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方建軍：秦簡《律書》生律法再探

吕氏春秋,古代五音,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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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3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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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方建軍：秦簡《律書》生律法再探

秦简《律书》生律法再探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竹简《日书》，分为甲、乙两种。乙种《日书》除重复甲种内容外，还包含音律与五行、时辰、术数、占卜等的记述，其中专论五音十二律相生之法及十二律律数的部分，发掘整理者定名为《律书》，并于2009年印行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全文发表[1]。
1989年，何双全先生首次公布了秦简《律书》的部分资料，并作有很好的论述 [2]。后来，我在探索先秦十二律名的形成，以及秦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时，指出放马滩秦简《律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属于同一系统[3]。进入21世纪，秦简《律书》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如戴念祖、谷杰、陈应时、修海林、杨善武、程少轩、蒋文等先生均有深入研究[4]。今在学者工作基础上，重新绎读秦简《律书》，并就其中的生律法问题再做一些探讨，向大家请教。
《律书》的每支竹简均自上而下单行竖写，每行文字若内容有别，则以一定间距或以“·”、“=”符号隔开，彼此形成独立的语句。从竹简内容及编次观察，一些简可以构成较为规整的横排。如果自右至左横排阅读，可以看出不少简文都是依照五音、十二律、时辰、术数，五行等的次序来编排，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阅读放马滩秦简《律书》，需要从书写方向和编排顺序纵横兼顾。
先看秦简《律书》中有关十二律生律法的记述：
黄钟下生林钟；（179第5排）
林钟生大（太）簇；（180第5排）
大（太）簇生南吕；（181第5排）
南吕生姑洗；（182第5排）
姑洗生应钟；（183第5排）
应钟生蕤宾；（184第5排）
蕤宾生大吕；（185第5排）
大吕生夷则；（186第5排）
夷则生夹钟；（189第5排）
夹钟生毋（无）射；（188第5排）
（187残缺）
所述最适宜与《吕氏春秋·音律篇》做出比较，吕书云：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二者的生律次序完全相同，惟《律书》缺少写有“无射生仲吕”的一支简。因简187残缺，故不知其是否抄写有“无射生仲吕 ”，但这并不影响对简文做整体性判断。
秦简《律书》明确指出，“黄钟下生林钟”，说明秦简所述十二律的生律法是先下生而后上生,亦即“先损后益”。由此可以推知，《吕氏春秋》所述十二律的生律法亦当为“先损后益”，谷杰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5]。《吕氏春秋》所言“林钟”等律“为下”，当即下生所得，其义与秦简相同。由此足见，秦简《律书》与《吕氏春秋》的生律法确属同一理论体系。
据放马滩一号秦墓所出《志怪故事》简文，墓葬的年代应为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律书》的抄写年代应略早于墓葬年代[6]。《吕氏春秋》乃秦相吕不韦主持编撰，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秦简《律书》与《吕氏春秋》同属秦国著作，撰写年代相当或相近，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生律法也就不以为奇了。
如同《吕氏春秋》那样，放马滩简还述及三分损益生律法，并标明下生或上生的律位数目，如简169云：
下八而生者，三而为二；上六而生者，三而为四[7]。（169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往下八个律位生律，三分损一；往上六个律位生律，三分益一。例如，从黄钟下生林钟，正好是八个律位，即 “下八而生”。而从林钟上生太簇，则恰好是六个律位，属“上六而生”。这支简整理者归入《星度》章中，实际按内容应属《律书》。
更为重要的是，秦简《律书》还详记十二律各律的律数，并且由低到高，依次列出：
黄钟八十一，课山。（179第6排）
大吕七十六，□山。（180第6排）
大（太）簇七十二，参阿。（181第6排）
夹钟六十八，参阿。（182第6排）
姑洗六十四，阳谷。（183第6排）
中（仲）吕六十，俗山。（184第6排）
蕤宾五十七，毚都。（185第6排）
林钟五十四，俗山。（186第6排）
（187残缺）
南吕卌八，俗山。（188第6排）
毋射卌五，昏阳。（189第6排）
应钟卌三，并阂。（190第6排）
这些律数不见于《吕氏春秋》。除夷则的律数因187简残缺而不知外，其余各律的律数在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均有记载。二者只有应钟律数略有差异，秦简《律书》为 43，《淮南子·天文训》为42，《律书》所取为约数。由《天文训》可知，《律书》所缺的夷则律数为51。又从林钟的律数为54看，益证其为“先损后益”的“下生”所得。
据《淮南子·天文训》，黄钟的大数是177147。秦简《律书》也载有十二律各律的大数，仍是自低至高，依次排列：
黄十七万七千一百卌七，上□。（194下）
大吕十六万五千百八十八，下□。（195下）
……四百六十四，下南吕。（196下）
夹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下毋（无）射。（197下）
姑先（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下应。（198下）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下生黄。（199下）
蕤宾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上大吕。（200下）
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上大（太）族（簇）。（201下）
夷则十一万五百九十二，上夹。（202下）
南吕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六，上姑。（203下）
毋（无）射九万八千三百四，上中（仲）吕。（204下）
应钟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上蕤。（205下）
简文先记写各律的大数，然后再述说由本律上生或下生的它律，律名或整或简，但其义一目了然。其中大吕的律数有漏抄，应为 165888。简196应为太簇的律数，但文字有缺损，其律数应为157464。南吕的律数衍一“四”字，实应为104976。简194下的“上□”应为“上林”，简195下的“下□”应为“下南”。
但是，从上引《律书》看，简 194的“上林”应为“下林”，“上”或为“ 下”之误书[8]。因为秦简《律书》已明示“黄钟下生林钟”，而简201所写林钟的律数为118098，所以不可能是上生所得。另外，本简林钟律数之后又说“上（生）太簇 ”，故由黄钟上生林钟，继而再由林钟上生太簇的可能应予排除，这种“林钟重上生”的方法应是不存在的。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并讨论的，是编号为193、199和333的三支竹简。
简193云：
黄钟以至姑先皆下生，三而二；从中（仲）吕以至应钟皆上生，三而四。
这是说，从黄钟到姑洗五律均往下生律，三分损一；从仲吕到应钟七律均往上生律，三分益一。进一步说明了秦简《律书》是三分损益生律体系。应予注意的是，193简明确指出仲吕也要上生。我们知道，仲吕上生后即返回黄钟，但却不能回到黄钟的初始律数，而是高出黄钟一个“古代音差”，即 24音分。
仲吕能够上生的说法，还可从《律书》简199加以推求。这支简分为上、下两句，上句简文不清，有缺释；下句简文为：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下生黄。
据简193文义推知，此处的“下生”当为“上生” 之误[9]。这样，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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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即可按顺序向上生出黄钟，并可继续沿用三分损益法复生各律。
还有一支简，编号为 333，发掘整理者归入《问病》章。此简分上、中、下三句，上句所缺文字较多，中、下句完整，文曰：
生黄钟，置一而自十二之上三益一，下三夺一。（以上中句）
占复。（以上下句）
这是说，将黄钟作为第一律，从第十二律开始，往上生时，三分益一；往下生时，三分损一。这不仅阐明了三分损益生律法，而且指出在十二律之后，还可继续沿用此法上下相生。
《淮南子·天文训》说：“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上引放马滩简333与《天文训》“置一而十一三之”的表述方式略似，但文义相异。又《史记·律书·生钟分》云：“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也与放马滩简333的表述方式相似，但文义仍不相同。
上面有关三支竹简文字的讨论，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汉京房（公元前77—公元前37）所创的六十律理论。京房的六十律，就是在运用三分损益法生出十二律之后，继续依此法生律，直至六十律。《后汉书·律历志》在描述六十律时说：“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簇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同书又说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为“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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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可见六十律就是在仲吕之后再上生“ 执始”，继而下生“去灭”，如此上下相生，以至第六十律“南事”。
如果以上对放马滩秦简的理解不误，那么关于六十律律制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的秦国已经萌生。虽然在秦简《律书》中还看不到完整的六十律文字，但其在十二律之后仍可继续生律的义涵已经存在。由此看来，秦简《律书》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六十律的产生做出了理论准备。
除十二律之外，秦简《律书》还有关于五音的记述。由于五音与十二律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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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连带加以讨论。
先将《律书》中有关五音的简文抄录于下：
宫一，徵三，栩五，商七，角九。（176下）
平旦九徵水；（179第3排）
日出八宫水；（180第3排）
蚤食七栩火；（181第3排）
莫食六角火。（182第3排）
日中五宫土；（184第3排）
西中九徵土；（185第3排）
昏市八商金；（186第3排）
莫中七羽金；（187第3排）
夕中六角水。（188第3排）
五音之中，羽也写作“栩”。从简184至188不难看出，五音和五数的排列顺序为：
宫徵商羽角
五九八七六
土土金金水
由此可知，简176“栩五，商七”当系“商五，栩七”的误抄。简180的“日出八宫水”，经检视竹简照片，“ 宫”字十分模糊，疑当为“日出八商水”。这样，简179至182五音及五数的排列形式，除缺少“宫”和“五”之外，其余与简 184至188全部相同。
上列秦简《律书》五音的排次，不是由低到高的宫、商、角、徵、羽，而是五度相生的宫、徵、商、羽、角。按秦简《律书》和《吕氏春秋·音律篇》的生律次序，十二律的前五律为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恰好是以黄钟为宫构成的五音，其排次为宫、徵、商、羽、角。说明秦简《律书》五音的产生，是按生律次序获得的。
《吕氏春秋·圜道》云：
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逼，此所以无不受也。
可见秦简《律书》五音的产生次序，与《吕氏春秋》也是相同的，即均为宫、徵、商、羽、角。这在《淮南子·天文训》里表述为“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在《史记·律书·生钟分》里表述为“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并且，《史记·律书·生钟分》的五音，分别对应于数字五、九、八、七、六，与秦简《律书》五音与五数的配列是相同的。
不过，从《律书》简 176看，还有另一种五音与五数的对应形式，即：
宫徵商羽角
一三五七九
而《管子》幼官篇和地员篇，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五音与五数、五行的相配形式，也与秦简《律书》有所不同[10]，可见古代五音与五数、五行之间，在对应形式上并无一定。现在的问题是，秦简《律书》的五音，是先上生还是先下生？换言之，是先损还是先益？众所习知，有关五音产生的最早文献，当属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管子·地员篇》，其文如下：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五音的生律次序同为宫、徵、商、羽、角，但它是先上生而后下生，先益而后损。
如上所述，秦简《律书》以三分损益法产生的十二律，是先下生而后上生，即“先损后益”。而五音的产生，在律序和律位上属于十二律的前五律。既然五音与十二律同属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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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律书》系统，其生律次序也应相同，即均为先下生而后上生，“先损后益”。这种生律法也见于《史记·律书·律数》记载：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两种不同的生律方法，所构成的五声音阶也不一样。《管子·地员篇》为徵、羽、宫、商、角；秦简《律书》和《史记·律书· 律数》为宫、商、角、徵、羽。前者是五声徵调，后者为五声宫调。
综上所述，秦简《律书》的五音十二律，均由三分损益生律法以“先损后益”生成。据《律书》透露出的信息，对于六十律律制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以往所知，十二律的律数和大数最早见于两汉文献，而秦简《律书》有关律数和大数的记述，则表明十二律生律法理论在战国晚期已经相当完备。
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朝即已应用传统的十二律名。然而，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看，在战国早期之时（公元前433年），曾国与周、楚、晋、齐、申等国的律名尚未统一[11]。由秦简《律书》可知，秦国的十二律名当袭用周制，而秦国的十二律相生之法，以及有关的律数和大数等，也为后世广为传布。秦国对于中国古代音律理论的贡献，于秦简《律书》中得到了具体而确实的反映。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
[2]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3] 方建军：《先秦文字所反映的十二律名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2期。
[4] 戴念祖：《试析秦简〈律书〉中的乐律与占卜》，《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秦简〈律书〉的乐律与占卜》，《文物》2002年第1期；谷杰：《从放马滩秦简〈律书〉再论〈吕氏春秋〉生律次序》，《音乐研究》2005年第3期；陈应时：《再谈《吕氏春秋》的生律法——兼评《从放马滩秦简〈律书〉再论〈吕氏春秋〉生律次序》》，《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修海林：《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谈“先益后损”、 “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方法的并存》，《音乐研究》2008年第5期；杨善武：《〈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生律的确定性》，《音乐研究 2009年第4期；程少轩、蒋文：《放马滩简〈式图〉初探（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 年11月6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64）；程少轩：《放马滩简式图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3月30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20）。
[5] 详注4谷杰先生文。
[6] 同注1，第128—129页。
[7] 本简“六”字原释“北”，不确。程少轩和蒋文先生释为“六”，甚是，今从之。
[8] 细审发表的竹简照片，这两个字模糊难辨。
[9] 竹简照片字迹漫漶，看不清是“上”还是“ 下”。
[10] 陈应时：《五行说和早期的律学》，《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
[1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32—582页。
本文原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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