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吴宾：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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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1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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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宾：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第一需要，粮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生命存续，同时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近年来，随着全世界范围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世界农业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许多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放在这一领域。
一、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思想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也是粮食大国，自古以农立国，是崇尚农业的民族，但是，反观我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的国度”。翻开历史，几乎每页都可以找到“天灾、饥荒”等字眼。据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以来的4000年间，共计发生各种灾害有5500次之多，平均每半年即发生灾害一次。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人的吃饭问题。[1]直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才真正得到了解决，创造了在人多、地少、水少、人均资源匮乏情况下基本自给的世界奇迹。粮食安全状况得以较大改善。但是，就目前来看，制约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粮食需求还在迅速增长，耕地和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正在下降，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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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钝，特别是近年来粮食价格的变动相对比较剧烈，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普遍关注，以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为代表西方学者的论述，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无疑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施加了较大压力。虽然，中国粮食安全情况并不如布朗认为的那么悲观，但未来中国粮食供求缺口很大，粮食生产的结构性调整还远未结束，加入WTO以后，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巨大的冲击，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的程度将出现下降。对于这一局面，我们必须从政策上对粮食安全进行深入的思考，制定科学合理的粮食安全战略，这都有赖于对粮食安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我国历史上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的这一现实局面，使得历代统治者往往将粮食看作为天下之大命的重要物资，把它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而且对粮食的重视程度超过其他任何物质，正是这一原因，我国历史上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政策、制度以及经验和教训非常之多。最早的粮食安全思想反映在《礼记·王制》，提出“耕三馀一”，即粮食安全系数为50%，按粮食的年度计算，年末库存率（包括政府和民间库存）相当于半年的粮食消费量；另外，《礼记·王制》又说：“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于自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封建国家要保持九年，六年之蓄是一种奢望，保持三年之蓄也不可能，但强调国家必须保持足够的粮食储备，以保证国家安全的观点则值得重视；[2]《周礼》把农业看作是决定国民经济主要的产业，在社会分工上“以九职任万民”，主张通过建立土地管理机构、加强对粮食生产督促、设置救荒机构等措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3]；《管子》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这就是说只有那些能生产粮食且能积存的国家才能治理天下，从战略高度上认识粮食生产和储存的重要性；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鼓励人民“尽地力之教”来增加产量。指出“粜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并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推行“善平粜”政策。汉代以后，许多政论家对粮食问题尤为关注，贾谊在《论积储疏》主张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储备粮食，认为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而另一法家人物晁错在《论贵粟疏》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见解，并大声疾呼：“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诸如此类论述，在古籍文献中不胜枚举，值得去挖掘，以资当代。
二、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认识
粮食安全的概念，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上提出的，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要求各国采取政策，以保证世界粮食库存最低安全水平系数，即世界粮食当年库存至少相当于次年消费量的17%—18%；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第二次界定：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作出了第三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像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近年来，对粮食安全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内容，粮食安全所强调的“所有人都有获得粮食的能力”，把粮食安全活动，从一个国家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形成了家庭粮食安全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只是反映当今世界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比较发达、粮食储藏技术、制度以及流通体系等方面趋于完备情况下粮食安全的概念，不能很好说明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属性。基于此，需要对我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作以说明。
在古代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相当薄弱，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以及粮食的储藏，以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除了强调“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的常识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粮食问题对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农业大国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解决该问题的特殊困难。应该说，整个古代的粮食水平与消费水平是不成正比的，例如到了乾隆末年，全国人均口粮根据推算也不会超过600斤，用以充饥果腹都相当紧张，这种紧绷绷的粮食状况使粮食问题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使粮食政策的制定总是如履薄冰，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和社会危机的导火索，由此也形成了对于粮食生产尤为关注的良好传统。我们可以这样界定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一是宏观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即一个国家在粮食自给和粮食储存量上要满足国家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征战以及赈灾之需，基于政治需要的粮食安全概念；二是微观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即能够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最低的生活需求，对于粮食的营养安全和食品安全则要求不多，只要普通百姓能够通过主要粮食作物品种能维持生命的需要，则说明粮食是安全的。其基本内容是：
1、在粮食生产领域内，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的思想和政策，重农思想和农本观念成为古代社会发展经济、治国安邦的选择，其根本在于提高粮食的生产量，其中已孕育出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例如《范氏·计然》认为粮食是：“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而“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始见《齐民要术》序中，但传言源远流长，据说是帝舜任用后稷为农官时的命辞。其含义是“粮食是治国安民的第一件大事”，反映的是我国古代古老而现实的重农政治观。[4]
2、古代社会对于粮食的重要性认识和调控机制，更多地反映在粮食仓储方面的有关制度和思想。因为，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原始农业阶段，还是传统农业阶段，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的速度的原因，加之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波动性，这些都决定了粮食储备在粮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在安定人心、抵御灾荒、平抑粮价、调节丰歉、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封建财政后备的重要内容和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粮食专仓储备制度创于春秋战国之际，秦代继之，盛行于西汉之时，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至唐宋以后，粮食仓储管理制度在总结历朝历代仓储管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水平。我们应借鉴历史教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3、粮食流通方面，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换是很少的，但是，自秦汉以迄清代的2000年的封建社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并有日趋加重之势，粮食的流通和粮食贸易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大量的经验教训，大致看来，中国古代粮食流通思想围绕“政府还是市场”这一主题展开，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一度出现的政府全面干预，复到近世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以至于乾隆时期明确的市场主导，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逐渐彰显自由市场意识的过程，该过程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小农大国的缓慢演进趋势是大致吻合的。尤其是乾隆对于粮食流通有着明确的市场意识，把自由贸易作为调剂粮食余缺的重要手段，对于建立全国统一粮食市场的必要性有着清醒认识，善于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给粮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对粮食市场的运作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将粮食市场和粮食贸易与国家粮食安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4、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与古代荒政思想一脉相承。粮食安全的最基本含义就是降低农业灾害风险，保障粮食供应。面对我们这样一个灾害频发、战乱不断的国家，荒政思想由来已久。在《周礼·地官·司徒》中的“荒政十二书”一节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的荒政思想，此后的救荒书也基本遵循荒政十二的格式。[5]随后的荒政思想逐渐形成两个理论，即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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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理论，仓储救荒理论是随古代粮食仓储事业发展而发展的，至唐宋时形成了体系健全的救荒救灾的仓储制度；灾害预防理论与古代早期的巫术联系很多，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一些月令书中强调人的活动要与自然的规律相一致，以避免灾害发生，仍有科学含义。因此，古人通过荒政和降低灾害风险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值得挖掘的。
三、古代粮食安全观的特征
1、古代先哲是基于封建自给自足经济来论述古代的粮食安全观念，显然存在一些弊端。例如重本轻末的思想往往忽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正常开展国际间的贸易活动，因此，要解决国内粮食安全，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甚至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过分强调粮食的政治色彩，忽视粮食本身所固有的商品属性，以及我国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思想渊源就是“自给自足”，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现代粮食安全战略规划时应避免的问题。
2、中国古代粮食安全不仅受到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古代社会阶层结构和粮食分配密切相关
粮食安全归根结底是粮食供需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粮食生产的水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人均粮食占有量在各个朝代都不是很低，最低时也有614市斤，有的时候如宋元时期竟达到1457市斤，[6]应该说粮食不应成为问题，但是，饥荒又为什么这么多呢，我们不得不从制度层面进行解析，从社会阶层和粮食分配方面入手研究这一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各社会阶层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僚士绅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粮食，灾害的发生对这一群体的人而言，风险性较小，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则需要向封建国家和地主缴纳租税钱粮，灾荒年份自己的剩余的粮食难以满足粮食需求，最后只能沦为难民，他们面临的饥荒风险很大，加之灾荒期间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不愿意拿出更多的储备粮食赈济灾民，正是社会制度的缺陷使得贫困阶层的食物获取权被进一步剥夺，刺激了饥荒的发生和蔓延。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农民起义、社会动乱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粮食安全的水平也由此而大大降低。
3、古代粮食安全停留在一个最低层次之上，粮食的营养安全涉及不多。
受古代农业生产水平的限制，古代中国粮食的产量虽在大部分时间里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但是，这种满足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而言也仅仅是果腹而已，不可能在粮食营养搭配方面做出更多的要求，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北方以粟米、小麦生产为主，南方以稻谷生产为主的单一化种植结构上。
4、不同时代的影响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因素是有区别的，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更多地来自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自给率相对偏低而引起的，吴存浩在《中国农业史》中研究历代粮食亩产量时认为春秋战国时亩产量仅有91市斤/市亩。而随着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单位面积上的粮食生产量也有了较大提高，至宋元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量已达343市斤/市亩之多，[7]粮食需求和供应从量上看已能满足人民的正常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增长之间的矛盾、自然灾害以及来自社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蔡建立周婷，中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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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问题报告——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农业出版社，1996，4～5
[2]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428页
[3] 汤标中，《周礼》中的粮食经济思想，商业研究，2001，5：152～153
[4 张波，不可斋农史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271～272
[5] 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