，应该摆脱单一“现代性”的认识，而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在适应现代性这一浪潮时呈现的差异。(153)中国在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前形成的“都市眼光”，正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对于社会思想与国家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在民国初年曾提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154)各种“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如何“变成困难的问题”，正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放过的重要关节，体现社会认知中想象与构建的力量。对于“都市眼光”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形成，更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徘徊挣扎，与那隐藏着的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英文标题】Urban Eyes: 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f China in Early 20th Century
【作者简介】梁心，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注释：
①梁漱溟在三十年代对辛亥革命以来历史的反思中即已感觉到，“革命”的困境正是来自“社会事实”与“社会意识”的“不相应”。在他看来，当日的“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参氏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页189，收入《民国丛书》第4编第14册。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77。
③参见［美］帕克等着，宋俊岭、吴建华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页1—3，48—49；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1938), pp. 1-24; Michael Savage, Kevin Ward and Alan Warde,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Hampshire, 1993, pp. 96-99.
④在关于现代化的各项理论中，城市化和与之密切相阐工业化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参见［美］海尔布罗?{等着，俞新天等译《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199—210；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 33—37。
⑤［美］墨菲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7，并参见熊月之《20世纪上海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2000》，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关于城市史的研究参见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收入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关于“现代性”在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呈现，参见［美］李欧梵着，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52；而在对于左翼文学的讨论中，“上海”又呈现了极为不同的面貌。蒋兴立《左翼上海——三○年代左翼都市小说研究(1927—936)》(博士学位论文，台北，辅仁大学，2011年，页121—142)即注意到了都市文化在左翼文学中的复杂意态。
⑥伊懋可认为中国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接触开始于城市，同时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也开始于城市。参见Mark Elvin and George William Skinner(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1974, 2。更有学者试图将中国的“城市传统”上溯至南宋，尤其强?{了苏州、杭州乃至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意义。参见［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8—19。
⑦在《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巫仁恕等主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一书中，编者即试图以“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将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延伸到明清时期。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早有体现，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即注意到各种现代文学议题在晚清的呈现；现代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同样也与明清以降的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序”。
⑧《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页473。望月清司的研究特别注意到了城乡对立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分工的作用。参见氏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464—466。
⑨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页219—220；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79—188；杨宽《先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81。
⑩［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14—129。此外，马克斯·韦伯还从宗族的角度强?{了乡村在社会中的维系作用，参见氏着，王蓉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140—145。
(11)“农村破产”之说大约在1930年前后开始盛行，详后。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建设”研究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384—392。
(12)按照《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中提供的数据，2000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城市化率为36％；“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城市数目从1949年的六十七个增长至目前将近七百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页24。
(13)韦伯在对于城市的类型学研究中即已区别了“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以此观之，中国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更接近于“消费城市”或者与“生产城市”稍有差异的“商业城市”。参见氏着，康乐、简惠美译《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页6—10。胡如雷则因为“政治、军事需要是中国封建城市形成的基本原因”，将传统中国的城市称为“郡县城市”。他同样注意到，与西方工商业促进城市发展不同，中国更多是城市的产生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条件。参见氏着《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245—255。
(14)在煤、铁的生产方面，东北在与中国本部的生产量的比较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工矿业则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其他区域的发展相当有限。参见［美］饶斯基《1945年前的中国重工业》，收入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326—345；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217—219；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24—258。直到五十年代“一五计划”开展之前，现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仍不到三成。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页328。
(15)《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949年1—9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495—499。关于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对于城乡问题的讨论，参见读者书店编辑部编《论城乡关系》，天津，读者书店，1949年，页1—2。
(16)《本会设立之经过》，《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号，1933年6月，页1—2。
(17)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中，福柯等人关于文化建构的理论使得所有的历史都成为了文化史，以“发明”、“建构”、“想象”为主题的历史著作层出不穷。参见［英］彼得·伯克，蔡玉辉译《甚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93—9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妨将现代中国的城乡均视为一种“发明”。不过本文更想强?{的是这种“发明”的生产与运作。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的运作》，收入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6—15。同时，关于作为一种表述甚至社会控制的修辞，参见［?英］昆廷·斯金?{着，王加丰译《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9—10。
(18)科戴维认为，将乡村视为落后根源的概念是在20世纪初年的政治变动后出现，并影响到了此后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城乡分离的建立中，“上海”尤其成为了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参见David Faure,"Introduction", David Faure and Liu Tao Tao(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2. 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在现代语汇中也开始有了特殊的含义。孔迈隆已经注意到，从“晨人”(farmer)到“农民”(peasant)的转变，与从“传统”到“封建社会”，“习俗”或者“宗教”到“迷信”的转变一样，是借助了来自日本的词汇，并最终成为国家“文化创造”的一个部分。Myron L. Cohen,"Culture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Daedalus, Vol. 122, No. 2(1993), pp. 151-170。韩孝荣则认为，自20世纪开始，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了其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农民”(peasantry)，并希望将农民联合到民族救亡的计划之中。Han Xiaorong, 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Peasant, 1900-194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19.
(19)参见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收入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页118—124，133—143。
(20)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61；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北京)第4卷第1期(1947年1月)，页6—8。
(21)《史记》卷二五《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1243；《日知録》卷一二《人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721，722。
(22)关于明代士人对于新兴商业都市文化的思考，参见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页156—167。
(23)王泛森在《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一文中详细检索了自《宋史》以后各种“不入城”的例子，还注意到这种“拒绝城市文化”在近代的影响。见氏着《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04—210。
(2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934。
(25)《南书房翰林吴士鉴请试行地方分治折》(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713。
(26)关于晚清新政时期国家力量对地方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改变，参见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7)《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页1。
(28)同时，到1914年停办地方自治以前，“各省县之下级组织可分为两种：一则为沿清末之制者将县之下级地方分为城镇乡。一则为各省自为制者将县之下级地方分为市乡，然实际上两者亦大同小异。仅将城镇改名为市而已。”并见钱端升等着《民国政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621。
(29)包括1928年和1930年两种。参见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0)沧江(梁启超)《城镇乡自治章程质疑》，《国风报》，宣统二年(1910)第5期，页19—25。
(31)杨廷栋编《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页7。
(32)费孝通已经注意到，传统社会中“中央所派驻的官员到知县为止”，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也仅停留在县衙门，“县以下并不承认任何行政单位”。参见《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4)，北京，羣言出版社，1999年，页337—338。关于传统政治运作在清季经历的变迁，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3)《学部主事刘宝和条陈立宪预备施行大网以通上下之情明上下之权呈》(1907年)，《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页329。
(34)《刘参议条陈补救铜元办法》，《申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第1张第3版。
(35)彭慕兰在对于黄运地区的考察中已经注意到，在“自强”的逻辑之下，同治以降清廷政策逐渐?{整，形成了新的发展观念。官员开始轻视甚至倾向于牺牲黄运这样的地区，当地经济和生态因此发生了显著改变。可以说，这样一个边缘化的“腹地”是政治伦理和国家重心变化之后被构建出来的。参见［美］彭慕兰着，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页116—143。
(36)参见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余英时文集》(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67；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同氏《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收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61—181；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553。
(37)李桂馥《予之农业教育观》，《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7期(1915年7月25日)，页2。
(38)沧江(梁启超)《城镇乡自治章程质疑》，《国风报》，宣统二年(1910)第5期，页25。
(39)《论语注疏》卷一六《季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2520下。
(40)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收入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84—285。
(41)《本报宣言》，《向导》周刊第1期(1922年9月13日)，页2。在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安德森已经注意到了出版业对于构建共同体的作用。参见［美］安德森着，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33—35。
(42)尤孝标《危哉中国农业之将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1920年6月10日)，页92。
(43)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第2张第1版。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张东荪所到的长沙于1904年开埠，亦当属于“通商口岸”；但却被归入了“内地”。关于张东荪的湖南之行及此文在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大讨论中激起的反响，参见高波《共和与社会主义——张东荪的早期思想与活动(1886—1932)》，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页258—270。
(44)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页1—2。
(45)罗罗(胡愈之)《农民生活之改造》，《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1921年4月10日)，页4。
(46)《中国文明在哪里》，《大公报》1930年11月2日，第1张第2版，“社评”，收入《季鸾文存》(一)，天津，大公报馆，1946年，页5—7。
(47)章太炎语，转引自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并参见《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羣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48)许丽梅《民国时期四川“五老七贤”述略》，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页25—36。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口中的“五老七贤”颇有差异，许丽梅文中对此有细致的考论。但即使如此，这些人在民初的成都社会中大致被认为一个独特的羣体，构成了一个似旧还新的小世界。
(49)韦伯在对传统中国城市的考察中即认为，“‘城市’对于它的多数居民来说，从来不是‘故乡’，而是典型的‘异乡’”。《儒教与道教》，页144—145。
(50)李大钊《学生问题》(1917年4月13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86—87；《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李大钊全集》(2)，页307。
(51)《值得注意之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大公报》1926年9月13日第6版。
(52)翁文灏《一个打破烦闷的方法》，《独立评论》第10号(1932年7月24日)，页3—4。
(53)《设立中央农村服务讲习所旨趣说明》(1934年11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67。
(54)关于新村运动与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着，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81—182。
(55)类似的观念在各式读书人的言论中均有出现，参见Han Xiaorong, 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Peasant, 1900-1949, pp. 24-25。关于当时曾经积极筹划新村的少年中国学会，参见王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及前期活动》，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页66—96, 115—122。
(56)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1919年12月4日，第7版。此后沈雁冰也认为“躬耕自给”已经无法维持“耕读”，因为“现代研究学问，不借重于实验室，就要借重于图书馆，一个人赤手空拳，抱几本破书，是干不了的”。《教育杂志》第14卷第5期(1922年5月20日)，“通讯”，文页2。
(57)缪金源《新村与新人》，《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觉悟》副刊，第3版。
(58)《沈定一诘问蒋智由》，《民国日报》1922年1月7日，第2张第6版。
(59)《论模仿文明之弊》，《东方杂志》第2年(1905年)第1期，页26；《论以奢侈模仿文明之弊害》，《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10期，页194—195。
(60)正是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齐美尔提出“在精神生活的形成中大城市具有惟一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谓的大城市，正是一个有着独特伦理观念甚至时间观念的新空间。参见《大城市与精神生活》(1903)，涯鸿等译，收入《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到三十年代，沈汝生认为：“中国都市全集中于沿海，内陆则绝无仅有，是为他国所罕见，遂成中国都市分布之特色。”他所讨论的“都市”也已经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了。参见《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第4卷第1期(1937年)，页3—7。
(61)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转引自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羣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此文作者已经注意到，传统的区域差异在近代城乡分离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多个世界”。这些“世界”在区域、城乡、思想、社会等各个层次上均有所体现。
(62)［美］阿古什着，董天民译《费孝通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页93。
(63)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杜亚泉文存》，页341。
(64)稍后也有人注意到，台莪尔(泰戈尔)曾经将西洋文明总结为“城市文明”，东洋文明则为“森林文明”。这种“产生于广林漠野中”，“阔达”、“胸无城府”的“森林文明”与杜亚泉所谓的“田野”式的“静的文明”大致有着类似的含义。参见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续)，《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年1月25日)，页19。
(6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4月12日)，《李大钊全集》(2)，页96—97。
(66)章士钊《农国辨》(1923年11月1—2日)，《章士钊全集》(4)，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页267。
(67)如罗荣渠所注意，二十年代关于以农立国或以工立国的讨论“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并与东西方文化论争有密切关系。其中“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22—23。
(68)《盛世危言·商务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14。
(69)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年)；《振百工说》(1893年)，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62—64。
(70)《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12，台北，宏业书局，1987年，页21—25。据黄彰健的考证，“康在戊戌五月上有奖励新书新器条陈是真实可信的”，但《戊戌奏稿》中所载恐非当日进呈的原件。见《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页557—559。此外，康有为在1905年着有《物质救国论》(已收入《康有为全集》(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其中特别提出了“中国之病弱”在于“木知讲物质之学而已”的观点，可与此处说法互相发明。参见罗志田《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收入《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322—353。
(71)杨明斋《评东西文化观》，收入《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151—153。杨明斋的这一观察固然有明显的唯物史观色彩，而通常被视为传统史家的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也专门列出了“机械之兴”一章，以“欧美之发明机械”作为“中国近世之事变”最大的原因，页898。
(72)孙倬章《农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1923年9月10日)，页24。
(73)吴稚晖《敬答胡晔先生》，《晨报副镌》第246号(1923年10月9日)，第1—3版。
(74)易家钺《中国都市问题》，《民铎》第4卷第5号(1923年7月1日)，文页1—25。
(75)章士钊《业治与晨(告中华晨学会)》(1923年8月12—13日)，《章士钊全集》(4)，页201。
(76)“职业”在近代的凸显一问题甚大，当另文探讨。至少在20世纪初年，“业界”这样的观念即已出现，并开始在读书人的身份认同中产生作用。参见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16—18；关于“职业”观念对于读书人的影响，参见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同时，关于“农村”的构建性，参见彼得·伯克对欧洲近代早期大众文化的研究。彼得·伯克认为，在16—19世纪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对立的出现之后，纔真正出现了“大众文化”；受遇教育的人纔开始把歌?{、节日和大众信仰看作“不同寻常、离奇和吸引入的东西”。这一观察颇具启发，见［美］彼得·伯克着，杨豫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40-341。
(77)沈艾娣在对山西举人刘大鹏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到了其作为“晨”的一面。她注意到农耕知识是刘大鹏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其自我认知的重要内容。参见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2. 该书最近已有中译本，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8)《周礼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页647上。
(79)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1947年)，《费孝通文集》(4)，页314—315。
(80)王立达在《现代汉语从日语中借来的词汇》(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已经说明“农民”与“地主”一词的日本来源。前引孔迈隆文章即已注意到此问题并对于其在现代中国的意义有所发挥。同时，关于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农村的差异，参见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27。
(81)参见［美］白德斐着，傅焕光译《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1922年)，收入《傅焕光文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
(82)按照李景汉的观点，“中国近来有了社会?{查是受了欧美社会调查的影响”；他以陶孟和对于北平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收入《孟和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为中国社会调查的第一步。参见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6月)，页80—81。张世文则认为：“吾国社会生活情况最早的研究，均系在华的西国传教士与在我国政府机关服务的外国官吏开始作的。”《农村社会?{查方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10。民国初年，农商部即开始进行农商统计。张謇认为“我国农工商之有统计也，自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始”。见晨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序言”，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83)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即特别强?{了要将“社会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认为“现在文化进到了这样地步，交通也便利，调查也容易，又没有一个地方一种民族未发见的，要想调查观察各种社会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应该将其用来作“科学研究”，“指导人类行为”。?《杜威博士讲演録》，《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页133。
(84)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页199；孟真(傅斯年)《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社会?{查”栏，页141。并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
(85)参见王泛森《傅斯年早年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页203—211。德里克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时注意到，五四运动之后“社会问题”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中心关注点”，并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此前的讨论者多认为中国当前并没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五四以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显示着研究兴趣的转变。“总体社会问题对于政治问题的相关性日益明显，而且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更大的范围和更为强烈的迫切性”，甚至引起了“对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兴趣的高涨”。［美］阿里夫·德里克着，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28—29。
(86)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中国青年》第32期(1924年5月24日)，页8。
(87)一健《?{查中国农村经济之困难》，《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1张第4版。
(88)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3期(1926年3月)，页35。
(89)陈国钧《望亭社会?{查所遇之困难与经验》，《大夏周报》第30卷第20期(1937年3月27日)，页437。除了上述引文，李景汉、张世文在定县调查中均讨论到调查的困难。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页131；张世文《定县晨村工业??{查》，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页15—16。冯锐更认为由于“近世以降，国家社会事业，皆偏重于城市”，导致“城乡交恶，隔阂愈甚”；“一旦城市有人调查乡村之日常生活，乡人乃惴惴然以为大祸将至”。因此必须讲究调查的方法。冯?锐《乡村社会?{查大纲》，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4年，“自序”，页7。
(90)《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并参见该期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杨万选《贵州省大定县的农民》等文。
(91)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查》，“序言”。
(92)来自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遣一提法基本为立场不同的读书人所接受，虽然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曾经接受过美式教育的一批知识分子大致接受“愚贫弱私”作为“中国人民的四大毛病”。参见涛鸣(吴宪)《定县见闻杂録》，《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页15。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大致接受“愚”、“贫”、“弱”的观察，却不太认可“私”的提法。参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收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页246；亦见《民国丛书》第4编第14册。相对左倾的知识分子虽然承认“愚贫弱私”的现状，却认为“定县平教会对中国社会的整个认识是错误的”，强?{要去“探讨起‘愚穷弱私’的社会经济基础”。钱磊《定县的试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益世报》(天津)1934年5月19日，第3张第11版。《晨村周刊》第12期。
(93)韬奋《抗战以来》，上海，韬奋出版社，1946年，页11；收入《民国丛书》第4编第99册。
(94)必须承认的是“城”与“乡”这样的概念从来都富于象征的意义。关于其在英文世界中的丰富内涵，参见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7。
(95)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周刊第18期(1923年1月31日)，合订本页147。
(96)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页312—328。
(97)研究者对此问题尚有不小的分歧。就下文论及的地区而言，农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确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94—117。本文无意于对此问题进行概括，相反，希望能在充分承认区域差异的前提之下，看到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关于此次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参见［日］城山智子着，孟凡礼、尚国敏译《1929—193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4—5。该书认为，由于银价相对金本位货币的严重下降，中国在大萧条的最初两年反而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繁荣。然而，1931年日本、美国等国家放弃金本位之后，国际银价抬高，中国经历了白银外流和商品价格下跌。尤其到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之后，“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而此时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却在复苏”。关于这次大萧条对于农村的影响，城山智子在一个小节中恰当地将其总结为：“农村的崩溃：一个城市问题”；参见该书页113—114。
(98)张公权《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文页4—5；张公权《内地与上海》，《银行周报》第18卷第14期(1934年4月17日)，页13—14。
(9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478。
(100)林宗礼《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的评介》，《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3、4期合刊(1933年12月)，合订本页947。
(101)吴半农《乡村十日记》(续五)，《益世报》(天津)1934年5月19日，第3张第11版，《农村周刊》第12期。
(102)方曙《农村经济的危机》，《村治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3月15日)，页1—17；稍后另一位作者也认为，“机械发明，工业日盛，人口集中都市，农业渐成衰落，为世界一般之经济潮流，中国自不能独置例外”。讱《中国农业衰退之救济》，《新晨报》1930年8月12日，第1张第2版，“社评”。
(103)许仁廉《从农村组织观点论中国农村建设》，《农村复典委员会会报》第5号(1933年10月26日)，页139。
(104)薛暮桥《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1936年2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页9—10。
(105)孟真《教育崩溃的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页2；稍早傅斯年还有类似的表述，见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页6。
(106)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参见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收入《民国丛书》第2编第78册；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简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以及前引德里克所著的《革命与历史》。
(107)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查》，出版地不详，1952年，页47。类似的认识相当常见，参见此前农村复兴委员会关于云南、广西等地调查。关于“畸形繁荣”，见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益世报》(天津)1935年8月17曰，第3张第11版；《农村周刊》第76?期。
(108)参见萧铮《中华地政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自序”。
(109)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发展中，江南地区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尤以无锡为甚，日后不少农村经济专家均有无锡生活与?{查的背景。参见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129—130。
(110)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指出自南宋以后租佃制度的普及正是应对人口增长的策略，参见氏着《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页243—265；李伯重在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分析中认为，“一年二作”，“人耕一亩”和“男耕女织”结合的模式之下江南农业经济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参见氏着，王湘云译《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185—188；并参见Kenneth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52, No. 1(2008), pp. 83-100.
(111)蒋廷黻《对共产党必需的政治策略》，《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页6—8；并参见《解决土地问题的急要》，《益世报》(天津)1934年1月19日，第1张第1版，“社评”。同时，董时进在三十年代即认为，“近年来解放农民，均分田地之呼声”，“与其谓系起于国人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毋宁谓其系欧洲土地分配潮流所吸引”(《汤烈论中国农业及农民问题》，《大公报》1933年6月2日，第3张第11版，《科学周刊》第14期)。此外，主张以都市救济乡村的吴景超则以美国与丹麦为例，讨论了中国佃农转化为自耕农的可能性；认为要改善农民生活，政府须效法丹麦的例子，帮助佃农购地。氏着《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收入《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20—30。
(112)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1931年9月)，《陶行知全集》(2)，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263—265。
(113)宋作楠《中国农民经济状况蠡测》，《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6号(1930年1月)，文页5—6。并参见何廉《中国经济现象之解剖》，《大公报》1936年1月12日，第1张第2版，“星期论文”；吴鼎昌《中国农业土地问题》，《大公报》1929年6月4日，第1张第3版。董时进在1949年以后曾经有上书反对土地改革之事。从《观察》上《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第6卷第12期，1950年4月)一文来看，其中大部分观点仍然强?{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反对夸大土地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此后，马寅初对于人口问题的强调已尽为人知，同时，长期在台湾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的蒋梦麟也曾特别提出“节育运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参见黄俊杰主编《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页445—455。
(114)李中清、王丰着，陈卫、姚逮译《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39—54。
(115)马扎亚尔即认为当时土地状况的?{查“都只能到大城市中去，或者顺着主要的河流，而经过主要的商业道路，还没有到偏僻的农村中去的”。参见陈代青、彭桂秋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页24。日后长期在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的蒋梦麟也注意到，?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有其家乡生活经验的“社会背景”，陕西和甘肃等地情况则大为不同。参见氏着《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院，2000年，页287—290。与之相类似的是在河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中，由于当地自耕农数量多，“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无号召力，甚至被农民部认为应当忌用。参见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页178—179。
(116)费孝通在三十年代即认为，当时不论教育或行政都常常“抹煞了传统的制度，在那里硬硬地把新制度插进去”；“我在开弦弓就观察到一个极复杂的傅统的信用合作制度——钱会。现在讲信用合作的人不去想法利用遣制度，却一定要依‘部定’的合作社方法来经营信用，结果是钱放了出去收不回来，?{查、追索、闹得鸡犬不宁，而合作社本身不能不停顿下来”。见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原刊于《益世报》(天津)1936年8月12日，第3张第12版，《社会研究》第15期；收入《费孝通文集》(1)，页393—394。
(117)《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一)，《大公报》1930年1月8日，第1张第3版；《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四)，《大公报》1930年1月12日，第1张第4版。
(118)1930年曾有人批评，定县“拥优厚之外国基金，有众多之近代人才”，其经验未必能在全国推广。《行政改革与县政试验》，《大公报》1933年9月4日，第1张第2版。燕树棠更对平教会在定县的“建设”有全面的批评，以定县人的口吻谓“你们平教会把我们定县人看作甚么东西了”。参见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独立评论》第74期(1933年10月29日)，页4—7。此后敷期《独立评论》对此讨论甚多，有人即认为“定县上层领袖差不多都是留学生，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自然和定县农民有点悬殊。定县士绅之不了解平教领袖，不了解平教工作，这个新旧隔阂自然是一个主要原因”。参见忧患生《定县之谜》，《独立评论》第97期(1934年4月22日)，页18。同时，关于国民政府在推广农业改良、改革租佃制度与改进乡村组织等方面的措施及其评价，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119)朱楔《田赋附加税之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0卷第22期(1933年11月)，页9。
(120)在定县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便感觉到，“中国晨村在外表上虽然透露着破产的现象，而实际上，则尚有一部分资金；如果好好把它集合起来，还可以做不少建设的事业”。参见吴敬敷《定县印象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2卷第4号(1934年9月26日)，页44。同时，自恰亚诺夫提出要充分重视农村生产方式、生活伦理的特征以来，不少学者已经反思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分析乡村社会的适用性。参见［俄］恰亚诺夫着，萧正宏译《晨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页8—9, 99—100；［美］渥尔夫着，张恭启译《乡民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3年，页11—26。
(121)晶平《广西土地问题发展的趋势》，《中国经济》第2卷第7期(1934年7月1日)，文页1。
(122)费孝通《不是崩溃而是瘫痪》(1937年5月)，《费孝通文集》(4)，页327—329。
(123)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即已指出：“我们不能以今日都市生活，工厂生活的道德和条理；来判断从前农业生活、牧畜生活的风俗和制度，许多现在认为不合理，在当时很合理。”参见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6月)，页5。
(124)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下)》，《中华文史论丛》第61辑(2000年3月)。
(12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页54—60。
(126)黄尊生《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上海，启明书社，1935年，页91—92。
(127)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1)，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页788, 789。
(128)胡适《京报》，《京报》1920年9月17日，第5版。
(129)张慰慈《市政制度》，上海，亚束图书馆，1925年，引文见胡适《〈市政制度〉序》(1925年8月9日)，《胡适全集》(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843—846。
(130)该书的中译本由金经元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31)雪村《都市集中与农村集中》，《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1915年9月)，页6—7。
(132)柳诒征《中国文化史》，页934。
(133)林语堂《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页3。
(134)黄尊生《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页92—115。
(135)《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农村复兴计划草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3号(1933年8月26日)，页16。裴宜理在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中也特别注意到了工人与农村的密切联系。参见［美］裴宜理着，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4。
(136)卢汉超着，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10—12。
(137)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286—287；蒋兴立《左翼上海——三○年代左翼都市小说研究(1927—1936)》，页129—135。
(138)康有为《物质救国论》，页54—60。
(139)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1913年4月)；《消极之兴业谈》(1915年7月)，《杜亚泉文存》，页284—285, 234—236。
(140)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4)，页272。
(141)胡如雷在对中国传统城市的研究中已经特别提出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繁荣。他注意到，城市中工商业者仅占少数，“商业的活跃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因此其“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商品流通的意义大于商品生产的意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页251, 277。
(142)《第四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决案》(1918年10月)，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21。
(143)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6年12月12日)，《陶行知全集》(1)，页85—86。
(144)何思源《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页11—14。
(145)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1卷，页609—613。
(146)这部分资料均已收入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页13—14, 44, 571。
(147)雷鸣远讲演《救济农村与青年出路》(下)，《益世报》(天津)1934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48)鲁荡平《都市与农村》，《社会杂志》第1卷第4号(1931年4月15日)，页4。
(149)涛鸣(吴宪)《定县见闻杂録》，《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页18。
(150)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182。
(151)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8月)，页258。
(152)《共产党宣言》，页255。
(153)在Taylor看来，无论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如何，以往诸多研究均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文化中立的(culture-neutral)理性或者社会运作，实际仍然是一种以西方历史为标准化发展路径的思路。因此，它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即以现代西方所经历的转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的产生，并充分重视另外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参见Charles Taylor,"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 Public Culture, Vol. 11, No. 1(1999), pp. 153-164.
(15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胡适全集》(1)，页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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