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与八卦教——义和团源流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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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义和团与八卦教——义和团源流试探

戚其章
义和团的源流问题，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前人对此已有不少论述。但由于这种组织源杂流长，头绪繁乱，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组织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而且名称多变，因此迄今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拟就义和团与八卦教的关系问题作一些探索。
一、八卦教发展概述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或义和门。这种组织的出现和演变，同八卦教有关。
八卦教是清初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始的。此教原称收元教，分八卦招收教徒(《国朝耆献类征。》)，后来改称八卦教。“八卦教本分为八大团，每团以一卦为标帜”(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门”(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创教人刘佐臣为教主，职位世袭，其子刘儒汉、孙刘省过、曾孙刘洪皆袭此职。每卦各有卦主，如离卦的开山卦主是河南商邱人郜生文，震卦的开山卦主是山东菏泽人王中，坎卦的开山卦主是山东宁阳人孔万林。卦主开始也是世袭，后来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卦主后嗣中断，只能奉他姓为卦主，甚至教主传至数代后嗣也中断了。八卦教失去了领导核心，各卦便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弄清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各卦盛衰不定的现象是有帮助的。
八卦教各卦组织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各卦发展的情况很不相同。早在雍正年间，八卦教的活动便引起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雍正六年（1728）的一道上谕中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清世宗圣训》，第36卷。)。“卦子匪类”，即指八卦教徒，其时已分布数省。八卦教中最先发展迅速的是震、坎、离三卦。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卦教的震、坎、离三卦组织被破获，其卦主王中、孔万林、郜生文三人被清政府杀害。
震、坎、离三卦组织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部分教徒仍在坚持活动。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一道上谕中说：“马牧集李法向习离卦教，能使拳棒。”(《清高宗实录》，第1623卷。)还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一道上谕中说：“陕西渭南县地方，收获刘照魁一犯，讯系八卦教，曾至喀什噶尔代震卦掌教王子重传送家信，得受封号，并代王子重口许同教发遣之屈进河等六犯封号。”(艾声：《拳匪纪略》。)刘照魁虽未明指为何卦，但从他为震卦卦主传送家信等情况看，可肯定为震卦教徒。这说明八卦教徒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始终没有屈服。
由于教徒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八卦教组织到嘉庆年间有了更大的发展。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即八卦教）(《林清供词》：“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起义，便把八卦教的反清斗争推向一个高潮。起义前，林清取代孔姓而被推为坎卦卦主，李文成取代王姓而被推为震卦卦主。离卦卦主冯克善是李文成的助手。兑卦卦主刘国明也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此外，参与这次起义的还有：乾卦卦主华某、坤卦卦主魏正中和艮卦卦主王道□(《那彦成奏疏》。)。八卦中，除巽卦外，有七卦参加了这次起义。
此后，离卦仍在继续隐蔽地传播，其组织不断发展。据《那彦成奏疏》：“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郜老爷门下。”又从嘉庆十六年（1811—1815），直隶总督那彦成先后破获的“钜鹿县民孙维俭等以好话教惑众敛钱”、“交河县传习一柱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违背十王经卷”、“沧州吴久治、路老等传习佛门教”、“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束鹿县马杨氏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组经”等案来看，离卦已经扩散为许多分支。“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到咸丰十一年（1861），在直隶、山东交界的邱县、莘县一带便爆发了离卦所领导的起义。
在清政府的镇压下，离卦组织被破坏，影响逐渐减小。于是，八卦教的斗争又转入低潮，离卦也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它的个别支派还偶而出现过。例如，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由离卦的支派金丹八封教领导。甲午战争后山东各地的大刀会也有一部分是属于离卦的。此后，八卦教诸门逐渐合流，终于汇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二、义和拳（门）——离卦的一个支派
义和拳虽然与八卦教有关，但并不等于八卦教。它导源于八卦教的离卦，是离卦的一个支派。
“义和拳”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1778），“按察使于易简等前赴冠县严拿义和拳邪教杨姓一案，拿获杨四海。据供，伊父在日会拳，借此防夜。”“杨四海之父既经会拳，其人必非安分之徒，曾经招人学习，以致有义和拳名色，亦未可知。”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村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四十六年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俱藏有绳鞭等语。”“既据喊控李存仁等有演习拳脚之事，自应彻底查办。”据此，我们可以弄清以下三点：第一，既然杨四海之父“在日会拳”，那末义和拳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乾隆初年。再结合前引雍正六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的上谕来看，则又可推知义和拳的出现不会晚于雍正，当在康熙年间。第二，最初的义和拳只是“演习拳脚”，有“借此防夜”等保全身家的用途。可见它既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又带有习武结社的性质。第三，义和拳很早就流行于山东西部和直隶南部，所以义和团运动最先在山东一带爆发绝不是偶然的。
到嘉庆年间，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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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门”这个名称。在清政府的档案中，开始有了“离卦教义和门”(《那彦成奏疏》。)或“义和门离卦教”的提法。一方面指明义和门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另方面又表示义和门有了与义和拳不同的活动内容。所以，从义和拳到义和门，标志着义和拳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末，义和拳和义和门的区别在哪里呢？本来，义和拳的活动只是演习拳脚，俗称为“武场”。而它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白莲教的一些支派的影响，又吸收了其宗教性的活动内容，这就是俗称的“文场”。在《那彦成奏疏》中，曾提到“青县季八、叶明福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和“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将“义和门教”与“义和门拳棒”对举，当不是毫无意义的变换用词。很显然，“义和门教”所指是义和门的“文场”，“义和门拳棒”所指则是义和门的“武场”。
文献中所提到的“好话教”，从其活动内容看应该是“文场”。例如，嘉庆初年的一份档案中记载：青县尤荣“跟随本县吴家马头人吴承发即吴老三学习坐功运气，并如意、离卦教义和门，唱说好话”(《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309卷。)。所谓“如意”，指如意门，也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因念诵《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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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经》而得名。所谓“唱说好话”，即演习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关于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在《季八供词》中有很清楚的叙述：“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住了一日一夜。他家供着一张纸画的佛像，也记不真是什么佛，领我烧了香，磕了头，教我学‘好’，说是义和门。”(《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308卷。)可见，好话教是离卦义和门的一个“文场”组织。
好话教，又名大乘教。《那彦成奏疏》称：“好话教，即离卦教；改名大乘教。”但是，它与大乘教清茶门却是有区别的。大乘教清茶门是明代万历年间滦州石佛口人王森创始的。其子王好贤和徐鸿儒曾于天启年间发动起义，建元大乘兴胜。入清以后，滦州石佛口王姓有两支徙往外地：一支住卢龙县安家楼庄；一支住河南滑县。三支王姓继续在各地传教。到嘉庆年间，大乘教清茶门便和八卦教融合，成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据一份档案记载：“东省向有义和拳名目……据吕福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拜从已正法之郭为贞为师，烧香供茶〔习〕教，伊持诵咒语，称为离卦门教，并传授义和拳。”(《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1747卷。)从其“烧香供茶”的宗教活动看，显然是大乘教清茶门。好话教单纯搞宗教活动，不演习拳脚，无法保全身家，便失去了自卫的作用。大乘教清茶门的活动，既有“烧香供茶”、“持诵咒语”的宗教活动，又“传授义和拳”，这就成为“文场”“武场”兼备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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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门组织了。
有人认为义和拳和梅花拳完全是一回事，这是不妥当的。因为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据现有的材料，梅花拳最早在康熙年间出现，创始人可能是河南滑县人杨丙。嘉庆十八年（1813），那彦成《拿获唐胡子由》奏折所附的《唐恒乐供单》中说：“据唐胡子即唐恒乐供：滑县朱兆村人，年六十二岁，卖药生理，并不习教。平日会打梅花拳，是同村人齐大壮徒弟。齐大壮说过，康熙年间有滑县人杨丙，是武探花，做过京营都司，会打这拳。他是向杨丙学习。齐大壮已于乾隆五十一年间病故。冯克善是我徒弟，也会拳棒。”这份供单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梅花拳单纯是一种拳术，与八卦教毫无关系，因为“平日会打梅花拳”的唐恒乐“并不习教”。可见，是不能把梅花拳跟义和拳混为一谈的。
只有唐恒乐的徒弟冯克善，倒是和八卦教有关系的。《冯克善供词》：“掌离卦的郜二，山东东昌府城内人，系现已病故王光之师，王光系王祥之师，王祥即我之师。”据此，冯克善是八卦教离卦的教徒。但是，作为离卦教徒的冯克善却要向教外人士去学梅花拳，这也说明梅花拳和义和拳不是同源的。
直到道光年间，梅花拳和义和拳还没有什么关系。道光十八年（1838），直隶总督琦善在一份奏折中说：“董讽于道光元年间，因知昔存今没之王成供奉二郎神，能打梅花拳，冀可防身，遂往拜师演习拳棒。”(《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2585卷。)王成供奉二郎神，是白阳教徒，而白阳教是八卦教离卦中不同于义和门的一个支派。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打梅花拳，冀可防身”，是一种拳术，只有师承关系，而并无习武结社的性质；（二）白阳教徒能打梅花拳，并不能说明“义和门拳捧”即梅花拳，因为白阳教和义和门是离卦的两个不同的支派。再结合稍早一些时候的一则材料看：“据董二郎董文明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同弟董四儿在尹家庄拜从翟道士为师，学习拳棒，名为梅花拳，翟道士并教令习念黄经。”(《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第1747卷。)连有的道士和道教徒也会打梅花拳，更进一步说明梅花拳只是人人皆可学习的一种拳术，与义和拳作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是完全不同的。
梅花拳开始同义和拳发生关系，是光绪二十年以后的事。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多次提到过这种关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巡抚张汝梅在一份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又，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桥县令劳乃宣在一份禀呈中也说：“访闻运河以北，人多习拳，新立义民会，旧名义和团，改名梅花拳，实为保全身家起见，原无不法情事。”(劳乃宣：《拳案杂存》。)按照这两条材料来看，义和拳和梅花拳似乎成了如下的互相更替关系：义和拳——梅花拳——义和拳（团）。有人便是根据这种关系来推断梅花拳即义和拳的。其实，这是大成问题的。义和拳（团）包括各种成分，是由许多流派汇集而成的，如其中即有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如果说义和拳是由梅花拳改称的话，那岂不是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也可以叫梅花拳了吗？显然，这是难以成立的。既然梅花拳不能包括大刀会、神拳、红拳、祥拳等，那也就不能说义和团是单由梅花拳改称的了。事实上，梅花拳只不过是汇合成义和团运动的一股支流罢了。梅花拳并不属于离卦，而且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事。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直到光绪二十年以前，义和拳（门）一直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支派。
三、义和拳（团）——八卦教诸门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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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义和拳本是离封的一个支派，但到光绪二十年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变了。此时，离卦教徒虽然仍在继续活动，但其组织没有多大发展。从文献中能确切查明为离卦的并不多，影响也不太大。如直隶、山东交界的故城一带以和尚大贵为首的离卦组织，其活动规模既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据调查材料，大刀会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离卦的，但也没有起重要的影响。只是到兑、坎、乾等卦组织与离卦合流后，才汇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洪流。
最先重新举起义和拳旗帜的是赵三多。赵三多，字祝盛，众称“赵老祝”（音讹成“赵老朱”或“赵洛珠”），直隶威县沙柳寨人，系八卦教徒。据记载，赵三多所打的旗帜为黑色(《汇报》第308号：“黑旗白边，此旗为威县赵老朱（祝）所用。”)，属于兑卦。他是远近闻名的梅花拳教师，在直隶、山东交界的几个县教徒弟两千余人，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赵三多一方面联络梅花拳徒众，一方面与山东冠县梨园屯习练红拳的“十八魁”联合，积极准备起义。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896年4月2日），在梨园屯举行了“亮拳”大会，摆会三天，到会的拳众达三千人。但是，梅花拳从无结社的传统，没有严密的组织，赵三多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便接受别人的建议，将梅花拳的名称改为义和拳。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1898年10月24日）夜，赵三多便在冠县蒋家庄的马场聚众竖旗，举行了著名的蒋家庄起义。
蒋家庄起义是义和团运动的首次起义，影响极为深远。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便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次起义第一次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8页。)，明确了斗争的主要目标和打击对象。这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此，义和拳的斗争便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劳乃宣说：“义和拳之扰，始于二十四年冠县仇教之案。”(《庚子奉禁义和拳汇编》跋。)我们暂且撇开劳乃宣对义和团的敌视立场不论，仅就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时间这一点来说，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由于以赵三多为首的兑卦组织竖起义和拳的旗帜，使其他各卦组织受到鼓舞，也纷纷起来响应，改称义和拳。于是，原先只作为离封的一个支派的义和拳，便逐渐成为各卦的合称了。继赵三多之后，竖起义和拳旗帜的是朱红灯为首的神拳组织。朱红灯，本名朱占鳌，茌平人，原籍泗水(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红灯是绰号，原名朱学鳌，本县（茌平）富户。”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朱红灯，或曰茌平人，或曰长清之李家庄人。”朱红灯的籍贯当为茌平，其舅刘亭水住长清县大李庄，朱红灯以治病为业，一度住其舅家，故讹传为长清人。又，《拳匪朱红灯滋事卷•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济南府禀》称，朱红灯“籍贯泗水”，应指其原籍而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长清县学了神拳，并被推为首领。不久，他带领拳众转移到茌平，设厂练拳。“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遍及村庄，纷纷设厂。”(《茌平县志》。)茌平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之广多至八百余所。”(李秋：《拳祸记》，上册，第5页。)朱红灯的神拳组织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高唐、恩县、平原一带。据调查，神拳属于坎卦，是坎门的一个分支。“坎门者，色尚红。”(《拳事杂记》。)记载说：“朱红灯戴大红风帽，着红裤。头目各执两红旗，枪刀之属，以红布为饰。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这与调查材料是一致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为坎卦的一个分支的神拳组织，便改称义和拳了。恩县美国传教士博恒理在1899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中说：“所谓义和团，即拳或玩拳者，其组织初称神拳。”(《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7-118页。)博恒理虽然不了解义和拳的来源复杂，但他指出神拳改称义和拳这一点还是对的。神拳何时改称为义和拳呢？据《综述义和团闹教纪实》：“光绪己亥夏四月，长清匪首朱红灯招众于恩、平二县，立会名义和拳。”(《汇报》，第146号。)可知神拳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5月）里的事。
朱红灯不仅将神拳组织改称义和拳，还接过了赵三多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只将其“扶”字改为“兴”字，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在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七（1899年10月11日）的杠子李庄之战中，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队伍便在旗帜上“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汇报》，第146号。)接着，莘县一带的义和拳组织提出了“保清灭洋”的口号(《汇报》，第142号。)，景州一带的义和拳组织也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汇报》，第140-145号。)。
与此同时，有些大刀会组织也改称义和拳了。清平县大刀会可能改名较早。。记载说：“己亥春，山东清平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李秋：《拳祸记》，上册，第5页。)当时，山东大刀会组织改称义和拳的还不太多。所以，有的记载说：“今年五六月间，山东各处开立匪场，或名义和拳，或名大刀会，或名铁布衫，或名金钟罩，或名红灯照。”(《万国公报》，第132卷。)还是将义和拳与大刀会等名称并列。但不久之后，各地大刀会基本上都改称义和拳了。有一条材料说：“各路拳匪聚，增至四、五万人，闻大半系山东大刀会变相。”(《汇报》，第187号。)在各地大刀会改称义和拳后，有的竖“兴清灭洋”的旗帜(据鱼台县大刀会调查材料。)，有的则竖“扶清灭洋”的旗帜(《汇报》，第140-145号。)。
大刀会有长久的历史，传播很广。毓贤说：“查大刀会名目，由来已久，俗传能避枪炮，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习者颇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页。)由于大刀会组织林立，分布范围非常广阔，因此改称义和拳后，便扩大了义和拳的影响，并增强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性。大刀会分离卦和坎卦二门，而主要是坎卦。群众中流传着“大刀会，红为贵，红巾红旗红兜兜”的口碑，与坎卦“色尚红”是不无关系的。
赵三多领导的蒋家庄起义，不仅促使山东各地属于兑卦、坎卦、离卦等各派组织都统一在义和拳的名称之下，而且还把义和团运动推进到直隶全省。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带领部分骨干沿运河北上，到达晋州、正定、沧州一带，在那里设厂授徒。不久，属于兑卦的义和拳组织便在这一带发展起来。有材料说：“有所谓兑门者，居沧州、南皮二处。”(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这就是赵三多北上的一个成果。兑门“衣尚黑”(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故被称“黑团”。“黑团”在义和团中是最受尊重的，袁昶说：“黑团，则红〔团〕、黄〔团〕均恭维之，逢人辄曰：‘此最厉害！’”(《乱中日记残稿》)为什么最受尊敬呢？因为他们的战斗力最强。曾经在沧州围攻清朝提督梅东益军的就是这支义和团(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记载说：有“黑义和团，当联军赴保定时，互相奋勇，向半途迎击。”(《拳乱纪闻》)这说明八国联军从北京进攻保定时，只有这支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还要归功于赵三多召集的大佛寺会议。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八日（1899年5月17日），赵三多利用正定府大佛寺庙会的时机，召集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的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大佛寺会议。会上，赵三多采纳了一位河间拳师的意见，决定联络静海、青县一带的“铁布衫”。《大刀会起止论》说：大刀会“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光绪22年8月初5日《山东时报》)。由此可知，铁布衫与大刀会是一回事，是坎卦的支派。由于赵三多派人联络，天津南部一带的铁布衫也就改称为义和拳。在此会议之前，赵三多还曾派朱九斌、刘化龙二首领到北京、保定之间的固安、良乡一带活动。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派他二人继续到京南一带联络当地属于乾卦的秘密组织。于是，那里各种名目的乾卦组织也就改称义和拳了。
列举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赵三多领导的蒋家庄起义以后，义和拳不再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支派的独称，而逐渐演变为八卦教诸门的合称了。
总之，从八卦教离门的一个分支到八卦教诸门的合流，这便是义和团组织发展的历史。至于义和团发展过程中不同阶级的性质变化，则是需要另作探讨的问题。
资料来源：《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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