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县-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

泾阳县-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泾阳县-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

一、秦首次迁都的问题
要讨论秦的首次迁都，须先得确定秦的始都地，也就是秦所建的第一座都邑。说起秦的始都地，学术界一直指认为西垂，亦称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但仔细推敲起来，这一说法有失妥贴。这里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秦人的称谓问题。要谈秦的第一座都邑，首先得弄清秦人是何时称的秦。
秦人何时称秦，史书明确记载是非子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时。《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时，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孝王欲废嫡立庶以非子为大骆嗣，但遭到大骆嫡子成之外祖父申侯的反对，孝王权衡利弊最后别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自此，犬丘大骆一族遂分为两支，非子一支居秦，而大骆一支仍居犬丘。到周厉王时，犬丘大骆一支为西戎所灭。非子居秦，以地为氏，故号曰秦嬴，这才是秦人称秦的开始。此前的秦人并未称秦，只能说是西迁的东夷嬴姓部族的一支。
非子称秦前的秦人直系族先的世系，据《秦本纪》所载，始祖为伯益，始得嬴姓。其后为大廉、仲衍……戎胥轩、中贑、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大几、大骆至非子。在这个世系中，大廉称为鸟俗氏，蜚廉称为蜚廉氏，他们都尚未以秦为氏。至如甲文中的“秦”字及师酉簋、询簋中的“秦夷”、“戍秦人”，学者多有论说，但认识不一。我赞同史党社先生的意见[1]，即甲骨文的“秦”字并非作为称谓的名词，而是与祭祀有关的动词，与秦人的“秦”毫不相涉。金文的“秦夷”虽为称谓，但与后来非子一支的秦人无关，而是在孝王之前就西迁至秦地的东夷后裔。随着西迁，其在东方原居地的地名秦(今山东范县)也被搬到了西方。惟询簋中的“戍秦人”才是后来的秦人。询簋为厉王十七年器，此时秦人早已居秦，是周的附属，为周戍边，与文献记载相合。
严格地讲，虽然非子称秦，但其居秦前的称谓应予以区别。居秦前在西犬丘时，还不能称其为秦，尚属于大骆一宗。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多余，因为这牵扯到我们一开始说的秦人的始都地和首次迁都的问题。秦人的始都地究竟应该算哪里?通行的说法是西犬丘。所以在谈到秦首次迁都问题时，往往认为是由西犬丘迁至秦。这实在是本末倒置。西犬丘虽为秦人称秦前的世居地，但彼时尚未称秦，何言秦都?正像我们不把秦人先世居住过的槐里犬丘算作秦都一样，西犬丘在秦人称秦前也不能算作秦都邑。直到非子四世孙庄公时，破西戎，收复西犬丘，才将都邑从秦迁到西犬丘，这时的西犬丘方可称为秦都。它是秦的第二座都邑，秦的第一座都邑应为秦邑。因此，秦的首次迁都是由秦邑迁至西犬丘。
二、襄公都汧的问题
《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但未见于《史记》正文。因而对于《帝王世纪》的这条记载，学术界的态度并不一致。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历数秦都九地“曰西垂、曰犬丘、曰秦、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2]，其中就没有把汧邑算在内。马非百《秦集史》在《国君纪事》襄公条下记有“二年……徙居汧”，而所列《都邑表》中则将汧邑排除在外。看来他们都以《秦本纪》为本，对于《帝王世纪》所记未以据信。马非百先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虽说到襄公二年“徙居汧”，但仍认为襄公七年受周平王封爵，“公既侯，居西垂”(即西犬丘)[3]。似乎在告诉人们，襄公二年虽徙居汧，但未曾定都，都邑仍在西垂。这大概就是他何以将《帝王世纪》的“徙都汧”改写为“徙居汧”的原因。
那么，襄公有没有迁都于汧?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从秦当时所处的形势看，僻居西垂，与戎杂处，但与戎族的关系并不融洽，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敌对状态。西戎一直是秦人的世敌。早在秦人远祖中贑时，即“在西戎，保西垂”[4]。先是为商“保西垂”(此“西垂”可能就是汉槐里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归周后又为周“保西垂”(此“西垂”即汉陇西西县的西犬丘，今甘肃礼县)。秦人为商、周王室“保西垂”所防范的对象就是西戎。襄公祖秦仲时，西戎不但灭了犬丘大骆一支，而且杀了秦仲，秦人与西戎结下了杀父之仇。难怪襄公兄世父有“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5]的誓言，并让太子位于襄公，一心伐戎。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不料为戎所虏，一年多后才获释。从秦仲的被杀、世父的被虏来看，西戎当时的势力委实不小。这对处于戎人集居的秦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襄公将都邑迁至汧，以暂避戎人一时之锋芒，亦可谓一种权宜之计。
其次，秦人在西迁的过程中，关中曾是其逗留之地。眷恋关中故土，自在情理之中。况且这里又是西周时期的王畿之地，西周王畿地区的文明与发达，远非西方戎地所能比。比于秦人来说，发达的西周文化一向为其所心仪，从秦人早期青铜器极力模仿西周铜器的风格即可看出这一点。如目前所知秦人最早的一件青铜礼器不其簋，其器形、纹饰以及铭文的内容与字体等方面，与西周晚期的周器无别[6]。近年出土于甘肃礼县秦公墓地的包括鼎、簋、壶等一批早期秦公铜器亦完全承袭了周季的作风[7]。所以东进关中，一直是秦人梦寐以求的事。襄公迁都于汧，也可以说是东进的初次尝试。
再次，秦之东进关中的路线，一开始是越陇阪而沿汧水东进的。《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陇州汧源县即今陇县，县治所在就是现在的陇县县城所在地[8]。古汧城在陇县县城“东南三里”，可见距县城不远。汧河流经陇县县城南而向东南注入渭河，可知汧城亦当位于汧河上游的河谷地带。从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看，西隔陇山，山高坡陡，既是阻隔陇西的一道天然屏障，又为陇西通往关中的交通要冲。而汧邑所在的汧河谷地，地势平缓，土地肥沃，自古就是该地的农作区域。所以对于初入关中的秦人来说，在这里择址建都也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自然，在襄公一世，汧邑的规模当不会很大。襄公都汧的时间不过11年，至文公四年迁都汧渭之会，汧邑为都前后也只有14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有大规模的营建。再者，襄公二年虽都汧，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载，死后又归葬西垂。不独襄公，此后的文公死后亦归葬西垂。此已为甘肃礼县秦公墓地的发现而被证实。另外，襄公七年列为诸侯后，即设坛祭天，作西田寺，祠白帝。《秦本纪》索引：“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为居西(田寺)，西(田寺)，县名，故作西田寺，祠白帝。”索引所言“西田寺，县名”，应是汉陇西西县，即今甘肃礼县，“田寺 ”为衍文，不存在西田寺县。可见，襄公虽已迁都，但西垂乃秦人的世居地，为秦故都所在，祖陵、宗庙等还依旧设在那里，汧邑在当时来说也只是临时性的都邑，襄公的好些活动依然在西垂进行。同时这也说明，襄公二年的戎围犬丘、世父被虏只是一时的局势紧张，过了一年多西戎即把世父放回。这期间襄公在汧邑必定是经过了一番积极的准备，最后才得以解犬丘之围。不然何以能在一年多的短时间内扭转时局，迫使西戎归还世父。西戎已有杀秦仲在先，若不是迫于襄公的压力，西戎断不可能作为如此让步。所以，襄公二年的迁都于汧，可以说是很明智的。同时也是秦开始发展壮大的契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襄公七年的将兵救周之举。
关于汧邑故址，考古发现已见端倪。近来在陇县县城东南13华里的磨儿塬村西发现一春秋时期的城址，位于汧河西岸的台地上，正处在汧河河谷地带。城址现仍有部分夯土城墙残存，东墙的南段尚继续保存近百米，南墙的东段尚存近200米，东南角亦有部分残墙遗迹，残存高约1～2米不等。由于没有进行钻探和发掘，城址的范围还未能搞清楚[9]。就目前城址中所见遗物，还没有

中国历史民间故事五年级

能确认为属于春秋早期的。但此前在城址北3华里的边家庄发现的春秋贵族墓地，大多数墓属于春秋早期，特别是出土铜器的墓，少量的墓可到春秋中期。铜器墓有不少出五鼎四簋的，可见其规格较高 [10]。正如张天恩先生所指出的，墓地与城址相距不远，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城址目前还未见春秋早期遗物，其始建年代尚难确定。也就是说，筑城的最初年代是否就是襄公二年迁都于此地之时。但徙汧与筑城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从城址与墓地均延用到春秋中期看，其并非与襄公相始终。襄公都汧的十余年间，汧邑充其量才初具规模[11]。所以，即使磨儿塬春秋城址筑城的年代不是襄公二年徙汧之时，也不能否定它就是汧邑之所在。
综上所述，襄公迁都于汧是不争的史实。同时也说明，晚出的《帝王世纪》虽学术界一般认为靠不住，但其中仍不乏可信的史料。
三、灵公都泾阳的问题
灵公迁都泾阳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云：“肃灵公(即《秦本纪》之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但为《秦本纪》及《六国年表》所未载。所以，对灵公迁都泾阳一说学术界尚存疑问。对此问

中国历史故事的封面是谁

题，王国维有较详的论述，他在《秦都邑考》中历数秦都九即包括有泾阳。以此看，王国维似认为灵公曾都泾阳。但紧接着又说到：“《秦本纪》于献公即位前，说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乘乱，敌晋复强夺河西地。孝公元年，下令国中，亦曰：公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国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疆，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云云，似灵公之世，国势颇蹙，又未尝东徙。《秦始皇本纪》后虽云灵公居泾阳，然于其陵墓，则云葬悼公西。悼公葬雍，则灵公亦葬雍，厥后简公、出子亦葬于雍，是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然以其经营东北观之，则其居泾阳之事，殆无可疑。”从这一段话来看，对于灵公都泾阳说，王国维似乎又不是那么肯定，因而得出“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的结论。
那么，对《秦始皇本纪》附《秦记》关于灵公居泾阳的记载当如何看待?我认为应该是可信的。这条记载虽然未见于《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但《秦记》乃秦国史书，所记本朝事当更为可靠。且是始皇焚书事件后官方惟一保留下来的诸国史记的一部，司马迁撰《史记》时，想必是会看到的。正如王国维所言：“盖太史公别记所闻见之异辞，未必后人羼入也。”[12]。
再者，应如何理解所说的灵公“居泾阳”?我认为“居泾阳”即为迁都泾阳。正如《秦本纪》于庄公自秦邑迁都西犬丘曰“居其故西犬丘”，文公迁都汧渭之会曰“乃卜居之”，宪公迁都平阳曰“徙居平阳”，德公迁都雍曰“卜居雍”等，于迁都某地均谓“居”某地。至于《秦记》所载的宪公“居西新邑”，自当是指平阳新都而言。
王国维以《秦记》关于灵公陵墓不在泾阳而是在雍的记载，推论“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这实在不可取。从关于秦公葬地的记载看，死后往往归葬故都所在地，这似已成为秦国的通制，特别是在秦国前期。诚如前文所揭，襄公都汧，文公都汧渭之会，但襄、文两代死后均归葬故都西垂。对于灵公来说，迁都泾阳后，雍即为故都，归葬于雍乃是遵循祖制。所以，不能以此而怀疑灵公迁都泾阳的事实。
从灵公即位前的国势分析，自秦立足关中以来，历文、宪、武、德诸代的逐渐向东发展，至穆公时，秦之东界已抵黄河西岸，晋的河西之地落入秦手。加之穆公西进伐戎，广地益国，秦由一个被诸国卑视为戎狄的小国一跃而为强国，与自称华夏的中原诸国相抗衡。但到穆公晚年以后，晋为争夺河西地与秦发生了长时间的战争，秦占据的河西地部分又得而复失。如穆公三十五年(前625)，晋伐秦，取汪(今陕西澄城西)及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13]；康公四年(前617)，晋伐秦，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南)[14]。而且，在晋对秦的战争中，晋师往往越过泾河一线，直接威胁到了秦的大后方。如桓公二十七年(前577)，晋率诸侯伐秦的麻隧之战，秦败，晋师渡过泾河一直追击到侯丽(今陕西泾阳县境)[15]；景公十八年(前559)，晋率诸侯伐秦，晋师再一次渡过泾河，秦最后在泾河上流投毒致晋师多死，方迫使晋撤军[16]。迫于这种形势，灵公即位后即将都邑由雍向东迁至泾阳，以图遏制晋的侵伐，并进而收复河西失地。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灵公迁都泾阳在当时来说，也只是以此作为军事性很强的临时都邑。这一点在灵公执政十年间秦对晋的战事中即可看得清楚。如六年，魏(魏文侯)城少梁，秦击之[17]；八年，城堑河濑[18]；十年，补庞城，城籍姑[19]。可见，灵公在位的短短十年间，主要是针对河西地与晋周旋。
灵公都泾阳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国内政局的动荡。其先怀公即位的第四年，即发生了宫廷政变，以庶人晁为首的诸大臣围逼怀公，怀公自杀[20]

中国历史故事摘抄词语句子

。由于太子昭子早死，大臣们乃立昭子之子灵公即位。灵公为政变的这些大臣们所立，自然要受到他们的胁制。远离这些旧臣的控制而迁都泾阳，以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不能说不是灵公迁都的另一原因。
灵公所都之泾阳，据王国维考证即今泾阳县境[21]。近年在泾阳县发现一些秦汉时期的宫殿遗址，一处位于泾阳白王乡杨赵村，为一方形夯土台基，面积约40万平方米，残高2米，夯层厚4～6厘米，采集有绳纹板瓦、筒瓦、铺地方砖等；一处位于泾阳口镇，面积约9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遗址北部暴露有夯筑墙垣一段，残长120米，高3.3米，基宽2.4米，采集有绳纹板瓦、筒瓦、云纹及“宫”字瓦当、几何纹铺地砖、陶水管道等。徐卫民先生根据遗址所处地理环境分析认为，口镇处的宫殿遗址有可能为灵公所都之地。这里地势较高，又位于泾河的支流附近，较之杨赵村遗址更符合建都的自然条件[22]。
至于泾阳都邑究竟能有多大的规模，因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尚难推断。但推测不会有多大。一是泾阳只是一个临时性的都邑，当时秦的祖陵、宗庙还都在雍城，灵公死后也归葬雍城陵园；二是泾阳为都时间不长，即便把灵公之后的简、惠、出子三公在位的时间都算上，也不过四十来年，不会有大规模的营建。况且简、惠、出子三公居何处，是否仍以泾阳为都，尚属疑问。因为简公的拥立，并非正常的君位世袭，而是宫廷斗争的结果。文献记载，简公乃灵公季父(悼子)，灵公死后，子献公不得立，反而自晋迎立悼子[23]。可见当时秦国臣干君位情况之严重。简公的得立，虽说明灵公、献公的势力较弱，但不至于一点没有。简公即位后，自当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及。设法远离灵公、献公势

中国历史故事真实发生过的

力，自在情理之中。因而简公迁回雍城而未居泾阳，或直接就是在雍城即的位亦未可知。另外，出子幼立，立二年就连同其母被庶长改所杀，并沉之渊旁。复迎灵公子献公(公子连)于河西而立之[24]。据《吕氏春秋·当赏篇》载，公子连自魏之河西地归秦时，欲从郑所之塞入境而为守塞吏所阻，后改由焉氏塞入，“夫人(出子母)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具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这里说的“至雍”的“雍”，即秦都雍城[25]。以此来看，出子即位后也是在雍城。通过以上分析，泾阳为都可能只是灵公一世，其后的简公、惠公、出子有可能都在雍城。从《吕氏春秋·当赏篇》的记载看，就连简公也可能是在雍城即的位，第二年自雍迁都栎阳的。

[1]史党社：《秦人早期历史的相关问题》，《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
[4][5]《史记·秦本纪》。
[6]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7]甘肃礼县秦公墓地惨遭盗掘，出土秦公重器甚多，但大多流失海外，后有部分追回。关于所出秦公铜器有不少专家学者作过披露和研究，如李学勤、艾兰：《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陈昭容：《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白光琦：《秦公壶应为东周初期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8][9][10][11]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12][21]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
[13]《左传·文公二年》。
[14]《左传·文公十一年》。
[15]《左传·成公十三年》。
[16]《左传·襄公十四年》。
[17][23][24]《秦本纪》《六国年表》。
[18][19]《六国年表》。
[20]《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22]徐卫民：《泾阳为秦都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2期。
[25]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27712.html

以上是关于泾阳县-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泾阳县-关于秦都邑迁徙的几个问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52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