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抵制美货——正义和利益下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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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韩戍：抵制美货——正义和利益下的两难抉择

《寻求正义》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竭力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在作者看来“爱国主义、私利、其他人的压力、无知、寻求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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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动机，都是促成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不同阶层的这些不同的目的，使运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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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美】王冠华著，刘甜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19.00元

如果说1899-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是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针对东西方列强“侵华”而作出的一次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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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应，那么5年以后那场波及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可以说是国内民众在面对同样危机时作出的相对理智的一次回应。在这场运动中，绅商、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整个过程中，组织者和参加者几乎摒弃了一切暴力手段，采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正当权利的诉求。一个饱受欺凌，在对外事务中习惯了以暴易暴的民族，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中，竟然如此冷静并将抵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和5年之前使天下大哗的“拳乱”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王冠华教授的著作《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详细地考察了这场由“排华法案”所引发的对美货进行全民抵制一事的来龙去脉。他指出了先前流行的解释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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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跨地域的民众运动的两种主流观点——“阶级利益说”和“民族觉醒说”——的缺陷。对于前一种观点，他指出，尽管运动的矛头指向排华法案，但是运动绝大多数组织者和参与者“并不能从排华法案中直接受益”。而对于后一种观点，他指出，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卷入了这场运动，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导致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作者看来，“民族觉醒说”不过是这个事件的大前提，即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就一直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它具有普遍性，而不具备特殊性。
作者着重强调了“网络和组织的存在”，即在1905年以前，包括商会、读书社、妇女组织和学生组织在内的大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团体的成员本身就是社会上的活跃分子，具有敏锐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同时也由于这些组织中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存在，使运动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展开，在无序之中蕴含着有序的迹象。作者还强调，由于现代印刷业的发展和通俗大众宣传的开展，使这场运动的初衷和目的广为人知，并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海外同胞”的同情心，使运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寻求正义》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竭力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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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爱国主义、私利、其他人的压力、无知、寻求刺激”等动机，都是促成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不同阶层的这些不同的目的，使运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对于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而言，可能对运动强国御侮的目的更为强烈，完全受一种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而投入到运动中去。而对于商人阶层而言，则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出于外界压力而挺身而出的因素———尽管抵制运动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但又不得不迫于爱国热情而随声附和。同时对于那些普罗大众和市井小民而言，受到宣传的鼓动、出于朴素的正义、无知或是寻求刺激，无疑是他们参与运动的重要原因。将考察重心分散到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强调地理分布广阔的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这是本书超出其他同主题研究著作的特别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运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对促使美国修改或废除排华法案并无信心，他们反倒更重视由运动激发的“民气”的巨大效用。在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运动本是由排华法案而起，却超出了真正的争取废除排华法案的范畴；本以抵制美货为形式，目的却未局限于抵制，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实现广大民众的团结和更多的平等诉求。这是抵制美货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作者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广泛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运动主要的思想来源。严译的《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名言足以让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胆战心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体系里，“世界被描绘成一个霍布斯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战场，如果中国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那就是因为中国是弱小的，而弱小的民族会在无情的生存中灭绝”。本来是弱小的饱受欺凌的民族，却服膺于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或许这可以反映出时人的一种急切的心态，甚至希望通过抵制美国，可以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伟大效用。
商人，作为抵制运动中最重要的阶层之一，对运动的影响至为明显。所以作者不惜笔墨考察了商人与抵制美货的起源。通过一系列的分析，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卅事件一样，商人的态度无不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自行转变。以抵制美货为例，那些美货的经销商或代理商的态度始终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游移不定，在正义和利益之间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同时作为承担运动领导责任的商会，对广大商人亦没有绝对的约束之权，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些商人私自和美国方面订约的现象。也许正如作者所言，“商人的政治行为不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问题和环境。”作者还将商人概括为机会主义者，认为一部分商人加入运动是出于投机的目的，因为运动可以让他们赢得很多的声誉。“而当运动开始损害他们的利益时”，则“很快地转向政府一边，寻求保护”。
在这里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识似乎有失偏颇，这种观点看起来也更接近于过去阶级史学的分析框架下有关商人“软弱性”和“两面性”的老话。实际上作者忽视了商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处于政府、美方、和国内民众三者之间，起到一个居间调和的作用。他们竭力地控制着运动的进程，以防走上暴力的极端，重蹈过去“拳乱”的覆辙。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具有半官方背景或和官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绅商，他们对运动的认识比其他的阶层更为清醒。他们和美国的代表——尤其通过和美国总领事罗志思的接触，了解到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实际上对美国并未构成冲击，美方对此事的反应也异常冷淡，意欲靠单纯抵制美货而使美国修改乃至废除排华法案几乎是不可能之事。所以他们及时收手，知难而退，淡出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层，实际上也是在反复权衡之下做出的理智选择。而那些参与运动的中小商人，本来就在利益和动机上存在着不一致，缺乏坚强的领导力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最后退出运动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阶层实际上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一部分商人退出运动，转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内的工业建设当中去，希图努力发展实业而使中国振兴，积累足够的资本和力量之后再言抵制。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者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则更值得尊敬，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抵制目标，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国人入美条款才更让人满意，甚至都没有认真考虑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约。他们的目的，或许正像作者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寻求正义，以及以正义为契机，谋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唤起民气”，“重新唤醒人民的内在力量”。
1905—1906年的这场民气大演练，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改革无望，从而转向革命，谋求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6年以后的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喷薄欲出。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已经像唐德刚先生形容的那样——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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