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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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写作本文的用意，是试图向国内外同行和一切关心中国农史研究的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并从而为思考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资料。但动手以后，才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虽然中国农史学科形成不到一百年，但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恐怕穷毕生的精力也难以遍读。对港台的有关资料，自知掌握不够全面，所以本文的介绍的范围限定在大陆的有关研究。农业经济史是农业史与经济史交叉的学科，它牵涉的范畴很广，文献量大，为了不致使文章篇幅过大，本综述也舍弃了有关内容。即使是这样，本文也难免挂一漏万。文中不免有所评点，也只是一偏之见。疏漏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教正。[1]
一、中国农史学科的酝酿和形成
（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

中国历史故事之三

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2]出现的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

初二中国历史故事手抄报

事物考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二）19世纪末—1949：农史学科的萌芽
我国科学意义上的农史研究，即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指导进行的农史研究，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出现。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农史研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初步的，农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处于萌芽时期。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20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
从有关论著看，研究农史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研究历史、主要是经济史而涉足农业史的，或者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业史的。二是研究现代农业科学而追溯历史上农业科技发展的某些情况，或用现代农学知识解释古代农学中某些事物的。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农史研究只是附带的。三是立志整理祖国农学遗产（主要是整理农书）的，为系统的农史研究做基础工作。其杰出代表是万国鼎。万国鼎从1924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图书部（1932年改组为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起，开始着手系统收集整理农业历史资料，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3700多万字。为了提供研究中国农业史参照，万氏还翻译的格拉斯的《欧美农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农科开设“中国农业史”课程，规定为农经系的必修课。万氏等人的工作为后来农史学科的形成做了最重要的准备。不过，从总体看，当时的工作还是自发的、初步的、分散的，农史研究还没有整合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农史学科还处于萌芽时期。
（三）1949—1978：农史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史研究已经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故事

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农业遗产。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邀请有关专家在北京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吹响了农史研究的进军号。同年7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由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学院的双重领导，万国鼎、陈恒力主持工作。该室是我国第一个农史研究的专业机构，成为新中国农史研究的重镇。该室还创办了我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至文革爆发前各出版了两辑。早在1952年，西北农学院就根据辛树帜的倡议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小组，1956年改为古农学研究室，由石声汉任主任，成为我国农史研究的另一重镇。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也配备了相应的研究力量。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农科院60年代也成立了农业遗产研究室，出版《浙江农史研究集刊》。这样，初步形成了农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并团结了一批业余农史研究者。中国农史研究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新阶段。这也是中国农史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建立后，在万国鼎的领导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工作。从1956年到1959年先后赴全国从40多个大城市、查访一百多个公私藏书单位，从4000多部笔记杂考中收集了1540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连同前在金陵大学辑成的456册，共计613册，计4200多万字。1959年以后，又从全国8000多部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方志综合资料》120册，《方志分类资料》120册，《地方志物产》449册，共计689册。这些资料的内容不但包括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及有关科学技术，还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仓储、漕运、农产品运销、农政、农村组织、人民生活、人口与土地、垦荒、农田水利等广泛的方面。在此基础上，该室编辑出版了大型农史资料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中华书局出版），文革以前已出版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类作物》、《豆类作物》、《油料作物》、《柑桔》等8个专辑，一百多万字。在华南农学院，梁家勉1955年夏开始在该校图书馆中开辟“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专藏”，从事农业历史文献的征访、选购、典藏、保护、整理等工作；到1987年梁氏退休时，“特藏室”藏书已由最初的7册增至6万余册。此外，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也编辑了《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古农书整理校释是本时期农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各有关研究单位都投入了主要的研究力量。整理农业遗产，首先要摸清家底。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及金大图书馆毛雝、万国鼎等曾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但过于简单。50年代，王毓瑚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委托编写《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1957年；农业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其中收录农书524种，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对每种农书做出简明的评介。以整理校注《梦溪笔谈》蜚声中外的胡道静，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计划，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编成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可惜在文革期间全部丢失。在校释古农书方面，这一时期工作最有成效的是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50年代末，他完成并出版了97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1—4册，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这是我国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古农书的第一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校释《齐民要术》过程中，又完成了《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和《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两书的写作。接着，石氏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准备对中国古农书作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1965年完成了130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稿，并撰写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农桑辑要校注》等著作[3]。该室的有关成果还有夏纬瑛的《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61年），辛树帜的《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万国鼎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65年）、《补农书研究》（陈恒力著，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年）等，并初步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4]、《齐民要术校释》[5]、《四民月令辑释》[6]、《四时纂要校释》、《农桑经校注》等项工作。王毓瑚整理出版了《农桑衣食撮要》（农业出版社，1962年）、《农圃便览》（中华书局，1957年）、《梭山农谱》（农业出版社，1960年）、《秦晋农言》（中华书局，1957年）、《郡县农政》、《区种十种》（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等古农书。胡道静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年）和《分门琐碎录》。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早已散失的金泽文库本《齐民要术》、韩鄂《四时纂要》经影印从东邻日本又回到中国。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周尧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真实的

用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合起来。
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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