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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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显学”的背后：沈垚西北史地学述论

清道光年间的西北史地研究被后人称之为一时之显学[1]。显学的征象是一批批名显于世的学者出现、一部部成就斐然的著作问世。当时显学名家中徐松、张穆、魏源与龚自珍等人最为后世所关注，但于当时显学形成卓有贡献的江南学人沈?常被忽视。与徐松、龚自珍相比，就社会地位、就学术影响，沈?在当时都是学术界中的小人物。但沈?治学之路的选择与发展，折射着当时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一种走向，沈?与友朋的交往录正是一部时人就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交游史，沈?对于学术的反思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与痛苦也正显示着“显学”背后的困惑。
一、成名之作《新疆私议》
沈?（1798-1840），字子敦、又字子?，浙江乌程人，道光十四年（1834）优贡生。治经长于礼，精于舆地之学，游幕于京师，先后为徐松、姚元之、沈涛、徐宝善等人修书，屡试不中。年四十三，卒于京中。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著有《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南诸水考》等。
沈?是一位沿着传统舆地学的理路、在乾嘉学术的脉络中成长起来的江南学人。青少年时期，足不出乡里，“游览所及，远不过百里，近才数十里”。[2]其学问的积累与成长深受同乡前辈张?与施国祁的影响。沈?曾向张?当面请教西夏地理，并从张处景钞旧本《范文正集》中有关地图。[3]沈?对于蒙元史的研究承学于施国祁，深悉沈?治学渊源的张穆就曾言“北研者，乌程老儒，孰于金元掌故，子?尝从问业也。”[4]
所以沈?早年治学“尤精于舆地之学”[5]，其著作大都是传统舆地学之作。有对于传统地理学典籍的释补，如《水经注地名释》、《元和郡县志补图》；有以助益于读史为目的的诠史之作，如《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答问》等；有对地名山川的纯粹考释，如《六镇释》、《葱岭南北河考》、《漳北?南诸水考》等。
从以上著作来看，对古代地名所在及变迁的考释内容、旁征详考、梳句栉字的考释方法、助于读史的研究目等诸多方面都是传统舆地学的一脉相承。因受张?与施国祁的影响，沈?关注眼光集中于历史上的西北地区，他所考订的宥州、六镇、葱岭南北河等都在西北，《水经注地名释》所论富平县故城、上河峡、薄骨律镇城、胡城、汉城、廉县故城、卑移山都是西北旧地；[6]《元和郡县志补图》成《河西节度使图》三幅、《北庭节度使》二幅，也是关涉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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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故地。[7]所以他 “初见徐星伯先生，即问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8] 这样极专业的问题，由此可见他早年于西北史地之学识已有相当的积累。
不过，沈?成名之作是《新疆私议》。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八年（1828），所论新疆地区自道光初年张格尔之乱发生之后，一直是朝野所重之焦点。徐松即因此事而以回京遣员的身份受到新即位道光皇帝的召见，并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赏内阁中书”，[9]在士林中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10]当时与徐松同时探讨西北史地者有龚自珍、魏源、姚元之等人，由此，“显学”之势初步形成。《新疆私议》不仅论及问题为时人所关心，且其行文的议政风格也颇合于当时学风之新趋向，即治学以经世。
回溯沈?的治学路径，早年“究名物而弃微言” [11]，后受游学在京的好友张履影响，[12]意识到“?好用心于琐屑纷赜之处，颇亦自知其误”，[13]对考据学的反思，也进一步刺激了沈?的用世之心，《新疆私议》即产生于作者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
当时京中已有学者开始对乾嘉学风的反省，主张舍考证之细与详，求义理之大与通。龚自珍与魏源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张格尔之乱已经消除，但清朝对于西北统治政策尚在探讨之中。于是，怀着经世之志的学者大都对此事极关注。沈?即是以汉唐元明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有大臣主张的捐西守东之说，认为“祖宗开辟之地，尺寸不可失，”[14]指出回疆之乱，在于“镇守诸臣，不讲求于屯田积谷之道故也，”[15]讲求屯田，所以言水，于是，生长于东南、足不越关塞的沈?从典籍中考订南疆水道情况，并在《新疆私议》后附上《葱岭南北河考》。
今读《新疆私议》，其思想与同一时期龚自珍与魏源的文作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在《新疆私议》问世之前后，魏源即在道光六年（1826）写有《答人问西北边域书》，[16]龚自珍于道光九年（1829）撰有《御试安边绥远疏》。[17]三文同样由以史为鉴的理路，作现实议政的言论；同样从反思历史的角度，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同样以内政治理的思路，反对“捐西守东”之议，主张西域的屯耕自给。此时，沈?与龚自珍、魏源并不相识，在这君子所见、不谋而合中，三人表达出同样的识见与思想。不难想象，默默无闻的沈?很快会因《新疆私议》而为世人所知。
《新疆私议》在学者中的传播得益于张履与王鎏二人之努力。这一文章完成的当年，沈?就将其寄给时在京中张履，[18]开始在学人圈中流传，徐松看到的当是这一抄稿。张履与魏源、龚自珍有交[19]，也曾促使沈?对考据学进行反思，张履所看重的正是《新疆私议》的经世意义。《新疆私议》的初刻本是由王鎏附刻于自己的著作《钞币刍言》之后刊行，并“广赠同好，”[20]最迟在道光十一、十二年（1832）间，许瀚等人已经读到这一刊本。[21]在与《钞币刍言》同刊的事实中，可见在王鎏等人眼中，二书自有相似之处。《钱币刍言》一书，是王鎏“积思三十年，旁搜广讯”[22]而成之作，通过作者自己“谓三代以下惟钞法可以富国富民，救井田之穷”[23]的初衷、沈?“接读大著《钞币刍言》，具悉济世之苦心”[24]等陈叙，不难看出这一文作的经世之义。
于是，沈?这位远在江南的后生新进开始为京中学者所认识，后经徐松的极力延誉，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尤其在与徐松相熟的文人士大夫中一时小有名气，由此得以入名宦之幕，得以与当时著名学者交游，并最终有机会进入当时西北史地学问研治的中心??北京。
道光十二年（1832）视学浙江、主持岁试的何凌汉是徐松的进士同年，在京时与徐松过从甚密，其子何绍基也常与徐松谈天论地，切磋金石文字，[25]何凌汉在京时，已听说过沈?并对其学问赞赏有加，所以当“湖郡校官上诸优生，籍无君名”时，何侍郎却之，“再上，仍不列君名，侍郎乃言曰：吾在京师，闻湖州沈?学识为浙江第一而报优无名，何也？” 后在考试中沈?被何凌汉拔为第一。[26]对此许瀚有更生动的记述：“夏五月，襄校湖州经场，得一卷，字画奇古。考证精而文词雅，非绩学不能。覆案其名，即沈子敦也。连试古今文，学皆冠场。”[27]道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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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1833）科试时，继何凌汉为浙江学政的陈用光，也“尤爱君名，”仍拔为第一。[28]甲午年（道光十四年，1834）乡试，徐松的好友、曾为徐松校刻《华严经音义》的徐宝善为主司，[29]“得一卷，诧为奇绝，以为此必湖州沈?也。榜发，非是，愧甚。” 居然“谒君于寓，谢不敏焉。主司出闱，先谒举子，为从来所未有。”[30]
由于诸位学官的器重并延揽，沈?有了更多的入幕机会。这是沈?走出家乡，与当时更多知名学人共事的开始。他先是与许瀚、苗夔等人同幕于何凌汉，[31]后被安徽学政沈维桥[32]“厚币聘请校文”[33]，之后，受陈用光赏识而入陈幕中。[34]正是在陈用光的帮助下，沈?终于有了游幕于京的机会，道光十五年（1835），沈?筹划了六七年的北游计划终得以成行。他随陈用光北上，三月入京，由陈用光安排往在谢公祠，日送两餐，生活暂时得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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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七月参加顺天府乡试之后，移住徐松寓处。[35]
二、名家身后的学术新进
沈?最早闻知徐松是在撰写《新疆私议》前后。当时，徐松已是京中的著名学者，而沈?也被京师优越的治学条件吸引着，他意识到“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矣，”[36]“草野苦无好题目，颇怀北游之意，”只因“临行无办装之资，至都无投足之地”[37]而没有成行。《新疆私议》问世后不久，沈?即通过张履介绍开始了与徐松的交往。
结识徐松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机会，都深合于沈?的求学意愿。所以初至北京一年余的日子，成为沈?短暂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陈用光与徐松“到处延誉，” [38] 使沈?享受到“友朋之乐，颇不寂寞，”[39]他很快成为京中西北史地学人群中的重要一员。他曾与俞正燮、何绍基、何绍业、许瀚、王筠等人期日而集，在何绍基家结识了另一位西北史地研究者张穆，二人相见恨晚，沈?也由此发出“?故于知名之士，不敢妄兴投契，而心求有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舟一人”[40]的感叹。如果说文酒之会是“不言学，学已存矣”[41]，而在徐松宅第间的聚会却是以学问切磋为主题，在这西北史地的聚谈间，沈?常常是主角之一。 [42]
京中官私丰富的藏书，也使沈?一时间眼界大开。徐松是一个学问家，也是当时京中有名的辑佚家、藏书家，家藏典籍丰富，这一点当时居于京中的龚自珍曾有诗为证[43]，我们在今天可见徐氏著作的征引中也可窥一斑。正如沈?所言“星伯先生家所藏图籍，多外间所希有。” [44] “古籍缤纷，足资搜讨，”[45]。此外，徐松还珍藏一些外间少见的舆图，如《乾隆十三排舆图》[46]等。后沈?为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与《道光九域志》时“寓内城”，又得见许多一般学者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在图籍资料与友人交往等方面的收获使沈?踌躇满志，他憧憬着未来，希望自己衣食有资之后，“留京数年，所欲著之书，或可成一二也”。[47]但沈?为人幕友、寄食于人的身份，最终限制他的学术发展路向，使他的学问不可避免地依附于幕主的学问兴趣与学术取向。
入都之前，沈?受知于人的缘由是“学识第一”，其中的学识其实是他早年积累的考据学与舆地沿革的研究功底。到京以后，京中以徐松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地理学，尤其西北地理的兴趣，给了沈?才学以用武之地。于是，他走向“专办地志”[48]一途，曾先后为姚元之修《国史地理志》、《道光九域志》，为徐宝善撰《补修一统志》的新疆部份、为沈涛撰《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等。[49]由此他沦为了名家背后的学术配角。
在他所撰的著作中，沈?虽在尽力地体现着自己的学识与见解，他所编《道光九域志》颇有新意，能“变一统志之体，每府州县下，四至八到都据到城而不据到界。”[50]他为沈涛所撰的《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51]能以史释碑，以碑证史，其间显现出深厚的蒙元史研究功力。但是，无论是寄食于徐宅，还是为姚元之、徐宝善编书，都基本是幕主学术路径的延伸，而较少自己的主动选择。在为他人代笔捉刀过程中，他也完成了自己不多的名山之作。不过，沈?的这些著作活动只能是围绕徐松之著述而展开的。
应该说沈?的传统舆地学的研治与徐松的学术路向是十分一致的。都是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都接续于《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的研究。沈?早期的代表作《葱岭南北河考》与《漳南?北诸水考》中所资典籍如《汉书》、《唐史》中有关志传部份、《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北史》、《魏书地形志》、欧阳圭斋的《高昌?氏家传》等均是徐松著作最基本的史料，沈?对于西北地理尤其是西北水道的研究兴趣也与徐松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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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所以二人易于沟通与交流。沈?与徐松的书信往来内容基本围绕着西北史地研究而展开，先是就葱岭南北河[52]、西夏之疆域的探讨，[53]之后有就《安澜志》[54]与《河南志》[55]的讨论，其中沈?为徐松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而徐松也为沈?释疑解惑，使沈?“今读先生书而恍然矣”[56]；二人还有资料与著作的交流，徐松是因沈?的《新疆私议》而认识沈?的，“凡其所述”而“深是之”<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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