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历代中州森林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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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代中州森林变迁

【内容摘要】本文是笔者的“河南历史时期环境变迁和水利兴衰”课题的一部分，探讨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1）战国至两汉是开发的第一高潮，天然林消耗为4.3～6.3万亩/年；唐宋是第二高潮，森林消减为8.1～4.5万亩/年；18～19世纪是第三高潮，消减率4.5万亩/年。2)天然森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北宋末伏牛山以北山林多已砍伐殆尽；3)历史气候自温湿向干冷转化，与人类活动作用叠加，加剧了天然森林的消减乃至消亡。

一、河南省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原始森林植被

河南省位于我国第二级和第三级地貌台阶过渡地带。北部、西部有太行山、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处于第二级地貌台阶前缘，南部有桐柏山、大别山，是插入第三级地貌台阶的江、淮分水岭。东部为黄淮海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这一大冲积扇的上部。西南是扇状的南阳盆地。在全省16.7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山地占了26.6%，丘陵约占17.3%，平原占55.7%。
竺可桢研究，全新世以来直至战国时期以前，我国气温约高于现代1至3度，相应地，河南也处于一个较今温暖湿润得多的时期，这是晚冰期后至今，最适应于暖温带森林植被生长蕃衍的时期。距今六、七千年，河南大部分处于华北暖温林区，伏牛、桐柏、大别山属于华中亚热带林区。经凌大燮估计，直至公元前2700年，全省的森林面积约占63%[1]。这一数据大致地表征了当时河南天然森林状态。另外，一些第四纪研究和考古资料及部分文史资料也提供了参考。
豫北黄泛平原钻孔孢粉分析显示：早全新世（距今10000～7500年）,木本花粉含量达42.8～69.9%（其中针叶占84～88%），草本花粉约占20～35%，植被类型属针叶林―草原型；中全新世（距今7500～2500年）木本花粉43.7%（其中针叶70～76%，阔叶明显发展，有栎、桦、栗、榆、椴等属），草本花粉占20～40%，属针阔叶混交―草原型；到晚全新世纪（相当于战国以来），木本花粉只占20%弱，而孢子、草本植物花粉各占40%左右，木本中有以针叶为主，占88%～85%还有榛、栎、栗等属，属于森林草原类型。[2]与华北平原同期孢粉分析（北京、河北东部）[3]对比，各种花粉的含量与变化趋势大体相似。伏牛山麓鲁山钻孔孢粉分析显示，早全新世，木本以松为主，与臭椿、栎、鹅耳枥属、漆属混交，中全新世，以栎属为主，针阔混交，有臭椿、桦木、松、榆、胡桃等。
木本花粉含量的消长变化，显示出本地区天然森林消减的客观事实。对比华北平原模式，以上相应的气候分期依次是寒温期―温暖期―温凉期，这对天然森林的变迁，起到环境的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所谓的寒温、温暖期，分别对应的文化期是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铜器文化时代。考古发掘研究认为，野象在温暖期可生息在黄河以北；河南古称“豫州”，“豫”字或表明古代中原人类与象的生息关系。现代热带雨林的野象生境，每头象平均得有至少数平方公里的森林。殷墟遗址还发现了其他大量的四不象鹿、水獐、竹鼠、貘、水牛、野猪骨骸，同样为豫北大面积存在天然森林的佐证。郑州商城遗址、豫西诸文化遗址皆出土木炭遗存，在南阳盆地的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七种喜暖动物，还有竹炭灰。可以认为，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现今河南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天然森林覆盖的。
早期的文史资料记载了截至铜器时代末的中州森林状况。“益为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鸟兽佑之，朱虎熊罴而物蕃衍”[4]，虞舜时代就有了掌管和开发森林的职官。大禹王在平治水土过程中，“予乘四载，随山刊木”[5]，之后区划九州，“兖州、豫州贡漆……”。[6]殷墟甲骨仆辞中，有桑、竹、栗、柏、榆、栎、柳等林木。甲骨文中，亦出现火烧林木之“焚”，以斧砍木之“析”，手集果实之“采”，林间京都之“蒿”，林间之土的“野”，林间耕作之“春”和“农”等等，这些词汇反映了人类与森林树木的关系，也反映出农耕、营建对森林的影响。商代，“陟彼景山，松柏丸丸”[7]，在商人集聚的豫北太行山，是有茂密松木的。商代也设有六府之“司木”职官。至春秋时期，地官大司徒主管国有山林，当时的林管结构，每一大山有百余人，中山七十余人，小山二十余人[8]。“山有乔松”，大概指的今新郑、密县西部山丘的松林。《周南•汝坟》所说的伐其“条枚”“条肄”，可能指的今平顶山市一带沙、汝河岸边之柚木枝条。《伐檀》，可能讲的采伐豫北故魏地的檀木，《卫风》谈到淇水流域“绿竹猗猗”，还提到“椅桐梓漆”。公元前631年，晋文公登有莘之墟“伐其木以益兵”，砍伐的是豫鲁边界或开封东南古有莘国冈丘之硬木，前626年，晋原轸刊木阻秦的崤山之战，砍伐的是豫西崤山林木，前527年郑国迁新郑，披荆斩棘，新郑一带还有完好的天然植被。与此同时，中原作为中华民族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就成为中华人类开发自然环境最早的一个地区，广大平原地区的林木开始被人工林木和田园代替，人口的增滋和一些城邦国邑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过程。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颂及豫北汲、淇、浚、滑数县的桑林桑田，“蚕月条桑，取彼斧斨”、“八月剥枣”和“采荼薪樗”，涉及到今豫东一带桑、椿、枣等农家树木，“若作和羹，尔唯盐梅”，郑国则“桃李重于街”[9]；人工果木得以普遍栽培。
因此，这一个时代，豫北、豫西、豫南山地和丘陵，绝大部分为茂密的天然林覆盖，而在豫北、豫东平原地区和一些河谷地区（如伊、洛、沁河），天然林渐被砍伐，或为栽培林木、植被取代。这一时代，确如孟子所言，是一个“草木畅茂”的时期。

二、封建地主社会前期的森林变迁

自战国到秦汉，铁器的出现使中原的自然环境出现空前的、根本性的变化。洛阳出土有铁锛，说明了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已用铁器伐木；生产工具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革。平原地区进一步开发，原来郑国（都新郑）与宋国（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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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间有大片隙地，此时建立六邑，宋国出现“无长木”之情势。位于豫中的韩国，已出现“土狭而民众”的局面，豫北的魏地，“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虽有“火田为狩”、“徙彼高冈，析其作薪”，但农耕还不甚发达，人类活动影响主要限于平原、河谷；战国以后，封建地主的新的生产力，将垦伐向丘陵推进，诚如《盐铁论》言“伐木种谷，焚莱种栗”，丘陵地区的天然林木开始遭到大规模的毁坏。
《山海经》反映了战国到西汉初中原面貌，对山区、丘陵森林植被的描述概括如下：
表1：《山海经》记载的山林草木状况
山次/经目今地望典型林木有植被山岭百分率（%）草、木种属比例中山/中山经二经伊水南外方山桑、竹箭331：2三经渑地、新安一带崤山枣、蔓居之木601：2四经熊耳山漆、棕、竹箭、芨331：5五经、六经崤山槐、柳、桑、樗、构、椶、枏、桐、榖柞、竹、竹箭401：2七经嵩山、箕山枬、亢木、柏、黄棘、天楄791：0.7八、十、十一经伏牛山及方城山漆梓、松柏、枏桑、柞、
杻、橿、机柏、竹、梓楎、楢杻、桃、李741:6中山经中条山杻、橿、栃、竹、植楮661:1.6水次三经太行山松柏、秦椒、漆、竹箭、栃341:3.5
本表显示出封建地主社会初期，中州林木的繁茂状况。其中河内郡与河洛地区由于开发较早，山区天然林木的品种和比例已不如同纬度的中条山、伏牛山、嵩山山区，嵩山此时是“百草木成囷”的繁盛状，同纬度、夸父之北麓，大致相当于灵宝至华阴一带，还有“广员三百里”的桃林之塞，崤山函谷关，还有隐天蔽日的“松柏之塞”[10]。此外，应该注意到，一些人工植被已开始上山。
战国时中州冶金发达，苏秦说韩宣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著名的九种宝剑，大都出自西平、荥阳等地。太行山麓出土铁器，系公元前三世纪冶炼。到秦代，“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11]，矿冶的发达，更可见一斑。战国、秦汉中州铁器，已畅销陕西、陇西。到西汉，全国49处铁官，河南有6处，铁器普及民间，现已发掘出近二十处汉代冶铁遗址，这些铁治，除个别使用煤作燃料，绝大部分使用木炭，从郑州古荥一号炉估算，一吨生铁需木炭七吨[12]，烧炭林木就可观了！不仅几处铁官治炉如此，且县有铸器[13]，所耗林木之普遍可想而知。时人指出“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14]这里不仅谈到开矿毁伐山林，而且感觉到对生态的影响。同期，也是所谓“秦砖汉瓦”为标志的建筑材料大发展的时代，砖瓦、白灰的烧制，同样也耗去了大量的林木。不过，秦汉时期主要砍伐的北部山林，“隋唐之材不可胜用”，[15]看来在豫、鄂边界的桐柏、大别山，天然林木仍是非常茂密的。
人口、农耕的大发展，是汉代大砍大伐森林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元2年，河南人口达到1500多万，形成历史上第一次高峰人口。若按西汉统计人均垦田为14亩计，也约占有（今制）1.4～1.5亿亩垦田，即便是折半估算，也近于清末垦田，或占现今耕地面积的70%！可以说，平原可耕地大多辟作农田，乃至于一些陂泽湖沼也耕垦了，西汉末第一次出现了耕垦的相对饱和状况；汉代田中不得种树，广大农田天然林木更是绝迹了。从人口密度的分布，能推测当时河南农业开发的程度，单位为——人/平方公里：河内郡80.47（58.0），河南郡135.07（155.0），颖川郡192.06（207.0），汝南郡82.77（70.0），陈留郡124.71（139.0），济阴郡261.95，淮阳国95.69（89.2），南阳郡39.77（42.0），弘农郡11.85（12.0），东郡123.29，山阳郡、梁郡69.81。[16]总趋势看，人口集中分布在豫北、豫东平原和伊洛、沁、汝颖河河谷地带，崤山以西，伏牛山以南，淮河南北，人口仍偏稀少。可见这些地方天然林的开发相对要少得多。西汉时，中原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三圃制的推广，人口增殖，土地垦僻，丘陵、平原地区的天林所余无几；同时人工栽培林也林木也进一步发展，故有“安邑千树枣……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17]之说。而且武帝瓠子堵口，“颓林竹兮楗石葘”，东汉“冠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益军资”，[18]淇园的人工栽培林木仍很茂密，直至魏晋，该处都设有司竹监。
秦汉时是中州森林被砍伐的第一高潮，但到东汉时，气温并不比仰韶文化时期低得太多，豫西、豫南深山山林基本保存完好，传说刘秀与王莽交兵，新莽军有驱虎豹犀象的。马融的“广成颂”詠叹外方山及广成泽一带，“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19]外戚梁冀的私家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20]伏牛山南，如张衡《南都赋》所言，依然是草木畅茂，兽禽嬉戏繁殖的亚热带景观。南阳盆地农耕区，亦是樱梅柿，桃梨枣，穰橙邓桔，果木葱茏。所以经历了东汉末的灾荒战乱，虽有如189年董卓焚函谷关林木，孔明火烧方城山前博望坡这些毁林事件，但不久后，次生林木又在山丘平原有所恢复。洛阳、偃师的北邙山，仍是“松林”“攒列”[21]，“上有嘉树林”[22]。嵩山北麓柏谷，“谷中无回车地，柏林荫蔼，穷目幽暗……”[23]。所以汝河上游的伏牛山、外方山，仍“深松列植，筠柏交荫”，“夹水层松茂柏”；[24]伏牛山南“秀木千云”，[25]“流涧万余丈，围木数千寻”。[26]太行山麓的七贤祠，“筠篁列植”，不过淇园之竹似有衰败，北魏郦道元说“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唯王刍编草不异。”[27]
但四朝建都的洛阳，对豫西材木需求很大，北魏迁建都城，继而北周，已是“京洛材木，尽出西河”，[28]转求山西，说明洛材已尽竭了。太行山的林木，因魏国重镇及五朝建都于邺城，赵都邯郸的营建，也耗损了不少，而且战国邯郸郭纵铁治成业，“与王者埒富”，消耗的也是太行山的林木。
直至两汉魏晋，大致以砍伐熊耳山、外方山以北的山林和丘陵林木为主，以山区天然林面积来推估南北朝末的森林，约可占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4到1/3，比起公元前2700年，已消耗了森林面积的一半，甚至更多一些，也主要是战国以来砍伐的。从秦汉到南北朝，林政思想从传统的“山泽国有”到放松管制，以国家干预税收来控制，发展到国家与封建地主“分润山泽”，[29]既反映了森林所有权的演化、成熟，也征照了这第一次的森林大开发的进程。林政的演变无疑地促进了开发。在盲目的山林开发之中，人工植林也受到了重视。
隋唐一统中原后，出现第二次开发森林的高潮。唐代将作监在今嵩县、伊川县设太阴、伊阳二监，“掌采伐林木”，[30]豫北竹林也设司竹监[31]。宋之问自陆浑至鲁山，越歇马岭，颂云“楚竹幽且深，半杂枫香林”（《自歇马岭枫香林》）；元结家居鲁山，鲁山是“樗栲相阴覆”、“榛梗之林梢”（《讼木魅》），“修竹多夹路，扁舟皆到门”（《与稂溪邻》）里。[32]《元和志》中，小秦岭的桃林塞地名仍存，但林木状况未予叙述，《环宇记》复引之。太行山南麓的沁阳，也还有“阮氏清风竹巷深，满溪松竹似山阴”之说。[33]嵩山北麓松柏成林，[34]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说“尝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熊耳、伏牛深山，“皆高山深林”，所居之“山棚”专以射猎为主；[35]豫南山林，在中唐时“於唐州得象一头”，[36]可见中唐气温尚高，伏牛山以南还有大片原始亚热带森林。
北宋初，气温仍不甚低，964年，有象入南阳，968年，有驯象自入汴京，[37]可能长期战乱野木丛生，河南仍有象生息。但天然林在浅山已所剩不多。太行山区的林县，北宋时还“茂林乔松”[38]、“木荫浓似盖”[39]。设有磻阳、双泉二务采办木材，太行山中段的采伐又一高潮，当在北宋初。汴京城里设有专门的事材场、退材场，但国初之营建材木，已取之于河南境外。所设京西抽税竹木务，“受陕西水运竹木，南方竹索及抽筭黄汴、惠民河商贩竹木……”，[40]省内已是小量；建隆、开宝年间，“时权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陇间，以营私宅”，[41]太平兴国年“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42]张平“监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43]除营建之外，北宋黄河修防耗去巨量木材、梢料；滑县濮阳黄河故道里可以发现不少当时埽岸护堤及堵口所用的已碳化的木植，981年，“滑州治河防，材苇未具，命神佑驰往垣曲，伐薪蒸四百万以济其用，”[44]垣曲至滑州，水路近千里，舍太行之近而求中条之远，足见豫北山林已消耗殆尽。后来，山西也就成了中原材木的另一供给地，“三司岁取河东木植数万”，[45]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金代。豫中中山丘陵，除沉重的输纳炭纲的薪炭供给任务外，继唐代“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汝瓷，“夕阳紫翠忽成岚”的钧瓷也闻名全国，加上磁州窖相州窖及修武当阳峪窑、鹤壁窑对太行山林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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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百斤”，[46]继铁治而起的陶瓷手工业，进一步耗去中山区的大量林木。唐代铁治河南缺记，北宋铁治仍发达，但黄河北铁治燃料已转向石炭，已不如西汉时对木炭的需求大了。尽管如此，到北宋中期，沈括指出：“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47]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概括，可以说，从封建社会的初期，到商品经济较充分发展的北宋，河南中山丘陵区的天然林木已消耗殆尽，伏牛山以北诸山，深山区林木所剩不多，伊洛河河谷地区，还有一些竹林，苏轼诗言“试向伊川买修竹”（《别子由》），洛宁也“多竹，弥望千亩”。[48]伏牛山以南诸山，还有天然林木，所以人多次建议采伐，大别山、桐柏山林木则保存尚好。这种状况，还可用煤炭在熙宁之后，始晋及民间来佐证，河南煤炭大规模地利用，是北宋后期，它一方面反映了煤炭开发利用的过程，另方面也恰好说明了中原薪炭的匮乏了。
概况的看，到北宋末河南天然林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1/6～1/7了。
唐宋时期，对木材也如盐、铁、酒一样，逐渐实行了专卖。林木的管理和采伐，开始和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以东都洛阳和汴京为中心的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原本土天然林木的进一步开发。同时，唐宋时平原州郡，以贡赋丝织品著名，平原地区广布桑田，自北魏后，桑枣榆等农家林木在法定土地制度中得到了量化规定，这一制度从而在唐宋巩固，延续到清代，无疑地也促进了栽培林木的进一步发展。

三、地主社会后期的森林状况

（一）金元——中原环境的转折阶段
这一阶段，若从北宋灭亡，金人入主中原算起，到元代灭亡，也仅二百多年。但在此二百多年里，中原的气候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战国以来，中原虽处于温凉期的前期，但气候延续温暖时期（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某些特性，气温比现代要高一些。但是唐宋时期偏暖的气候，约在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结束，北宋末年，金元时期，气温迅速转凉，变得干燥起来。因而唐宋的砍伐比意大利人砍伐阿尔卑士山南麓的森林，带来的灾难后果更大，因为阿尔卑士山南毕竟受地中海气候的控制；结果在唐宋大规模地砍伐伏牛山―淮河以北山林之后，气候条件的恶劣化极不利于次生林的恢复，一些原来亚热带的天然林木，如棕榈、竹、漆、楠木和其它阔叶种属的分布区，逐渐向南移动，其中某些迁到伏牛山南，一些则退出了中原，针叶、草灌植被渐渐占了优势。
可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并未因此而中止。虽然金元两代中原人口稀少，但宋金元的拉锯混战，焚毁和采伐太行山及豫中、豫南低山残存林木。特别金兵、元兵攻打南宋，河南长期处于第一、第二线，金宋水军交战，动辄出动舰艇上千、数千艘，金人除了在河北、山西大量砍伐木材造船（“万筏下河汾”）和营建外，也在伏牛山―沙河以南乃至淮西州郡大肆采伐，及至连寺院古木也砍了，“金人侵宋，伐香严寺（浙川）木造舟……诗云，栽松种柏兴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时。可惜香严千载树，等闲零落岁寒枝。”[49]宋金议和后，这种战时掠夺性砍伐仍未停止下来，1174年，南宋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淮西诸关采伐林木”。[50]在金朝占领地区，1192年，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樵采的管制松弛下来，且“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51]竹苇岁额，自然又大多取自河南。元政府虽然在忽必烈倡导下，“一切通道之旁，视其必要悉皆种植树木”，[52]加之耶律楚材等人的积极努力，对农桑恢复悉以注意，不过对山林的政策，和汉唐、北宋时不甚相同，主张“山林川泽之产，竹木之类，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国家者所必资也；竹木之产，所在有之”，[53]显然古制之国家专制，商品化专卖，又受到了游牧式经济的冲击，山林的管制，自然也松弛了下来。对于国有竹木，元初在怀孟等路设司竹监，1285年，罢司竹监，“听民自卖输税”，次年，又于卫州复立竹课提举司，凡辉、怀、嵩及川鄂“竹货皆隶焉，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54]1292年，丞相完泽发现因此“怀孟竹课，频年砍伐已损，课无所出……宜罢其课，长养数年”。[55]可见豫北掠夺性采伐之严重。暂养生息只是短时的，在元代，河南省竹木课，竹约27万竿（年），板材约6万条，额外竹木课税1748锭30两。[56]
笔者在探讨黄淮地区的环境变迁和河川迳流变化及河道演变时，对沙、汝、颍干流的大水及决溢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表2）
表2：黄淮地区沙、汝、颍干流大小决溢比率
前期后期世纪大水年次干流决溢年次大水:决溢世纪大水年次干流决溢年次大水：决溢一324:1十三221:1二11111:1十四818:1三1133.7:1十五861.3:1四202:0十六1791.9:1五313:1十七10191.1:1六808:0十八15270.55:1七717:1十九17121.4:1八1527.5:1二十15151:1九616:11910   十1133.7:1～1949   十一505:0    十二404:0    ∑91146.5:1∑102911.1:1
*原始资料见《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河南省水文总站
统计数字表明，13世纪是一个带根本性转折的世纪，在此之前，大水条件下决溢的机率较小，后期，决溢机率明显加大。这个现象，自然一个方面说明中原河道有淤阻、变化，另一个方面，说明河川径流过程在13世纪前后有较大的变化；诚然，历史洪水的发生，其主要背景是气候条件，十三世纪前后气候的变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我国东南部气候变化看，转折点是在1050年前后，到13世纪出现转折，不能不发人深思：这和唐宋中原的山地、丘陵森林砍伐殆尽有无关系？是否伏牛山以北，崤山、外方山以南的山区产流环境，的确已发生了使径流过程突变，河流泄洪能力逆转的作用？况且本表所统计的比率，相对独立于气候变化，而着重显示河道淤阻，横向及纵向演变的加剧，正说明了中原河道―历史上的清水河道，处于一个新的加速调整的时期，河流泥沙的变异也佐证上游山林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的问题。从中原腹地汝河的变迁，更能进一步看出森林变迁与河道演变的某种关系。
古代汝河在今漯河市南北是连通为一的，当时滍水（沙河）与澧水都是汝水的支流，虽有少量溢泆之水入颍，但沙、汝水不是属于颍河水系的。到唐宋时，汝水有了较多的富余径流分溢到漯河市以东入颍。笔者考证，1290年因汝水泛溢为害，自漯河截断，改入颍河，汝颍水系发生人为的大变动。从而汝水水系面积减少了48%，颍河增加了58%。蔡州（治今汝南县）也因而升为汝宁府。但这一措施并未根除漯河以下河患，遂于元末在午阳截去当时成为汝河上源的古潕水（今干江河），于是又截走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流域。但汝河水患仍未减轻，到明嘉靖后，洪、汝仍在西平县东因泛淤阻塞而分流，汝河水系才演变成今日之状态。以汝河干流沙口断面为例，元初截汝前年径流约45亿立米，截汝后为20亿立米，明清以来只有11亿立米，但漯河以下汝河干流的决溢、大水都有增无减。显然是汝河干流承受不了变化中的洪峰流量，而洪峰流量和洪水过程完全没有因一再削减支流而得到起码的改善。汝水干枝水系平面，古代似一木梳状；截汝的过程是自北向南，将“梳齿”一一截去，按理说是可以逐次减少各支流洪峰遭遇的机率，减少下游洪峰流量。但并未根除干流决溢，说明每一次的截除只是暂时地回避了一些问题，而河流的洪水组成，洪水过程，自北向南逐各支流在发生变化，观其时间与地域的变化，恰恰与豫西、豫中山区的森林，自北向南的破坏过程几乎同步，这就不能不令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大约在北宋末，森林植被的破坏程度，已足以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对地面径流变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问题在12～13世纪充分地暴露出来。
（二）明清时期的森林状况
从近6、7千年气候冷暖变迁的总趋势看，B.P.6000～7000年至B.P.2500年是温暖时期；B.P.2500至A.D.1050年相对温暖时期,相当于上述的封建社会前期；A.D.1050年至1450年,是一个相对寒冷的时期,中原的森林面积、种类及分布，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自1450年后，进入寒冷期，人们称之为小冰期，在温暖时期繁盛的一些喜暖好湿的林木，经过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的摧残，终于难以繁衍发展，豫西山区一些种属的垂直生长线也纷纷下降，而代之以草、灌之属，甚至出现不毛石山。
豫东平原，自13世纪至19世纪中叶，受到黄泛淮的严重威胁，黄水涤荡了今洪汝河以北，京广线以东的广大平原和冈丘，数万平方公里地域普遍淤厚4m左右，个别地带有厚达10m以上的。唐宋时期豫东平原的人工栽培林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随黄泛带来的沙、碱、蝗、风等灾害，使豫东的农、林、水资源的结构、质量、数量及利用开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至今在不少地方，还发现有被黄沙淤埋的古树枯梢。
面对以上种种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的总积淀，万历进士王士性在1597年指出：“中州山皆土垅，不生草木……惟崧高土皮石骨，苍翠相间，特出为奇。其它，则西南边境处间有青山.”[57]诚然，桐柏、大别二山，在明清时为禁山，森林得以大部保存到清末，明代更是“树木荫翳”、“山色玉葱”[58]，但他这一概况，对于淮河以北大抵是正确的。即便是与淮南相对的汝宁府（相当于今驻马店与信阳部分，治今汝南县），王士性也指出：“汝宁称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连朝，即富室皆裂门壁以炊……”！[59]难怪到清初的1661年，汝宁府重建城楼，但“境内所产木植，率多椅桐，不中榱题樽栌之用，”遂以明废藩府宅“故材木充用”！[60]看来，明清时汝宁府一带中山丘陵已童赭，营建材木与薪桂之奇缺，决非文人戏言。
时间人口密度[66]（人/km2）总耕地面积（万亩）[66]1393年13.00 1494年17.77 1578年35.31 1661年5.7638001685年8.9957001724年15.2466001753年44.6373001767年103.9073001786-1791年132.98 1812年144.52 1820年148.0077501851年150.11 1910年164.00 
明清北京营建用材木供应，已转到湖广川黔，华北地区已无力供给。但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流民，使豫西、豫南山林出现了新的问题。《道光伊阳县志》：“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流逋所聚为梗……”，仁宗、宣宗、宪宗朝，流荡于陕南、豫西、豫南、荆襄的游民，多达数十万。明仁宗、宣宗都以“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凡山泽之利，皆驰其禁”[61]为由，开放了山禁，以缓和天灾人祸的矛盾。宣宗听说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被有司军卫捕逐，还专门告诉户部，北宋富弼知青州，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希仿效之。[62]宪宗初，西北流民进入豫鄂边界山地，1478年，伏牛、熊耳山、郧阳山区还特地析州置县安抚流民。桐柏、南召、伊阳县都为年析南阳、汝州之地所置。流民问题势必激化了深山地区的毁林开荒。不过，明代河南人口还不多，几十万流民对鄂豫陕边区山林的垦僻，也还是局部的。深山老林仍有大部分存在，明、清地方志中，也还可以见到一些野生动物和一些传统树木种属。但中岳嵩山历代保护较好的林木，明代业已萧条。1426年，周叙游嵩山，记“漫流冈…汾阳庙，环庙古柏数白株……”，“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见日”；但赴中岳神祠，“有竹数百竿……此又洛中之仅见也”，见嵩阳观古柏三株，“有泉名太乙，岁久亦湮，则泛觞亭之故址也”，旧观废宫，“及其废也，荒烟断础，鞠为丘墟”。[63]山林稀疏，泉池已干涸。也难怪嵩山下之颍河，北魏时原有二十八浦，“旸旱辍津，而石潭不耗”[64]而到清代已是“沙屯石铺，但细流轧轧”了。[65]
左侧所列表，给出了明清河南人口密度与耕地总数。可见终明一代的河南人口尚未恢复到西汉高峰时的水平。可是在18世纪，河南人口剧增了15倍，超过了两汉，急剧增加的人口给耕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清初，朝廷大力奖励垦荒，全国上报数额最高的即河南省，虽数据有不实，但大势已见一斑。康、雍两朝，所垦还是战乱荒芜的熟荒地，雍正年已垦至黄河故道、废堤；到乾隆初，平原、丘陵熟荒生荒垦辟皆已饱和。但康熙初之后一百五六十年，（统计中的）耕地数，翻了一番，18世纪后期的垦辟，多已转入山垦。山垦耕地，不宜于栽培对水肥气温要求较苛刻的作物，正好玉米与红薯18世纪在河南普及种植，适应了山垦扩大的形势。一些县在康熙年间修志，物产之目未见玉米，乾隆续修时则已列入；1744年，陕西从河南“觅重催人”栽培红薯，五十年代，闽人也到朱仙镇推广植薯[67]。玉米、红薯的引进普及，和人口耕地的压力促进了山垦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粮食生产，从而为人口爆炸提供了物质基础，人口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对土地的渴求，附图显示了土地剧增情况下，人均土地急剧下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进一步刺激山垦的推进。
无疑地，河南在18世纪人口爆炸―山垦的大发展―玉米、红薯在山区的栽培，成为互为因果，连锁性反馈和循环的一种因素，这种因素终于导致了深山区老林被砍伐毁坏。乾隆后期耕地面积所增加的700万至1000万亩，其源盖出于此。耕地增长趋势同样也反映了深山老林被砍伐的趋势，只是山林的这一次砍伐高潮与时间的关系，决不简单是线性关系，因为山垦伴随着的是人类活动加剧、聚落的增加、交通线的延伸、矿峒的深入等等，所以被毁的森林面积应远大于纯增加的耕地面积的。表2所示18世纪的大水一决溢比率为0.55：1，是二千年来仅有的一个，充分说明豫西深山垦伐对河川径流，河床演变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同时也佐证了18世纪山林垦伐的问题。这是第三次砍伐天然林的高潮。据凌大燮估算，1700年河南森林面积仅占总面积的6.3%了。
丘陵平原地区，作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元代，江南迅速发展植棉，河南大致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引进，但还未课税。到明代，大力推广植棉，虽然一些高寒、水源不足或其它原因的地方仍以传统植桑贡丝为主，但一些平原县区，多已改植棉花。如嘉靖年间，豫北开州夏秋地八千多顷，有桑地21顷，棉地97.8顷，枣地1顷，计桑枣树约9万株。豫东项城县，万历时已贡赋棉布。鲁山的棉地从1391年到1522年翻了一番，桑树从31.4万株减少到6.9万株。终明一代，河南完成了这一延续中原数千年的传统作物的变革，这样，人工林木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桑田为棉田所代替。但明清桑木仍未退出农家林木之列，视清代地方志，枣、榆、桑、柿、杨、柳、楸等，仍为常见农家栽培林木。
到清末，人们已注意到毁林开荒所带来的恶果，淅川志云“坡岭沙滩，无不种植，故地无旷土”。伊阳县四周皆山，“耕种者依山垦辟，其他多硗确而少衍沃”[68]，而山林被破坏后，残存林木难以自峙，暴雨山洪，土冲石走，溪谷竟“林木塞河而下”，[69]而濒河之地，“冲决一空，河石磷磷，流沙弥漫”[70]。鲁仕骥在“备荒管见”中，针对中州山林之状，专门指出：“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脈不旺，而雨潦时降泥以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末郁为茂林……。”[71]道光午阳县志《县南北河防水患论》议及午阳县，“先时林密图厚，遇雨即可消纳，今樵采者众，拙及根荄，以致土松，随流而下，河身上源尽被淤浅”；其《厚风俗告示附》言及：“澧河、沙河各堤，均属不毛，”河堤宜种草栽树，县南山地应多种树，但为防止捻军绿林聚集，某几处山地又不得植树。
这即十九世纪汪士铎所指出“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72]不过在深山区，还局部地保存一些天然森林，如卢氏仍有“洪荒开辟之古木”，陕县崤山仍有“林木苍翠”之摩云岭。
民国禹县县志议及：“禹山尽童，无森林以为节潴，夏秋大雨时，行洪流激浪……；”1946年调查鲁山山区，荡泽河一带因无林木固土，严重水土流失，沙压沿河土地及山谷坝地，已无可耕之地。建国初调查鲁山二郎庙以上，百年以前沙河“河床仅数丈，以后人口逐渐增多，采伐林木，开垦坡地，引起了冲刷，河床渐渐拓宽。”[73]下汤附近，新垦徒坡，冲刷剧烈，种植三两年就抛弃了，结果是越垦越冲，越冲越垦，造成恶性循环。调查北汝河上游，“几无未垦之地，尤以伊阳县境……无论山顶徒崖，均被垦殖……勘察时第一日下雪，次日河水即变混浊”！“是以颖、汝上游均童山濯濯，其结果洪水灾害年甚一年。”[74]治理淮河时山区水库调查勘测报告指出，淮河干支上游山区，“大多是童山濯濯，山坡上表土多已冲光，石骨裸露……河床逐年加高。”[75]山林消失，水源无所养，坡土无所维系，造成河南许多历史上著名的河流，长年缺水，河道壅阻。在古代，一些河流上源处由于林木茂密，水源丰沛、稳定，可以较简便地跨流域调水，以利通航。宋元时，颍河还可以自安徽通航达禹县，民国时只有到西华县；北汝河原可通航临汝，民国时只有到襄城县；沙河原可通航到鲁山，民国时只有到舞阳北舞渡；明代汝河可通航汝南县，民国只有到溱河口。由于山林水源的干涸，河川径流分配的极不均匀，古代所谓“修竹多夹路，扁舟皆到门”的美境，已一去不复返了。
到1950年代初统计，深山区老林还残存450万亩，占河南省总面积的1.8%，这就是经2500年宗法地主社会，及半宗法地主、半殖民地社会的掳掠后，留存到新中国的中州全部天然林遗产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州森林变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气候因素影响较大。历史时期，中原气候虽有多次波动起伏，但总趋势是变寒冷转干燥，这对于在全新世和中全新世本地畅茂昌盛的天然森林发展和延续繁衍是极其不利的，在这一趁势下，随着气候的变冷，亚热带范围向南受缩，许多喜好温暖湿润的林种南移，甚至退出了中原，中全新世针阔混交的优势逐步为针叶林和草原灌丛取代。就在这一自然变迁过程中，天然森林又遭受到人类不停顿地掠夺性的采伐，古代所具有的森林优势已不能恢复。
2．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开发最早的地区，元代以前，历代奴隶制、封建制王朝建都于中原，营建、铁治、陶瓷、薪炭和其它手工业仰给山林，人口的两次大发展，农垦的压力向山林争地，所导致的盲目的掠夺性采伐、垦伐与毁林，是中原天然森林在数千年中急剧消退的主要原因。从开发的时、空关系看，春秋、战国以平原的农垦为主，中山丘陵伐木以供营建、铁治，以两汉王朝为主，从而形成第一次采伐高潮。唐宋时期商品化的材木供应和营建、陶瓷、薪炭及其它手工业的需求，形成第二次采伐高潮，地域从中山向深山发展。金元时期采伐至伏牛山以北向山南、豫南发展。明清时期，深山地区天然森林的大消减，则是以人口迅猛增殖，山垦空前发展为前提的。
3．从变迁的地域性趋势看，天然森林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缩减。前者受到人类开发平原、山区先后时间的制约，后者与人类开发活动和气候变寒自北向南发展相关。北宋后期，伏牛山，沙河颍河以北的山林，多已砍伐殆尽。金、元时期，砍伐向伏牛山南，淮河以南推进。淮河主要支流的一系列重大水文要素的变化，也恰与这一地域性变化推进同步。十三世纪是河川水文变化的转折阶段，反映了河川径流与气候变迁、森林变迁转折地域相关的联系。
4．本省正处于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古来自襄樊―南阳―方城隘口―平顶山―禹县―郑州―新乡―安阳，许昌―禹县―登封―洛阳―西安，郑州―巩县―洛阳，信阳―固始―六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通衢;这些交通线往往在第二、第三级台阶的过渡地带，以及在中山深山的河谷地带，这对于加速沿交通线纵深的天然森林的开发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州的地理位置、形势，决定了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频繁的战争，也毁去了大量的林木。如诸雄争霸中原的战争，秦统一六国之战，东汉初的战争（“是时汝颍之间，几於无日不战也”[76]），东汉末剿灭黄巾之战、军阀混战，南北朝在伏牛、外方、方城、桐柏山边境的拉锯战，唐季战乱，元末明末农民革命战争，清末捻军与清军的战争……战争以武器、营寨、薪供、交通、火攻等多种形式破坏森林，而其方式又是特别野蛮的。
现代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丘陵区，恰恰都在历史交通线附近和山垦发展的地区，也恰恰是历代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固然水土流失与降水、地势、地质、土壤等等因素也都有关系，但历史上这些地方林木的无限制砍伐，所形成的恶性积淀（在自然面积上和生产方式，传统习惯方面），不能说不是一种先天性的不足和灾难之源。
5．中原天然森林的衰减，同时也伴随了人工林木栽培植被的发展，所以这也是人工林木取代天然森林的过程。应当承认，中州天然森林在人类作用下迅速消减，伴随了封建文明的发展。但是这种文明和进步，受制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它大大地超越了生态环境的适度，因此，它又是包含了蒙昧与野蛮的一种发展，这种人为的超限掠夺，给二十世纪河南省的农、林、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潜伏下了深重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问题。
6．天然森林消减的速率，以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000年为最高，其次是1700年至1950年：
表3：中州森林削减趋势汇总统计表

时间

森林覆盖比例%

天然森林面积（万亩）

天然森林消减速率（万亩/年）

 -2700年63157971.481 -500年5012538 4.263～6.269 500年33～258275～6269 8.130～4.514 1000年16～144012～3511 3.474～2.759 1700年6.31580 4.520 1950年1.8450 

参考文献：

[1]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2
[2]李树芳，“河南豫北平原全新世孢粉组合特征及其意义”
[3]周昆叔等，“中国北方全新纪花粉分析与古环境”，《第四纪孢粉分析与古环境》，科学出版社，1984
[4]《路史》
[5]、[6]《尚书》
[7]《诗经》
[8]《周礼》
[9]《吕氏春秋》
[10]《荀子·强国篇》
[11]《汉书》董仲舒语
[12]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1
[13]《盐铁论》大夫所言
[14]《汉书·贡禹传》
[15]《盐铁论》卷1
[16]参照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成果，括号数据系河南地理所陈代光计算值
[17]《史记·货殖列传》
[18]《水经·淇水注》
[19]《后汉书·马融传》
[20]《后汉书·梁翼传》
[21]张协《登北邙赋》
[22]阮籍“咏怀诗”
[23]《嘉庆一统志》引《述征记》
[24]《水经·汝水注》
[25]、[27]《水经·淯水注》
[26]《文选》张协杂诗
[28]《周书·王罴传》
[29]《宋书·羊玄保传》
[30]《旧唐书·职官志》
[31]《唐六典·司农寺》
[32]《元次山集》
[33]韦庄《花集·河内别业村闲题》
[34]周贺《緱氏韦朋府厅》
[35]《资治通鉴》卷239宪宗元和年事
[36]《旧唐书·李希烈传》
[37]《宋史·太祖本纪》
[38]《嘉靖彰德府志》
[39]《民国林县志》
[40]《宋会要辑稿·食货》
[41]《宋史·沈

中国历史故事 意义

伦传》
[42]《宋史·王传瞻传》
[43]《宋史·张平传》
[44]《李神佑传》
[45]《忠县朴魏公家传》
[46]《天工开物·陶埏》
[47]《梦溪笔谈》卷24
[48]《民国洛宁县志》
[49]《清朝野史大观》卷12
[50]《宋史·孝宗本纪》
[51]《金史·食货志》
[52]《马可波罗行记》第99章

中国历史故事好句好段摘抄

[53]、[54]、[55]、[56]《元史-食货志》
[57]、[59]《广志绎》
[58]《明一统志》
[60]《嘉庆汝宁府志》
[61]《典故纪闻》卷8、9
[62]《明史·食货志》
[63]《游嵩阳记》
[64]《水经·颍水注》
[65]《水经注疏》卷22
[66]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计算
[67]《金薯传习录》
[68]、[70]《道光伊阳县志》
[69]《古今图书集成》卷486“新修伊阳儒学碑记”
[71]《皇朝经世文编》卷41
[72]《乙丙日记》卷3
[73]《颍河流域查勘报告》，治淮汇刊，第一辑
[74]《颍河上游水库查勘报告》原本存河南省水利厅设计院
[75]《淮河流域水库查勘总结报告》，治淮汇刊，第一辑
[76]《读史方舆纪要》卷51

后记：

此文内容，是1992年为研究黄淮地区环境变迁与水利兴衰关系查阅资料时所获。是年秋，在上海参加历史地理学会的会议，求教于水利史的姚汉源老先生，他严正告诫，如果想真正研究水利历史，就得老老实实地查阅、考证第一手文献古籍资料，不得转抄二手货与人云亦云。笔者作历史环境时，遂老老实实寻觅和读书，体验姚汉老在方法论里的教诲。以上考证资料，多得自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南京地理所资料室、河南省水利厅资料室、河南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到21世纪，有青年学者查阅到此文，肯定其资料价值，笔者觉得老古董居然还对别人有用，就又托女儿打成电子文档，参加了灾害专业委员会的灾害史专业研讨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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