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堆簡牘帛書之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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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馬王堆簡牘帛書之書法藝術

（臺北故宮博物院）
壹、馬王堆漢墓與出土簡帛書概述
馬王堆在湖南省長沙市東郊五里牌外，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共發掘三座西漢早期墓葬。依時代先後分別為：
（一）二號墓：墓主為長沙丞

中国历史发展故事

相軑侯利蒼（於漢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任長沙丞相期間被 為軑侯）。死于呂后二年，西元前一八六年。
（二）三號墓：墓主為利蒼的兒子（利豨兄弟）。葬于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
（三）一號墓：墓主為利蒼的妻子辛追。死于漢文帝十二年以後數年。[1]（註一）
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包括穀物、水果、衣物、繡品、漆器、陶器、兵器、樂器、漆繪、帛畫、帛書、簡牘文字等，具體地呈顯了漢初的貴族生活。[2]（註二）
在文字與書法方面，一號墓出土三一二支竹簡，內容為遣策（隨葬品清單）。三號墓出土遣策四○九支（除七件木牘外，餘均為竹簡）、醫簡二○○支（《合陰陽》三二支竹簡，《天下至道談》五六支竹簡、《十問》一○一支竹簡、《雜禁方》一一支竹簡）[3]（註三），以及二十多種帛書。這批帛書的質地均是生絲織成的細絹，分整幅和半幅兩種，整幅書寫的寬四八公分，半幅的二四公分，出土時，整幅的疊成長方形，半幅的卷在竹木條上，共存放在一只漆奩盒內。
帛書均以墨書寫，有的用墨和朱砂畫了上下欄和直行格，整幅的每行書寫七、八十字不等，半幅的則每行二○至四○餘字不等。篇與篇之間多用墨塊或墨丁作為標記，有篇名的一般均在文章的最後標出，並記明字數。一篇書之間多不分章節，如《老子》甲、乙本，凡分章節者，或另起一行，或用墨點為記，如《刑德》甲、乙篇。
這二十多種古佚書，約十二萬多字，是繼漢代發現孔府壁中書，晉代發現汲冢竹書，清末發現敦煌卷子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古文獻發現，其內容包括哲學、歷史、天文、地理、醫學、科技等眾多學科，對當今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自其出土以來，已有眾多的海內外學者投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對其進行研究，已發表的論著雖不能說汗牛充棟，但也已洋洋大觀，自成一種專門的學問了，特別是持續不衰的馬王堆研究熱潮正在國內外擴展，馬王堆學已成為學術界所關心的一門可與敦煌學相提並論的學問。[4]（註四）
這些古佚書，學者依《漢書•藝文志》予以分類：[5]（註五）
一、六藝（十種）
周易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以上合抄一卷帛上）、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喪制圖。（另有卦象圖，似無字）
二、諸子（十種）
老子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聖（以上合抄一卷帛上，舊稱“老子甲本及其卷後古佚書”）、經法、經（或稱“十大經”、“十六經”）、稱、道原、老子乙本（以上合抄一卷，舊稱“老子乙本及其卷前古佚書”。此四種佚書，或名“黃帝書”、“黃帝四經”）。
三、兵書（三種）
刑德甲本、刑德乙本、刑德丙本。
四、術數（七種）
陰陽五行甲篇、陰陽五行乙篇、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雜占圖、太一將行圖（又名社神圖、辟兵圖）、相馬經。
五、方技（十一種）
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以上五種合為一卷）、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卻穀食氣、導引圖（以上三種合抄一卷）、養生方、胎產書、雜療方。
六、其他（二種）
長沙國南部地形圖（或簡稱地形圖）、駐軍圖。（另有無字之“城邑園寢圖”、“車馬儀仗圖”等，未計入）
此十二萬餘字的珍貴墨跡，其中除了遣策、竹笥木牌為墓葬當時所書外，其餘簡帛書應皆抄於墓主生前，由其中部分紀年資料、避諱用字及書體結構、書風流變等情況，可以推知帛書抄寫可能早至秦始皇稱帝期間，其下限則為一號墓葬之年（西元前一六八以後數年）。是研究秦漢之際篆隸遞嬗與文字因革之最重要史料。
貳、秦漢之際之篆書規範與隸書變體
王國維稱“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見於《觀堂集林》）。
“籀文”創自西周宣王太史籀之《史籀篇》，頒行各國，至東周六國專擅，文字異形。唯秦處宗周故地，沿用獨多。秦系文字由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春秋早期秦武公之“秦公鐘”、“秦公鎛”，春秋中期秦景公之“秦公鐘”、“秦公簋”，春秋晚戰國早之“石鼓文”，戰國中晚期之“商鞅方升”，迄戰國晚期之“新郪虎符”，雖名為用“籀文”，實與《說文》籀文不盡相同，知《史籀篇》之字形隨歷代簡帛傳抄遞嬗興替，漸成秦代通行之篆書，所謂“三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當即在此通行字體上完成。史載李斯等人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實則“或頗省改”之‘漸變’過程，早已存在於秦系文字之歷史演變，非遲至“三倉”之編寫時才‘突變’式的倉促完成。
秦併兼六國，統一文字、度量則。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統稱“三倉”），用秦文字為教本，並“以吏為師”，達致“書同文”，遂使六國“古文從此絕矣”。以楚域長沙出土簡帛書為例，戰國晚期楚簡與西漢文帝馬王堆帛書相去不過數十年，其間差異即如此之大（楚系古文結構消失、體勢隸化、用筆波捺、橫起不復壓、行帶亦無弧度、筆末更無回鉤），即如同原屬楚地的湖北睡虎地秦簡，與楚簡時代更近，然書風已變化甚鉅，足證秦統一文字行動之雷厲風行與立竿見影。
秦之《倉頡篇》猶未之見，唯安徽阜陽出土西漢文帝時之《倉頡篇》可略窺其一統文字之遺意：形體仍存篆書結構、筆勢則多隸意；或以秦系簡牘中，屬戰國晚期之“青川木牘”、秦始皇帝之“睡虎地簡”均不見與秦刻石相類的靜穆勻整書風，則秦之“三倉”，亦當與阜陽《倉頡篇》書風相近－－筆畫嚴謹、結構雅正，隸化已多而兼存篆法。唯以當時隸變甚劇的情況推想，秦統一文字既早於阜陽《倉頡篇》數十年，其篆書結構與筆勢當更濃。青川木牘雖更早，唯其內容為田律，書寫簡易，恐不如“教科書”嚴謹，只要比較阜簡與同為漢文帝時的馬王堆漢簡便可知曉。
將秦系文字溯源西周以降排序，可得：
金文：虢季子白盤（西周晚）－－秦公鐘、鎛（春秋早期秦武公）－－秦公鐘、簋（春秋中期秦景公）－－商鞅方升（戰國中晚期）－－新郪虎符（戰國晚期）－－陽陵虎符、始皇詔版、橢升 （秦）。
簡牘：青川木牘（戰國晚期秦武王）－－天水放馬灘簡、雲夢睡虎地簡、雲夢龍崗簡（戰國末至秦代）。
石刻及其他：除石鼓文（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以外，多為秦統一後物。石刻有泰山刻石，瑯玡台刻石（史載另有嶧山、東觀、會稽、芝罘等刻石，原石已失，間存後世翻刻本）。戰國各文字材質（銅、兵、貨、璽、陶、石、木、簡、帛、漆），秦亦多有，如秦印朝定格發展，在田、日界格中，仍展現濃厚奇趣；封泥為印捺之餘，亦有風致；陶文印之印文風格則別樹一幟。
結合諸秦系文字（金文、石刻、簡牘、璽印、陶文等）之演化現象，頗能窺見篆書形構之趨向規範，使漢字形體歸於一定的演變傾向—－篆體規範，簡稱“篆範”，指秦篆對殷周戰國古文字的整理規範：
（一） 偏旁形體之固定—－形體寫法之統一，如偏旁馬、虍，於戰國各域有多種寫法，秦則定為一形。
戰國各域與秦之馬虍寫法



戰國各域之馬
戰國各域之虍
秦文字之馬虍
（二）形旁位置之固定—－古文字水旁、金旁或置左或置右極不穩定，秦則人、水、木、言、糸、食等形偏旁多置於字體左側，頁、刀、攵、殳、隹多置右側，對漢字之定形作用甚大。
（三）一字之偏旁組合固定－－減少義近形旁互代（如楚簡“型”作、諸形，土與田、刃與刀義近相代）及形近訛混之例，確立偏旁組合形態，使其同字必同形，遂令六國眾多“異體字”銳減，達到統一之效。
（四）一字之寫法筆畫固定－－確立一形後（如“天”作、，取後者；“帝”作、，取前者），不可任意增減筆畫。並去除戰國盛行的裝飾筆畫與符號，使漢字從部首至全字齊一寫法，獲致規範目的。
“古文”之名義甚多，凡文字較今為古者均屬之（唐宋古文家之古文專指“文詞”，不入此“字形”討論之列），故以今楷視之，則漢隸為古；以秦篆視之，則戰國為古，殷周益古。唯秦漢以後，殷周古文罕見（史稱漢代“郡國山川時出鼎彝，其 即前代古文”，此古文究屬殷周或戰國，不得周知，然其銘僅少數人能見，識者亦寡）。戰國奇詭文字既絕於秦，遂令孔府壁中書之齊系簡書，為許慎視為從黃帝倉頡一脈相承的“古文”，其書所收古文，亦皆戰國各域古文之遺；齊、燕、晉、楚等域文字，雖有相通而各具特色。
秦斬滅六國文字，“以吏為師”、“書同文字”，其功效之宏速，可以從原屬楚域的兩湖簡帛文字，在數十年間（戰國中晚期至秦至西漢）有重大變革見知：湖北江陵、隨州、荊門、湖南長沙、臨澧、常德出土的戰國楚簡與湖北雲夢出土的秦代簡、湖南長沙出土的西漢早期簡牘帛書作比對，即可見出其字形結構與筆勢的強烈差異，足證秦以秦篆、秦隸統一六國文字的同時，漢字在“篆範”中也進一步走向“隸變”，其過渡之機全在簡帛書寫裡。
戰國晚期秦地青川木牘田律，以重筆隸勢作篆書結體，其篆書又頗多解散近隸構，可名為“秦隸之祖”。從雲夢秦簡下迄西漢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乙本，兩漢居延、敦煌漢簡及東漢諸石刻，可以排比出漢字從篆書到隸書的變體軌跡（從古文字階段進入隸楷階段），我們名之為“隸變”。
（一）化婉曲為方折（平直化）－－＜書譜＞云：“篆尚婉而通”，篆書線質圓轉柔婉，隸則橫平豎直，起筆方勁，折肩剛直。如“象”篆作，隸作。
（二）化象形為線條（抽象化、記號化）－－秦篆相較於殷周文字，其象形意味雖漸淡薄，然如（牛）、（羊）尚見牴角身軀之狀，（日）、（月）亦略具實物之象，而隸作、、、，則純為抽象之記號字。
（三）化頎長形體為扁方（方塊化）－－篆書走向頎長，為西周晚期以後規整金文之一貫路徑，秦系金石文字亦然，而扁方之跡較六國為烈，“隸欲精而密”（＜書譜＞語），除用筆益趨精致外，橫畫之緊密取勢，使全字方嚴扁麗，更是其變體特色。
（四）化勻稱線質為波 （波磔化）－－篆書線質雖亦有提按變化，而以勻整為主；隸則左波右磔、八向開張，即在橫、直線的行進，亦多頓挫提按，疾澀相濟，使線質在波動中產生精致的節奏律動美。
約而言之，隸變是對篆書的結構與筆勢作變革，在結構上將篆書解體類化－－同化、形近混同。如之作春、奉、奏、秦、舂、泰，其上部字形至隸均已形近混同了，形成抽象偏旁，不復尋其六書構造之跡；在筆勢上加強波磔撇捺、化圓轉為方折、變線條婉曲通暢為精密雅麗，遂至東漢形成“八分”極則。
舊稱隸書起源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故“程邈造隸”、“以施之徒隸”，意謂隸書原為低級官吏所使用，以節省抄寫時間的一種簡便文字；實則從青川木牘、雲夢秦簡與西漢早期安徽阜陽《蒼頡篇》之墨書鈔本視之，這種有“隸變”傾向的字體，自戰國晚期出現後，便逐漸凌駕主流篆書（於典重場合用之），成為全民書寫主體。由秦代金石等文字資料頗多隸意現象看，或許隸書早已不是“徒隸”的專屬品了。
漢高祖承繼秦始皇帝一統天下，叔孫通定朝儀，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益使制度、文字歸於齊一，而商業勃興，通訊頻仍，書寫需求既多且速，更促成漢代書法綻放出多元而豐富的異彩。
漢初隸書定體，古篆結構在急速書寫要求與八向分布的筆勢變革下，轉換古篆的頎長結體為隸書的扁平形勢，橫畫左右延展，波磔明晰，乃至誇張展放，直下重捺提收，此由雲夢秦簡，西漢馬王堆帛書、簡牘，銀雀山竹簡，阜陽漢簡等簡帛墨蹟可以見出其演變端倪。
兩漢早期文字以隸筆平壓波磔作篆體結構，後期則篆書結構逐漸消失，隸楷新構形愈加明顯，東漢以後，篆意脫盡，通行體純為隸書，迄靈帝“熹平石經”乃成漢隸規範化之極致表現。
簡牘帛書是當時書手的珍貴墨寶，最能見出時人運筆的精妙。馬王堆帛書的二十幾種抄本，筆精墨妙，點畫明晰，極其酣暢流動。兩漢中期以後西域（居延、敦煌等）簡牘漸多，除少數篆字與大量的隸書外，因便捷需求，草體化的隸字增多，所謂“以隸筆作草”的“章草”慢慢形成，東漢末更由草寫中減縮了隸書特有的波磔、橫勢，出現“新隸體”，開啟了楷書的源頭，而其書寫流便疾行，又極具行書之勢－－隸、草、楷、行在漢代出現並發展，連同前期篆書的承遞，漢代書法，可謂中國書法史承先啟後之最重要時代。
石刻是漢代書法的另一大宗。篆書碑額承襲秦篆而另有開創－－筆勢方折，結構伸展自由（多較方扁，與漢金文略近），提按頓挫明顯。篆書書碑少見，從“群臣上壽”，“魯孝王萊子侯刻石”至“袁安”、“袁敞”、“祀三公山”、“嵩山三闕”諸碑銘，可以見知篆書在漢代朝方扁整飭演變的軌跡。
隸書在“摩崖”上多瘦硬少波磔，結勢開張宕逸，頗見奇趣（如“開通褒斜道碑”、“裴岑紀功碑”、“郙閣頌”、“石門頌”等）。殆以書家凌空書丹，崖壁不平，非提筆細書，隨壁面起伏，提按跳動，無法著墨竟功所致。（唯“郙閣頌”之重筆豐墨是罕見例外）。
碑碣書寫則以石面平整，落墨感覺與簡帛相近，所以筆畫表現可以淋漓盡致（唯墨韻已不得見），且刻工嘉善，完全展現書家筆趣，因此漢碑遂成歷代書家追摹隸書的典則。風格多樣，各臻極則，“禮器”勁挺，“乙瑛”樸厚，“史晨”典雅，“曹全”婉秀，“張遷”方勁，用筆精善、變化多端。
前代書家往往以乏波勢的西漢石刻為“古隸”代表，並視具波磔的“八分”漢隸典型遲至東漢中晚期始成熟；且或逕以秦刻石為秦代篆書典範、東漢石刻為漢代隸書表徵，而於其間之變化軌跡則無一語提及，實乃漠視‘文字書法乃在歷代抄手不斷書寫承遞中漸變而成’之歷史觀所致。
馬王堆簡帛文字資料，正秦至西漢早期最豐富之抄寫墨跡，上承楚簡（圖一）、秦簡（圖二），旁及阜陽雙古堆（圖三）、江陵張家山（圖四）、鳳凰山（圖五）、臨沂銀雀山（圖六）等；西漢早期簡，下接定縣八角廊（圖七）、東海尹灣（圖八）、武威（圖九）、居延（圖一○）、敦煌（圖一一）、甘谷（圖一二）等西漢中晚期迄東漢簡，可以構擬出完整之篆、隸、草、行、楷的演變序列，故剋就馬王堆各式簡牘、帛書作書體書風之釐析，突顯此間篆隸結構、筆勢變化之關鑰，以聯繫古今二階段文字與書法，正當務之急也。
參、馬王堆簡牘帛書之書法藝術
相較於規整篆書，馬王堆簡帛書有明顯的象形結構解體與波磔筆法的出現；相較於東漢八分隸書，其篆體組織結構的遺存及“蠶頭”、“雁尾”的不固定性，又昭然揭示著其書體的古拙。這種篆隸演化中的過渡性書體，與西周以降之古文、籀文大篆截然不同，自不可以“古”、“籀”、“篆”名之，而“漢隸”、“八分”既已約定俗成地用以指稱東漢波磔明顯、結體方整的隸書，則以“古隸”二字稱戰國晚期青川木牘、秦雲夢簡及馬王堆簡帛書，似為較貼切之法。[6]（註六）
在“篆範”與“隸變”的雙重演化下，漢字形體趨向穩定。篆書所代表的古文字象意結構漸漸崩解為形聲與抽象記號偏多的隸楷形構，如前文所提隸變中的平直化、抽象記號化、方塊化，即為文字學家於古今文字階段變革期所羨稱者。然而，我們就簡帛古隸與先秦古篆（包括楚系簡帛書）勘比，當更震驚於二者筆法線條的極大差異：以圓曲流美為主訴的古篆線質，在短短數十年間，走向方尖提按、線條粗細變化極鉅的強烈對比表現，此中透顯的是線條自覺意識的提升、個性化的加強，尤其是誇強的波磔，更明白訴說線條欲掙脫圓體一致性要求的篆質，展露奇恣獨特性情的渴望。這種線條獨立傾向的產生，可能歸因於戰國秦地書手特殊的書寫習慣（以較方扁之筆與筆勢書寫）[7]（註七）及線條行進由婉曲至方折造成粗細巨大變化所致。這巨變一旦產生，在字形結勢愈趨規整的同時，書手愈要求線的質感變化，久而久之，遂形成迥異於篆書的新型“筆法”－－成熟的“漢隸”於焉出現。這是篆隸變革中規整演化的線條自覺表現。
同時及稍晚，在簡牘中也有朝草勢及收歛波磔的線條自覺的啟動，至西漢中晚期以後，遂出現“章草”及“新隸體”[8]（註八），決定了中國書法“草”、“行”、“楷”的新書體方向。當然，這已是馬王堆簡帛書數十年之後的事。
秦至西漢二百多年，為中國文字書法變化最鉅的階段，馬王堆簡帛書最早可至秦始皇執政（西元前二二一∼二○六）時抄寫（《陰陽五行》甲本與《五十二病方》），最晚至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以後數年（一號墓主之遣策與竹笥木牌），此五、六十年間的簡帛書跡，正是線條自覺朝隸體規整演化的最佳實證。
以下約按抄寫年代先後（依書跡中紀年、避諱、結構篆意、隸化多寡、波磔型態等條件約略定之）排敘介紹馬王堆之各簡帛書跡。
一、《陰陽五行》甲篇（圖一三）：當為秦滅楚後至秦始皇執政時楚地未諳秦篆之書手所抄
或稱“篆書陰陽五行”，帛高二四公分，全長約三五○公分，內容為方位、四時、月令、星宿、擇月等占驗與吉凶紀錄，其間並有圖表。字形頗多篆書結構，整體線質圓勁挺拔，起筆偶出的重按斜勢（季、吉、室字）與橫畫中鼓的弧形表現、收筆的回帶尖鉤（井、午），均與戰國楚系簡帛相近，部分字形有楚書之遺，當為秦滅楚後至秦始皇執政時楚地未諳秦篆之書手所抄[9]（註九）。
唯相較於楚系簡帛書結體更趨方正端莊、隸勢波磔略現（之、土），是篆隸變革中篆意較濃（春、泰仍見存聲符“屯”、“大”）且近楚風的最早作品。
在干支部分，書有朱絲界欄，每欄二行，行列整齊而直行疏朗，橫列緊湊，頗為東漢八分章法先導。占語部分，分行不分列，行氣綿密貫暢，極具楚書靈動之致。
“淦池”的水旁一從，一從；“七星”右下二橫合文標識，知在朝平直隸化之際，婉曲篆法仍間存其中，而戰國習用之合文符猶見遺留。又“丁”、“才”之墨丁表現更可遠溯西周金文（參附表一）。
二、《五十二病方》及其卷前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圖一四）：為秦始皇稱帝期間（西元前二二一∼二○六）抄本。卷末五行醫方，或為漢初補寫。
全卷五種帛書共計五四六行，約一二○○○字。秦燒滅六經諸子百家典籍，醫藥占筮不在其列，故上舉《陰陽五行》甲篇（屬數術類）並此醫書得以保存，文中多存古形（如“也”字作“殹”）並避漢高祖劉邦名諱，當為秦始皇稱帝期間（西元前二二一∼二○六）抄本。
《五十二病方》帛書高約二四公分，全長約四三○公分，共四六二行，一萬餘字，記載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等古醫方二八○餘個，存藥名二五四種，為現知最早之醫方專書。《五十二病方》文字書法之橫畫較平直、間距緊密、結體上緊下鬆，工穩中略見頎長形貌，波磔筆勢增多，而篆形結構仍多保留，與秦代金石銘刻之“草率”篆體甚為一致（如諸、筮、巫、者、毒、毋等字）。史稱程邈作隸“參定篆文，增衍隸佐”，或即此類。
與《陰陽五行》甲篇相較，顯見《五十二病方》之方筆偏多（較近秦系之青川木牘與雲夢秦簡），粗細變化增大；行筆之提按動作增多（線條自覺表現意識加強），結構布局中之疏密處理強烈，更於人旁、又旁、心旁作誇張的下引曳帶，造成舒揚妍麗之感。“令”字於行末拉長豎，啟漢簡、石門頌曳放之風。用筆瘦勁、波磔和緩（未誇張重按）、行氣自然、章法錯落，頗具節奏。
卷末（四五八∼四六二行）五行醫方，為本書抄成後補寫於卷尾者，標題不在目錄“五十二病方”之列，字形明顯有別，書風則近似帛書《老子》甲本（捺筆重且線質、結體較圓厚），或為漢初補寫（參附表二）。
《足臂十一脈灸經》（一∼三四行）[10]（註一○）、《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三七∼七一行）、《脈法》（七二∼八四行）、《陰陽脈死候》（八五∼八八行）四種醫書抄於《五十二病方》之前，四種書跡似同一抄手，而後三種帛書字跡模糊，似可逕以《足臂十一脈灸經》為代表。《足臂十一脈灸經》，共三四行，一○○○餘字，為最早之經脈為著作，簡要而完整論述人身十一脈名稱、循行徑路、生理病理與灸法治療。文字結構存篆而隸變傾向與《五十二病方》同樣趨近於雲夢秦簡，而縱勢結體與細勁線質則為二醫書特色。書風與《五十二病方》極似，自不妨視為同一書手之作，唯細較之下，本書橫豎線較不穩定、上下左右歪斜較多，似非僅為帛質鬆裂原因所致。結構之緊密處理亦不若《五十二病方》明顯，方折體勢雖相近，另有許多圓柔折肩與曲筆，則為此書特色。
三、《養生方》（圖一五）：抄寫亦當不晚於秦漢之交
帛高二四公分，文字殘損較多，整理後別為三十二篇，包括醫方七十九個及論述文字與圖像。內容為防治衰老、滋陰壯陽等醫方。
書風與《五十二病方》相近，然整體布局尤為嚴整：行距較寬、字距較鬆。解散篆體之隸字結構似乎增多（水旁多作三點），而隸書特色之方折與雁尾筆勢表現得尤為強烈與誇張，長線條的曳帶有更多的提按，使粗細對比極為明顯（如寸字），波捺的重勢明顯加劇，使全幅充滿抑揚頓挫的韻律之美。在字形上，引、肺、升、布、黑、稱諸字，均可作為篆隸形變之最佳參比資料。而墨丁肥筆古風之間存其中（瓠、腦），足證其抄寫亦當不晚於秦漢之交（參附表三）。
四、《胎產書》（圖一六）：抄寫時間當與雲夢秦簡相若或稍晚，為秦漢之際圓勢古隸之代表
帛高四八公分，三四行，帛書左上部有“南方禹臧”方位圖（即帛書《雜療方》文中所提之“禹藏埋胞圖法”），右上部彩繪“人字”圖，為依胎兒產日預卜命運之術（同類圖亦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中之《日書》甲種）。文字部分主要敘述生產宜忌、懷孕偏方及胎產前後之各種方術。
“南方禹臧”（圖一六）四字篆書無波磔，其婉曲帶方之結勢，似上承秦權量銘，下開東漢碑額篆書。餘為接近雲夢睡虎地秦簡書風之古隸（與《秦律十八種》、《為吏之道》頗近）。水部寫法如出一轍，線質渾厚、橫式波磔不明顯，轉折較圓、篆意尚濃、結體在略呈方勢中有極多的圓肩，縱式波磔亦含蓄，偶有特出之筆（如欲字），然不多見。抄寫時間當與雲夢秦簡相若或稍晚，為秦漢之際圓勢古隸之代表，下開帛書《老子》甲本書風，與《五十二病方》所代表的方勢古隸頗異其趣。
五、《雜療方》（圖一七）：亦當抄於秦漢之交，與《胎產書》或同時期之不同書手所作。
帛高二四公分，七九行，內容亦為各種藥方與方術，部分與《胎產書》有關。書風亦與之相近，然字距較大，顯見章法之疏朗；橫畫、斜畫曳長之勢與結體的緊結，造成結構橫展寬博，下引舒徐悠然，右下長引甚至頗多回鉤（披、及、若），彷彿亦有戰國楚書之遺風，可視為楚系、秦系書風交疊影響下之新型式。筆力雄渾、節奏明快，部分字竟暗合清鄧完白之隸書（如“令”字），不得不令人驚歎。
此卷亦當抄於秦漢之交。與《胎產書》或同時期之不同書手所作。
六、《導引圖》及其卷前佚書（《卻榖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抄寫年代亦在漢初。
三種帛書合抄一卷，長一○○公分、寬五○公分。
《卻榖食氣》（共九行）之後接抄《陰陽十一脈灸經》（共十八行），二書同一抄手。空約二十行後為《導引圖》，共分四欄，每欄一一幅小圖，共有圖像四四個。每圖繪一種導引術式，旁附術式名稱。部分名稱已殘缺，然就現存名稱字跡觀之，顯然與前二種帛書之書風不同。
《導引圖》題記（圖一八）字體瘦勁，波磔偶見重筆而不成常態，以題記空間之大，左右下引長畫特多，篆構仍存，橫畫波磔之“雁尾”出現，是本幅最大特色。觀其方勁取勢與曳長用筆，似為承襲《五十二病方》而規整化之作，屬方筆一路而抄寫年代略晚於《五十二病方》（或為漢初之作）。
《卻榖食氣》（圖一九）等二種線質渾厚，提按分明，波磔清楚，直斜長引之筆較少，由結構之篆勢遺存、形體之圓肩型態、重短捺之逐漸增多，似乎為遠承雲夢秦簡、《胎產書》、《雜療方》，下啟帛書《老子》甲本之過渡書體，抄寫年代亦在漢初。
七、《社神圖》、《喪制圖》、《駐軍圖》、《地形圖題記》：疑與《導引圖》題記抄寫時代相若，均在漢初。
《社神圖》（二一圖）長四三•五公分，寬四五公分。圖中神衹腋下墨書篆體“社”字，餘諸圖象題名與旁記，均為與《導引圖》題記書風相近之古隸體，唯結體較扁、行款較緊湊。
《喪制圖》（圖二○）長二六•二公分，寬四八•四公分，圖中紅色 蓋下左右各有一段喪制文字。書風亦近＜導引圖＞題記而結體較方嚴，字距寬疏中以曳長下引之長撇帶出悠揚韻致，頗為可觀。
《駐軍圖》長九八公分，寬七八公分，為今九嶷山與南嶺間之軍防路徑形勢圖。
《地形圖》長寬各九六公分，此圖方位上南下北，範圍在今湘、桂、粵三地交界處。二圖題字矯健細勁，肥筆、篆形均存，書風亦與《導引》、《喪制》題記相近，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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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面空間之限，字形較無法舒展，尤以部分字題於方框或圓廓內，更見拘縶也。
八、《老子》甲本及其卷後古佚書（《五行》、《九主》、《明君》、《德聖》）[11]（註一一）：推定為秦末漢初之際抄本。
《老子》甲本（圖二二）帛高二四公分，共一六九行，每行約三○字。文中有“破邦之主”、“失正之君”，不避漢高祖劉邦名諱，亦不避秦始皇“正”字諱，但少數字或部首仍留存楚文字遺風，新古二形的“也”字並用，推定為秦末漢初之際抄本。
卷後四篇古佚書與《老子》甲本合抄成一長卷，亦有朱絲欄，每行寬約○•七公分，共四六四行，一三○○○多字，書風一致。
結體在方整外形中頗多圓肩，加上篆構的保存，令人有篆意尚濃之感，筆畫波磔 細對比極大，靈動中時見率意，而無波磔的橫畫往往方起尖收，方起回鋒頓蓄、尖收勁利。轉折多圓弧、線質渾厚，線條弧形朝外，成外拓狀，與《五十二病方》之轉折多方直、線條細勁、線條弧形朝內成內擫狀，為用筆的極大差異。由於外拓圓勢、行筆快速，於水旁、言旁、是、正、徒諸字下之止形，多有簡化與草寫連筆現象；且為提高書寫速度，縮短長畫、凝縮成點（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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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下引波捺），明顯為後來草書導引先路。
若說《五十二病方》為分書之濫觴，則《老子》甲本及諸古佚書，即為承繼雲夢秦簡而往草書開發的先鋒。
九、《春秋事語》（圖二三）[12]（註一二）：當亦為秦漢之際抄本。
帛高二四公分，長七四公分，原斷裂嚴重，整理後存九七行，內容為西元前七一二∼四五三年間春秋各國史實記載。文中亦不避劉邦諱，字體書風與《老子》甲本極近，似為同一抄手，唯用筆較重，線質更為渾厚，短點或加重為捺勢，行款亦較緊湊整飭，當亦為秦漢之際抄本。
十、《戰國縱橫家書》（圖二四）：漢高祖劉邦在位時（西元前二○六∼一九五）抄寫。
帛高四八公分，長一九二公分，三五二行，一一二○○多字，性質近《戰國策》，記載戰國時代縱橫家蘇秦等人言論。分二十七章。書中避劉邦諱而不避劉盈諱，推定為漢高祖劉邦在位時（西元前二○六∼一九五）抄寫。
字形縱長、轉折方勁並帶方角，橫畫奔放而整飭，主筆橫勢之收尾往往下頓蓄力，然後略向右上挑出，形成波勢。左右斜下曳引之筆與《五十二病方》相似，長而婉曲，唯更加雄強恣肆，挑法亦更明顯。體勢險峭，行款緊湊而生動自然，極富特色。
細勁線質、方勢轉折、橫筆波磔，可以從《五十二病方》、《喪制圖》題記等文字尋其端倪，下開東漢“禮器”方勁一路。
十一、《刑德》甲本（圖二五）：抄於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或稍晚。
帛高四八公分，全書五○○○餘字，篇末為“刑德十五年合木，十六年合金”。除文字外，另有“刑德運行九宮圖”與“干支表”，內容為刑德運行之規律說明、占測戰爭勝負及災祥吉凶紀錄。
干支表中有“今皇帝十一年”，即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知帛書應抄於此年或稍晚。從書風看，結體縱長，左右斜下曳帶舒展，顯然與《五十二病方》、《雜療方》書風相類，而波磔與粗細變化的加大及行筆的略含圓轉外拓、偶出肥厚筆畫之情形，似乎又有《老子》甲本的意趣。
方筆內擫與圓筆外拓在本幅作了適度的調和，而其結體行款朝規整謹飭的發展方向行進，則是另一變化訊息。
十二、《陰陽五行》乙篇（又名“隸書陰陽五行”）（圖二六∼三一）：抄寫年代近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左右）。
帛高四八公分，長一二三公分，內容為以干支、月令、五行、五音、四時、二十八宿等占驗出行、嫁娶、祭祀、攻戰等方面之紀錄。本卷穿插各種圖表行文，書風多樣，似非同一書手，約可別為四種風格：
一是卷首“太一圖表”題字，與“社神圖”、“喪制圖”題記相近（圖二六、二七）。
二是類似《刑德》甲本，介於《五十二病方》與《老子》甲本之間，比較方整規範，雍容大度者（圖二八）。
三是用筆方重，橫捺明顯，右下短捺重勢，似介乎雲夢秦簡與《老子》甲本之間者（圖三○）。
四是線質圓秀、行筆輕盈、布局疏朗、結體略呈斜勢而縱向引帶之開宕風格（圖二九）。受其影響者（或與之風格相近者）有《天文氣象雜占》之第二類文字、《雜禁方》，三號墓遣策簡牘，竹簡木牌及一號墓之竹笥木牌。
卷中有部分篆書題字（圖三一），與《社神圖》“社”字、《胎產書》之“南方禹臧”，均為秦漢之交難得的筆寫篆體。
干支表中有“張楚年號”與《刑德》甲本所列干支表同，其方整一類書風復與之相似，推測二書抄寫年代亦相近（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左右）。
《陰陽五行》乙篇文字書法之多種風格，正代表秦漢之際楚秦漢文化交會影響下，書手所象徵之各書法流派之承繼與演變。
十三、《天文氣象雜占》（圖三二、三三）：當在漢高祖時期抄寫（西元前二○六∼一九五）。
帛高四八公分，長一五○公分，為以慧星、雲氣占驗吉凶之書。卷首列十四國名之雲象，而楚雲居第一位，知原書可能作於楚人之手。成書年代當在西元前二二三年楚亡國之前。
本書以古隸抄之，當在漢高祖時期。其文字風格有二：
一是行款緊結、結構嚴整、用筆方重（橫起方厚，《合陰陽》與一號墓遣策類此）。行筆澀 較多者（圖三二）。轉折處仍以圓轉為主，筆畫粗細變化雖不大，亦無極重波磔，然結體之嚴整、用筆之細膩與線質之自覺多變（如二“圍”字），明顯較前述諸作為強，朝方筆開宕，則為《合陰陽》及一號墓遣策；向整飭規範演化，則為《老子》乙本、《周易》及《刑德》乙本、《五星占》。
二是字距疏朗、形體右斜，行筆圓秀而波磔 細不大者（圖三三），似從《老子》甲本之圓筆出發，省去圓厚，增益草勢流美疏宕而來。
此疏宕之隸草化趨向，在簡牘中尤多：如三號墓出土之醫書簡四種；
（一）《雜禁方》（圖四三）以圓筆疏宕，草勢極重，與此相似；
（二）《合陰陽》（圖四○）以方筆開張，錯落變化，雖略整飭而疏放之意亦重；
（三）《十問》（圖四一）結構隸化甚多，草省之筆亦偶見，雖略存《五十二病方》方筆勁峭縱舒之勢，而氣息已相去甚遠；
（四）《天下至道談》（圖四四）亦多隸化，短捺重點似遠紹《老子》甲本，結體方整處復有《老子》乙本之勢，而行筆疏落不穩處，更與上述三種竹木簡同樣近於三號墓遣策。
帛書之走向規整嚴謹，簡牘書之趨於草化奔放，似乎訴說著後漢隸草演化的遠因。
十四、《老子》乙本（圖三四）及其卷前古佚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或逕名為 “黃帝書”或“黃帝四經”）：漢高祖劉邦執政期間（西元前二○六∼一九五），或惠帝至呂后時期（西元前一九四∼一八○）所抄寫
帛高四八公分，出土時殘斷為三二片，共二五二行，一六○○○多字，其中《老子》乙本上下篇卷尾，分注有“德三千四十一”；“道二千四 二十六”字樣，共五千四百六十七字。
相較於《老子》甲本，乙本多處將“邦”改為“國”字，知為避劉邦名諱，但不避漢惠帝劉盈及漢文帝劉恆名諱，故或推定為“漢高祖劉邦執政期間所抄寫”（西元前二○六∼一九五）[13]（註一三），或推測“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或呂后時期”（西元前一九四∼一八○）[14]（註一四），意見迥異。
《老子》甲本字形微橢，筆道圓勁，波磔短促、重挫，章法大小隨形，參差錯落，無橫列之勢。《老子》乙本字形略扁，筆道方勁、縱式波磔、誇張恣肆，而橫平挑鉤，又規矩謹嚴，章法上行距極緊，字距極鬆，整飭勻稱，極具規範漢隸之雛形。以隸式書風之成熟度言，似不宜置於高祖時期，或即抄於呂后時。
“黃帝書”之字體書風與同卷之《老子》乙本完全相同，或為同一人同時期所抄。
十五、《周易》（圖三五）及卷後佚書：惠帝至呂后時期（西元前一九四∼一八○）所抄寫
帛寬四八公分，長八五公分，共九三行，近五○○○字，包括《經》（六十四卦）、《傳》（繫辭）及六篇關於易學之古佚書，有朱絲欄。卷中“其”、“以”、“也”、“之”、“先”等常見字之字形筆勢，與《老子》乙本幾全同[15]（註一五），章法亦極似，估計為同一書手不同時間、不同心情之作。本卷用筆較細膩精致，纖勁見長，骨氣洞達、爽爽有神。《老子》乙本用墨較重，結體較綿密、厚實，於秀麗之外，別有典重雅正之美。
十六、《相馬經》（圖三六、三七）：惠帝至呂后時期（西元前一九四∼一八○）所抄寫
帛寬四八公分，共七七行，約五二○○字，內容為相馬術及其方法詮釋。分經、傳、詁訓三部分。字體書風大多與《老子》乙本、《周易》相近（圖三六），唯特別強調往右下斜出之筆畫，既長且粗重，並有波磔挑法。中後段以後，別出新格（圖三七），折肩較圓，線型轉圓柔而細，下引長畫增多，行款亦較不整飭。
十七、《刑德》乙本（圖三八）：惠帝至呂后時期（西元前一九四∼前一八○）所抄寫
帛寬四四公分，長八四公分，共五○○○餘字。帛書《刑德》共甲、乙、丙三篇，甲、乙篇內容基本相同。丙篇殘缺太甚。甲篇結體縱長（圖二五），乙篇分上下兩欄，以規整方扁之古隸抄成，卷前半上方有彩繪九宮圖及干支表。結體工穩。與《老子》乙本同書風，但用筆細致，近於《周易》。
十八、《五星占》（圖三九、四○）：抄寫在漢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年）以後
帛高四八公分，由“五星占”、“五星行度”二部分組成，共八○○○餘字。記載從秦始皇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至漢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年）七十年間五星（金、木、水、火、土）於空中運行之位置與會合周期。卷中有“孝惠元”、“高皇后元”之明確紀年（圖三九），而“五星行度”中之年表復列至漢文帝三年，知其抄寫必在漢文帝三年（西元前一七七年）以後，與《刑德》甲本之抄於“今皇帝十一年”（漢高祖十一年，西元前一九六年）之後相比，恰恰晚了近二十年。
結體方整端嚴，橫平豎直，波磔稜角分明，行距緊、字距寬，益以橫向波磔（雁尾）之成熟，“八分”隸書之點畫、結體、章法已基本形成。與《刑德》甲本相較，二十年間古隸朝規整之分書演化趨勢一目了然。
“孝惠元”、“高皇后元”諸字起筆重捺尖收，字取右揚斜勢，左右下引亦渾厚雄邁，旁側數字亦方起尖收，與一號墓遣策書風相似，當為書風朝嚴整八分走向外之另類疏放表現。亦可能為不同書手、不同毛筆所錄。
全篇書風與《周易》相近，而略呈拘謹，書體似有意壓扁，偶出之縱式波磔與主體連結 不足，字間空距疏闊，喪失應有之綿密節奏感。
十九、《十問》（圖四一）：文帝早期抄成（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六八）
竹簡一○一支，簡長二三公分、寬○•六公分，現存可識字數二四四三字。內容為藉古代傳說中之黃帝與夏商周秦以來帝王與壽者（彭祖）、名醫（天師歧伯、文贄等）之間的十個答問，闡述有關養生與性之保健方法。
出土時《十問》與《合陰陽》合卷為一卷，《十問》在內，《合陰陽》在外[16]（註一六）。由於《十問》中所列歷代帝王之最後一位為秦昭王（西元前三○六∼二五一），知其成書上限不早於西元前二五一，至於本篇“也”字不作“殹”形，“正”字兩見，不避秦諱，其抄寫年代應在秦權詔版之後，且部分字形隸草化激烈，頗近同墓（三號墓）下葬時所書之遣策，或遲至文帝期間抄成[17]（註一七）。
行氣疏落，字與字之連結 偏弱。結體多右下傾斜，與《雜禁方》相類。橫豎長畫除刻意曳引者外，多節縮為短點，以增益書寫速度。線質方圓尖及行進提按動作來源眾多（似有《五十二病方》、《老子》甲本、《老子》乙本部分筆勢），卻不見協調。長畫誇飾亦不穩健。
二十、《合陰陽》（圖四二）：文帝早期抄成（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六八）
竹簡二六枚，簡長約二七•七、寬一公分。內容為性保健之論述及其具體術式、房中導引等。橫畫行筆快捷，重頓行帶，偶亦於筆末回鉤（也字），用筆提按極靈巧有韻致。重起之筆上溯青川木牘，下開一號墓遣策。唯此編橫畫中段上鼓弧度若楚簡文字之例，則為他書所無。
二十一、《雜禁方》（圖四三）：文帝早期抄成（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六八）
木簡一一枚，長約二七、寬一公分。結體斜欹，用筆圓轉外拓、縮橫為點、構形與筆勢同趨簡率、潦草。行氣疏宕、落落似不經意，殆為馬王堆簡帛書中草化意識最強者。出土時與《天下至道談》竹簡合捲成一卷，本篇在外，《天下至道談》在內。其抄寫時間當亦相近。
二十二、《天下至道談》（圖四四）：文帝早期抄成（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六八）
竹簡二二枚，長約二七、寬一公分。本篇字形隸草意味亦重，唯較諸《十問》、《雜禁方》，則顯然多了方整結勢，偶出重捺，卻不俐落爽快，頓挫之意甚強，下引長直或左右延伸之重筆壓勢，均似塌筆扁坐，殊乏神采。部分結構字形拙怪（如“靈”），與《十問》同為取源甚多而統一性不足之作。
以上四種醫書簡，疑均與三號墓遣策之抄寫時間相去不遠（西元前一六八年前），故其書風有相類性質之隸草簡率。
二十三、三號墓遣策（圖四五、四六）及竹笥木牌：文帝十二年抄成（西元前一六八）
遺策四○九枚，竹簡四○二枚，木牘七件。[18]（註一八）竹簡遣策用筆方而扁、結勢圓扁而略長。形體偏斜及節縮短點則似《雜禁方》，草率之意甚濃。
木牘七件，除有“十二年”紀年者為呈報文書外，餘均為“讀賵驗對木牘”，即喪葬禮儀中，先以遣策紀錄賵賻之物，至下葬時，舉行唱賻儀式—－念讀遣策，驗對隨葬器物之合計清單。書風與遣策相近，唯空間寬博、曳引自然、行氣更錯落多姿，別具神采[19]（註一九）。
另竹笥木牌（圖四七）之書風亦頗相近，唯更圓細開張，奔縱自由。
二十四、一號墓遣策（圖四八）及其他：文帝十二年抄成（西元前一六八）
一號墓葬疊壓三號墓之上，年代當較晚。墓中出土三一二支竹簡[20]（註二○），書風極雄渾勁健，行筆奔縱豪邁，提按果決明快，長引波磔重壓彈提，極跳動之至而又優游變化。方起重勢較多，提行收尖，沈厚自然。或以之為方筆書法代表，用筆之妙甚至可上溯至西周早期大盂鼎等金文[21]（註二一）。其於書法藝術價值之高，自不待言。
同出竹笥木牌（圖四九）之書風則頗為靡弱，與三號墓竹笥木牌相較，筆勢亦有不同，非出一人之手。不禁令人對二墓相距年數重新思考：若時間相近，抄手或不致有如此大的改易，即有改易，以當時工匠師徒傳授關係，書風亦當不遠。比對一號墓遣策，竹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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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牌與三號墓所出各簡牘帛書文字書風後，可以對二墓相距年數作重新省思。
二十五、附及漆器文字（圖五○）：附帶一提，各墓中之漆器上亦有許多文字，可能早到呂后二年（封為軑侯之年），亦可能為墓葬前數年間所書（西元前一八六∼前一六八）。“軑侯家”三字有《老子》甲本書風，抄寫較早；“君幸食”、“君幸酒”等則書風多樣，當非書於一時一人之手[22]（註二二）。
肆、結語
在個別檢視每一簡帛文字書風之後，我們再回顧從戰國中晚期以降的簡帛書寫趨勢：
戰國楚系簡帛書結體多扁蜾圓屈，一字內之疏密均勻；起筆放鋒露尖或呈銳角，罕見回鋒；行筆多呈弧線，末端收筆多拋尖或回鉤。線條粗細變化不大，左右肩以轉圓為主，偶有折筆方肩；書寫流暢，字形多呈右上揚斜勢，與後世楷、行書相似。為圓筆表現之作，唯形體不似秦篆頎長，亦不以字內上密下疏為表現訴求。
戰國至秦之秦篆（石鼓文到秦刻石）亦以圓筆表現，然形體內之空間配置明顯走向上密下疏的規整化處理。隸書在此際興起，易圓為方，化長為扁，變勻齊線條為提按粗細變化，故其較規整訴求者，頎長形體與上密下疏的字內空間處理清晰可見（如阜陽漢簡《蒼頡篇》）。勻齊線條的主流制約解除後，隸草化用筆朝“方”、“方圓”、“圓斜”發展，約而言之，方筆起乎“青川木牘”，方中帶圓則為“雲夢秦簡”，圓筆多且富斜肩可追源“天水秦簡”。
由此楚風、秦方、秦方圓、秦圓斜四端，約可歸納馬王堆各簡帛書體書風形成系統。唯在縱向的演化裡，除了字形愈趨扁方的法度化整飭（正化）及草勢的增多（草化）外，各書手摹擬的廣泛也必造成溯源過程的錯綜複雜。就書法史演變的宏觀角度言，這其實是極自然的現象，所以附表四所列是提供對各簡帛書風特徵的扼要掌握，其可能存在的更多的獨特新書風，則在此從略了。
至於馬王堆簡牘帛書所揭示之書法藝術意義，或將帛書藝術歸納為“揭開古隸書法真相”、“提升書法藝術之審美”、“展現縑帛書法之獨特風格”、“印證古人之書論”、“創新篆隸書體之風格”諸端[23]（註二三）。或將簡牘書法詳其載體尺寸空間、細究並區為六種書風，以期生動地顯示西漢初期南方書風基本概貌。並企盼“書學研究者能有可能對秦漢簡帛書體作些細致詳密而中肯的研究分析，以揭示東漢各種書風流派的淵源關係”（註二四）。其嘗試與初步研究之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在鋪排古篆至隸、楷乃至草、行之書體形構演變時，除了上表的筆勢結體分析外，細部的一點一畫與偏旁形體的歷史排比幾乎是絕不可缺的，這便須藉助於較完善的簡帛文字工具書來完成，且其資料範圍也不宜僅限於馬王堆簡帛書，在時間、資料不足與題目的界範下，本文逕就書法藝術中最重要的結體與筆勢論述之，期由此簡要分類，掌握漢初書法變化之基準，再進一步探究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晚期簡帛書法的遞嬗，以求能更準確聯繫東漢豐碑法書之形成取資，構擬出更完整的秦漢書法史[24]（註二五）。
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03期民國八十九年（2000）；2009/3/8修改
（編者按：[1]〈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唯《中國書法全集．秦漢簡牘帛書二》五三三頁，訂一號墓下葬之絕對年代約為文帝五年（前一七五）至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之間，不知何據？實則一號墓打破三號墓，其年代又不早於文帝十二年（三號墓有十二年紀年木牘出土），故其說之上限年份不可信。
[2]《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3]陳松長〈馬王堆簡牘書法藝術散論〉《書法叢刊》，一九九七年一期。
[4]陳松長〈西漢藝術的燦爛奇葩－－馬王堆帛畫帛書巡禮〉《故宮文物月刊》二○一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5]李學勤〈新出簡帛與學術史〉《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最早提出此說。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書前有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概述〉一文繼之。
[6]陳松長於《馬王堆帛書藝術》（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書中將該墓中出土之帛書選錄十五種，分“篆隸篇”、“古隸篇”、“漢隸篇”三類編列，唯史書上從無“篆隸”書體之名，與“古隸”、“漢隸”並列，殊為不經。而“漢隸”二字以時代冠，則西漢、東漢隸字均屬之，亦無從為西漢簡帛“古隸”書與東漢石刻之“八分”書作一區隔矣。陳松長另於《馬王堆漢墓文物》附冊之〈馬王堆漢墓文物綜述〉中，則稱帛書《老子》甲本為“古隸”，又站在漢人立場而名《老子》乙本為“今隸”，顯亦不妥。杜忠誥〈從睡虎地秦簡看“八分”〉（《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陸－八，中華書道學會，一九九八年）已提出批評。故宜將東漢成熟隸書（結體方扁、筆法明晰、波磔規範）名為“八分”，西漢隸字名為“古隸”。再進一層說，更可依時代將“古隸”分為“秦古隸”與“漢古隸”。
[7]“蒙恬造筆”傳說，或即指此事。
[8]"新隸體”之說，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一○五至一一八頁，萬卷樓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
[9]李學勤〈新出簡帛與楚文化〉，《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10]《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收十五種三號墓出土醫書，計帛書十一種、竹木簡書四種。本文中各馬王堆帛書書名下所標行數，即此輯所錄編者。
[11]全文見收於《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年。此書收錄《老子》甲本、乙本，及其卷前或卷後之古佚書多種。
[12]全文見收於《馬王堆漢墓帛書（參）》，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此書收錄《春秋事語》與《戰國縱橫家書》。
[13]參林進忠《認識書法藝術三‧隸書》，國立藝術教育館，一九九七年。
[14]參沃興華《中國書法全集‧秦漢簡牘帛書》，北京榮寶齋，一九九八年。
[15]蕭世瓊《馬王堆帛書之書法藝術》一二四頁有列表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
[16]《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收十五種三號墓出土醫書，計帛書十一種、竹木簡書四種。以下四種竹木簡醫書均錄於此。
[17]林進忠〈馬王堆醫簡十問的書法字形淺探〉，第一屆金石書法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一年六月。
[18]〈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三號墓之所有簡牘，尚未見完整之圖版刊登發表，僅見零星文章轉引附及部分影像耳。
[19]陳松長〈馬王堆三號墓木牘散論〉，《文物》，一九九四年六期。
[20]《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21]參許莊叔〈論馬王堆一號墓遣冊之書法〉，《書法研究》，一九八○年四期。
[22]完整之遣冊、竹笥木牌、漆器等文字資料，參〈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四年七期。
[23]蕭世瓊《馬王堆帛書之書法藝術》結論部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
[24]陳松長〈馬王堆簡牘書法藝術散論〉文中已嘗試將簡牘書法分類，以與東漢佳碑風格聯繫。然兩個階段的筆勢、結體差異頗大，其間二三百年之漸變、突變不知凡幾，尚須對此中段書法有進一步研究，方能有效聯結兩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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