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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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文摘要】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关 键 词】商周中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辐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作者简介】陈朝云（1965-），女，河南省南阳市人，考古学博士，郑州大学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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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河南　郑州　450001）
【英文标题】The Influence of Middle China Culture in Zhou and Shang Dynasties on Civilizing Course of Ancient China in Yangtse River Valley
考古发现证实，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富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圈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历史推演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开始向长江流域扩张，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目前，学术界对长江流域商周古代文化的研究虽然比较活跃，但所涉内容多是分散的或是局部性的，缺乏从宏观角度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试以陶器、青铜器的发展、演变作为切入点，以选取长江流域典型的个案研究作为立论根据，尝试构建中原商周先进文化与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错讹之处，恭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陶器形态的嬗变阐释了中原商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揭示，古代陶器所蕴涵的政治因素最不明显，但却是最易变化、最能反映社会生活形态的遗物，而且也最具时代特征。因此，这里首先从陶器分析入手，来具体论证中原商周文明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的影响。
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是龙山时期最为发达的地方文化，但二里头夏文化的南扩使该地区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社会的机会，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只不过在夏王朝立足未稳之际又被新兴的商王朝所取代。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南推进的势头较夏王朝猛烈得多，在长江中游的许多地方诸如今湖北盘龙城、江陵及湖南的澧县、石门等地都发现了早商聚落，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以盘龙城商城[1]进行得最为充分。长江中游的鄂东和鄱阳湖等地区的商周文化，明显包含着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的因素。陶器的发展变化最直观地反映了中原商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文化辐射由表及里的动态过程，盘龙城等地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盘龙城及江汉地区其他商周文化遗址的普遍发现，表明中原王朝势力在当时确曾抵达这个地区，并使这里的古代文化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四期墓葬中，第一期的杨M6出土了一套商式铜礼器鬲、斝、爵，还伴出一套陶器鬲、罐、瓮、盉。陶器除素面外，纹饰有弦纹和绳纹，颇具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作风。陶鬲敛口卷沿平裆，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郑州南关外中期出土的陶鬲非常接近；陶盉三尖空足，扁平鋬上饰乳钉纹和竖行划纹，接近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盉和鬶。总体上说，陶器的文化因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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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文化占上风，说明盘龙城的先民仍沿袭旧习，或是外来的商族迁就蛮俗，因而在同一座墓葬中出现了两套分属不同文化系统的随葬品。第二期的李M2出土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商式铜礼器，即鬲、鼎、甗、簋、斝、爵、觚、盉、罍和一套陶器。陶器纹饰以细绳纹为主，陶鬲已由早期的平裆或弧裆向略为分裆变化，标志着陶器的商化已迈开了第一步，尽管其商化步伐缓慢。但李M2是盘龙城二里岗期最大的一座墓葬，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也较为普遍，盘龙城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证明这一时期商人在此地势力的强大。第三期墓葬中的陶器纹饰多中粗绳纹，纹理清晰。陶鬲宽沿外侈，领部增高，分裆显著，口沿上凹弦纹较深；陶斝变为折口唇。从鬲、斝的形制看，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高裆鬲、敛口斝相似，基本上可视为商式器物。此时的陶器虽商化程度提高，但仍有一定的地方特色。第四期墓葬中的杨M7中仍有一套商式铜礼器鬲、斝、爵、尊，其中出土的陶器纹饰以粗绳纹为多，陶鬲敛口、方唇，分裆显著，颈饰双圆圈纹，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V、VI式鬲和南关外上层同类器相同，商化程度很高，说明盘龙城的文化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第四期墓葬的年代可延至武丁时期的话，那么，史书记载的武丁时期向南大张挞伐、制服蛮夷的事实恰可从第四期这一组商化程度很高的陶器中得到验证。综合分析盘龙城商城的修建及宫殿的动态变化、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等遗迹可知，这里是商王朝设立的南征军事据点[2]。这说明，原属石家河文化占据的一大片地域此时已纳入商王朝的版图，成为商王国的一部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带动下，长江中游盘龙城等地区的文明化程度迅速提高。或者说长江中游商文明的出现是中原商文化向此地传播的直接结果，是中原商王朝势力向长江流域强行推进的具体体现。
中原商代二里岗期的其他陶器也传入江南。鄂西和洞庭湖地区，早在二里岗期就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澧水流域商时期遗存中出土的陶器有鬲、簋、假腹豆、爵、斝、伞状器盖等商文化所特有的器形，这些器物的出现，显然在于商文化的影响。具有地方特点的陶器在某些细部上也反映出受商文化的影响，如陶鼎圆锥足的扉棱等。岳阳铜鼓山也出土有早到二里岗下层的典型商式陶鬲；石门皂市出铜器的地层中出土的陶质分裆袋足鬲、宽平沿直腹高圈足簋、假腹豆、斝和红陶大口缸等，与郑州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在上述遗址中，二里岗早商两型鬲均有发现，但以折沿方唇高分裆长体鬲为主。荆南寺第四期遗存与殷墟一期大体同时，所出折沿或卷沿、方唇、矮尖锥足内收、接近方体的陶鬲与同期殷墟者极为相似。江南地区中原商文化陶器的出现，是中原商文化向江南传播的可靠证据。商代晚期，本地土著文化重新抬头，商式陶器减少。
西周早期，长江中游的陶器表现出三种文化因素共存：一是承袭晚商遗风，二是受中原周文化影响而出现瘪裆鬲等，三是本地特有的土著文化因素。神墩和毛家嘴出有西周早期的三型鬲，其中的A、B型具体体现了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的时代特点。比如，A型除由分裆变联裆外，其余部分同于殷墟B型鬲。B型，类似于中原晚商A、D型结合的卷沿、内弧领、下腹低浅的弧裆鬲。至西周中期，本地陶器体现出浓厚的中原周文化因素，虽仍可见本地商时期流行的陶器影响，但可以推断，中原周文化因素出现的主要契机显然是中原周文化的涌动和周式鬲的带动。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着杨越族。由于盘龙城作为商人南进基地的作用，杨越比其他越人支系更早得风气之先。因此，一般越人文化中不见中原陶鬲使用的痕迹，而在此地杨越族的遗址中却有相当数量的中原陶鬲出现，以此也可透现出中原商周文化在鄂东南、鄱阳湖区和赣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再者，西周早期，鲁台山遗址和墓葬中所出的大量的陶鬲多为侈口、折沿、瘪裆绳纹鬲，与张家坡等地所出中原周式鬲很接近。在孝感聂家寨、大悟四姑墩、吕王城等遗址中所出西周早、中、晚期的敛口、折沿、间断绳纹实足鬲，有由高弧裆向矮弧裆、由锥足向柱足发展的规律，基本同于中原。从上述陶器发展过程可知，长江中游商周遗址中陶器的商周文化因素渊源于中原商周文化，两地陶器存在着很多共性，并有延续关系。中原商周青铜礼器的广泛运用及陶器普及的背后，必定还存在着某种强有力的社会支配制度。
不仅长江中游地区商周陶器的发展变化可以支持上述观点，而且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鄂东南、鄱阳湖区和赣江中下游地区，吴城、九江神墩、圻春毛家嘴、德安石灰山等商周文化遗址中的商周陶器也反映了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拓展的动态过程。吴城一期相当于早商，“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3]。吴城“一期乙组器物有鬲、豆、长腹罐、伞状器盖、大口尊、爵、斝等物与二里岗上层者接近”，“至迟在商代早期偏晚，吴城文化已与商文化发生接触，并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4]。唐兰也明确提出类似的观点，并将吴城文化第一期确定为商代中期[5]。而吴城二期、神墩、毛家嘴等遗址都有中原地区典型的晚商陶器出土。另外；在长江下游商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弱，土著文化因素越来越强。结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文化内涵可知，其中所谓的商文化因素实为对中原商文化的模仿。可见，中原商文化对长江下游的古代文化主要是自然影响，当地土著文化对商文化则是“择优而学”，两者基本不存在强制因素。
长江下游的苏南宁镇地区，其新石器时期之后的湖熟文化分别相当于商和西周。早商和晚商时期，鬲和甗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炊具。考古发现揭示出早商文化对此地有显著影响。在相当于早商时期的句容城头山第二文化层、白蟒台下层、江宁点将台等遗址中出土有宽沿稍凹、直颈、高分裆、袋足下有尖锥实足的绳纹鬲，与二里岗者极为近似。吴文化早期相当于西周早期，属吴国初仓咐期，土墩墓大量涌现。在中原西周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侈沿绳纹和素面两种瘪裆鬲，颇具特色的角状把手鬲实为在与周式鬲相似的器体上加上具有吴文化特色的把手而已。考古发现揭示出这一时期是继早商以后第二次强烈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发现，说明了该地区文明的出现及文明化进程不同于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的文明化是商文明南下的结果，而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主要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商周文明曾经扮演过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长江下游新出现的文明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原商周文明的因素。
总体上说，从陶器形态观察，长江流域的商周文化始终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身特色，其原因可从当时的历史地理方面去探索。商周时期的南土包含很多方国或部族，它们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关系不甚巩固，时叛时服，在中央王朝势力衰弱时尤甚。荆楚在武丁以前与商王朝的关系记载简略，只知道和商人经常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商王阳甲时楚人反叛就是例证。而西周时，汉东多姬姓之国，与中原地区一直存在着极浓的亲缘关系，文化因素的相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映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商周时期两者既有互相融合的一面，也有保留土著文化遗风的一面；既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也有别具一格的地方特征。

二、中原商周文化的南拓促使长江流域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

伴随着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大幅拓展，青铜文化也随之流传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的商周青铜器，既有生产工具、武器，也有青铜礼器。从文化面貌上看，长江流域商代青铜器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型的，另一类是地方型的。其中商代中期典型的、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器物在湖北盘龙城、湖南石门皂市、江西清江吴城和江苏南京等地都有出土[6]，反映了黄河、长江流域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在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由于殷墟时期商文化普遍向王朝核心地区退却，在殷墟文化的四周大量发展起一些地区文化中心——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周围、江西吴城、大洋洲，并勤俭宁镇地区，四川三星堆等政治文化中心等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二里岗时期，这一时期所出土的铜器与中原商代青铜器类同。盘龙城出土的铜器由于形态、纹饰组合、铸造技术和使用目的与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铜器完全相同，不免使人怀疑其也许是从中原地区运输来的。其第三期杨M4中出土的商式青铜器鬲、罍、斝、爵等，其形制、纹饰与郑州白家庄、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同类器无异；第四期杨M7中出土的商式青铜鬲、斝、爵、尊等包含了殷墟同类器的作风，比如铜尊大口折肩，肩部饰纤细饕餮纹，与安阳殷墟M333出土者无异[7]。这种高度的吻合一方面说明盘龙城的青铜文化在铸造和使用上完全接受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盘龙城一带在当时可能已被纳入商王朝的疆域而不仅仅是受商文化影响的地区。在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形成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和中心生活集团对外扩张这样一个地域间变化的背景。对于域外先进文化如礼制的吸收速度与程度，上层统治阶级要远优于普通民众。盘龙城贵族墓中商式青铜器的随葬，表明中原商王朝与长江中游的行政据点之间，已编织成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质的网络，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驱动中央与地方的贵族共同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使社会在新体制中达到有序的运作状态。
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土著青铜文化几乎没有发展起来，这与本地原有青铜文化基础薄弱及早商王朝对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控制有关。二里岗期之后，由于前此中原文化输入及晚商对周边地区控制力量的削弱，在商王朝的周边，大批当地的青铜文化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在考古学的表现上，这些青铜器（包括礼器）一般具有受商文化影响又具有本地特色，表明当地居民已学会了青铜武器的制作技术，提高了自身的防御作战能力，从而使商人对他们的威胁大为减弱，且也不能像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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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严密地控制他们。而当这些族群自身力量强大后，为了稳固地控制已占有的地域和进一步发展自身势力，自然会排斥异族（包括商人），并不断与其他邻近族群结成联盟。这种地方文化中心的生成和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原地区强势文化的传输及奠基作用，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源与丰富多彩。长江流域突然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四大支：四川广汉三星堆、洞庭湖周围、江西新干大洋洲、江苏宁镇地区。
中原商文化对长江上游四川地区的影响大概是由河南西部通过汉中盆地而导入的。在汉中盆地的城固，四川盆地的彭县驻瓦街、新繁水观音、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人像、面具、青铜树等是其中最具特色之物。人像、面具、青铜树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铜礼器主要有罍和尊，器型接近商式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细部略有地方特征，明显是模仿中原商代同类器铸造的。尤其是戈类青铜武器以及璧、琮、璋、环、瑗等玉器，都是商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礼仪用器，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学术界普遍认同广汉三星堆是在中原商文化影响下、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西南地区的晚商文化中心。
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分布在洞庭湖周围的一支青铜文化最为突出。在湖南的宁乡、湘潭、安化等地，出土过很多大型铜铙、动物造型的铜尊、铜卣等，青铜礼器的种类以尊和罍为多，也偶见鼎、盉、甗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兽面纹瓿及瓿内的线条纹斧、有铭卣、分裆鼎、象纹、虎纹和兽面纹大铙，石门的兽面纹提梁卣，桃园的“皿天全”方彝，岳阳的鱼纹尊、兽面纹尊、大铙，华容的圆尊，桃江的盉，益阳的角，湘潭的豕尊，醴陵的象尊，衡阳的牛尊，长宁的方尊等，均属晚商的器物。这些铜器在江南分布很广，其形制、花纹与张长寿所概括的殷商晚期第二期的铜器特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8]。但从总体上说，这些铜器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仍以浓厚的地方特征为主。但这一带既然出土这么多自身特征浓厚的青铜器，就一定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也可能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是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集团，并未形成固定的政治中心，故至今难以寻找通常意义上的大型居址。从上述情况看，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周围自盘龙城那种纯粹的二里岗文化消失后，兴起了这一支本地特征浓厚的地方青铜文化，这支青铜文化的兴起，与早商中原青铜文化向长江流域的传播关系密切。
以江西清江新干大洋洲商墓[9]的发现为代表的吴城文化，表明了长江中游另一个发达的地方文化中心的存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大墓相当于二里岗时期。其椁室呈长方形，长约8.22米，宽约3米，随葬品十分丰富。计有青铜器480件，器形包括礼乐器、农具、兵器、工具、仪仗等；玉器1072件，主要是礼器、仪仗和装饰品，如琮、璧、玦、璜、瑗、环、柄形器、神人兽面形饰、羽人、戈、矛等；陶器356种，有原始瓷和硬陶，器形有鬲、鼎、釜、罐、瓮、尊、豆、盆、盘、簋、壶、罍、斝、器盖及工具等。从总体看，该墓随葬品中有一些与郑州、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分相似，大部分则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与洞庭湖周围的某些器类相似。不过，随葬品反映的礼制和琮、璧、玦、璜、瑗、环等玉器的使用，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但铜器上流行虎的造型及双面人首形神器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却是商文化中所不见的。吴城文化青铜器与盘龙城青铜器的差异表明了商文化对长江流域影响模式和结果的不同，即吴城文化的青铜铸造业是在二里岗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而不是由南下的商人直接进行的。
中原商周文化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是经过江淮地区传播的。黄淮地区属当时的淮夷、徐夷文化区，距中原商王朝地域较近，商文化对这一地域影响较大[10]。目前当地所见的青铜礼器有鼎、甗、簋、罍、爵、觚、卣、尊等，还有仿铜铅器如鼎、甗、簋、爵、觚、卣、尊等。这些青铜礼器与中原晚商青铜器基本相同，说明徐、淮夷族在晚商时期就吸收了中原的礼制文化。商周时期徐、淮夷族团势力的强大和方国地位的形成，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功不可没。淮河下游为南北古代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原商周文化据此得以向长江下游拓展，并影响到宁镇地区。江苏宁镇地区“湖熟文化”早期所出铜镞与郑州二里岗期的铜镞都是“体扁平，有突起后锋外侈，铤颇长，性质可说是完全一样”；所出的铜刀、铜鼎耳、铜鼎足，样式都和郑州、安阳所出的同类器相似[11]；青铜器盖上的S形雷纹、由变体云纹组成的圆形兽面纹等与中原地区商代中期的花纹作风完全相同。商代中期南北铜器器形、种类、纹饰如此相同，在充分说明两地文化交流深入、频繁的同时，也说明江南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近年来，宁镇地区又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大致看来，有些是直接来自周王朝的礼器，很多则是模仿中原礼器，但其形态和纹饰都有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突出的是一些几何型纹饰，显然源自南方地区印纹陶的传统。与长江流域其他几支青铜文化相比，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兴起的时间稍晚，但这更易使人相信它大概就是商周之际兴起的吴文化。
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促使长江流域地区文化中心建立的同时，也有力推动着长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发展。考古发掘已揭示出长江流域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并创造出一些独具地方特征的器型，如众多以动物造型为主的铜器，铙、镈乐器等甚至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原地区的铜器文化，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12]。从目前看，长江流域各区域间的青铜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这些青铜器间又存在着突出的共性，比如器类单调，有长期使用一种或几种器物的传统，普遍缺乏中原常见的觚、爵等饮器；在艺术风格上，许多铜器都铸成具有写实风格的动物造型，许多纹饰或细部装饰也以动物为母题。这些共性构成了长江流域青铜器不同于北方的地方性特点。这些特点的广泛存在，一方面表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自东至牺存在的联系与共同传统；另一方面表明南方青铜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的，除了铸造技术和相关知识外，更多的只是对中原文化的物化形式进行表层模仿；再者也说明晚商时期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时，像发生在盘龙城的那种直接的文化传播模式已不存在，而是以其他地区为中介间接影响的。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长江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所得的青铜器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长江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后汉书·东夷传》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内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有朝者三十六国。”江苏省江浦县牛头港和田转村、仪征市神墩等地都发现有周文化遗存，但相关资料报道较少。但长江流域各地都有宗周或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土，此即是中原先进文化对此流域影响的见证。
从吴文化蕴涵有西周文化因素的事例中，也可说明西周中原文化对长江下游地区必然存在着强烈的影响。在吴文化的四期中，宗周文化对前二期有显著的影响。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特征，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如烟墩山一号墓所出土的宜侯矢簋、母子墩出土的“伯簋”、破山口出土的“子作父宝”鼎等器，无论从造型风格、纹饰特征还是从铭文布局、书写位置和体例等都属中原青铜器的铸造特点。它们之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中原制造的，后因各种原因辗转流传到江南；也有一部分为当地所铸的仿中原器。第二期为西周中期，本期文化吸收了中原周文化和太湖流域的文化因素，属于吴文化的发展期。青铜器中宗周器少见，大多为仿宗周器。对器形的改造，如破山口出土的独耳鬲、磨盘墩的独耳尊均是在西周原器形上加独耳，宽广墩的垂鳞纹簋、烟墩山的夔纹簋则在原器形上增加了附耳等。中原西周时期最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凤鸟纹、鸟纹、窃曲纹、重换文、垂鳞纹、蟠螭纹等在此时也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仍能看出西周的影响。第三、四期为吴文化极盛后急剧衰落的时期，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青铜鼎、献、缶、罍、尊等多具南方青铜器特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政教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播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播到江淮地区，长江流域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
如果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产生、变化过程置于中国境内各支青铜文化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就能看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一支商人来到长江中游时带来的。直到殷墟阶段时，二里岗文化普遍向商王朝核心地区退却，在殷墟文化分布区的四周，才大量发展起本地的青铜文化。三星堆、洞庭湖周围、大洋洲、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综上所述，中原商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所以其影响程度及造成的结果也不相同。早商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了长江流域南方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安阳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出现了以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洞庭湖周围及江西吴城为主的几个区域性文化中心的形成。在这一阶段，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但同时又接受了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最突出的是殷墟的许多新器类和新的铸造风格出现在南方青铜器上，如新干墓中的方卣，湖南出土的方尊等。可见在晚商时期，中原文化依然影响着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发展。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

三、长江流域诸部族利用中原商周礼仪制度作为社会整合的手段

中原商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考古发现还揭示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精神领域，长江流域诸部族也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在湖北盘龙城[13]周围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出土的一百五十余件青铜器在器类、器型、纹饰上均与中原商文化相同，并且从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及规格看，墓主人明显属于三或四个不同的等级。这反映出不同身份的人可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原商王朝的礼器制度，并借此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
新干大洋洲出土铜器器物类别之多、式样之复杂在长江流域可谓独附一帜，甚至还出土了数百件陶器。但是，有学者认为这许多的器物都是“长时间有意识的聚集起来的”[14]。而且许多容器均有不同程度的人为损毁；不少铜器还用丝织品包裹；铜兵器表面漆绘有图案花纹，部分兵器、玉器涂朱；伴出的玉器中有羽人配饰、兽面神人饰件，其完全“是良渚玉器神徽图案进一步简化、发展和演变的结果”[15]。另外，铜器中还有双面人头像。在四川三星堆，极具地方特征的青铜人像、人头像、大小人面具及青铜树、金杖等，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与大洋洲铜器群一样表现出浓厚的祭祀文化特征。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青铜器与礼器一起，从精神与现实两个方面，规范着当时社会的有序运转。
目前湖南境内已出土商代青铜器达三百余件[16]，出土数量最集中的是湘江下游的宁乡、湘潭、湘乡等。器型有鼎、鬲、甗、簋、罍、觚、爵、卤、盉、角、铙、觯、瓿等，其中不乏精美重器。这些青铜器多出于窖藏。窖藏有的位于山腰或近山顶处，有的位于河边、湖边的台地上，或单件、或成组、或同出大量玉器，以此推测这些青铜礼器当与自然、祖先崇拜、祭祀有关[17]。因这些青铜器有的是直接从中原商王朝传入的，有的既有商文化因素，又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可以肯定是在商文化影响下在当地铸造的。这说明，当地的土著民族当时已接受了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并以此来标示权利、尊贵、等级制度及宗教信仰等。这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而且也是思想观念的传播。有学者据此指出，商代晚期两湖地区可能存在着一支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正是借援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观念及礼制制度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了维护新的统治秩序，采取了“封邦建国”、“以屏周室”的政策，自上而下实行同姓分封。这样，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或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而在宗法上则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在全国形成了以宗法为纽带的统治网。为维护这种等级关系，周王朝又制定了更加完备的礼仪制度，使礼制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政治制度。正因为礼制已成为整合各阶层社会关系的重要制度，礼器则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等级关系的标志。因此，不但在周王朝所分封的同姓封国内实行这套礼制，而且在周边的异姓封国内及边缘地区也纷纷效法。考古资料也揭示出周代的青铜礼器在更广阔的地区内传播的历史事实，比如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中游的两湖地区、上游的四川地区都比较普遍地出现了西周的青铜礼器，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征的吴越青铜文化、楚系青铜文化和巴蜀青铜文化等体系。尽管这些地方文化体系的器物形态各具地方特征，但其所包含的政治内涵、思想内涵、等级观念及等级制度，却与中原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成为当时广阔地域中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强势文化向四周传播，周围各区域文化正是在这种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进行大融合、大统一的。这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并为西周时期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刻，文化因素的承继与变化可谓丰富多彩、气象万千。通观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其不同地域的古代文明的形成均有中原商周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扩张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被纳入了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上、下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周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当地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长江流域商周时期文明化进程的社会分析，充分展示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尽管显得支离破碎、社会基层组织以部落的组织形式为主流，但当地主要是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带动下迈入了文明的历程。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陈朝云：《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载《史学月刊》，2003（11）。
[3]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 1975（7）。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
[4]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载《文物集刊》，（3）。
[5]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讨》，见《文物》，1975 （7）。
[6]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陈贤一：《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墓葬陶器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8]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器》，载《考古学报》，1979（3）。
[9]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0]陈朝云：《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载《文史哲》，2005（6）。
[11]曾绍燏、尹焕章：

中国历史故事29集

《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载《江海学刊》， 1962（12）。
[12]Bagley, Robert W.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bei, Aribus　Asiae 39, pp. 165-219, 1977.
[13]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载《文物》， 1976（2）；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载《文物》，1976（2）。
[14]《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第19页，台北，两木出版社，1997。
[15]彭适凡、刘林：《谈新干商墓出土的神人兽面形玉饰》，载《江西文物》，1991（3）。
[16]熊传薪：《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见《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17]高崇文：《长江流域礼制文化的发展》，载《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07期，第129～135页，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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