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坪-刘坪墓地若干问题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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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坪墓地若干问题刍论

史党社 田 静
刘坪墓地位于甘肃清水县，据研究是东周时期绵诸戎的墓地。截止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大型墓葬1座、小型墓葬10余座，出土文物加上历年的征集品，共计600余件。笔者曾经目验了刘坪墓地的所有文物，刘坪墓地的考古简报也在《文物》2003年第7期上发表。本文欲根据这些实物资料，对刘坪墓地的学术价值略加探讨。
一，墓主的族属
简报作者推测，刘坪墓地的墓主，是东周时代“西戎”之一的绵诸戎。《匈奴列传》记载绵诸戎在陇山以西，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东部一带。《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天水郡下有绵诸道，绵诸道盖因绵诸戎而设，所在当即原来绵诸戎的居地。
《水经注·渭水》记载：“清水又西南得緜诸水口，其水导源西北緜诸溪。东南有长思水，北出长思溪，南入绵诸水。又东南历绵诸道故城北，东南入清水。清水东南注渭。”
《括地志》云：“绵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六里。汉绵诸道，属天水郡。”[1]
《清一统志》：“故城今秦州东四十五里，邽山下古城遗址是。”
按，《水经注》中的清水就是今天的牛头河，其支流有绵诸水，参以《清一统志》，绵诸故城就在牛头河流域。《括地志》说的更加明确，所记载的唐代秦岭县在今天水东约二十公里处的渭水南岸，汉绵诸道在其北五十六里，正当今清水县。以上论述说明，清水一带在东周时期，当是绵诸戎的居地。简报的作者断定墓主的族属为绵诸戎，大致是不错的。
二，相关文物讨论
刘坪一带东周时代为戎狄之域，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度地带，文化面貌因此具有复合色彩，下面我们略举几例说明。
1，虎食动物金饰片（本文图一）。
简报中称作Ⅰ型金饰片。虎作立形，头似马，口齿明显，尖耳，垂尾，尾稍卷起，吞食一动物。身饰鳞状纹，尾上饰平行“V”字纹。四周有小孔，似为钉孔。
猛虎吞噬动物，是古代欧亚游牧文化的传统母题，因此这只虎的形象，来源应不属中原文化的范畴。简报的作者认为是受鄂尔多斯文化的影响，应是有理的。但是，这只虎身上的鳞状纹饰，极似中原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口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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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状虎爪也与中原青铜器上的相同。因此，从艺术上来看，这种虎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又是明显的。
在虎的尾饰上，还有连续的平行“V”字纹。简报的编写者把这种纹饰与礼县春秋早期秦墓出土的金虎身上用朱砂描绘的纹饰比较，认为二者如出一辙，并且“应视为秦人独有的风格”，这样的结论其实是有偏差的。
确实，在秦文化中，此种纹饰的虎并非孤证，如凤翔出土的战国人刺虎图案瓦当，虎身纹饰也是平行“V”字形。另外，在西安西郊出土的虎噬马铜牌饰，其中的虎身也作平行“V”字纹。这件牌饰的年代在战国时代，而这一地域战国时代已经属于秦国。但是，若说这种纹饰是秦人独有的风格，则未免失之武断。据笔者统计，类似纹饰的虎的形象，较多地存在于东周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中，在这些地区的岩画、器物中，此种纹饰之虎是屡见不鲜的。若单从地域来看，则从东北地区辽河流域，中间经过燕、秦之地，还有阴山、贺兰山，向西经河西走廊，直至天山一带，都有分布。详细例证请参阅笔者《考古资料所见秦史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一文[2]。由此所体现的上述地区间文化的联系，也是明显的。
2，鸟纹金饰片（本文图二）
简报中称作Ⅱ型金饰片。这类金饰片共发现7件，系“薄金片成形，有部分镂空，四角有钉孔，上饰四鸟纹，鸟首双双相对，为一个完整的四方连续图案。鸟喙呈钩状，颈部饰羽纹两道。长6.1—6.2、宽5.7-5.9厘米。”
纹饰中的鸟，喙呈钩状，可以肯定是鹰一类猛禽，我们还是把它方便地称作鹰。类似的鹰形，在固原西吉县陈阳川村的一座战国墓中，也有发现。在这座墓中，有这种鹰形的透雕铜牌饰（文中称“花瓣形牌饰”）就出土了14件，形制、大小完全相同。这些铜牌饰上的鹰形，除了与金饰片上鹰形有同样的钩喙、心形耳外，鸟身上也有两道“羽纹”，作垂鳞状，与金饰片鹰颈部、身上纹饰如出一辙（本文图三.1、2）。整体看来，二者头部的相似是无可置疑的。陈阳川鹰形为两鹰相对，尾羽在中间突起，可以证明是禽而非兽[3]。还有发现于内蒙古的一件鹰形透雕铜牌饰，鹰的头部、尾羽与陈阳川鹰完全相同。这件牌饰为马具上的组件之一，后面有孔可以穿系绳带（本文图四. 1、2）[4]。陈阳川牌饰后面也有一横向纽，可知也是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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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型金饰片中鸟身上的鳞状羽纹，与上文Ⅰ型金饰片中马身上的纹饰无论从工艺、形制上说来，都是同一的。由此可以断定，他们或出于同一座墓葬，并且制作的时代肯定是相同的，估计都在战国时代。
这种鹰的造型，就我们知道的材料，只在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流行，可能是本地独有的造型。刘坪墓地的主人乃绵诸戎，固原青铜文化被认为是乌氏戎的遗存[5]，战国时代的内蒙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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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又是匈奴的活动区域。本节中的例证，又显示了位处陇山周围的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地区与内蒙古三地青铜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顺便说一下这种金饰片的用途。金饰片上有钉孔，应当依附于别的硬物上。简报说可能与礼县出土的鹰形金饰片，用途一样，是钉在棺椁上，用作棺饰的。我们认为，刘坪墓地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多数墓葬一样，是没有葬具的，当然谈不上用作棺饰。参照欧亚草原地区斯基泰、鄂尔多斯等古代游牧文化中金饰片的用途，这些金饰片也可能是车马衣具的装饰。由于陈阳川与内蒙古鹰形牌饰可以肯定都属马具，刘坪墓地其中的那座大墓中，也发现有大量的车马器与马骨，我们宁愿相信，这些金饰片，是用作车马饰的。就是在中原，也有“金玉其车”的记载可为证据[6]。因此，在评价礼县秦墓出土金饰片的用途时，不能仅仅说成棺饰[7]。
3，鸟纹透雕铜牌饰（本文图六、七）
这类牌饰有心形（简报称“桃形”）、三角形、梯形三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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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透雕，共发现56件，作者把其分为Ⅰ——Ⅳ型，并认为主题纹饰为卷云纹，其实是不确切的。其主题纹饰应是鸟纹，因为从Ⅰ型来看，纹饰中有的两个非常明显的相对称的鸟头，周边环绕的所谓卷云纹应是鸟翅的变形。Ⅱ、Ⅲ、Ⅳ型的鸟形虽已简化，但由Ⅰ型还是可以说明纹饰从鸟纹演化来的。
除了刘坪墓地，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张川县瓦泉遗址中，也有大量形制相同的透雕牌饰出土，固原、平凉、陕北有零星出土。这个集中出土于三地的情况十分值得注意。大堡子山是秦公墓地，瓦泉遗址也与秦有关，有人说是非子之秦邑，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秦与绵诸戎文化的联系。
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在阿尔泰山一带文物中，也存在着同类文物。在邦克夫人的《东西方动物纹艺术》一书中，著录了与Ⅰ型心形铜牌饰完全相同的两件牌饰，这是两件1924年的捐赠品，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者把它们的年代断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是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老实说，由于刘坪墓地出土有完全相同的牌饰5件，我们对书中所说的这两件传世牌饰的产地，是心存疑虑的[8]。
阿尔泰发现的心形透雕牌饰高5.5英寸，约合14厘米。刘坪墓地心形牌饰Ⅰ型高15、宽13.5厘米；Ⅱ型高10.5—14.5、宽19.5。刘坪墓地Ⅰ型牌饰，与邦克著录的两件牌饰，从大小、形制、工艺来说，都是那么的如出一范，使人们不容怀疑，它们是同一产地的产物！邦克夫人认为这中牌饰是用作马具的，或是。这种透雕牌饰在清水、张川、礼县大量发现，表现得如此发达，我们怀疑甘肃东部就是这种牌饰的起源地。鉴于此，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牌饰，无论资料的可信度如何，来源应是不言而喻的。乌恩先生就认为，中国北方在战国时期有发达的透雕动物纹，是中国北方传统的表现。以此推测，阿尔泰出现的心形透雕牌饰，可能是从我国北方传入的[9]。如果此推测可信，这与阿尔泰帕泽雷克墓葬中发现的战国四山镜的情况，又是何其相似。
三，结论
对于刘坪墓地文化特色的论证，可举的例子还有多种，例如墓葬本身以及双鸟纹铜牌饰、铜圆雕跪鹿、铜扣饰、车马器等。不过以上几例，已经足以说明本文的观点。正如简报作者论述，刘坪墓地以及出土文物，虽然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但与秦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都有密切关系。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我们把它的文化背景又进一步推向更加广阔的欧亚大陆腹地。刘坪墓地的重要性在于，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处了解“西戎”文化面貌的实例。以前关于“西戎”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除了宁夏固原地区相对集中、有所谓的杨郎类型青铜文化外，在甘肃东部发现这样内涵丰富、族属相对明确的“西戎”墓葬群，是不多见的。第二，刘坪墓地对于我们了解“西戎”文化与秦文化以及欧亚大陆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例证。刘坪墓地的位置，就在丝路古道旁，所出土文物，既与秦文化有关，又与西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甚至欧亚大陆腹地的天山、阿尔泰山一带的古文化相联系。须加注意的是，这个情况的出现，远在张骞“凿空”、丝路产生之前！这种联系告诉我们，在先秦时期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所谓的“西戎”文化可能充当了“中介”的角色。秦人在东周时期声名远播，也是以刘坪墓地的主人这样的戎人为中介的。秦人与更远的游牧民族中间有羌、戎阻隔，因此二者的交往应多是间接的，是通过羌、戎人等少数民族进行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估价“西戎”及其文化的历史地位，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都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以上研究是初步与粗略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由于技术原因，文中插图采取简单的复印图，也请原谅。

注释：
[1]《史记·匈奴列传》正义等引。见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卷四，第219-220页。中华书局1980年2月。
[2]史党社《考古资料所见秦史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见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第514-546页，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
[3]延世忠、李怀仁《宁夏西吉发现一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6期。图一.7；图版八.2。可以作为这件铜牌饰的辅助说明的，是出于同一座墓里的一件鹰狼相斗题材的透雕铜牌饰（文中称鸟形牌饰），其中的鹰的头部，与前一铜牌饰中的鹰类似。同上文图一.11；图版八.5。
[4]Bunker·Chatwin·Farkas《“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东西方“动物纹”艺术）第127页，图版106及第142页说明。
[5]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第8期。
[6]《国语·晋语》。
[7]韩伟《论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
[8]同[4]第68-69页，图版42。
[9]乌恩《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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