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试评《什么是环境史》———兼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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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评《什么是环境史》———兼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赵九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2010.4
作者简介：赵九洲（1980-），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日渐增多，环境史的理论架构与学科建设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全新的中国环境史学逐步建立并茁壮成长起来。不过环境史毕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不尽如人意之处仍然不少。最让国内学者尴尬的是，虽然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环境史课程，却苦于没有好的教材来配合课堂学习，以致多数对环境史感兴趣甚或已经投身于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环境史的基本问题都难以获得全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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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认识。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原著、梅雪芹教授主持翻译的《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的面世，彻底改变了环境史领域缺少基础教材的尴尬境地。该书旨在“为那些想要一本环境史简明手册的学者以及作为研究助手的研究生提供一份指南，并为了解这一学科已完成的重要工作立一块指向牌”（见该书中文版序第1页，下文凡引用书中文字部分均以此方式作注），对环境史研究的源流、现状和趋向等都做了全方位的阐述，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全书简明扼要而又内容丰富，是环境史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
（一）全书概况
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给环境史下定义》，主要阐明了环境史的定义及其内涵与外延。首先，作者解决了“什么是环境史”的问题并论证环境史之重要性，接下来阐述了环境史的研究主题，然后又探讨了环境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最后着重剖析了环境史与旧史学之关联，认为环境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科内部的简单的进展，它将自然与环境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为传统的史学研究增添了崭新的视角。
第二章《环境史的先驱》，主要讲述了环境史的深厚历史渊源。在分别介绍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孟子、伊本·赫勒敦等诸位古代世界先贤们的环境思想后，又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以及20世纪初年的环境思想做了全景式的扫描。
第三章《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对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做了详尽的介绍。首先阐述了从环境运动到环境史的发展历程，然后对美国环境史的各个研究方向诸如地区环境史、环境保护史中重要人物传记、影响环境的政府部门的历史、城市环境史与性别环境史等等都做了详尽的介绍，接着又介绍了技术史、农业史与森林史等相关学科与环境史之间的互动，最后指出了美国环境史走出孤立主义的可喜成就。
第四章《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介绍了正在努力实现“超越国界的联合”（第57页）各地区环境史的研究现状，作者分加拿大、欧洲、地中海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东亚、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非洲、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等八个板块对环境史取得的成果做了全面阐述。
第五章《全球环境史》，将全球尺度下的“大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展示给了读者。主要介绍了世界环境史、全球重要性的论题、全世界环保运动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及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情况。
第六章《环境史的问题与方向》，主要展示了当今环境史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指出了环境史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作者在介绍了环境史在过于专业化、过分的鼓吹、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在主义和衰败论等方面所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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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责并做出回应后，又指出了环境史的新的发展方向，如人口的增长、本土与全球决策的冲突、能源与资源、进化与生物技术、大洋与大海等，认为这些都将成为全新的且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环境史也必将在这些领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第七章《对从事环境史的思考》，主要是对“学习、研究和撰写环境史的建议”（第133页），从研究方法、材料搜集和资料利用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征引了大量经典著作并做了深入分析，为初学者指明方向并寄予厚望。最后，作者饱含深情地对环境史的未来做了展望。
以上就是本书的大致内容，篇幅虽然不长，却对环境史的方方面面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深入浅出，精彩纷呈。概括而言，第一章对环境史下定义，第二、三章是环境史的源流，第四、五、六章分析了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七章则解决了环境史的方法论问题。
（二）启示：环境史的定义、主题、方法与问题
纵览这本小册子，对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启示颇多，今撮要分述如下：
（1）必须进一步明确环境史的定义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环境史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有学者指出“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译者序第4页），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莱斯特·比尔斯基、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休斯本人都对环境史的定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但观点各不相同。[1]国内学者也做了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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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也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至今未形成统一意见。[2]
休斯认为环境史包括了自然与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孰轻孰重是给环境史下定义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往往走向重自然轻文化或重文化轻自然的极端（中文版序第1~2页）。休斯注意到两种倾向各有弊端，所以他倾向于两个层面的更好平衡，他在第一章中开篇即称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第1页）。这一观点与李根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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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的表述颇有相通之处，在本书以及作者的其他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休斯对环境史定义的探索是很精辟的，但并不意味着定义问题的彻底解决。诸如环境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内涵与外延又如何等问题，休斯其实也没有得出非常明晰的结论，这些都还需要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2）研究主题应该多样化
休斯认为，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可以宽泛地分为三大板块，即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及环境的反作用、人类的环境思想与观念。每一板块都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如第一板块中可分划出为气候史、疾病史、灾荒史等，而第二方面又可区分为城市史、农业史、技术史、森林史等（第3~6页）。这样，环境史使得历史学的触角伸向更多的领域，并向自然大幅度迈进。随着自然维度的加入，历史学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旧有的研究领域也获得了新的审视角度与叙述方式。
（3）研究的方法应该灵活多变
环境史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与传统史学相比，最为显著的还是自然科学学理与方法的大量引入与应用，其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生态学（第6~14页）。
区域环境史与全球环境史兼重。区域环境史研究得力于各区域丰富的环境史文献记载，已经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全球环境史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历史上很多环境事件越出区域范围而具有全球意义，使得全球环境史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样区域与全球相呼应，微观与宏观互相促进，将推动环境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传统史学所要求的素质与能力也是环境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环境史在学理的透彻把握、材料的广泛搜集和资源的充分利用等方面都需要从传统史学中汲取营养（第133~142页），过分的标新立异和割裂传统是不利于环境史发展的。
（4）研究环境史，应该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是环境史学者必备的素质，我们要时时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第六章中，作者对环境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过分专业化、鼓吹的过与不及、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在主义、衰败论叙述等问题都对环境史发展有不利影响并指出了应对方案（第112~118页）。正如澳洲学者多佛斯所指出的那样，“参与环境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学者，必须要谦虚与容忍”，[3]同样地环境史学者与传统史学者之间也应该更多地互相包容互相体谅。只有学者们拥有了博大的胸襟与恢宏的气度，环境史才能真正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
（三）反思：中国环境史的发展方向
《什么是环境史》对环境史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于中国学者了解相关学术理论和国际学术动态大有帮助。但无庸讳言的是，该书用一本小册子阐述全球环境史研究状况，粗疏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具体到中国环境史研究，该书的理论贡献就是很有限的，而文献梳理更是明显不足。通读全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中国环境史的介绍太少。介绍环境史渊源的第二章中仅提及了中国古代的孟子（第21~22页），而中世纪以后的论述中则无一处涉及中国。再以介绍区域环境史的第四章为例，总共21页，而涉及东亚的部分不足一页，再扣除掉其中论述日本的一段，则专讲中国的部分只有半页，在作者划分的几大区域中是份量最轻的。而且在这一部分作者提到的中国学者仅包茂红、王利华和刘翠溶三人，而经典作品的作者则无一例外都是外籍学者。[4]另在第四章的引言中，作者这样介绍了环境史有出色表现的区域：“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古巴、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荷兰、新西兰、葡萄牙、俄国、南非、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等国，从事当地环境史研究的小群体正日益国际化。其他国家也有望加入这个行列”（第56页）。中国榜上无名，还在“有望加入”的行列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作者对中文不熟悉且对中国学界动态了解不够有关，这大大降低了该书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指导价值。不过，中国环境史研究本身的不足也是国外学界不予重视的原因之一，我们也应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早在几年前，包茂红就指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不足，他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基础薄弱；其二，缺少生态与环境科学的知识；其三，当代环境史的研究尚待加强；其四，与其它国家的学术交流亟需加强。[5]这些问题如今依然非常严重，还需要学者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针对《什么是环境史》所反映的情况，笔者谈几点自己对中国环境史建设的看法。
（1）尽快推出本土版的入门教材
西方学人对环境史所作的大量理论探索使我们受益良多，但中国环境史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对西方学理还需活学活用。国内环境史学者急需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尽快实现环境史学科理念与学术理论的本土化，以期建设独具特色的中国环境史。
当前国内环境史最基础的读物是两部会议论文集，即刘翠溶与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致：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和王利华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这两个集子中收录了不少精彩的文章，但论文集在学理的铺陈与学术背景的全面呈现方面无能为力，显然不是理想的入门教材。
近来，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环境史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学术渊源、理论架构、研究理路、研究方法和努力方向等方面的成果蔚为大观，但这些研究由多位学者分头进行，亟需做一全面的梳理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6]形成一部便于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翻阅的入门教材或掌要。
编著本土版的《什么是环境史》的时机已然成熟，希望这样的小册子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2）推出一批本土的经典著作
近年来，投入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相关论文层出不穷，也涌现了一批环境史方面的专著，有些含金量还颇高，[7]但毋庸讳言的是迄今尚无堪称经典的作品问世。相关作品大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之有研究主题的狭隘、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生态学理念的缺位等几个方面。专著大都集中于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环境变迁，研究的方法都大致是把环境问题区分为气候、水文、植被、动植物分布、灾害、地形土壤等方面的变迁，然后把相关材料填充到相应的部分中去，务求全面却往往有空泛之感，也未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特色和学术理念，更多的是借环境史之新瓶装历史地理之旧酒。王利华曾指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8]如何更好地贯彻生态学的理念也还需要学者们做更多的思考与实践。
我们的环境史学者还需进一步开阔视野并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与手段，早日推出经典作品，我们的学术界需要本土版的《大象的隐退》和《尘暴》。王建革最近推出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在突破旧藩篱开创新天地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的运用非常出色，令人耳目一新。该书虽还有不少缺陷，但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功不可没。[9]
（3）加大学术交流的力度
在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既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近年来，我们对国外学术的引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把国内环境史学术成果向外介绍的工作似乎略有逊色。如何突破语言障碍，把我们的声音更多地传向世界，角逐世界环境史舞台上的话语权，也是当今中国环境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2009年8月，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隆重举行，刘翠溶、张长义、曾华璧、侯甬坚、梅雪芹、包茂红、高国荣、王利华等14位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大会并作了学术报告，他们在会上颇为活跃，展示了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最近研究成果。会后学者们筹备建立了东亚环境史协会，并成立了专门的网站，搭建起了中国环境史学界与世界各地学者交流的平台。
中国史学者与世界史学者应该在已有的合作平台上深入合作，为中国环境史真正走向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
（4）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
我们应加大学科之间特别是历史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做跨学科研究，招收具有理科背景且有从事历史研究兴趣的研究生进行培养，调整环境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环境史专业从09年起开始单独招收研究生，学生入学后必须到生命科学学院选修若干主干课程，接受相关的专业训练，相信这一举措对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大有裨益。这样的做法颇值得各相关科研机构借鉴。
总之，《什么是环境史》是一部涵盖全球视野的环境史入门教材，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学术发展历程和前沿成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对中国环境史的勾勒笼统而模糊，无法充分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从而将尽早推出本土教材的任务摆在了中国学者的面前。优点也好，缺点也罢，在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该书无疑还会为我们深入探索提供丰富的营养与无尽的动力，它也必将成为中国环境史大厦至关重要的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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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情况可参看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2] 侯文蕙、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等世界史学者都有大量译著和评述，不一一列举。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者的文章有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3] 见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4] 作者提及的有伊懋可的《大象的退隐：中国环境史》，夏竹丽的《战天斗地》，马立博的《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段义孚的《中国》，莱斯特·比尔斯基的《中国古代的生态危机与应对》，克里斯·科格金的《老虎与穿山甲》。详见《什么是环境史》，第67~68页；英文原著详情参见第86~87页。
[5] Bao Maohong,“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Environment and History,10（2004）,pp.475-499.另参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
[6] 学理探究方面可参看侯文蕙、刘翠溶、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景爱、李根蟠、王利华、朱士光等人的若干文章，不一一列举。近年来涌现出的综述则有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7] 就笔者所见到的有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8年等。有关区域与断代研究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王玉德、张全明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则是大尺度长时段的相关研究。
[8]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9]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4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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