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夏国家形成的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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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国家形成的地理因素

夏为三代之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有关夏国家形成问题的探讨，是解决中国国家起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曾给予极大的关注，研究也在一步步地深入，其间不乏卓越的创见，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其中，地理环境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点个人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之否定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的。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因而，人类对地理环境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当推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博丹，也曾提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看法。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由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然后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状态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很显然，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当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就曾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并非普遍地起决定作用，更何况它又是首先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根本分歧。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地理环境因素。而且认为，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往往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曾将自然富源分作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后一类自然
富源有决定作用。”②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其生产力和经济状况便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文化初期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仅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差异，那么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精辟论述，过去在史学界并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某些学术著作中，由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陷入“地理环境不变论”和“地理环境虚无论”，直接影响到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必须走出这个理论的误区，重新认识古代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近年来悄然兴起的环境考古学，也正是顺应了科学发展的大潮，并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夏的地域及古地理环境
夏部族的活动地域在豫西、晋南一带。尤其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伊水、洛水等流域和黄河北岸的济水流域，有着不少关于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点和夏人重要活动区域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本纪?正义引文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逸周书·度邑解》也说：“自雒油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广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由此可见，伊洛河济之间，是夏人主要的活动地域。
夏后氏不常厥邑，多次迁徙，亦不出此范围。早在鲧时，夏部族就居住在嵩山附近，所以《国语·周语》中称鲧为“崇伯鲧”，并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禹居阳城，其地望在今登封告成；启居夏邑、夏、钧台，少康居夏邑、栎，其地均在今河南禹州市境内；太康：中康、桀居斟寻，羿亦居之，地望在今巩义市稍柴一带；胤甲、孔甲居西河，地望在洛阳至华阴一带；少康、宁(杼)居原，是在今济源市附近；相居帝丘、斟灌，地在今河南濮阳；宁一度又迁老丘，其地在今开封附近的陈留。③夏代都邑多有变迁，但诸王迁都所在均应在夏王朝比较牢固的统治地区之内，则是确信无疑的。
禹划九州，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马侯所说的“九州之险”的九州。④《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这里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六山就构成了古代九州的大致范围，集中于今河南西部伊、洛、颍、汝地区。这不仅与夏部族的重点活动范围相吻合，而且与夏后氏的多次迁都相一致。
那么，以嵩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夏人，在当时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之下呢?
首先看嵩洛地区的古地质地貌。该地区属于华北地台的华北凹陷区，新生代地层大面积覆盖，第四系分布广泛，地层齐全，从下更新统到全新统均较发育；由于受各期地壳运动影响和周围构造单元的控制，这一地层总趋势是下沉，特别是中生代燕山运动以后，下沉速度尤快；进入新生界以来，下沉仍较快。由于构造复杂，平行或交错的断层，造成许多山间小盆地、谷地。如伊洛盆地、汝颍谷地、溱洧谷地。⑤嵩山以东和以北是黄河的冲积平原。因此，从整体上看，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来说，又是起伏不平的山冈丘陵。这与西亚地区所谓的“新月形地带”即两河冲积平原周围的浅山丘陵区有极其相似的一面。这种环境有利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据环境考古学家巴泽尔的研究，最初的农业村落，正是建立在新月形地带。⑥而且，嵩洛地区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西周初期的铜器何尊铭文中就最早提出“中国”这一概念，⑦说明至迟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已经把这一地区视为天下之中。其南有外方山、伏牛山脉等拱绕，北有黄河横穿而过，西接秦岭和关中平原，东达豫东大平原。可以说是山河共戴，四域相围，万方辐辏。
嵩洛地区的气候条件，现在来看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属于暖温带干凉气候类型。这里四季分明，全年无霜期为6—8个月，年平均气温约12°C，一月平均气温约为0—12°C，夏季温度比较高，七月份平均气温约为26—28℃。雨量适中，年降雨量为600—800毫米，并且集中于夏季，雨热同期，形成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的气候条件。然据日本学者铃木秀夫的研究，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冰河期结束，气温回升，旧大陆由狩猎向农业过渡，到距今八千年时，气温急剧上升达到最高程度，一直延续到距今三千年左右方开始缓慢下降。其中黄河流域受赤道西北风北上的影响，在距今八千年至三千年左右，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3—5℃。⑧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司桢先生也指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比现在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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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另据孢粉分析，在距今7500—5000年间，我国降雨量也比现在多600毫米。⑩这说明远古时期，嵩洛地区也同样要远比今世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
从水文地理看，嵩洛地区纵横有伊、洛、河、济、汝、颍等流过。伊水亦称伊河，是洛水的主要支流，源于熊耳山，流经今栾川、嵩县、伊川、洛阳，在偃师境内注入洛水；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冢岭山，经陕西洛南、河南卢氏、洛宁、宜阳，进入洛阳、偃师境汇集涧水、里河、伊河后，至巩义市注入黄河。也正是《史记·夏本纪》所载：“道雒自然耳，东北会于涧、里，又东会于伊，东北人于河。”河即黄河，这里指黄河的中游；济水亦称■水，《夏本纪》：“道■水，东流为济，人于河。”是发源于王屋山，流入黄河的一条水。其故道则逾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人海；汝河起源于河南嵩县南外方山，东北流经汝阳、汝州，又东南流经郏县、襄城，与沙河(即古殷水)汇合，遂称沙河，东流又经郾城、商水汇人颍河；颍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县西南；东南流经禹州、临颍、西华、商水至周口镇，北合贾鲁河，南合沙河人淮。除六条大的河流及其支流河汊之外，其间还点缀以大大小小的湖泊泽薮，如荥泽、圃田泽等，，便构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水文景观，而离河流较近的谷地、台地；便成了早期人类理想的居住场所。
嵩洛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黄土层一般厚达十米以上。而且这一带黄土层属粘黄土，即细黄土，细砂含量少于15％，粘土含量超过25％，这些都有利于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垂直节理发育，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具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并且土质疏松，利于用石铲、木耒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进行开垦与试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等进行农田灌溉。
从古生物地理来看，在当时这里是森林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带，处于亚热带的森林边沿，因此出现了喜暖湿的植物和耐寒耐旱的植物并存的现象。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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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依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并绘制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进行量算，结果表明殷墟靠近的黄土高原、黄河中游、邻近的沁阳盆地和洛河中下游等地，森林覆盖率为53％。然这个时代上距夏代尚有千余年，相信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会更高。动物群中，既有麂、野猪等出没于森林，又有鹿类、野兔等追逐于草原之上，并可放牧黄牛山羊等；湖沼之内可供麋、獐、貉、鹤、龟、鳖、鳄、鱼、蚌、螺等水生和喜湿动物活动与生存。”同时，这里也是亚热带动物象类的生养休息的场所。正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产象，所以河南省自古以来称为“豫”。
综合以上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特征，嵩洛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建立国家，是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
三 地理环境在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论新石器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和发展难分伯仲，优势似乎并不在黄河流域一边；仅就黄河流域而言，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既然如此，何以在黄河中游，具体来说是在嵩洛地区最早形成国家?
其实，俞伟超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分析分处黄河、长江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与它们的后继者岳石文化、马桥及湖熟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突变现象之后，认为造成这种文化突变的奥秘在于“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基础。处于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则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2］这一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的论证。但这却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嵩洛地区的地理环境，无疑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嵩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
嵩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这一地区所分布的新石器文化，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持续发展，早、中、晚各期自成序列，是其它地区不多见的。而且各文化遗存密集分布于近河的台地或谷地上，充分说明当时聚落的发展和繁荣。目前发现的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尤以嵩山周围最为密集。因此，其文化内涵直接反映了嵩洛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根据对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分析，当时经济生活和食物来源有农业、渔猎和家畜的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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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且农业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生产活动和食物来源。这说明早在八千年前，嵩洛地区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定居更加稳定，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龙山文化时期，嵩洛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也大量增加。龙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并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容器和■、■、■等酒器，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已有了较多的储备并用来酿酒。然而，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则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制约，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缓慢。［13］
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明是史前人类居住方式和社会生活上所经历的重大变革。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史前聚落的典型形态，就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同样，“文明起源也毫不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牧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粮食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14］
其次，地理环境是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述，尽管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15］嵩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便能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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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
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北抵黄河以北，南及丹江边缘，西至渭水下游；东达豫东大平原，其中心即在今嵩山周围的伊；洛、颍、汝河谷地平原，同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大体符合；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历史纪年前21一前16世纪也大致吻合；《越绝书》卷二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又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这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出现青铜器，到晚期比较发达的情况也相符；文献中记载夏代从禹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国家，这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性质大致相当。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决非出自偶然，正说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同时，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嵩洛地区地理环境是导致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其三，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希腊、罗马等均是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才形成国家。而夏国家则是建立在木石工具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夏代建国前后，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并没有排除掉木石工具。居住在嵩洛地区的远古先民利用土质疏松而肥沃、易于开垦等优越条件，不必要等到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在生产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便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再从社会基础来看，古希腊、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夏国家在形成时，并没有破坏古老的氏族制度。相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被保存下来。［16］
注释：
[1]《斯大林文选》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3]参见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4]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3期，辛树帜：《禹贡新解》52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
[5]时子明等；《河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 、
[6]参见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2期。
[7]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1期。 ·
[8]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第四纪孢粉组’14c组：《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中国科学》1977年6期。
[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10]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1]张居中：《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俞伟超：《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3期。
[13]参见陈昌远，《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及其经济类型看远古文明的中心区》，《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14]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1983年2期．⑩王德培：(关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1990年2期。⑩参见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21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资料来源：学说连线2003-4-30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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