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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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农业发展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中，玉米与番薯的传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玉米、番薯均原产美洲，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把这两项农作物品种带到欧亚各国，同时也辗转传人中国。到了18、19世纪，也就是清朝中晚期，已普遍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民间的两种重要主食了。
有关玉米和番薯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国内外曾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著，但由于资料零散，传播情况纷繁，所以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研究讨论。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再提出一些看法，望予指正。

一、玉米、番薯的各种别称

玉米、番薯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人们根据它们的形味等特点，赋予各种各样的称呼，其中有一些直到今天还广为流传。摘清玉米的各种别称，它们的由来和通行地区，以及后来的消长变化，等等，对于研究玉米、番薯在我国的传播，也有相当的意义。
（一）玉米
玉米通称玉蜀黍，也叫玉高粱、御麦和番麦。明代嘉万时期的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1]徐光启《农政全书》则称：“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到了清代，由于传播更加广泛，所以各个地区的叫法也就更多了[2]。根据我的不完全的统计，约有70余种（见正文后附表一）。
上述众多的称呼，按其由来，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因由西方外国传人而故名，像番麦、西番麦、回回麦、番大麦、回回米、天方粟等。
乾隆《延长县志》中载有：“玉米或名川谷”[3]。这是因为延长一带的玉米，多由四川流民经陕南传人。四川虽然不是外国，但可算是以传人地区而命名的例子。
第二，因形而称。如：
玉麦：“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名玉。”[4]“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5]，或“粒如麦也。”[6]
珍珠粟：“粒圆滑如金珠”[7]，或“结实累累如珠。”[8]
玉粟：“结实如樵，白如玉。”[9]
玉秫秫：“茎叶如秫秫，为实大而又光泽如玉。”[10]
棒子：  “其穗谷谓之棒”[11]，  “因其长曰棒子”[12]，  “象其形也”[13]，或“以形似名。”[14]
包谷：“以其实含苞而生”，或“以其含包如棕”[15]，或“有壳层裹。”[16]
包粟：“本粟类，以有包，故名。”[17]
千穗谷：“小穗丛生叶间，粒精如白玉。”[18]  
红须麦：因穗端“有五色须。”[19]
第三，因生长特点，或作为一种新的粮食品种而命名。在浙江、安徽以及江西等不少州县，都有六谷或陆谷之称。钱大昕：《鄞县志》：“御麦俗呼六谷，土人谓五谷之外又一种也。”叫做六谷，是因为它是稻、麦等五谷外又一种新粮食品种。但据李前泮：《奉化县志》引《郯源志》：“《鄞志》作六谷，……其说无据，盖陆乃陆地之陆，此种多产于山，故名陆谷。”陈汉章：《象山县志》则言：“六谷当作陆谷，言其大也，亦言陆地之谷也。”把六谷改成陆谷，则因其适宜于种植山区陆地。
第四，在推广过程中，因辗转流传，音转字改而另成新名。山西有的地区叫玉米为玉茭茭[20]，这是由玉秫转音变化而来。光绪《寿阳县志》解释说：“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讹，犹之菽、椒而叔声而异读也。”许东望：万历《山阴县志》有乳粟或遇粟之称[21]，邻近的嵊县叫薏粟[22]，上虞作蔀粟[23]，这都是由玉粟演变而来。河南《叶县志》和四川《秀山县志》中，还有苽或包苽的叫法，据载亦因“声转改字”[24]之故。在广东乐昌等县，玉米俗称礼明粢。黄佐：嘉靖《广东通志》中说：明粢是稷的别称。由此可见礼明粢是从明粢转化而成。
第五，混合二、四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如山西河曲、文水一带，俗呼玉米为玉桃黍、玉稻黍，其实那就是玉蜀黍的别写。到了陕北的延长、榆林二府和绥德州，又称之为金稻粟。由玉蜀黍到玉稻黍，又到金稻粟，把玉更改成金，则指玉米那种金黄般的颜色。
在对玉米的各种称呼中，比较起来，流行地域最广，人们最熟习的，还是玉麦、玉粟、包谷、苞芦等名。当然，这里面前后也有变化。比如在早期的史料中，玉麦、番麦、珍珠粟等名较比常见。至于包谷、苞米或者苞芦、包粟的叫法，那是在乾隆、嘉庆以后，才大量出现于大江南北和南方各省的方志中。包谷、苞芦之称，最早约起始于广东、福建，并与垦山流民有密切关系。随着广大贫苦农民不断向各地移垦，包谷、苞芦之名也迅速传播开来，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之际，更扩展到了云南、贵州以及甘肃、新疆等省，在不少地区，甚至把当地原来叫法都取代了[25]。至于还有不少称呼，尽管流行地区不广，有的只局限于一两个县份，有的后来已不通行，但是我们了解这些名称及其中的演变，对于考察玉米的传播，还是有帮助的。
（二）番薯
番薯的别称虽然也不少，但比较起玉米来，还是要简单得多了。
先说番薯这个称呼本身，它最早见于明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薯传外番，因名番薯。”陈伯陶：宣统《东莞县志》引《凤冈陈氏族谱》：有名陈益者，明万历八年（1580）偕客同往安南，以其“土产薯美甘”，私窃种苗归，在家乡栽植“蕃滋”，“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番薯在明人的史籍中也有书作蕃芾[26]。番葛[27]的。在清代，这种音近字异的情况更多了。如番薯、番储、番茹、番蓣、番芋等。湖南道州称方薯或方菽，“盖番薯之转音”[28]。浙江温、处二府叫番脐或番荠，亦是“俗音薯如齐”[29]之故。至于还有的地方呼作翻薯，则因“其蔓宜数翻动，否则节节生薯，力分而薯小矣。”[30]此外像湖北《枣阳县志》和江西《繁昌县志>>作蕃术，江西《新昌县志》称“番茱”，也应是番薯的别写。
番薯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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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薯。万历二十一年（1593），也就是金学曾作《海外新传七则》的前一年，长乐生员陈经纶鉴于闽省灾歉，民食艰困，呈文金学曾建议推广其父振龙由吕宋携人的新薯种。他在禀文中，就把这种新薯种称之为朱薯。把番薯叫做朱薯，就是它的外皮呈朱红颜色，并又与我国原有薯类有所区别。
朱薯的叫法在民间没有进一步流传，但与之意思相同的红署的名称，却广泛得到传布。红薯一词亦出现于明代。祁彪佳在《寓山注》《豳圃》中说他“从海外得红薯异种”，在园圃试种，大得收获。祁氏所称红薯即指番薯。后来《古今图书集成》载广东番禺县物产，明确指出：“一种皮红名红薯，又名番薯。”[31]
与番薯一样，红薯也作红薯、红芋、红茹、红茱、红术和红菽等。因为在番薯的品种中，除红皮红心外，还有“紫皮白肉，亦有黄肉者，更有内外皆白色者”[32]。所以不少地方在称红薯外，也有白薯或者黄薯的叫法。郭云升在《救荒简易书》中说：“红薯乃河南省农人所呼俗称也。”又说：“韩、魏、周、楚农人呼甘薯为红芋，又呼为红薯。”其实红薯之称不止上述地区，陕西、甘肃以及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安徽、江西等省，都有这样的称谓。白薯之称，则以直隶一带最为普遍[33]，黄薯多见于南方的某些地区。
把番薯叫做地瓜，从我们见到的文献，最早也出自金学曾。万厉二十一年十一月，经纶因试栽朱薯成功，再次向学曾呈禀。金氏在经纶的文后批示说：  “所呈地瓜，剖煮而食，味身甘平，可佐谷食。……如禀，准各属依法栽种。”后来，施鸿保在《闽杂记》中说：“闽俗以番薯为地瓜，此由食货本草一名土瓜之义，其称正亦不俚。”在福建，地瓜和番薯一样，成为当地同一名物的两种俗称。地瓜的叫法随着番薯在各地的推广种植，也流行到其他省份，特别像北方的山东等省，成为人们最通常的称呼了[34]。
番薯和甘薯本来不属一种。李时珍《本草纲目》在载录甘薯时，曾引陈祈畅《异物志》和稽含《南方草木状》有关内容。按：陈和稽，一为汉代人，一为东晋人，他们记载中的甘薯，都是指我国固有的甜薯一类的土薯，而不是后来的番薯。把番薯混称为甘薯的是徐光启。他作《甘薯疏》，主要谈番薯，同时也涉及我国原有薯种，即在闽广等南方各省土生土长的山薯，和另一种叫薯蓣的山药，并且说：“薯蓣与山薯显是二种，与番薯为三种，皆绝不相类。”在此以后，很多人把番薯与甘薯并称，并合二为一了。如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甘薯一名朱薯，一名番薯。”人清后，一些重要著述，像康熙时敕撰的《佩文斋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以及清代最著名的一部官修农书《授时通考》，都是以甘薯作为番薯的正式称呼。在各地的方志中，很多也照此载录[35]。
番薯的别称，除了上面谈到的，还有像四川等西南省份以及陕南、鄂西一带俗称红苕[36]，江苏、安徽、江西等某些地方叫做山芋或山薯的[37]。在山西称作回子山药、回回山药。另外像红山药[38]、红薯蓣、番薯蓣、红芋头、芋头、地薯、玉薯、地薯、山玉、地豆[39]、海萝卜、饭芋、荒薯、番瓜、香芋、葩[40]、荷兰薯[41]等，也都是番薯的别称，不过它们也像玉米的许多称呼一样，流行地域不广，影响也小。
另外，在福建一带，人们为纪念福建巡抚金学曾在推广种植番薯方面的功劳，把番薯呼作金薯。乾隆时，陈经纶的后代陈世元作《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专门述及：“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公学曾筹备荒策，经纶公为金公门下士，上其种与法。因饬所属如法授种，复取其法，刊为海内新传，遍给农民，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为害，民德公深，故复名为金薯云。”[42]遗憾的是金薯之称，并没有在民间普遍得到流传。

二、玉米的传播

（一）第一个时期（明正德、嘉靖间到清康熙、雍正间）
玉米传人中国略早于番薯，大概在16世纪前期，即明正德、嘉靖之间，已在某些地区开始种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玉米传人的途径分海路和陆路。陆路又有两条：一是由印度、缅甸人云南的西南线；另一条经波斯、中亚到甘肃的西北线。海路则经东南沿海省份再传人内地。到明朝末年，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引种了玉米[43]。清初，玉米的种植区域继续有所扩大，一些过去未见有玉米记载的省区，也都先后出现。但是，直到康熙年间，全国除少数省份种植地域较广以外，大部分还很不普遍。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根据已经查到的资料，将雍正前有关引种玉米的情况，作了大致统计（见附表三），尽管它不算完全，但还是可以反映这个时期面貌的。
通过附表，我们看到，就大的范围而言，各省都先后引种玉米，但情况很不平衡。比较起来，云南省推广较为顺利，从明末至清初，全省大部分府县已种植玉米，推进的顺序，大致由西向东。不过云南地处边陲，地广人稀，与内地交通也很不方便，因此对外省的影响亦迟缓而不显著。
在内地各省中，引种玉米较为普遍的当推河南省，其地区大致沿黄河两岸，以及淮河流域上游的尉氏、鄢陵、襄城和归德府等一些府县。河南地处中州，向来是东西南北的冲途。上述种植玉米的州县，大多是些交通较为便捷的区所，这大体符合早期引进的规律。我们认为河南省种植玉米的路线，多半由西往东，即从西北的甘肃省传人，然后再向东发展。但也不排除东部沿海省份传入的可能性，其具体路线是从运河经淮河，进入豫东地区。万国鼎先生在《五谷史话》中确认，正德《颍州志》中的珍珠秫，是我国种植玉米的最早记载。颍州就是今天的阜阳，属皖北淮河流域区，由此溯水而上，就是河南省的归德等府县。当然，万先生的说法，有的学者曾提出质疑[44]，但我们在《古今图书集成·凤阳府物产考》中，也见到载有玉麦。《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雍正时，实际上早在康熙年间，已由陈梦雷基本定稿。从《方舆汇编》《物产考》辑取的资料看，都属康熙以至包括明末的方志。照此看来，皖北一带仍属引种玉米较早的地区。
在东南沿海各省中，广东、福建可能是最早引种玉米的省份。这是因为从明代以来，尽管因政治风云的变化，不时出现闭关、开关、禁海、开海的变动，但闽广两省仍是中国人民与外洋接触较多的地区。其他像浙江、江苏等省的种植玉米，多数由海路从闽广传人。康熙《天台县志》叫玉米为广东芦。又如闽广一带常把玉米叫做珍珠粟，而浙江、江苏一带也有此等称呼，这都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由于玉米传人不久，我国就发生了明清之际的大变动。连年不停的战争，不但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也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60年代晚期，即康熙二十年代初。以后，随着清朝的统治局面趋向稳定，社会面貌也开始有了起色。即使如此，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全国很多地区仍然是地广人稀，亟须恢复生产。所以从玉米开始传人起，到清康匿年间，虽然从时间上已经历了两个来世纪，而且也传遍了各个省区，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远远不够。
就以种植的地域而论，除了个别的像云南等省份外，大多限于沿海以及沿江沿河等交通比较便捷、人们来往较多的地区，而且基本上是一些传统的农业生产区。人们一方面因囿于旧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乎原河谷地带，不能充分发挥出玉米耐旱涝，适于山地沙砾种植的优势，这也大大局限了人们对它价值的认识。屈大均在谈到明清之际广东农村种植玉米情况时说：“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食。”[45]说明玉米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还没有真正排上队。在山东，顺治《招远县志》：“玉蜀黍即玉膏粱，有五色，田畔园圃间艺之。”即连引种较普遍的云南省，在我们接触到的有关记载中，它都是与一般作物并列，并不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品种，而另外再多做说明。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玉米常常被人们视作珍品。在《金瓶梅词话》中，玉米面是财主西门庆用来宴客，或与烧鹅肉、玫瑰果等一道上席的阔气食品。《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甘肃宁远县和陕西安定县出产玉麦，都注明这是一种特产。在关外辽东一带，康熙前期已有种植玉米的记载，但直到乾隆元年（1736），吕耀曾编《盛京通志》，还说它是“内务府沤粉充贡”的皇家御用品。同样，雍正十一年（1733）编定的《广西通志》，谈到桂林府出产玉米，亦言其“品之最贵者”。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法国传教士张诚等陪同康熙帝一行巡视口外蒙古。当张诚回京路经长城古北口时，发现：“虽然古北口地方并不足道，我们却在那儿看到了很好的水果，像紫葡萄和非常好的桃子和梨。他们还在周围地里播种玉米，简而言之，我们感到自己是处于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46]根据张诚的叙述，古北口的农民已把玉米作为一般口粮，不过范围很小，更不能包括整个直隶地区，有关情况，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
（二）第二个时期（乾隆中期到道光时期）
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时，清代社会已经历了康熙、雍正到吃隆初将近七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愈益突出。在敝烈的土地兼并下，大批农民因失去生产手段而成为游民、流民，另外再加上人口迅速增长所造成的土地紧张，又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特别在一些传统的农业生产区，  “人浮于地”的情况已很明显。正如有人所说：“今户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以日贫者，人与土赢诎之势异也。”[47]贫苦农民为寻求生活出路，往往被迫离开故土，向外地流亡迁徙。他们有的流人城市集镇，更多的是流向人口比较稀少，封建势力又相对薄弱的边疆海岛和广阔的山区，从事垦荒劳动。我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据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的统计，在全国15亿亩耕地中，山地丘陵地占了将近一半。而这些山区丘陵地带，在清代中期以前，大多还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就在大批农民进入山区发展生产的同时，适合山地种植的玉米，也迅速得到推广，并且成为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作为一种新的农作物品种，在中国引种200多年以后，到这时，它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得到体现，更普遍地为人们所认识。
为了更好地了解乾隆至道光间玉米推广种植的情况，我们把查阅资料所得，将这一时期已知种植玉米的府州县名，汇辑后简单排比，以附录形式，列于正文之后（见附表4）。
从附表引述的各府州县名称中，可以看到，我国的玉米引种史，乾隆以后的百把年，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200多年，其中发展最快的，当推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一些内地省份，而陕西的陕南、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都是外地流民迁居的山区。此外像贵州、广西以皖南、浙南、赣南等山地，也发展迅速。相对说来，在平原地带的传统农业区，进展仍相对缓慢。
四川引种玉米最早估计在明末清初，由云南传人川西一带。云南通称玉米为玉麦，而川西的很多州县也作同样称呼，这与该省中部和东部各府县叫做包谷，有着明显的不同[48]。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川西一带的玉米种植却进展缓慢。直到雍正、乾隆时，随着湖广粤闽等大批移民迁入四川，玉米才迅速扩展到全省各地，包谷这个称呼，就是由他们带进来的。曾秀翘《奉节县志》：包谷“乾嘉以来渐产此物”。这大致反映了当时情况。
四咱的玉米种植主要也集中在山区，“今之芋麦，俗名包谷者是也，蜀中南北诸山皆种之”[49]。具体到各地，如叙州府长兴县，包谷等杂谷之属，“山地种之多茂，贫民赖以资生”[50]。达州渠县，“山农多种粱、麦、包谷”[51]。石硅厅，  “包谷深山广产，贫民以代米粮”[52]。川东北的巴山老林地区，包谷种植更加普遍。像南江、广元等县，“山农以包谷杂粮为重”。在通江，“民食所资，包谷杂粮”。太平“两境山多田少，稻收不过百分之一，民食合赖包谷杂粮”[53]。
至于半山半田的地方，大致平原水边以种稻为主，山区则多种包谷。峨眉县，“地沃民淳”，“日三餐稻米、小米不等，下户或以荞面杂粮为之，山居则玉蜀黍为主”[54]。彭县，“邑境半山半田”，“平畴以禾稻为主，收获后随植豆麦”，“玉麦，山居广植以养生”[55]。中江县，“城乡皆食稻，山居贫民亦多食芋粟”[56]。仁寿县种植玉米的地方多集中在顺和之观音寺、高家场，以及甘泉镇至松峰场一带，其余平原地区，以其“叶密根宽，有妨木棉，种甚少”[57]。在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区，如郫县、温江等，虽然也种植玉米，但只“园圃篱畔间植之”[58]，又如重庆府江津县，亦因“最宜水田”，“民食多以稻为主”，而不多种包谷[59]。
陕西虽然紧邻甘肃，但它的传统农业区是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这里有良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广大农民世世代代都习惯种植麦、稷、黍，对于新传人的玉米，因为并不感到有更多的长处，始终处于冷落状态。乾隆以后，外省客民纷纷进入陕南秦岭巴山之间，玉米作为山区客民的主要食粮，也获得了新的生命，迅速地传遍开来。舒钧：道光《石泉县志》：  “山农生九谷，山内不然，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朱子春在《风县志》中也说：“山地阔广，垦辟良便，往者总督鄂公招募客民开种，自是客民多于土著……山地多包谷、荞、芋之属，更番易种……民间日食皆包谷、麦面，杂以辛辣之品。”按：总督鄂公系指川陕总督鄂弥达，乾隆三年（1738）至五年任，说明从乾隆初年起，因外省流民迁人，已逐渐引种包谷。道光初担任陕西巡抚的卢坤在《秦疆治略》中也说：  “华州，……南山崇岗叠嶂，已往居民尚少，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渐成五方杂处之区，该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南郑县地处南山……自汉江以南……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客民，佃地开荒……南坝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略阳县……僻处南山，地连陇蜀……西北多麦粟，东南尽包谷，东北栈坝黑河多川湖客民……而总以包谷为主。”类似资料，可以引述的还很多，但基本情况多大致相同。
陕南客民广泛种植玉米，对省内其他地区也起着推动作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成书的《扶风县志》称：“近者瘠山皆种包谷，盖南山客民皆植之，近更浸及平地矣。”延安府属的延长县，民间向无玉米，乾隆二十七年（1762），邑令王崇礼专门出示，列举玉米“十便五利”，要求百姓效仿“近来南方普种山原”的做法，进行“深耕试种”[60]。
湖北省种植玉米的地区，大都在西部襄阳、宜昌、郧阳、施南和荆州等府，东边各府州县，虽然也出产玉米，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则多是清代后期的事了。
鄂西各府推广种植玉米，主要在雍乾以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修的《襄阳府志》中说：  “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常食。”宜昌府原称彝陵州，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始设宜昌府，于是“土人多开山种植”包谷[61]，实际上也是在乾隆初年。嘉道之际，位于府东南的鹤峰州，“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邑产包谷十居其八”，是当地百姓最重要的口粮[62]。至于施南、郧阳两府，因为山高谷深，包谷更成为主要农产品。郧阳府房县，自乾隆十七年（1752）包谷“大收数岁”，从此“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  “间或歉收，即合邑粮价为之增贵”[63]。就连一向以产稻为主的荆州府，乾隆时，“傍山及州田”亦多种玉米[64]。
鄂西一带推广种植玉米，外地客民也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宜昌府“州设流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人山承垦者甚众”，这些“老林”的垦辟者，以“包谷不粪而获”，多争相种植[65]。郧阳府属兴山县，“山内多武、黄、安徽之人，以包谷、养麦为饔餐之资”[66]。嘉道之际，施南、郧阳两府的客民已大大超过原居土户。像竹溪县，“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67]，他们多承租山地，种植包谷杂粮。建始县因客户迁入，“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则于山上种包谷、羊芋、荞麦、燕麦、蕨蒿之类，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68]。
湖南省据范咸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载述，玉米“宝庆、岳、澧间多种之”。其实《通志》所说并不全面。乾隆十二年《长沙府志》即载该府产有玉米，查其所属州志县志，亦大抵如此。岳州府当乾隆前期，玉米种植还不普遍。接近山区的平江县，直至乾隆二十年间，还所产“包谷甚少”[69]。乾隆十一年谢仲抚修《岳州府志》，根本没有把玉米列入物产志中。至于宝庆府，据郑之侨乾隆二十八年的《府志》中称，玉米“新化种之独多，武（武冈州）、邵（邵阳）、城步虽间种，聊以代果，未知其有益于日用也”。就是说，除新化外，其余各县还没有把它当作粮食作物来种。实际上，新化也是刚刚引种不久，“新化县近得包谷一种，俗名玉米，不畏旱涝，人工少而所获多，凡山头地角种之，可为粒食之助，劝课开垦亦关要政”[70]。
不过雍乾之际，由于湘西和湘西北一带，很多土司区纷纷改土归流，外省外府汉民大批移居，而这些地区又多属山地，于是玉米也随着被迅速推广开来。正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沅州府志》所说：“玉蜀黍俗名玉米，亦名包谷……此种近时楚中遍藐之，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孥人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又说：“郡境虽有种植，而闲土尚可擾锄，不妨广布其种，收实而储之，仓庾未必不愈于蕨根草实也。”乾隆三十年修的《辰州府志》也说：“今辰州旧邑新厅，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数十年来，种之者日益多。”靠近湖北施南、宜昌的永顺府，原为容美土司地，改府后，容民引种玉米，到乾隆二十年代末，已是“杂粮中所产最广”者[71]。
除上述湘西地区外，湘南一带，包谷的发展也很快。郴州各属，“山多田少，人半持耕山，遍种杂粮”，包谷就是这些杂粮中最重要的一种[72]。衡州府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安仁县，  “山多石，间有可种杂粮者，不宜麦黍，只种包菽、薯芋之类”[73]。永州府“苞谷通郡有之”[74]。连一向以产稻称著的湘东的长沙府，包谷种植的发展也很快。王显之：嘉庆二十三年（1818）《浏阳县志》：“杂粮则于早稻获后接种，山土只种包栗、番薯之类，杂稻米以佐饔飧。”在汉族客民的影响下，湘西苗、瑶、土家等各少数民族也大量种植玉米，并且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口粮。嘉庆十九年，陶澍在《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子》中说：“窃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75]到了乾隆末嘉庆时，在湖南，玉米已成为与稻谷并剩的最重要的粮食产品。
广西省引种玉米是多渠道进入的。东边通过西江从广东传人，时间较早，梧州、浔州、郁林以及桂林等府州，大都由此引种。另一条是西边的镇安等府，从云南传人。光绪《镇安府志》引傅聚乾隆二十二年（1757）  《旧志》：玉米“向惟天保山野遍种。”天保县所种玉米就是从邻近的云南省来的，时间大体在康熙中到乾隆初。乾隆以后，楚粤黔闽移民不断进入广西，大大加速了玉米的推广进程。《镇安府志》谈到的“近来汉土各属皆种之”，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玉米更遍植于全省各州县了。庆远府宜山等县，乾隆时汉民前往垦地，蓻豆种蔗，道光初，“其蛮溪山峒”，  “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包谷、薯、芋、瓜、菜等物”[76]。镇安府归顺州，  “包粟杂粮前止种一造”，道光时，“连种两造，及山头坡脚无不遍种，皆有收成，土人以之充饔飧、御匮乏”[77]。还有像思恩府白山司，玉米“列植相望”[78]，桂林府永宁州“迩年山岭之间，又种苞米”[79]，都说明玉米种植的普遍和深人。
贵州是个多山的省份，适合种植玉米。黔西的普安州，大概因为邻近云南，引种较早，乾隆时，“民间赖此者十之七”[80]。不过从全省范围来看，应在乾隆后期到嘉道之际，与外省客民大量迁居，山区农业不断发展相互一致。周作楫《贵阳府志》：包谷“山农种以佐谷。”金台：《广顺州志》：“垦山种植，常接畛连畦焉。”萧琯：  《思南府续志》：饮食“山农则全资包谷，济以番薯。”平翰《遵义府志》“岁视此为丰歉”，“农家之性命也”，等等，都是其中的例子。就连种植玉米较早的云南省，嘉道后，因川楚闽粤等处流民不断迁入，也有新的发展，永昌、普洱、广南、开化等府，以及还有一些地方大量开垦山地，种植包谷[81]，都说明玉米种植的再推广。
在东南沿海各省中，广东和福建虽然是从海路最早引种玉米的地区，但比起前面提到的一些省份来，却变化不大。金廷烈：乾隆二十九年（1764）《澄海县志》：“玉膏粱，……岭南人俱以作酒，少以为食。”稍后，侯坤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长乐县志》：“包粟……宜于山坡。”温恭：道光十五年《封川县志》：“包粟……宜于山田，皆可为粮。”从记录的文字中就可看出，在广东，人们对玉米并没有特别加以看重。直到清末，肇庆府一带还把玉米当作“但以充果”的消遣食物，“不比北人长至黄硬屑以充粮也”[82]。
福建省据李拔《请种包谷议》中称：“惟闽中……包谷种植无多，不以充粮，罕获其益。”[83]李拔，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任福宁知府，二十七年他主修府志，收入此文，可见直到乾隆前期，在该省还有很多未种玉米的空白区。道光二十九年（1849）《罗源县志》（属福州府）：“番黍即玉蜀黍，种莳亦少。”闽北山区光泽县，光绪时也只“北乡人有以代米者”[84]。隔海相望的台湾府，长期以来，玉米多为高山族人民所种植。清末，一般农家才“每以继饔飧”[85]。有的同志认为闽广两省玉米种植不普遍，与民间多以番薯为食有关。尽管如此，沿海以及内地的很多省区，他们引种玉米，都与这两省有直接间接的关系。闽广人民在推广种植玉米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江西在乾隆时，从东边的广信府到西边的袁州府，以至境南的赣州府等，都有种植玉米的记载。蒋继洙：同治《广信府志》引乾隆四十八年（1783）旧志：“近日更有所谓苞粟者，又名珍珠果，蒸食可充饥，亦可为饼食，土人于山上皆种之，获利甚丰。”说明乾隆时刚刚引种，就颇得山农的欢迎。但也不是所有州县都普遍了，像建昌府所辖南城。新城、南丰、广昌、泸溪等“五邑，所出甚少”，只“山乡有之”[86]。宁都州当道光初还“非常植”[87]。北边的鄱阳县，道光时，也只少数“山乡”种以为食”[88]。至于南昌府，除义宁州和武宁县种植较多，靠近省城一带，直到同治初才开始引种。
乾隆以后，安徽省种植玉米发展最快的是皖南的徽州、宁国和池州等府。据嘉庆《绩溪县志》记载，徽州一带引种玉米起自“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实流民的籍贯，更多的还是福建、江西以及浙江等外省人。到嘉庆中道光初，徽州等三府，已是包芦“充斥”，“漫山种之”了[89]。其他像安庆府和六安州等一些州县，也有较快的发展。六安州属霍山县，乾隆后期，西南的大别山区，“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90]。安庆怀宁县，道光初，不但“山农种之”，“煮以供餐”，连“洲渚亦多种之”[91]。
浙江省的进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由沿海州县向内地山区延伸。而外省游民又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像严州府各州县，“向无此种”，“乾隆间，江闽游民入境，租山刨种”，苞芦才迅速传播开来[92]。衢州府西安县，也多流民“垦山种此”[93]。地处浙南的处州府，“乾隆四五十年间，安徽人来此向土著租贷垦辟”，以致“陡绝高崖，皆布种”苞萝[94]。嘉庆末，“江苏之淮、徐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台民”，还进入湖、杭二府，“棚居山中，开种包谷”。到道光末，境内山地已垦种“十之六七矣”[95]。
江苏省当乾嘉之际，各州县多已种植玉米，但直到清末，人们对玉米始终只限于备茶点小食之用[96]。不过在苏北淮安、海州一带，却进展较快。乾隆十三年（1748）  《淮安府志》：  “玉芦秫，……今黄河北多种之。”这里说的黄河北，系指未改道前由阜宁县人海的旧黄河，在江苏境内。光绪《阜宁县志》记载的：“包谷随地而产，以境西北为富，斯尤海舶东来争运者。”玉米已是向外地销售的重要农产品了。
与南方各省相比，华北等北方省区，在玉米种植方面就显得迟缓慢进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随团的爱尼斯·安德逊写了一部《英使访华录》，里面记载他们路经天津时，曾从船上登岸，沿津通运河散步的情景。当时正值西历8月季节，安德逊不但看到了行将透熟的成片玉蜀黍田，而且发现其“品种之优良与其耕作方法，同英国农民有的同等”。不过总的说来，直到乾隆时，直隶的玉米种植还不普遍。乾隆二十六年《献县志》：  “玉蜀秫，土人不多种，惟园圃间有之。”乾隆二十年《乐亭县志》中载有“玉蜀秫”，而光绪三年{1877）《乐亭县志》仍说：“玉蜀黍……土人呼为包米，园圃中多种之，亦有种于田亩者……邑人不甚尚之。”乾隆四十五年（1780）《安肃县志》：“玉米，家园间有之。”乾隆五十九年《遵化州志》：“玉蜀秫，又名包谷。”又光绪十三年（1887）《遵化通志》：“州境初无是种，有山左种薯者，于嘉庆中携来数粒，植园圃中，土人始得其种。”至于还有不少州志县志，它们在记述物产时，根本没把玉米排列进去。
山东的情况与直隶大体相同。清末民国初成为该省玉米重要产地的胶东各府县，嘉道时种植还很不普遍。王天隲：道光二十年（1840）《荣成县志》：“六谷皆备而土宜者，一岁之人，椮几居半。近年渐种玉粟。”似乎刚刚开始引种。莱州府属的胶州，则以“胶土不甚宜，故种稀”[97]。河南省除豫西山区发展较快外，其他地区仍不突出。至于山西省，道光后方志中才有较多的反映。其中以晋东南潞安府发展最为显著。晋中、晋北一带的山区，玉米也为人们所重视。如在五台县，“北至县城左近，高粱已少，迤北绝无高梁。黍稷之外多玉茭、大豆、番薯，再北近五台山，则以玉茭、油麦为主”[98]。玉茭即玉米，在五台山，玉米已是农民的主要口粮。
最后说一下西北的新疆和东北关外地区。新疆地处中亚至我国内地的通途。甘肃引种玉米，必先经过新疆，但遗憾的是在汉文资料中，我们未能见到更早有关玉米的记载。钟方：道光二十六年（1846）《哈密志》：“哈密城虽五谷俱产，人家均用面饭羊肉而食白米与猪肉者少。日用率以包谷、豌豆、大麦、莜麦、小米杂蔬为饔，谓其耐饥。”19世纪中叶，玉米已是哈密维族人民的重要食粮了。及至清末，在南疆农业区，玉米的地位仅次于小麦，甚至向政府缴纳田税和社仓储粮，亦多通用玉米[99]。
东北关外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关内冀鲁等省移民有密切关系。不过当时他们多集中于松辽平原，不像南方流民人山垦种需要玉米。到了清末，因华北冀鲁等省的玉米种植发展迅速，关外也因此受到强烈影响。张凤台在《长白征存录》中谈到长春一带农民种植玉米时说：“此物最宜北地，为辽东食物大宗，长郡居民家家囤积。”说明已延伸到吉林境内了。
清代乾隆到道光的100多年，是我国玉米种植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不仅仅是引种地区的扩大，即由各地的零星种植，迅速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州县，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玉米价值认识的加深，各地的种植数量也大大提高了。特别是一些山区，甚至已排挤稻麦黍稷，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这就具有质的转变的性质。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无法估算出当时玉米的总产量，以及它在各粮食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但可以肯定，到了嘉道之际，玉米已可与传统的稻麦黍稷并列，是我国人民的一种主要食粮。至于还有像新品种的培养和种植技术的提高等，这个时期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过因为它牵涉的问题比较专门，我们无法详述。
乾隆、道光时期，在玉米种植中，各地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大致北方不如南方，南方主要又在山区。广大北方地区要到清末和民国初年，才有较大的发展。有关情况，因限于篇幅，不能再列专篇讨论。
（三）清朝政府禁止流民垦山种植玉米
在乾隆、道光时期，各地流民对推动玉米的种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成批进山，在生产劳动中又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以致常常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比如湖北鹤峰州，“田少山多，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初垦时不粪自肥，阅年既久，浮土为雨潦洗尽，佳壤尚可粪种，瘠处终岁辛苦，所获无几”[100]。宜昌当乾隆初刚刚设府时，  “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人山承垦者甚众，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迨耕种日久，肥土雨潦洗净，粪种亦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辏集之处，今皆荒废”[101]。江西武宁县，嘉庆后，“自楚来垦山者万余户，蘗轍密嶂，尽为所据，焚树掘根，山已童秃”，每遇大雨，  “溪流堙淤”，  “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使不少地区“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102]。皖南的徽州，宁国等府，情形更加严重。徽州府“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竭，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103]。该府祁门县竟因此“大溪旱弗能蓄，潦不能泄，原田多被涨没”。所以有人认为“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04]。宁国县因“皖北人寓宁赁山垦种苞芦，谓之棚民，其山既垦，不留草木，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河道为壅塞，坝岸为之倾陷，桥梁为之隳圮，田亩为之淹涨”，不但山土植被毁坏殆尽，而且还影响了山下平原坝地的农田水利和交通房舍。浙江孝丰等山区，因“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而“包谷最耗地力，根人土深，使土不固，土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泻靡遗，卑下之乡，泛滥成灾，为患殊不细”[105]。诗人王志祈针对当时陕南的情况，曾这样描写道：“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林笑我何来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妙，好景徘徊空叹息。”[106]
在封建社会中，大批流民聚居深山老林，这本来就要引起统治者的惊恐和不安，再加上因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使他们有理由采取禁绝措施。早在嘉庆初年，浙江省有关官府就曾出示，禁止流民垦山种植苞芦。十二年（1807），清廷又因安徽休宁县“耆民”程之通等的申控，限定垦山棚民于租期年满后，“退山回籍”，从此“不得仍种苞芦”[107]。道光初，陕西西乡县知县方传恩等，还请示上官立碑，“永将北山封禁”，令民出具“水不开种”“甘结”[108]。十三年，御史蔡庚<风易>专门上疏朝廷，要求下谕禁止“棚民开山”“种植包谷”。三十年，又以浙西各属山区，有外地流民“棚居山中，开种苞谷，引类呼朋，蔓延日众”，造成“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再次上疏严禁[109]。类似禁令禁约，各地还有不少。
其实，因焚林垦山所造成的自然破坏，其责任并不完全在于流民群众。他们因受封建制度的压榨，才被迫迁向山区的。在清代开发山区、边疆的艰苦斗争中，他们首先是功劳，其次才是失误。而这又与当时人们对改造自然的认识水平，以及小农在生产劳动中的某种弱点有密切的关系。即使如此，腐朽的封建制度仍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使得在玉米推广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无端困难。当然，作为生产发展的趋势，它终究要冲破阻力前进的，但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现象，却值得我们很好的考察和仔细研究。  

三、番薯的传播——与玉米的传播做些比较

从我国现有资料来看，番薯的引种和传播，都较玉米要具体充实得多。不过有关情况，大抵已有文章作过介绍，这里，我们谈番薯的传播，主要是与玉米的引种做些比较，看看有些什么异同。
（一）较早地发挥了优势
前面我们说过，玉米自引人中国到人们认识它的价值，真正发挥出优势来，前后花了200多年时间，到乾隆中期后才大规模得以推广。番薯则不然，就以闽广两地为例，它们都在万历年间开始引种，但几乎就在同时，人们已对其有充分的认识。以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名义颁发的“海外新传七则”，除了谈种植方法外，把番薯的好处归结为：高产、多用、易活。不久，徐光启撰《甘薯疏》，又发展为“甘薯十三胜”，对番薯的优点价值作了更加全面的阐发。天启时，山东新城人王象晋作《二如亭群芳谱》，详细引述了《甘薯疏》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在福建亲身目睹番薯之利的何乔远，还特别作《番薯颂》以广宣传。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极力称赞番薯的长处，“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子瞻称海中人多寿百岁，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见之也。”
正是人们认识了它的好处，并在舆论上广为宣传，从而也大大地加速了番薯的传播进程。
当然，作为一种新奇物品，在它还没有完全普及时，总会被人们视为珍品，前述玉米是如此，番薯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福建莆田人陈鸿在《国初莆变小乘》中说：“番薯亦天启时番邦载来，泉入学种，初时富者请客，食盒装数片以为奇品。”福州一带当“明季始有”时，也是先“以为点茶之品”而在人们中流传的[110]。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久。据顺治时担任过福建布政使的周亮工叙述，该省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及清初，“长乐、福清皆种之”[111]。而引种较早的泉州一带，早在万历末季已是“贫者赖以充腹”了[112]。前引《国初莆变小乘》也说：顺治初，兴化、泉州、漳州三府“遍洋皆种，物多价贱，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是一种极普通的食物。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初，郑成功率水师东渡台湾，中途因遇风阻于澎湖。成功派人在澎湖三十六屿觅取军粮，据报：“各屿并无田园可种禾粟，惟番薯、大麦、黍、稷。”[113]可见当时澎湖亦已遍桓番薯。根据我们见到的资料，到康熙前期止，福建省种植番薯的地区，东至台湾府，西边则及于汀州府的宁化、清流一带。雍正四年（1726）六月，浙闽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说：“福建自来人稠地狭，福、兴、泉、漳四府，本地所出之米，俱不敷民食……再各府乡僻之处，民人多食薯蓣，竟以之充数月之粮。”[114]高其倬所说的薯蓣即指番薯。同年十一月，闽抚毛文铨奏：“惟漳州一府……地瓜系该府人民充作四五个月粮食者。”“且泉州人民亦多藉地瓜以充粮食。”[115]又，郝玉麟乾隆二年（1737）  《福建通志》亦言：“番薯……迩来栽种尤盛，闽地粮糗半资于此。”到了康熙末乾隆初，福建的番薯种植不但推广到全境，而且成为与稻谷并列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广东的记载虽然没有福建多，但从徐光启言：“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116]可见推广也是很快的。清初，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说，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及康熙三十八年（1699），“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说明在当时，番薯的地位已不比一般了。郑照崇《茂名县志》：“番薯……高郡得之最先，赖之最甚。”高郡就是茂名县所在的高州府。据传该府番薯是万历时由吴川医生林怀兰从安南携人[117]。如果此说确实，那么清初雷、廉、琼等府种植番薯，很可能由高州府传播开来的。当时，凡粤东“滨海诸邑”，  “其坡田只宜莳山蓣、番薯、芋乃诸杂粮，兼收可以佐食”[118]。至于东边的潮州等府，更是“多种番薯以代米粮”[119]。
在沿海省份中，浙江也是引种番薯最早的地区之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的《普陀山志》就有：  “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的记载[120]，但由于“山僧吝不传种”[121]，所以传播不广。李日华《紫桃轩又辍》：  “蜀僧无边[122]者，赠余一种如萝葡，而色紫，煮食味甚甘，云此普陀岩下番薥也。世间奇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李是嘉兴人，明万历进士，看来在此前，他对番薯一无所知。但是，“吝不传种，不等于可以封闭隔绝了。明末山阴乡宦祁彪佳谈到他家闲居时，曾“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123]。山阴今属绍兴市，离普陀山并不很远，他得到的红薯，或许亦从普陀山而来。普陀山的番薯清初已北传到江苏境内了。张文英雍正《崇明县志》：“甘薯，俗呼番芋，又名红山药，种自普陀来。”嘉庆时金榜在《海曲拾遗》中说到通州一带的番薯，其种亦“得自舟山”。
由于浙闽两省比邻而居，海陆之间都有较多的往来，所以浙江也从福建传人番薯。康熙初年，就有陈经纶的后代到鄞县传布种植番薯，据说“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成即大逾闽地”[124]，获得意外的成功。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的《永嘉县志。物产》中亦载有“番荠”。齐召南乾隆《温州府志》说：“温人呼甘薯为番荠，原从闽至。”说明它是从福建传人。到乾隆前期，浙江沿海的温州

中国历史里的名人小故事

、台州、宁波等府，番薯种植已相当普遍了。
在有关番薯引种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云南也是我国较早传人番薯的地区[125]。由于云南与两广等各南方省份一样，盛产甜薯一类的土生薯，而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又都过于简单，如：红薯、白薯、紫薯（也有把薯作蓣的）。这些称呼与我国土生薯类颇多雷同，所以对云南何时引种番薯的问题，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126]。
番薯的种植，在乾隆以前，主要限于长江以南的南方各省。这是因为番薯是温热带作物，宜于高温潮湿，而我国北方各省，气候干燥，冬季寒冷，要使广大北方地区也像闽、粤、江、浙那样种植番薯，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藤种收藏的问题，即使严寒之际不致冻枯，到来年有新苗可传。万历末在京津地区经营屯田事宜的徐光启，曾为此而苦思焦虑。后来他根据“京师窖藏菜果三冬之月不异春夏”的道理，悟出“欲避冰冻，莫如窖藏”，认为如此，“其收藏薯种，当更易于江南耳”[127]。徐氏的办法，看来他本人也没有来得及试验。雍正八年（1730）二月，。浙江定海总兵官林君升给皇帝具折，建议直隶、山东等省种植番薯，雍正帝在林的折子上朱批道：“番薯之益，朕早知之，前岁曾命于圆明园隙地播种，虽经种出，但甚觉细小不伦，或系南北水土异宜之故，亦未可知，试令再种看。”[128]说明在林提建议之前，皇帝已命人作过试验，但很不理想。同年八月，福建海关监督淮泰向朝廷“进呈番薯六桶”。“奉旨：番薯苗交圆明园该处栽种，其随来会种番薯苗之人俱留下，着伊等指数本处人栽种，……俟本处人于种法通晓时，再令伊等回南。”[129]后一次试种结果如何，我们没有见到记载，估计也成效不大，其中关键恐怕也是藤种问题。乾隆初，无极县令黄可润，用他家乡福建的办法，在任所试种番薯，“结薯甚多”，但苦于无法解决第二年的新苗，采用浙江“宁台种师”，“开窖藏薯”法，亦“坏者尚半”。乾隆十年（1745），他奔丧南回，路经山东德州，“家人上岸买番薯甚多而贱”，才知道就在最近几年，当地农民根据河南、浙江的经验，进一步改善窖藏法，已彻底解决了薯种越冬的难题[130]。薯种问题的解决，在技术上是个很大突破，它为番薯向全国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多年来，人们急于在北方地区引种番薯的愿望，才正式得以实现。
（二）朝廷和官府的大力提倡
就在乾隆时期的半个多世纪里，番薯的推广极为迅速。全国除甘肃以及边疆地区外，各省都已先后引种番薯，它是我国番薯推广种植的一个高潮时期。
乾隆年间推广种植番薯中，封建官府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将乾隆时有关清朝官府劝种番薯的事例，列表如下：



上述封建官府的倡导，对于番薯的推广种植，还是起相当的作用。像陕西巡抚陈宏谋发布《劝种甘薯檄》以后，很快就有蒲城、潼关、临潼、兴平、略阳、甘泉等县，各“从江、浙、豫、蜀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盖屋县令则从他南方家乡“觅种雇人”，宁羌县“由川购觅薯种”。此外，省城所在的咸宁、长安二县，也都准备薯种，以备“试种”[131]。臧应桐乾隆十六年（1751）《咸阳县志》：  “抚宪陈公奉发甘薯一种，……虽咸地沍寒，收种不易，愚民初试，未善栽培，而利源已开，种类不绝，旧时土产之外，又增一利生之物矣。”杨仪乾隆《盞厘县志》，孙景烈乾隆《鄂县新志》在《物产》中记录番薯时，也专门指出，此“种皆桂林陈抚军所遗”，“此抚军桂林陈公所遗者”。据说在陕西民间，还流传有“陈公薯”的叫法[132]。直隶总督方观承两次倡导种植番薯，  “其栽培之法，灌溉之事，明白晓易”[133]。天津、盐山、庆云、栾城，以及保定、顺天等府的一些州县，都因此种植以佐食。京师近傍的通州，自“乾隆二十三年督宪饬种”，到乾隆末，“每年长发利民”[134]。山东的不少府州县志中，都载有乾隆十七年0752）奉布政使李渭颁示，依法种植“番薯”[135]。
在乾隆年间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劝种”活动，当推五十年（1785）和五十一年间，由朝廷下谕所作的倡导。江西巡抚何裕城重刊陆懼的《甘薯录》，就是为响应朝廷谕旨做出的姿态。熊履青四川《忠州直隶州志》载：“乾隆五十一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淬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懼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白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钟桐山湖北《武昌县志》也说：“高宗纯皇帝特饬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
当然，乾隆年间番薯种植的推广，也不完全是封建官府的功劳。比如江西省的南安、建昌、广信等府县，早在乾隆初年就已“得自闽粤”[136]，或“闽粤人来此耕者，携其泛海所得苗种之，日渐繁多”[137]。湖南自康熙前期，宝庆府等“内地亦渐及”种植[138]，乾隆初更扩展到长沙、岳州等府。平江知县谢仲玩倡导种红薯，多少受到广福客民的影响。北方的山东近海各州县，闽粤江浙商人常常通过海路前往贸易，南方的番薯，也因此较早传到那里。乾隆初，陈经纶的五世孙世元到胶州经商，因目击当地灾荒，在经过两年试种后，十四年（1749）正式劝导百姓引种番薯。布政使李渭就因受到陈的启发，才颁发《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
但是，如果我们拿封建国家对番薯引种的积极态度，与前面所说玉米推广中的情况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当然，在玉米推广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官员进行倡导，不过总的说来，都是民间自发传播的。到了乾隆中期及嘉道时，随着玉米种植的迅猛发展，封建官府不但不积极引导，甚至一再下令，禁止垦山农民种植包谷，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番薯传播比玉米顺利的原因
从明清两代的情况来看，番薯的传播比起玉米要顺当得多，推其原因如下。
首先，如前所述，番薯从它传人之日起，几乎很快就在传统的农业区生了根。特别它具有“不争肥”，“不劳人工”等优点，与当地稻麦等旧有作物不但不相排斥，而且还能互作补充，这在耕地少、人口密集的地区，更有其重要意义。比如四川仁寿县，“邑人于沃土种百谷，瘠土则以种苕，无处不宜”[139]。福建龙岩州，凡“旱田难莳晚谷者，或种番薯、杂粮、菜蔬”[140]。地处关中平原的陕西鄂县，“地土虽不宽广，然多沃壤”，除种五谷外，又植姜、芋、红薯等以补空隙[141]。甚至房前屋后，沟边地头，“凡有隙地，悉可种薯”[142]，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其次，番薯的产量也足以使人感到鼓舞。它“亩收数十石，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纵灾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终岁足食”[143]，能“胜种谷二十倍”[144]。黄风栖在《九江府志》中言：“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要不若种薯之尤可足食也。”
第三，当灾荒降临的年代，番薯其种既在高地，“亦可救水灾也”。“若旱年得水，涝年水退，在七月中气后，其田遂不及蓻五谷，荞麦可种又寡收而无益于人计，惟剪藤种薯易生而多收”。“蝗蝻为害，草木无遗，种种灾伤，此为最酷，乃其来如风雨，食尽即去，惟有薯根在地，荐食不及，纵令茎叶皆尽，尚能发生，不妨收入”。这种“平时可以佐食，歉岁可以救饥馑”[145]的农作物品种，不但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必然也要引起封建政府的关注。在“耕作居于支配的地位”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出于稳定封建秩序、巩固统治的需要，对于民生所系的农业生产，不能不倍加用心。乾隆时，清朝官员以至朝廷频劝百姓广种番薯，其原因也正在此。乾隆五十年（1785），清廷在上谕中说：“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146]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玉米虽和番薯一样，对土地的要求不高，但比较起来，玉米的优势，更多的是在不宜稻麦的山区，先看下表：

上面是根据宣统元年（1909）奉天农业试验场出版的《奉天省农业调查书》中兴仁等10县的199个村庄统计所得资料制成的，时间稍晚了些，不过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奉天即盛京地区，所列兴仁等县，多数位于松辽平原，也就是我们在文章中常说的中国传统农业区。他们早在清初已引种玉米，但直到200多年以后，在各农作物中，充其量仍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从其农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看得就很清楚了。比例最大的西安县（今吉林东辽县），也只有15。6％，其余不过百分之几和百分之零点零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关键还是与产量有关。上表所列辽东地区的8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四平均亩产量除比大小麦占有稍多的优势外，只名列第四，与名次稍低的大豆、粟相差无几。
那么，是不是因为辽东地区不适合于种植玉米呢?1909年（清宣统元年）2月，美国驻沈阳副总领事克劳德在《远东时报》上发表《满洲的农业》一文中说：“南满的土壤和气候，特别是整个肥沃的辽河流域，毫无疑义是适于玉米的大量生产的。这里有肥沃的冲积地，有时间长而温度高的夏季，以及充沛的雨量，这都是玉米丰产的理想条件。只要加以选种和合理栽培，在南满，玉米对农民可以比高粱和大豆更为有利的作物。”[147]但是在克劳德的愿望没有变成现实以前，小农经济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技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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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还是在起作用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再以光绪三十年（1904）河南南阳县的统计数字为例[148]：
小麦　　熟年每亩约收3斗　　粟　　熟年每亩约收5斗  
大麦　　熟年每亩约收4斗　　黄豆　熟年每亩约收4斗  
玉麦　　熟年每亩约收4斗　　黑豆　熟年每亩约收5斗  
稻　　　熟年每亩约收6斗　　绿豆　熟年每亩约收3斗  
蜀秫　　熟年每亩约收5斗　　豌豆　熟年每亩约收3斗  
玉蜀秫　熟年每亩约收4斗　　脂麻　熟年每亩约收2斗  
南阳县是个盆地区，既有丘陵山地，也有河谷间的小平原，而且很多山区是清中期后陆续开垦的，这就有利于玉米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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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阳县的玉米年产量是10万石，次于小麦（20万石）、粟（11万石），和蜀秫、黄豆等相并列，看来种植的面积不少。尽管如此，其亩产量仍不突出，甚至比不上蜀秫和粟谷，这就大大限制了它在平原地区的推广发展。
如果我们在同一地区，再拿玉米和番薯的产量作比较，那就更加明显了。
奉天镇安县包米每亩产量2。5斗，若以45斤为一斗，共计112。5斤；番薯产量850斤[149]。
河南南阳县包谷熟年每亩约收4斗，每斗31斤，计124斤；番薯熟年每亩约收400斤[150]。
112。5斤与850斤，124斤与400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当然乐意选择后者。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玉米没有发挥出更大优势，遭到统治者冷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乾隆中期后，当玉米迅猛向山区推进，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时，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限制和禁绝政策，有关原因，我们已在前面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笔了。
1984年8月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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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红薯-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0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