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勝：史學：在主觀與客觀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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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劉光勝：史學：在主觀與客觀之間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
——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刘光胜
清华大学历史系
[摘　　要]：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 “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关 键 词]：史学；二重证据法；层累说；“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
1925年王国维先生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课时，提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1]王国维先生主张历史学应和考古学结合起来，借助地下新出土材料，来考辨古书的真伪，不可轻易怀疑、否定古书，明显对顾颉刚疑古持否定态度。
顾颉刚先生对王国维的说法并不服气，他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邪！”[2]顾颉刚认为，古书造伪，必然有一定的原始材料作依据，仅凭古书零星内容与出土文献相合，就能判定某书为真书吗？
张京华先生把顾颉刚的上述回应称为“顾颉刚难题”，他认为“顾颉刚难题”包含两点内容：一是考古学能否提供第一时间的原始记录来印证古书的年代？二是提供的原始记录从数量上能否印证古书的全部内容？他说：“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远有理’。”[3]尧舜禹时代，是史料极匮乏的原史时期，系统性的文字是否存在尚存疑问，我们虽然坚决否认“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说法，但如何从学术角度回应顾先生对古史、古书的质疑呢？
一、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再现
顾颉刚先生否认尧舜禹原始记录的存在，他说：“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 ”[4]李扬眉先生认为，传世文献中的东周、夏商以至于更为古远的历史，是拿不出可靠的“证据”——“直接的史料”来的；既无法“拿证据来”，“三皇五帝”的上古旧说无疑也随之丧失了它们的“信史”及“史实”地位[5]。2003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被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玉器和手工业作坊遗迹，还有少量扁壶朱书文字。陶寺遗址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和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相当。陶寺遗址面积约为 280万平方米，为目前发现的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它和 东汉应劭、郑玄所说的“尧都平阳”地址相合，顾先生“尧舜禹原始记录不存在”的预言不攻自破。
顾颉刚先生说夏代史只是传说的堆积[6]，杨宽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来自殷周时代的神话，它们只可用作殷周时代的史料，不能用来解释殷商以前的历史[7]。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学者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加以比较，证明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所在地[8]。我们认为，斟寻是否是夏都虽然可以再讨论，但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与禹、启有着密切的关联，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郑州大师姑文化遗址使夏文化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时间定位，夏代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其实顾颉刚晚年已承认夏代的存在，只是不承认夏有文字记录[9]，他说：“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10]甲骨文的构字方法已很成熟，说明在商代中期以前，汉字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商代以前，发现陶器符号的遗址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大汶口、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河南新郑裴李岗等，虽然这些陶符是否是文字尚可讨论，但如此多的遗址大量陶符的出现，而且有的符号多次出现，如“斤”、“戌”、“”、“”等字，已经出现 9种[11]，证明在夏代或更早时期，文字已经发明是很有可能的。
英国学者柏克莱说： “任何物体，只要不被知觉，就是不存在的。” [12]他把事物与知觉等同起来，认为事物就是“知觉的组合”，在心灵和能知觉事物的思维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人类认知的范围局限在现象界，而不能弄清客观世界的本原。 王学典先生认为，之所以能核查牛顿对宏观天体运动的描述，是因为除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之外，像行星那样的“宏观天体”仍然在“天空”中“实在”着并“运动 ”着。“历史实在”既然不“在”了，后人又如何案验那些自诩“叙述”了“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13]
殷墟甲骨坐实了《史记》所记的商代世系，由二里头文化上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仙人洞文化，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原史时期已经形成了可信的文化序列。我们认为，完全复原历史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残存的文物遗迹使古代历史事实的真相得以部分再现，客观世界是能够被人感知的。严格地讲，今天运动着的宇宙天体已不再是牛顿见到的样子，既然今天运动着的天体能证明牛顿的力学定律，为何残存至今的文物古迹不能证明已逝的历史世界？当然考古发现并非总和顾颉刚先生的说法背道而驰，“满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与顾先生打破民族向来一统的观点非常契合，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顾先生结论的正确性，也是靠文物考古证明的。
文物遗迹使古代城址、墓葬、器物等得以真实再现，却很难反映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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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道德信仰、巫术宗教、风俗传说等精神世界的内容，要想了解更多的古代文明，必须借助二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激活。顾颉刚先生说《尚书·吕刑》最早记载了禹，便推定“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14]。王国维据秦公敦铭文“鼏宅禹迹”和齐侯镈钟铭文“处禹之堵”，断定“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15]秦公敦和齐侯镈钟属于春秋晚期，尚不能有力否定顾先生的说法[16]，近年来发现的公盨铭文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西周中期时被刻入公盨铭文，说明禹的传说“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 [17] ，
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有学者据此认为公盨仍不能证明禹的存在。《诗经·文王之什》：“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奠定了西周的基业，在周人的眼中，文王为神，侍奉在上帝的左右。《合集》27656：“于伊尹，亡雨? ”《合集》27658：“于伊尹，乙大雨? ”商人向伊尹卜问天气，可见伊尹辅汤有功，死后被奉为神灵。同样，大禹死后被人奉为天神，是为了纪念他治水的功勋，古代祖先崇拜，宗教思想盛行，这本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能因此怀疑禹、文王、伊尹等作为人的原型不存在。
顾颉刚先生认为禅让说起源于墨家[18]，其失误之处在于以孟子、荀子对禅让的态度代表了战国时代整个儒家的态度，并且认为儒家著作中完全肯定禅让的内容，都只能出自荀子之后受墨家影响的儒家之手[19]。上博简《子羔》说：“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上博简《容成氏》：“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郭店简《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禅而不传。”这些竹书都在荀子之前成书，甚至早于孟子， 可见不仅墨家主张禅让，儒家也鼓吹禅让，禅让说是战国早期普遍的社会思潮，并非某家专有[20]。战国时期，学派间相互攻讦，墨家、儒家都认可尧舜禹禅让，可见禅让当有一定事实依据，并非墨家凭空杜撰。
顾颉刚等主张《易经》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21] ，郭沫若认为，《易经》为馯臂子弓所作[22]，陈梦家在《〈周易〉哲学时代及其性质》中指出，《易经》是殷亡后的遗民所写的[23] 。宋祚胤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时写的[24]。他们研究的实质就是否认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曹定云以安阳小屯南地出土卜甲中的五组数字即“易卦”为基础立论，肯定“文王演周易”确有其事[25]。扶风齐家村和房山镇江营出土的西周卜骨上，都有筮数出现，特别是长安西仁村陶窑遗址出土的陶拍子上，有《师》、《比》、《小畜》、《履》四个卦名，与《易经》的卦序相同，证明西周时期，《易经》卦序已经定型[26]。清华简《保训》为文王临终前的遗训，“中”是《保训》的核心概念，与《易经》尚中思想契合，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距离[27]，文王和《易经》的关系不能轻易否定。
二、“顾颉刚难题”质疑下的“古书证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简帛文献出土，多可与传世文献互证，大大增加了古书的可信性，李学勤先生主张走出疑古时代，对古书辨伪中的冤假错案要予以平反 [28]，而裘锡圭、林沄等先生认为，出土的简帛佚籍往往和传世文献差异颇多，古书辨伪的成绩应当肯定，顾颉刚对历史资料审查的方法应当坚持，不必走出疑古[29]。先秦诸子之书大多经过后世大规模的整理，这些文献的原貌已不得而知，简帛文献是未经改动的文本，为研究当时思想变迁提供了可信的原始参照，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仅部分相同，歧异很多，能否以这“一部分之真”证明全部古书皆真？张心澂《伪书通考》：“ 凡一书之全部分或一部分为伪造及发生伪造之疑问者，均列入;凡书本非伪，因误认撰人及时代，照所误认之撰人及时代论，即成伪书者，故亦列入。”[30]《伪书通考》以一部分为伪则全书皆伪，致使1300多部古书打入伪书行列。以“一部分之真”证明全部古书皆真，是否会犯和张心澂一样的逻辑错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上，证明古书的真实可信，以回应“顾颉刚难题”的质疑？
古史辩派质疑的先秦古书很多，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以《曾子》十篇为例，谈一下我们的看法。自宋代始，学者开始怀疑《曾子》十篇晚出[31] ，如何证明它的真实可信呢？上博简《内礼》首段“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与弟言，言承兄。反此乱也。”与《曾子立孝》篇作“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礼之贵也……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 ，内容基本相同。上博简《内礼》“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内容一致，仅少“无私忧”一句。上博简《内礼》出土于战国楚地，《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和它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证明《曾子》十篇确有较早的来源。
《曾子立事》是《曾子》十篇的篇题之一，“立事”一词始见于甲骨文。《尚书·立政》：“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孔颖达注：“我王其与立政为大臣也，其与立事为小臣也。”王引之《经义述闻》：“立政，谓建立长官也，立事，谓建立群职也。”[32]“立事”作为铭文辞例，战国时期，齐国、赵国多见。 国差、公孙造壶、陈喜壶、子禾子釜、陈纯釜、陈璋壶、公孙潮子钟、相邦春平侯铍等。战国古玺有“立事岁”、“再立事岁”、“三立事岁”等印文 [33] 。《说文》：“事，职也。”“立事”由西周时期的一种官职引申为“莅国执政、莅事任职”[34]，而《曾子立事》主要讲执亲孝敬之道，《曾子立事》篇名和内容是否有矛盾呢？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做法影响到政治上去，就是参与政事。《曾子立事》说：“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曾子师承孔子教诲，认为事父如同事君，差遣子女如同差遣臣下，治理家族，如同治理国家，父母的孝子，自然是国君官吏的合格人选[35]。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理国家，与诸侯士大夫“立事”不同，曾子赋予“立事”以新的理论内涵。
我们以上博简《内礼》、战国铭文“立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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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十篇比较，证明了《曾子》十篇部分内容为真，顾颉刚说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我们如何证明《曾子》十篇其它部分呢？我们对《曾子》十篇的引用情况作了统计：《中庸》引用《曾子》两次，一见于《曾子立事》，一见于《曾子本孝》，《缁衣》引用《曾子》三次，《孟子》引用曾子语九次，其中两处与《曾子》十篇同，均见于《曾子大孝》，《荀子》引用曾子语较多，有九处内容和《曾子》十篇相同或近似，分别见于《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天圆》，《吕氏春秋》引用曾子语六处，其中四处见于《曾子大孝》篇。《淮南子》两引《曾子》十篇，一见于《曾子大孝》一见于《曾子天圆》。总起来说，这些引文除个别词语差异外，内容均与《曾子》十篇相同。《孟子》、《荀子》、《淮南子》等先秦两汉典籍，疑古学派亦认为它们不伪，《曾子》十篇每篇都有段落被它们征引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用出土文献印证《曾子》十篇部分为真，并不能印证它的全部内容，我们凭什么以“部分之真”，就认为《曾子》十篇全部皆真呢？李学勤先生说，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36]。我们虽然不能用考古资料，印证《曾子》十篇所有内容，实际操作中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从简帛、青铜器铭文和古籍征引《曾子》三个不同的视角，反复印证，可知《曾子》十篇确为先秦典籍，虽然其中难免掺杂了后儒的思想，但总体上仍能反映曾子及其后学的思想面貌。
顾颉刚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顾颉刚认为二重证据法是只注重出土材料与传世古书互证，不注重传世古书之间的互证，这是对二重证据法存在误读。《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说相土之事，既见于卜辞，又见于《诗经》、《左传》、《荀子》，王亥见于卜辞，又见于《山海经》、《楚辞》、《竹书纪年》《管子》、《吕氏春秋》，王国维将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我们认为，应把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及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结合起来，用出土材料和真实可信的古书与未经证明的古书比照，从方法论上讲，这是解开“顾颉刚难题”的关键。
三、对层累说的再认识
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截断众流”的影响，顾颉刚先生怀疑尧舜禹的存在，我们举出陶寺遗址，证明原史时期尧的遗迹尚存。顾先生怀疑古书晚出，我们将古书和出土材料对照，对古书的渊源进行考究，但这只是古史、古书的“立”，并没有从“破”的角度，对顾颉刚的层累说进行深入分析。
顾颉刚先生说：“《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用大盂鼎、逨盘、师克盨铭文可以证明文王存在，但顾先生也不反对文王存在，《封神榜》中的文王原型和我们所说的一样，我们凭什么肯定二重证据法，而否定层累说呢？我们所说的文王和《封神榜》中的原型一样，《封神榜》的谬误在于夸大或歪曲了历史事实。顾颉刚层累说最初的素地，和我们没有区别，但顾颉刚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历史是层累形成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战国时代的人物形象是后人根据当时形势放大出来的。例如，顾颉刚说：“推原所以有文王为纣臣之说的缘故，实由于春秋后期以至战国初期的时局的引导。……故主不振作，该得由大臣来‘易位’。汤和文武灭了故主，无损其为圣王。”[37]顾颉刚认为，商末周初，文王和商纣之间并无君臣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局的引导，有篡夺野心的卿相编造出了文王为商纣之臣。
古书的形成有一个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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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时间下限是不好确定的，但出土材料有明确的时间下限，为我们比较不同时间段人物的历史形象提供了绝好的材料。上博简《容成氏》：“文王闻之，曰：‘唯 (虽)君亡道，臣敢弗事乎？唯(虽)父亡道，子敢弗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容成氏》为战国中期偏晚，明确肯定文王为商纣之臣。《甲编》436 ：“令周侯，今夕亡祸。”商人称“周侯”，商王对周人的吉凶非常关心。周原甲骨H11：84：“贞：王其，侑大甲，周方伯。 ”《花东》H3：330 左甲桥辞： “周入四。”从“周侯” 、“令周”、册命周方伯和周人进贡卜甲 四片来看，周人已接受商王室的封爵，臣服于商，可见文王为商纣之臣，是历史事实，并不是因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而编造出来的，从西周到战国，文王的形象，也没有经历从“不是纣之臣”到“是纣之臣”的人为放大。公盨记载禹是受天命治水，齐侯镈钟也说禹奉天命治水，从西周中期到春秋，禹受天命治水的形象并没有改变。在一段时间内，传说的中心人物有的被放大，有的相对稳定，顾颉刚只抓住放大的史例，而忽视了对相对稳定形象的探究。
古史是怎样形成的？“层累说”认为古史是不断拉长、逐层添加起来的。层累说的失误之处在于只强调添加，而忽视史学剥蚀。陈家大山楚墓帛画《龙凤人物图》、子弹库楚墓《御龙图》、马王堆帛书《二三子》、《春秋事语》等，它们都在流传过程中消失了，走出了历史的视野。葛兆光先生注意到历史记录中既有增加的史实，又有一些风俗、知识、思想和观念，如 “物官”、“太平道”、“涂炭斋”等，被历史学家人为“减去”了[38]。
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已经注意到历史记载阙失的情况，他在《虬江市隐杂记》中说：“贾谊《过秦论》中所举六国之士，如徐尚、杜赫、齐明、召滑、翟景、带佗等谋臣良将，当时必有故事流传，徒以史迁不为表章，遂致泯灭，惜哉！” [39]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历史人物的失传、史料的剥蚀和史家编史的主观意愿结合起来，认识到主观因素会影响到历史信息的增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顾颉刚先生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40] 顾颉刚认为，历史记录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史家的主观选择，史料会有增减变化，人们的主观诠释会将历史事实过滤或着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历史记录的层累与剥蚀，是史学发展中常见的现象，既有主观的意愿，又有客观的原因，有非人力所及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郭店简《性自命出》、马王堆帛书《二三子》没有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这很明显就不是班固的主观意愿，不能因强调主观的作用，就忽视历史信息自然衰减的客观因素。
顾颉刚先生说：“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41]层累说发展到极致，认为历史本体是不能感知的，因此顾颉刚主张搁置本体，研究历史传说的前后变化，着重处理“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易，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42]。由于时间的不可逆，往昔的历史世界已不可能完全复原，任何历史记录在编写的时候，总会烙有编写者的思想印迹，为何二重证据法能揭示客观历史的本真呢？各自独立来源的材料指向同一个事物[43]，它们是出于不同的独立观察而形成的史料，彼此并无辗转抄袭的关系，如果彼此吻合，则其所反映的事实可信度较高[44]。
历史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客观历史本身，即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及过程，二是史学，指与历史事实相关的记录与解释。史学既有客观真实的影像，又有主观能动的选择，貌似客观的历史记录，其实潜藏着主观的着色和过滤。西方科学主义追求历史像几何学那样的精确，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的本体不可感知，其实客观事实与主观诠释是史学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孔子，借助二重证据法，春秋末期孔子的形象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这是客观事实，同样，汉唐对孔子形象的放大也是存在的，后世思想的变迁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估价，这是层累说应当肯定的一面。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现已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45]，但学者囿于二重证据法与层累说冲突的成见，却很少想到二者互补的一面。我们认为，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顾颉刚先生认为，客观史料被主观编写，用带有后世思想烙印史料，无法感知前世的历史真实，但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又承认“历史事实”独立于“经验”之外，是真实存在过的。顾颉刚认识论和本体论存在着矛盾，但和西方完全否认历史本体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史学思想摇摆在经验主义和唯物史观之间。
四、文本诠释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在出土文献的刺激下，层累说当前又有新的变型：一是熊铁基先生的“汉代改造说”，一是夏含夷先生的“古代文献不断重写” 。熊铁基先生称自己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提出了“汉代改造说”，他认为今天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汉人对典籍的改造是全面的，“改造”典籍时会打上汉人时代与思想的烙印[46]。
顾颉刚认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和《左传》都是刘歆伪造的，他说：“其实所谓古学何尝是真的古学，只不过是王莽所需要之学，刘歆所认为应行提倡之学而已。”[47]钱穆认为刘歆伪造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如果在刘向去世之前，刘歆遍伪诸经，刘向为何不知道呢?刘向去世时，距刘歆领校五经未过数月，刘歆没有作案时间。如果刘歆一人作伪，竹简太重，无法完成，如果众人作为，与刘歆同校五经的尹咸父子、苏竟等人，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为何无人检举？[48]钱穆对顾颉刚说，“从汉武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也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并非如今文家所说，“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改换”[49]，但顾颉刚没有采纳钱穆的意见。
先秦诸子学说，最初口耳相传，难免变形走样，书诸竹帛之后，也要随着文字、语言等因素发生时代变迁，这种自然成伪是渐进式的。顾颉刚认为，历史文本和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统治者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篡改历史文本，这是他对古书成书的卓识，但他没有认真考证，就轻信今文学家刘歆伪造群经的说法，把若干世代篇章的分合、文句的修改、词语的羼入，归咎于刘歆一人一时之手，把渐进式自然成伪说成突变式为政治目的造伪，不采信钱穆所说的对自己理论不利的证据，使层累说存在天生的理论缺陷。
战国时期，文本在传抄过程中，文字、简序往往会发生变化，郭店简《性自命出》下篇以14、15、16三章为首，而上博简《性情论》却把这三章放在篇末。和郭店简相比，上博简《性情论》有多处阙文，最明显的例子是 “喜斯陶……温之终也”一大段。战国时期，不同的传本并存，简本《五行》属于战国中期，而帛书《五行》成书不晚于汉初，郭店简《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序，马王堆帛书以仁智义礼圣为序，更明显的区别是帛书《五行》将“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后置，造成了简本《五行》圣智线索的迷失，邢文先生认为这并非错简，而是子思后学有意改编[50]。
那么汉代以后呢？上博简孔子语录和定州本《论语》不见“也已矣”连用的情况，而敦煌本《论语》证明唐朝写本里“也已矣 ”连用现象已比较流行[51]，可见从先秦到唐代，《论语》的语词在不断地被调整。《汉志》记载《曾子》十八篇，到隋代剩《曾子》十篇、《目》一卷，到宋代《目》一卷亡佚，只剩《曾子》十篇。明清时期，辑佚《曾子》的著作有陶宗仪《节录曾子》、宋鸣梧《曾子》、晁瑮《续曾子》、刘宗周《曾子章句》、钱谦益《曾子》、阮元《曾子注释》、邵懿辰《曾子大孝编注》、梅文鼎《曾子天圆篇注》等，其篇卷、内容不尽相同。不仅《论语》、《曾子》这样，翻检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先秦古书的篇卷分合、内容增删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我们认为，熊铁基先生指出古籍在汉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改编是正确的，但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甚至现代人为古书加句读，都会造成对古书的不同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书将来一定还要发生变化，熊先生把古书的改编局限在汉代，这和顾颉刚先生把若干世代的自然成伪归于刘歆有何区别？
美国夏含夷先生说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他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经文的面貌，提出“古代文献不断重写”的说法[52]。他借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都是古代真实的文本，那就等于听说竹笋很好吃，回家就把席子煮来吃一样。我们同意夏先生 先秦典籍不断被后人整理的说法，但“席子”和“竹笋”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这里要追问的是，能用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典籍，来研究先秦的思想面貌吗？
能不能反映先秦诸子的思想，关键在于传世文献被后世改编的程度。出土文献有明确的成书下限，而且没有被改动过，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照，就可知道传世文献被改编的程度。我们将清华简《尚书》和古文《尚书》的篇题及内容比较，如果差别很大，那么古文《尚书》就是伪书。《曾子事父母》和上博简《内礼》相比，只是“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被删除了，其他基本相同，可知后世对 《曾子》十篇改编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曾子》十篇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添加，语句歧异的地方重新加以考订，曾子思想的全貌虽不可得，但借助《曾子》十篇和《内礼》，至少可以重现曾子思想的部分真相。
夏含夷先生“文献不断变动” 的理论来自他对郭店简《缁衣》的研究，他认为今本《缁衣》在整理的时候，郭店简、上博简《缁衣》都已亡佚，整理者只能根据自己对上下文的理解来安排竹简的次序，在一定程度上，今本《缁衣》和郭店简《缁衣》不是同一篇经典，所以要对先秦文献保留一种怀疑的态度[53]。按照夏先生的说法，今本《缁衣》已经散乱，又没有其它顺序可以参考，整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缁衣》重新编连，实在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不同的次序反映编连者不同的理解，但这和篡改作伪的性质截然不同。
夏含夷先生说：“刘向开始编写中国古代文献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有的很多重复，有的是矛盾的。无论是刘向还是刘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重复的就扔掉，有的他们认为是矛盾的，有的说法是A，有的说法是 B，有时他们认为 A和B都不对，自己再确定一个C。”刘向校书，参加的任宏、尹咸等人，他们学识渊博，不同特长的人校勘不同的书籍，用人得当。《尚书·欧阳经·叙录》说:“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召诰》脱简二。”刘向之所以知道《酒诰》、《召诰》有脱简，是因为他以中古文《尚书》作依据，他“确定一个C”时，虽然是主观判断，但是有版本依据，并非任意发挥。
夏含夷先生说，上博简《诗论》李零、范毓周、李学勤等学者都有各自编连的次序，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这二十九枚简，没有任何两枚简的编连，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现代人整理的《诗论》与先秦的的原本恐怕有相当大的差别[54]。夏先生认为上博简《诗论》各个版本的编连都不一样，彼此之间差距很大，这是一个事实，但从另一方面讲，不管谁编连，都是二十九支简，都改变不了《诗论》的客观内容。当今学者编连《诗论》，都是力图恢复《诗论》的原貌，在主观上并没有作伪的故意。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55]柯林伍德说历史研究的并非是一个死了的过去，而是一个活在现在的过去 [56]。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记录时，无不注入自己的史学思想，而历史学家的思想，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因此历史不断地被改写。夏含夷先生说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他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经文的面貌，不难看出，在夏先生“文献不断改写说”的背后，明显烙有西方史学思想的印迹。文本或经典的诠释，就像带着镣铐的舞蹈，诠释的舞步是由自己决定的，诠释的形式也因人而异，诠释者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但不能忽视文本内容— —镣铐，对后来诠释者的制约。
实际上，任何诠释都是历史文本视域和改编者视域的合一，在这种视域融合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以回归历史真实和文本本义为目的的“我注六经”，一种是回应现实矛盾和需要的“六经注我” [57]，古代抄写者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今天学者对出土竹简重新编连，明显都属于前者。我们认为，夏先生指出文本不断变化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片面夸大了改编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家法、文本内容等传统因素对改编者视域的客观制约，容易造成任何解读都是误读的错误倾向。《吕氏春秋·察今》：“故察己则可以知人，故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任何人的史学研究都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遮掩我们对历史本体的感知，但今天和过去紧密相连，古人和今人都是人，在主观方面有其相通之处，而这些会加深我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正是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魅力所在。
近代以来，古代黄金世界的光环陨落于地，经典被平移到学术研究的平台，在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中，顾颉刚先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任何史料不盲目相信，都要严格审查，是受顾颉刚疑古风气影响，而夏商周世系为信史，古书整体可信，则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功勋。严格审查史料，多重证据并举，避免绝对主观和绝对客观的偏颇，是今后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从这种意义上说，顾颉刚结束了一个时代，而王国维则开辟了一个时代。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cademic pos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books in the history theoretical research. From the "Gu Jie-gang problem" to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 Continuous rewriting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we conducted deeply analysi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Ceng-lei theory. In today's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the tendency to deliberate Wang Guo-wei and Gu Jie-gang to the opposition, in fact, when alive they were not so. Er Chong Zheng Ju Fa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eng-lei theory. Using Er Chong Zheng Ju Fa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the ancient history, using the positive side of Ceng-lei theor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legend, then we study of the ancient history will be some new scene.
Keywords: historical Studies; Ceng-lei theory ;Gu Jie-gang problem;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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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340-2341页。
[3]张京华：《顾颉刚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第二册)，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年版，第3页。
[5]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 5期。
[6]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0页。
[7]杨宽：《先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8]李伯谦：《追寻从未间断的中国文化——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贡献》，人民日报（理论版），2009年8月7日。
[9]顾颉刚晚年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结合考古资料考证夏的地理位置，证明他肯定夏代的存在。参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0]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11]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12]柏克莱著，关文运译：《人类知识原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9页。
[13]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 11期。
[14]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33页。
[15]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6页。
[16]顾颉刚先生据这两篇铭文，说春秋时期人“都不言尧舜”，“最古的人王只有禹”，自己的说法依然成立。参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267页。
[17]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8]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 369页。
[19]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0]李存山：《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郭店楚简研究》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1]余永梁、李镜池、杨天宇等也主此说。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古史辨》（第三册），第169页。李镜池：《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哲学思想》，《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 1978年版，第 153页。杨天宇：《谈〈易经〉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
[22]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页。
[23]转引自胡道静、戚文等编著：《周易十日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5页。
[24]宋祚胤：《论《周易》的成书时代、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 1994年第 1期。
[25]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26]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4-242页。
[27]拙作：《〈保训〉之“中”何解— —兼谈清华简〈保训〉与〈易经〉的形成 》，《光明日报》2009年5月18日。
[2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29]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 4期。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30]张心澂：《伪书通考·例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l页。
[31] 自宋代始，学者始怀疑《曾子》十篇晚出，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认为，《曾子》皆世俗委曲之言，曾子说“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进而推论“不知谁所依倣而为之？”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说：“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清王定安《宗圣志》卷六认为：“其言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颇混于老氏清净之旨。”梁启超认为：“《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1939年张心澂著《伪书通考》把《曾子》十篇定为伪书。参梁启超《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北京： 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页。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18-619页。
[32]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33]例如：陈立事岁，安邑毫釜 (《玺汇》0289) ，陈栧三立事岁，右廪釜 (《玺汇》0290)。
[34]学界对“立事”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立事”即“位事“或‘莅事’，任职执政；二是嗣位为大夫；三是祭祀。战国铭文中“立事岁”之人有陈得、陈犹、陈搏等人，多为地方都邑大夫，《管子·问》:“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扬雄《法言·重黎》 :“或问周官，曰立事。”我们认为任职执政说较为可取。参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陶正刚：《山西临县窑头古城出上铜戈铭文考释》，《文物》， 1994年第 4期。
[35]《大学》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曾子立事》的为政理路和《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完全一致的。
[36]李学勤：《中国学术的源起—— 兼谈孔子之“集大成 ”》，《光明日报》2008年6月30日。
[37]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9页。
[38]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 158-161页。
[39]顾颉刚：《虬江市隐杂记》，《顾颉刚读书笔记》（四）， 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2573页。
[40]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41]顾颉刚：《古史辩·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4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70页。
[43] 刘秀俊：《“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史哲》，2007年第1期。
[44]沃兴华.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A].袁英光.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页。
[45]饶宗颐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增加考古资料一重证据。李学勤先生主张多学科交叉推进古代文明研究。杨向奎说：“民族学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叶舒宪增补“人类学”作为第三重证据，用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江林昌认为“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再加史学理论。邢文先生提出 “四重证据法”，将国际汉学研究成果作为“第四重证据”。曾宪通主张用“多重证据法”代替“ 二重证据法”，综合运用考古实物，出土文献，传世典籍和民族、民俗史材料（异邦的同时、同类资料在内）。参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67- 68页。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237页。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

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故事

97年版，第1页。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 10页。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古文字研究》第 26辑，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426-429页。
[46]熊铁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论问题》，《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
[47]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538页。
[48]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49]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1页。
[50]邢文：《〈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中国哲学》第 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228-240页。
[51]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曹银晶先生并未分析，古人在竹简上用墨点或墨钩断句，到雕版印刷或刊刻石经时，墨钩等符号不再使用，只能增加句中语气副词，于是就出现了“也已矣”连用的状况。参曹银晶：《谈〈论语〉句末语气词“也已矣”早期的面貌》， 2009年武汉大学简帛学国际论坛会议论文，第88-91页。
[52]黄晓峰：《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谈古代文献的不断重写》，《 东方早报》 2009年7月24日。夏含夷先生在《〈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中亦有类似表述，参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 509—514页。
[53][美]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360页。
[54]黄晓峰：《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先生谈古代文献的不断重写》，《 东方早报》 2009年7月24日。
[55]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56]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9. pp.97-98。
[57]刘笑敢、梁涛：《老子、经典诠释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前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61页。
本文首发于《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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