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讀《楚居》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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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讀《楚居》劄記

（吉林大學古籍所）
清華簡《楚居》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獻，整理者已指出簡書“內容與《世本》之《居篇》很相類”。[1]本文擬結合《楚居》討論有關的問題。
連同《楚居》在內，已知的“某郢”名稱多達18種。“某郢”所在的位置，學者間的意見一直頗有分歧。《楚居》中的“某郢”之名有的可以與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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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的地名聯繫起來，比如，整理者認為“樊郢”之“樊”就是今湖北襄樊市的樊城（第188頁）、“鄂郢”之“鄂”是今河南南陽市的西鄂（第190頁）；有學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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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就是見於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的秦、西漢早期“銷”縣，在今湖北荊門市北；[2]“鄀”就是文獻中今湖北境內的上鄀、岳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中的“箬鄉”，位於漢水西岸，[3]等等，這些意見都很有啟發意義。
據《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史記·楚世家》“熊繹……居丹陽”等，西周早期及之前的楚國政治中心是丹陽，直到楚武王才移居郢。丹陽的今地所在，學界有當塗說、秭歸說、枝江說、丹淅說等不同意見，[4]現在比較流行的則是丹淅說（持此說的學者在內部還有一定的差異）。李學勤先生讀《楚居》中的“汌水”為“均水”，即流入漢水的丹江，[5]有力地支持了丹淅說。不過，丹淅說中以為丹陽先在今陝西商縣後遷於丹淅之會等意見顯然有誤。西周中期的金文表明，周昭王時期楚國的政治中心處於漢水以南，所以周人必須“涉漢伐楚”； [6]而《楚居》中汌水、夷屯的考定，表明楚人自商代晚期就居於漢水之南，這為研究早期楚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資訊。
《楚居》記述季連“降於山，山即在今河南新鄭、密縣一帶的具茨山，這與季連為祝融之子的傳說有關。[7]《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有楚靈王的話：“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舊許即許國故地，在今河南許昌市一帶，許昌與新鄭、密縣臨近。《楚居》說季連初降山、前出於喬山，而《楚世家》說季連之孫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已從祖居的中原地區擴散到南方的荊楚等地，二者大體相合，可見《楚世家》實非虛談。
《楚居》記述穴（鬻）熊、麗季（熊麗）、熊狂居於京宗，而從熊繹（當周成王時）開始直到熊渠（當周厲王時）都居於夷屯，李學勤先生據此認為夷屯就是傳世文獻中的丹陽，在漢水以南的荊山一帶。[8]學者或將夷屯理解為楚先王陵墓所在的夷陵（在今湖北宜昌市），從已知的資料來看可信度不高。《楚世家》說熊渠“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庸在今湖北竹山縣，楊粵所在一直爭議很大，而鄂地也有東鄂、西鄂之爭議。既然大致確定了夷屯的位置，就可推知這個“鄂”是湖北之“東鄂”的可能性極大（此時的楚雖“甚得江漢間民和”，估計還無力越過盧、鄧等國遠征至南陽盆地），而楊粵也很可能在漢水下游一帶。
熊繹時的鄀，學者已據《楚居》簡文進一步肯定為湖北境內的上鄀，位於漢水以西。[9]也唯有如此，楚武王才能以鄀俘觀丁父為軍率，如果是河南淅川縣西南的下鄀，楚武王時的疆土是無從抵達那裡的。郭沫若先生推測“南郡之鄀為本國，故稱上；上雒之鄀為分枝，故稱下”。 [10]估計楚武王時擊潰了湖北宜城縣南的鄀國之後，鄀人遷至河南淅川，稱為下鄀，最終被楚穆王所滅。
《楚居》說熊繹至宵敖的居處為夷屯、漸發、旁軒、喬多、鄀、焚、宵等地，春秋初期楚武王才從宵移居免（郢）地。[11]楚武王所居的“郢”，傳統上多以為在湖北江陵“紀南城”（今屬荊州市荊州區），而童書業、石泉等學者推測春秋時的楚都郢應在湖北宜城縣一帶。[12]據文獻史料，春秋初期的楚武王直到晚年時楚國的中心疆域才東達漢水中游西岸，北面緊鄰鄧國南境，西抵彭水一帶，南有包括冉、權故地在內的整個沮、漳流域及其以南地區。[13]綜合各種因素來看，楚武王時所居的郢地肯定不會在今江陵；楚文王晚年滅鄧、申、息，楚國疆域擴展很多，但他所始居的“為郢”也不會在今湖北江陵（更不會與發現蒍氏家族墓地的今河南淅川縣有關[14]），否則就會與考古資料顯示的江陵“紀南城”始建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相矛盾[15]。
楚國何時遷都於江陵，目前學界還有爭議。《左傳》文公十年（前617年，楚穆王九年）說城濮之戰後子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哀公四年（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傳文載楚人詐稱“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舊以為這兩處文字中的“江”即今長江、此時的楚都郢在江陵，而石泉先生認為後一處的“江”是指淮水。[16]第一條資料中的“商”即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當時的楚都郢肯定在商縣的南面，因此“沿漢泝江”只能理解為順漢水而下再逆長江而上，這樣就可將都城“郢”定位於今江陵（不過子西如此行程有些繞彎，於情理不合）。第二條資料的背景是楚人為了突襲今河南中部的蠻氏而謊稱吳國將入侵郢，要求蔡國、方城之外的楚人隨時待命。這裡的“江”只能理解為淮水，否則吳國侵略江陵的郢城而蔡國及方城之外的楚人是無從戒備吳軍的。江陵成為楚都的具體王世，還需要再作考證。
《楚居》所述歷代楚君的居處，止于戰國初期的楚悼王，據此可看出其成篇的時代很可能就在悼王之子楚肅王時。從“郢”出現于望山簡（戰國中期晚段）、包山簡文而不見於《楚居》來看，“郢”的出現似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時。如果上引《左傳》文公十年的內容能夠說明楚穆王時所居的郢已近于長江的話，以往學者多以為“郢”即湖北江陵之郢的可信度就不高了。
考訂“某郢”的位置時，學界通常的做法是將“某”與傳世文獻中的同名之地聯繫起來，或通過通假手段破讀。《楚居》所紀楚惠王所居的既有“鄢”又有“郢”，以往讀“郢”為“鄢郢”雖然音理上講得通，卻不一定可信。從“免郢”改稱“福丘”、“郢”改稱“肥遺郢”來看，楚文字中“某郢”之間的關係、具體位置的考訂還需要慎重。
2011年4月23日三稿
（編者按：[2]程少軒釋“宵”之說，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清華簡〈楚居〉研.讀劄記》一文的文末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2011年1月5日。趙平安：《試釋〈楚居〉中的一組地名》，《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4、75頁。
[3]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8頁。陳偉：《岳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箬鄉”小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11年4月4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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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運環：《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7——79頁。
[5]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第54頁。
[6]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第43頁。
[7]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第54頁。
[8]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第57、58頁。
[9]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第58頁；陳偉：《岳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箬鄉”小考》。
[1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冊，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頁。
[11]蘇建洲《〈楚居〉簡7楚武王之名補釋》改釋“免”為“大”，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13日。趙平安《試釋〈楚居〉中的一組地名》改釋為“冗”，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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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童書業：《春秋楚“郢都”辯疑》，《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第91——99頁。石泉：《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17——502頁。
[13]何浩：《略論楚、羅鄢北之戰——兼析羅與盧戎之滅》，《楚滅國研究》，武漢出版社1989年，第159頁。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15]《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資料集（1965——1981）》，文物出版社1983年。
[16]石泉：《古文獻中的“江”不是長江的專稱》，《文史》第六輯，中華書局1979年，第85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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