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美国与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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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美国与二二八事件

内容摘要：经珍珠港事件的重创，美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有托管台湾的设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经中国政府的力争，《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属于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复台湾，但想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美方觉得有机可乘，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策动部分台籍士绅请愿，要求联合国托管，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美方的舆论夸大二二八事件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为染指台湾制造依据。中央情报局支持廖氏兄弟请愿，操纵台独活动。
二二八事件对战后台湾社会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在事件中推波助澜，操纵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的活动，惜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关注。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试图弄清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探讨台独活动的起源。
一、《开罗宣言》的法律约束力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从台湾的基地发起进攻，轰炸菲律宾美军。节节败退中的美军高层终于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巨大的战略价值，攻克台湾成为盟军的目标。
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军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1]
1942年美国陆军部（G—2）做出一机密的台湾岛战略测量，1943年陆军部所属的空军和海军部也开始制定轰炸目标和时间表，1944年和1945年初海军部制定12套相当完备的民政手册，打算作为登陆台湾后，军政府人员行动的准则。军部最关心台湾的中立化，设法把台湾变成美军基地，进攻日本本土。[2]美军拟取得中国同意，“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战后总解决为止。顶多我们只可答允象征性的中国参予。”[3]
美国著名的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于1942年8月刊发《太平洋的关系》。11月4至6日，重庆《中央日报》连续译载该文。其“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主张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共管有关这条防御线内一切据点：“我们提议，以一向点缀着横越太平洋商务航线的岛群为基地，建造一个新的凌驾一切防御体制。由夏威夷向西，我们计划一连串强大据点——英勇的中途岛和威克岛、关岛，那些由日本代管统治而将来应由我们占领的岛屿——琉球和小笠原群岛，一直到台湾——全线最适当的停泊站，同时也是联合国空中舰队最强大的西部终点。……在台湾方面，中国的利益显然是占优势的，而且这种利益，在任何国际行政机构中应有其代表权。国际行政当局应接收所有日本财产，尤其是台湾银行的财产。为了尊重中国的优越利益，台湾应该划在中国关税和金融系统之中，但是因为联合国需要以它为一大根据地，所以把它划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似乎不妥……由于台湾的国际地位性质，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独立主权，也不投票加入中华民国。联合国必须当心，为了国际安全起见，不使台湾岛上居民受到任何自由的限制。”[4]美国学术界设想战后由联合国共管台湾，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地位。
中国人民对此坚决反对。为了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利益，在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美国设想谋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美高层拟向蒋介石提出，“总统特别感兴趣于你的清楚观点，在辽东半岛和台湾的军事基地十分重要，具有同等的价值，其海空军力量应长期避免重新武装。”[5]罗斯福认为该要求太露，从草稿中删去。为争取中国坚持抗战，1943年2月，罗斯福总统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将来太平洋警备权自应以中、美为主体，在南太平洋由澳洲及新西兰辅助。”[6]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台湾主权归属中国，而台湾的军事防务由中美负责，而中国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实际上应由美国来负责台湾的军事防务。
为协商反法西斯作战，在罗斯福总统及邱吉尔首相的邀请下，1943年11月，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美方在筹划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提出“中国要台湾和澎湖列岛”。霍普金斯认为，“台湾将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蒋介石会乐于将基地使用权给予美国”。罗斯福指出，“蒋介石不同意给予任何永久使用权，因此，美国不可能长期拥有台湾的军事基地使用权。”[7]美国试图支持中国收复台湾，来换取拥有台湾的军事设防权。

11月23日，开罗会议召开，中美英三国就政治问题展开磋商。27日，蒋介石委员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开罗联合发表《对日作战之目的与决心之公报》，也就是通称的《开罗宣言》，明确宣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8]
蒋介石为稳妥起见，“对罗邱说，先给史达林看一看，再来发表。以后他们送把给史达林看，史达林于一小时内，即回复赞成，这是很圆满的结果”。[9]12月3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邱吉尔飞赴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就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美方代表霍普金斯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并不困难，即使在这些国家独立后，美国仍考虑建立海空军基地。菲律宾的基地不是由联合国来控制，而是由美国控制。台湾将归还中国，但美国打算获得那里的海空军基地使用权。”[10]
在中国很难直接以武力收复台湾的情况下，一旦盟军率先攻占台湾，中国能否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难以保证。通过《开罗宣言》，中国政府征得美国与英国的支持，以宣言的方式向全世界确认台湾原属中国领土及日本强占的非正义性，表达了美英两国对台澎归还中国、恢复中国对台澎主权的庄严承诺，是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国际法依据，从而避免了台湾归属的国际化，而台湾的军事设防权很可能先由盟军代管。
1945年5月，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同苏方的说帖中关于保证承认中国为太平洋大国项下，特别提出“《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以及对日战争结束时在该岛确立中国主权之规定应得到充分肯定”。[11]7月，在柏林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就战后若干问题交换看法。苏联表示，支持《开罗宣言》之“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苏联政府在台湾无直接利益，并不反对其归还中国”。[12]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3]这一公告不仅将包括台澎归还中国之内容的《开罗宣言》正式列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所须遵守的规定之一，还由于其后不久苏联的加入，使该公告成为四强的共同保证，对四国都有约束力。
二、台湾光复与美国态度的变化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美国军事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以及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林茂生等三十余人，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等十余人参加。[14]
台湾光复包括接受日军投降和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两个方面。陈仪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接收台湾日军投降，是奉联合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之令，承接台湾的军事设防权，实际上分担了盟军原先设想的直接军事占领任务。同时，陈仪又是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接收台湾、澎湖列岛的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这是日本侵占台湾后中国人民从未放弃的使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收复失地。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约束力看，此举又属恢复行使主权。
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法律手续完成。陈仪昭告中外：“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管。此次受降典礼，经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均已顺利完成。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现在台湾业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并应感谢协助我们光复台湾的同盟国家，而尤应该教我们衷心铭谢不忘的，是创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国父孙先生，及继承国父遗志完成革命大业的蒋主席。”[15]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十分仓促，陈仪勉为其难，力图使被战争破坏了的台湾起死回生。他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简称“长官公署”）。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行政效率低下，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长官公署制度有助于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问题在于，大陆籍官僚垄断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使得台籍精英参政无门，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视长官公署为“新总督府”。台籍精英参选各级民意代表，议论时政，指责大陆籍官僚的窳政。陈仪接收日产，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效率不彰，统制政策束缚了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台币仍然大幅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原材料缺乏，大批日籍技术人员的迅速撤离，导致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失业问题严重。
1946年春，美国驻台记者牛顿（William Newton）目睹台湾乱象，对长官公署痛加抨击：“（一）台湾之中国行政当局充满腐败散漫气象，毫无从政之能力。（二）重庆政府委派前往台湾之大小官员均竭尽其吸收贪图能力，现台湾全岛之血液几一滴无余。例如米食价格竟较战时高至十倍，其原因不外官方以二元之值向耕农强迫征购，而后以十八元之价售出。煤炭以二百元强迫购买，而以一千元售出，糖类及其他亦然。（三）劫掠恫吓没收及其他不顾人民权利之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抢劫行人手表宝饰之行为。（四）岛上时常发现打倒主席（按台湾主席）之口号及标语。（五）台民台记者称美国对待日本较台湾为仁慈，何以对日本仅使用原子弹，对台湾竟使用华军也。” [16]
4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载《混乱中的台湾》：“自从台湾接收后，近六个月来在陈仪将军治理下，行政公署对政府及该署本身的功绩，可说是极少甚或可以说是没有。台湾是由坏的境地走向更坏的境地了。”该文指责陈仪“无能与腐败”。[17]
1946年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台北设立了领事馆，由台湾通柯乔治出任副总领事。美军曾准备攻克台湾，因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而放弃，改由中国军队接收日军投降，但仍希望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为了试探台籍士绅的态度，中央情报局在台湾搞了一个民意测验，称台籍士绅希望台湾归到美国，第二选择是留在日本，最后才是回到中国。
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在生活重压下的民众情绪恐慌，容易为流言左右。台湾谣言四起。“美国与苏联正在交战，或即将交战，美国即将在台湾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在台湾的政府正秘密准备在岛上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已经把台湾卖给美国，以易取大笔贷款作为军事用途。……最离谱的说法称，蒋介石在十月间到台湾，秘密会晤麦克阿瑟，台湾就在那时被安排卖给美国，使蒋介石取得大笔用来对共产党作战所需的费用。”[18]政府与人民之间有着相当严重的隔膜，只有蕴藏着不满心理的民众才会被似是而非的言论煽动。谣言透露出台湾社会的不安。
关于台湾的地位，美英仍有歧议。1947年1月11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复函台湾国大代表：“黄代表国书请转全体台湾国大代表勋鉴。上年十二月廿日大函敬悉；所称在日本南洋各地台胞，常被本国外交官及当地政府歧视一节，查自台湾光复后，本部即电饬驻外各领使馆，将台胞视同华侨，一律加以保护，并照会各该驻在国政府，台胞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起，一律恢复中国国籍，前得英方答覆称，于对日和约未签订前，将台胞视同友邦人民待遇，美国政府对台侨正式恢复中国国籍，亦未完全同意，正在交涉中。”消息传到台湾，这使忧心爱国的台胞大为惊讶，以为“台湾人的地位尚未决定”、“台湾人的国籍需要美国人的同意”。
台胞对长官公署的政治措施由不满到痛恨的事实，并非自绝于中国。个别台籍精英说：“为谋台湾人的福利，为谋整个民族将来的繁荣，我们的国籍问题，是决定于我们自身，是由六百五十万台湾人民的总民意来决定。”记者直觉：“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19]
2月26日，美国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其所提的托管协定草案，而予该国以单独管理前日本委任统治地的权利。[20]美国拟托管琉球等岛屿。3月1日，消息传到岛内。
三、台北领事馆插手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发冲突。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陈仪要用司法手段解决，未能立即浇灭台胞的怒火。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多缺足够警卫兵力，原本无武器的群众获夺武器弹药，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二二七缉私血案引爆了台湾接收与重建的政治地雷。一直想分享权力的台籍精英终于登场，利用政府的施政危机，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群众，提出处理大纲三十二条，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的要求。
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为各地的士绅。台籍日军退伍兵成为攻打军政机关的主力。这群有过实战经验，为数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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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
台籍精英在追求台湾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不但要向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台湾的治理权，更进一步，要求摆脱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1947年3月初，南部某闻人以极富有煽动性的语调广播：“自人类的历史，割去支那，于人类毫无损失。”在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发表过比这一篇话更强烈的排华思想。[21]
3月1日，出现署名“台湾六百五十万人民的陈嘉庚”之标语，又有“台湾独立”、“打死中国人”等标语。[22]2日，有人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台湾”及“自治的台湾”为号召，煽动各大中学生继续扩大运动。台大急进分子召集台大、延平学院、师范学院等校学生数百人，举行大会，张贴标语，拥护独立。[23]
美国通讯社的电讯称“台胞现已伤亡三千人”。3日，中央社指出，此讯绝对不确。据记者自可靠方面探悉，台胞伤亡不足百人。美国通讯社又称“台人请求美领馆保护”。此事亦非事实。据悉，1日下午5时，曾有外省人数人逃入美领事馆，台人遂将该馆包围，美方立用电话请求公署领回外省人，因治安不宁，公署于4小时后将他们领回。关于此次事件，美方亦未要求公署派兵保护，仅称“倘公署禁止外省人再入该馆，即可不致再遭台人包围。”[24]
3日下午4时，台北市处委会派林宗贤、林传克、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赴美领事馆请拍电。[25]同日，台大学生8人，向美国领事馆请求声援，称台湾人不堪中国人的压迫，乃有此种独立运动，要求借用枪弹。[26]4日下午2时召开的处委会上，有人提出“联合国托管台湾”，还有复员军属喊出“台湾独立”的口号。“民主同盟”连日散发宣言传单，希望“台湾国际共管”。[27]
美国一直想染指台湾。光复初期，美国即把台湾视为其海空军基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找到了介入的机会，策划台独活动。
据美国外交文件，3日，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接获一份致马歇尔将军请愿书，其中有141人代表，807人签名，彼等在结论中表示“改革（台湾）省政府的最快途径端赖联合国接管台湾，并且切断与中国之政经关系，假以适当年限迄台湾完全独立为止。”[28]美国至今未公布请愿书。3日下午4时，台北市处委会曾派林宗贤、林传克、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赴美领事馆请拍电，此举是否就是递交请愿书，或请愿书为台北领事馆伪造，不得而知，尚有待材料的进一步验证。
6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四六八号）：“以下是台北三月三日上午十时第三十四号电：‘第二节：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但相信如果当前政府采取军事手段，或不能满足从三月十日起要讨论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们将抗拒政府。他们将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陆上强加于台湾的非代表性权威政府。重大的经济脱序将难免，负责任的各部门担心继续不稳定会引来共产主义。台湾人强调美国人因为开罗会议而产生的责任，并宣布有意诸请美国帮助，寻求在主权正式移交中国之前，由联合国介入管理。全岛性的负责团体正准备正式的请愿，并告知领事馆。所收到之一份请愿是致马歇尔（国务卿）。在盟国最高统帅部属下临时接管的可能性获公开讨论。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以阻止政府军队一旦在台北被放纵的屠杀之灾难，而军队之获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来是立即的可能。美国的声望很高，而台湾人深切希望美国介入，他们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情况下，向南京交涉及联合国直接干预是合理之举。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陆上情况困难之际，藉此机会解脱严重和持续的军事负担。中国可以确保在台湾回复到一个台湾人享有大幅权利的负责任之中国政府时，有中国参加的联合国临时政府会中止。台湾人假设联合国的控制，还是以美国人为主。他们经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训练，也期望最后台湾政府由台湾人自己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湾。非如此，在台湾发生内战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rs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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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并未解决台湾主权，台湾的归属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等等这些“台湾地位未定”论调，都是美方散布的，进而影响台籍士绅。台北领事馆为干涉中国内政，不惜将自己的论点强加在台籍士绅身上，请求美国政府出兵干涉，企图将台湾据为已有。台北领事馆实是二二八期间台独活动的幕后操纵者。
6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电（四六九号）：“以下是台北领事馆来电：‘三月五日下午九时，第三十七号电：（1）全岛情势迅速演变，包括不断报导从福建来之增援军队即将到达，及高级官员之眷属秘密撤退等，强烈显示如果没有临时编码之协助，我们将无法提供适度的背景资料。如果所预期之危机发生，那时会很迅速，因此考虑在尚可能之际，宜撤出领事馆眷属。建议大使馆派美国飞机送密码员及必要之无线电装备（特别是美国新闻处在今天所发明码电报所提及的发电机）和邮件来台。飞机在回程将撤出眷属及带走给大使馆的重要报告。在台湾的联合国救济及重建总署代表建议撤出其大部份人员。（2）目前领事馆所预期的可能危险，不是来自台湾人，而是来自嫉妒美国人在民众间受欢迎的粗鲁与不友善之政府军队。因涉及政治层面，请大使馆考虑建议在领事馆派驻少数武装之美军，对来自任何一方的不幸意外，当有防范作用。……’以下是大使馆回覆的训令：‘大使馆对三月五日第三十七号电已予慎重考虑，并提请中国最高当局立即注意对领事馆及美国国民提供完全之保障的必要，并提及你要求地方当局保护领事馆之举，在相当延宕后才有回应。在此关键时刻你应特别小心，避免任何显示对目前争纷之是非曲直有偏见，或以任何形式介入争纷。你也应了解在此情势下美国政府官员必须只寄望现有之当局，其责任在对你提供适当保护。大使馆赞同你立即撤退领事馆眷属的意向，并准备安排专机作为撤离之用。不过，请在二十四小时内重新估评情势，并告知大使馆是否仍希望派专机，在评估时请注意届时其他美国人及外国国民也可能要求搭同一架飞机离去，以致造成相当的渲染。’”[30]
7日，台北领事馆致电司徒雷登：“以今天之情势，并没有必要撤退非必要之人员。派飞机的请求是基于一旦全面战斗爆发时，机场可能无法使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明显的可能，如果现正取得武器，顽强难以控制的台湾青年团体，仿效台湾人在全岛其他地方的成功事例，猛然造成危机的话，这种可能仍存在。不过，政府接受人民的要求（见第四十号电）使这种可能发展较小，或者如果发生，也可能使战斗地方化，只限于外省人逐渐集中，或政府军队驻留之地。有关对未来撤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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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适当性，也视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派增援部队而定，此问题大使馆或愿进行查证。”[31]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见蒋介石，告台湾局势危急，并转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呼吁，请不要对台用兵。7日晚，蒋介石致电陈仪：“据美使馆接其台湾领事来电，称请美使即派飞机到台湾接其眷属离台，以为今后台湾形势恐更恶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缓派飞机，一面发（？）电，问其领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谈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32]
同日20时30分，陈仪致电蒋介石：“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目前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职三次广播对暴动事件从宽处置，对政治问题，省府切实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民选，多数人民均甚满意。但反动分子又造谣言，谓台人既毁击杀伤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会如此宽大，此种广播队系一时欺骗，又谓政府正在调兵，将大肆屠杀，台民不以之抵抗，将无噍类。又谓须将国军军械放弃，反动分子想借此谣言，煽动人民，使人民由猜疑而恐惧，要求政府勿派兵，一面却随时抢夺军火枪械。自二月廿八日以来，因警局仓库等守卫力太单，被劫枪枝已不少。台湾目前情形表面似系政治问题，实际反动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单薄之时机，加紧准备实力，一有机会随时暴发，造成恐怖局面。如无强大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成未可逆料，仍乞照前电所请，除第廿一师全部开来外，至少再加派一旅来台。至美国大使馆方面，请其通知台湾领事，为顾及国际信誉，勿为台湾反动分子所惑。”[33]台湾局势混乱，长官公署无力弹压，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干预，使情况更为复杂。陈仪的退让无济于事。
8日，美国香港总领事馆某华籍情报员（俗称曾博士）捏造一个“台湾民主联盟”的组织，向联合国组织通电：“我们有自治政府和直接接受联合国组织监督的权利”。美国报纸立即把这个消息加以渲染，称“台湾人向联合国请愿托管。”[34]
9日，国军21师的增援部队陆续在基隆登陆，控制交通要道，台北再次戒严。省处委会的领导人对大陆政治不了解，对何谓戒严不知道，对自己提出的政治诉求所造成的后果不清楚。既然陈仪不接受他们的要求，便回家休息，一如日据时期的抗议活动。有过大陆经验的人早已躲藏起来，暂避风头。
军警秘密捕杀台籍精英。被杀的民意代表有：制宪国大代表张七郎，省参议员、制宪国代林连宗，国民参政员林茂生，省参议员王添灯，基隆市副参议长杨元丁，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李仁贵、陈屋、徐春卿，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卢炳钦、陈澄波、柯麟，高雄市参议员黄赐、王石定、许秋粽，屏东市副参议长叶秋木，台南县参议员黄妈典等。
以各地处委会台籍士绅的言行，大多数人构不成颠覆政府罪，他们也不认为犯下杀头之罪。警总立即采取行动，不经法律程序，将他们请走，秘密处死，不留任何文字记录，很可能害怕他们被美国中央情况局利用，参与台湾独立，或向联合国要求托管台湾。
这仅是笔者的推测。据何汉文回忆：《生活杂志》登载爱金生一篇台湾通讯说：“台湾人亟于求得独立，接受美国的保护。”因此，当时美国借口护侨，把许多军舰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当时美帝国主义想把台湾乘机从蒋帮手中抢过去的阴谋，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下，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采取暗加镇压，明施“宽大”的两手政策。经蒋介石批准。[35]这或许可以佐证笔者的推测。考虑到回忆录受现实环境左右，姑妄存之，但是，笔者不认为此举需白崇禧建议。
3月18日，蒋经国致电蒋介石：“新（原文如此，应为‘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来, Kerr调有关。……独立派——新华民主国10/3成立，总统、军司令官未定，国旗已（陈松坚警务省长）。决定八日夜暴动，七日夜有二名学生被捕，搜出密件，有准备，国军倘迟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来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为。”[36]
当时廖文毅留居上海。林茂生在事件之初，被推举为向美领事馆请愿的代表。3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军事参赞F.G. Daw上校自南京来台。17日，副领事柯乔治奉命赴南京，向大使馆报告台湾情形。陈松坚当时任台北市警察局长，似不可能参与台独活动。“新华民主国”应为“新华民国”。3月4日花莲《东台日报》发行日文版，谋建“新华民国”。[37]
24日，陈仪致电吴鼎昌等：“又有所谓独立运动者，国号‘新华’，择十日举事，全岛成功后渡海入中国本土（改革国体，以日本精神重建新秩序）。其国旗于太阳旗上加一黄星，年号用‘台湾自治邦纪元元年’。嘉义市暴徒向政府发最后通谍，有云：‘台中方面之治安已不由中国政府担任，现由临时政府担任，施政方针一如日本政府，情形良好’。……野心占据，七次向英、美领馆运动托治。事变中，弟派员赴美领馆接洽，据报告若干台湾野心分子适在内开会。”[38]
3月底，长官公署编《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列举叛乱真相，罪状之八是：“谬作主张妄倡国际托管。奸党既泯灭国家民族观念，其对于国族利害，直置之罔顾，不仅高唱所谓‘高度自治’，且谬作主张，希望台湾付之国际托管，其彰明例证，如在传单上竟诋毁称‘中国人在人类上之毫无价值，是世界周知的事实，说谎、贪污、利已等成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污点……’而称马歇尔调解失败，断定中国为无可救药，竟然主张‘台湾毅然成为联合国管理之下’是其希望脱离中国而由国际托管之阴谋，昭然若揭。不宁唯是，彼等荒谬主张之后，更继之以行动，迭向驻台美领馆请求将以上荒谬主张，电告世界，此种自甘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行为，其贻羞国际，腾笑万邦，丧心病狂，实与汉奸卖国，毫无二致。”[39]
光复初期，台湾就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这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策划分不开。在二二八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各种要求迭出，激进的政治主张，如打倒国民党统治，与中共的宣传如出一辙，亦有向美国驻台北领事馆请愿，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但这些要求绝非主流。从日据时期的抗争，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纲领，台籍精英都是要求实现台湾直接选举，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人民的权益。一句话，就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四、中央情报局操纵廖氏兄弟的台独活动
美国染指台湾已久，光复初期的乱象给美方可趁之机。对二二八事件，美方舆论强调台湾人民不堪中国政府的暴政，因而起来反抗，竭力夸大台胞的死伤人数。合众社南京3月1日电：“据此间所得片断消息说：台北（台湾省会）暴动死三千（可能是四千）人。”[40]合众社上海3日电，今天英文大陆报社论批评台湾叛乱事件，要求将该岛中国行政机关“立即加以查案”，并警告说：除非这样做，“台湾人民将要求马上独立——可能再来一次叛乱，那时将有成千成万的无辜生命被害。这并不是幻想。除非迅速采取补救的行动，就将成为事实。”[41]合众社上海8日电，“据此间得自台湾的私人消息称，中立方面估计，台湾暴动的死伤人数达一万人。”[42]海内外各大报章迅速转载，将小规模的群众抗争渲染成死伤逾万的大惨案，二二八不是缉私事件，不是示威请愿，是大屠杀。
4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台湾人民并非完全是中国种，今日台湾人民，不论其为中国种或非中国种，一律成为中国人之奴隶，生杀随便，不啻猪狗，中国人似此野蛮无道，有何资格管理台湾，盟军应即商量，早日将台湾案提出联合国，立即由中国手中将台湾救出来！”[43]
5月，美国的亚美杂志（Amerasia）第六卷第五期刊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该文认为：“国民党在台的统治系一群以法律为护符的中国盗匪集团；其重演日本剥削台民的这一史实，并非奇闻。”“在3月12日，已有约计一万人被屠杀后，陈仪结束他的恐怖政治。”[44]
长官公署把二二八责任都推给中共，认定是中共在台湾兴风作浪。美国官员指出，日本政府的坚决反共，对台湾人民的反共教育，和对共党分子的严厉清除，使台湾人民对共产主义并不热心，共党分子也不易活动。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党和异议人士。美国担心如果台湾政治不改革，将来会给共产主义提供一个生存和成长的机会。
8月17日，魏德迈将军向美国国务卿报告：“前主席陈仪的施政已使人民离开了中央政府。很多人不得不感到宁愿生活在专制的统治下。中央政府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向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证明它能实行忠诚而有效的施政。……有各种迹象表明，福摩萨人会接受美国的保护和联合国的托管。他们担心中央政府企图榨取他们的岛屿来支持那摇摇欲坠的、腐败的南京政权，我想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45]
为了侵占台湾，美方一些人士不惜歪曲事实，否认台湾人是中国人，把外省军公教人员丑化成盗匪，自然应该由美国这个救世主来拯救台湾人民。说穿了，就是要强占台湾。但是，台湾已经回归中国，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美方继续散布谣言，利用台胞对长官公署的失望和二二八的裂痕，策划台湾疏离中国的活动。一些人鼓吹，虽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界定台湾的归属，但在中日和约签定前，台湾的地位不能正式认定。美国有意将《大西洋宪章》适用到台湾，台湾人可以自己选择归属谁。目前台湾是在麦克阿瑟控制之下，如果台湾人有什么要求，可以向麦克阿瑟提出。如果台湾人要在中国支配下取得自由，美国人可以帮忙。如果台湾人愿意接受美国托管，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希望的条件和托管期限。
曾赴美国留学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出生于台湾豪门，与美国教会势力渊源颇深，在大陆生活多年，不满陈仪在台湾的统治。廖氏兄弟并无使台湾脱离中国的设想与计划，主张改革台湾省政，发现自由资本主义，吸纳台湾籍精英，实现真正的自治。长官公署却对廖氏兄弟展开通缉，把他们推向美国人一边。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操纵下，1947年6月，廖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7月，廖文毅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的归属问题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应准许台湾人民先脱离中国，而暂时置于‘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制之下。……倘或公民投票结果，台湾人民要求独立时，联合国托治理事会在台湾的机构，应立即撤离台湾，而使台湾成为永远独立国。”[46]
夏，廖文毅自上海至香港，9月，筹组“台湾再解放联盟”。9月底，黄纪男与廖文奎潜回金陵大学，通过该校图书馆馆长贝德士的引介，求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由美国在联合国提案，让台湾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人的前途”。司徒雷登未正面承诺，仅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
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分离活动嚣张。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美国加快了侵占台湾的步伐。1948年9月1日，“台湾再解放联盟”向联合国提出台湾托管请愿书。[47]据9月22日合众社东京电，有一个日本活动的台湾地下组织，现正准备致书联合国，要求联合国派军占领台湾，直至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法理地位后为止。这个地下组织叫“台湾再解放联盟”。准备送交联合国的请愿书，将自称代表台湾的六百五十万人民，其内容要点将如下：“一、台湾必须独立。二、联合国应在今年年底以前派军占领台湾。三、成立临时政府，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全应该撤退。四、所有前属日本而现为中国特有的财产都必须充公。五、现在运往中国的日本赔偿品必须转输台湾，其数量一定要能补足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台湾取去物资。”[48]
综上所述，经珍珠港事件的重创，美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有托管台湾的设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经中国政府的力争，《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属于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复台湾，但想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战后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美方觉得有机可乘，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策动部分台籍士绅请愿，要求联合国托管，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美方的舆论夸大二二八事件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为染指台湾制造依据。中央情报局支持廖氏兄弟请愿，操纵台独活动。台独活动的起源与美国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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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柯乔治著：《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北，1980年代后期，第20页。
[2]《被出卖的台湾》，第17—19页。
[3]《被出卖的台湾》，第32页。
[4]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5日第三版。
[5]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186.

[6]《宋子文答记者问》，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台湾，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年，第5700页。

[7]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258-259.

[8]《开罗会议政治问题会商经过》，张瑞成编《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9]《蒋介石谈开罗会议》，《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第38页。

[10]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570.
[11]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Europe).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882.

[12]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Conference of Berli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927.

[13]《波茨坦公告》，《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第77—78页

[14]《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总报告》，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
[15]《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正式宣布台湾日军投降广播词》，《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第201—202页。
[16]《美国记者报导台湾接收之后行政腐败混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7]《混乱中的台湾》，《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67页。

[18]《驻台北领事布拉克呈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3、35页。

[19]《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上海《观察》第二卷第二期，第18—19页。


[20]《美正式要求安理会托管太平洋各岛屿》，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
[21]林秋敏编：《林衡道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6年10月，第252页。

[22]《中央社台北1日下午2时发参考电》，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0—11页。
[23]《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册），第237页。
[24]《台北3日参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24页。
[25]《3月3日—3月8日采访摘记》，《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44页。
[26]《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册），第240—241页。
[27]《台湾省“二·二八”暴乱事件日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台湾人民“二二八”运动史料》，油印本，1960年6月，无页码。

[28] 1947年3月5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9—430.
[29]《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六八号）》，《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第53—54页。
[30]《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六九号）》，《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第55—57页。
[31]《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九一号）》，《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第62—63页。
[32]《蒋主席致陈仪三月虞电（大溪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台北，1992年，第93—95页。
[33]《陈仪呈蒋主席三月虞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6—97页。
[34]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印：《台湾研究资料》，1949年12月，第32页。
[35]《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邓孔昭主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台湾，稻乡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36]《蒋经国电》，《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57、159页。

[37]《蒋经国电注释》，《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59页。

[38]《陈仪报告“二二八”

中国历史神仙的传说故事

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下册），第797页。

[39]《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册），第361页。
[40]香港《华商报》1947年3月3日第一版。

[41]香港《华商报》1947年3月4日第一版。

[42]香港《华商报》1947年3月9日第一版。

[43]蒲风撰：《美京邮报主张将台湾交还日本》，闽台通讯社编《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约1986年，第162页。
[44]《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陈芳明编《台湾战后史资料选——二二八事件专辑》，台北市，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91年，第92、98页。

[45]《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3页。

[46]新加坡《南侨日报》，1948年2月15日、16日。转引自《关于台独》，苏新著《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271页。

[47]张炎宪等编：《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0年2月，第598页。

[48]《合众社东京电》，江慕云著《为台湾说话》，上海，三五记者联谊会1948年10月，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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