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以夏明方先生及其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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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以夏明方先生及其研究为例

摘要：我国关于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的再起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是灾荒史研究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其中以李文海先生、夏明方先生等为领军人物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近代中国灾荒的论文和论著。其中夏明方先生是近代中国灾荒研究的著名学者，在灾荒的缘起、发展、影响及官民应对等方面有着独到精辟的观点和全面客观的阐述。对于当代国内学界对于灾荒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引导作用。
关键词：夏明方先生；灾荒史；近代中国
1.再研究起步前的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
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趋于兴盛，一时有显学之势。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较大影响力的论著。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趋于衰落，即使到了建国后研究者和论著也是屈指可数，且几乎以自然科学角度切入，缺乏社科知识的视野和关怀。另在数次运动的冲击下，社科领域的研究基本停滞，灾荒史研究也不例外。远远落后于早期的灾荒史初步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研究的程度。夏明方先生论述道：“远在19世纪晚期,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曾经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的灾害频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各个不同专业的许多学者,开创性地运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地貌变迁,以及环境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民族心理的影响,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灾害学理论和灾害史研究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竺可桢和邓拓,此外还有潘光旦先生。” [1]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才逐步有了好转，研究者迎来了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先生教授组织领导了国内近代灾荒史研究，在他领导下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在其领导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夏明方先生即是具有典型性的一位。
2013年历史学院在李文海先生教授的关怀和夏明方先生教授的领导下又成立了“灾荒史研究中心”，李文海先生教授在2013年6月去世后，夏明方先生继承导师的衣钵成为国内近代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依托人大和国内外优秀资源，独立和合作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引导了国内学界对于近代灾荒研究的道路，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
2. 拓荒者李文海先生对夏明方先生的影响及近代灾荒史再研究的缘起
夏明方先生对灾荒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与灾荒史再研究领域开拓者兼博士导师的李文海先生休戚相关。李文海先生对于夏的影响之大，在李文海先生去世后夏明方先生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可见一斑：“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近水楼台的弟子，我自己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也希望成为这一精神的践行者。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幸成为第一批全国百篇优秀论文，是与李先生等前辈学者多年来的资料整理工作分不开的。” [2]
他在《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自述道：“虽然生活在毗邻江南的鱼米之乡，却也有过饥饿和灾害的体验。故此当我于 1989 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之后，便与灾荒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3]夏明方先生的硕士导师宫明先生即是李文海先生组织成立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并为夏明方先生量身定做开设了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相关课程，使得青年夏明方先生敲开灾荒史研究之门。夏明方先生回忆道：“1994 年，我通过人民大学的入学考试，正式跟从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在找我谈话时尤为关注灾荒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希望通过博士生的培养建立一支主要从事灾荒史研究的队伍。我唐突地插了一句‘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灾荒史学派’，他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什么东西只要一摊上“派”字，就免不了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免不了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关键在于自己的研究能否得到学界的承认，能否促进学术的发展。实际上在他招收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中，尽管大部分都从事灾荒史研究，但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题。” [4] 李文海先生对于灾荒史研究的严谨精神深刻影响了青年时期的夏明方先生，对此夏明方先生回忆道：“记得在 1990 年代初期协助李老师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丁戊奇荒”这一章时，李老师嘱我一定要将《申报》上刊载的《山西饥民单》——一份由传教士从山西省灾情最重的地区发来的调查报告——原原本本抄上去，说这样更能反映灾情之惨烈，更能揭示灾民之苦难，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我嫌其太长，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结果李老师大发雷霆，当着好几位老师、师兄的面把我批评了一顿，还拍了桌子。”[5]
传统灾荒史多倾向于自然科学视角下的研究，围绕灾荒缘起、分类、发展情形、影响后果等方面，但夏明方先生在初步学习灾荒史知识后意识到：“这些内容，当然是灾荒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更应该以此为基础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地位与作用。”夏明方先生很重视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观或者生态史观，其“《生态史观发凡———从沟口雄三 〈中国的冲击〉看史学的生态化》一文，针对近代科学史观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真相问题截然相反的认识，以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 ‘建构的事实’为基础，将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视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认知生态系统，视为人类生态系统信息代谢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继而结合沟口的研究理念及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内在紧张，将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总结的生态学法则与历史认知活动联系起来，并从过程哲学入手对其进行修正，明确提出 “史学生态化”的主张。”[6]追求人与自然互动为中心议题的历史学研究，打破固有史学研究与自然生态疆界，在生态史研究领域中的灾荒史研究中，夏明方先生称之为“灾荒史观”，视之为“恰恰是对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观的反思和修正。” [7]并将其归功于博士导师李文海先生“这是先生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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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出来的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 [8] “史学危机”的说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屡被提及，正如李文海先生指出当代史学研究：“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史学危机”原因之一在于简单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以此研究历史学。形成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史学研究局面。使得历史学研究很快出现困顿、踌躇局面。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9] 夏明方先生认为李文海先生即摆脱了传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弊病，科学客观的对待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之于史学研究中，重视下层史、社会史等研究。批判传统研究中出现的“只注意被压迫阶级一方，或者是革命的，进步的一方，不大去注意研究统治阶级或反动的一方。”认为这样引起的结果便是“势必把许多重要的题材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最被忽视的，则要算是社会生活这个领域。”正是在李文海先生的思想影响下，夏明方先生的研究视角走在时代前列，投入对灾荒史的研究 。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走向兴盛。
3. 近代中国灾荒研究的主要成就
夏明方先生对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在继承了李文海先生的精神文化遗产后又有创新，身兼清史所副所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首届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使其较好的领导组织编纂了一系列灾荒史相关著作。
夏明方先生曾参与撰写《灾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主编（合作）《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专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此外，在《近代史研究》、《中国乡村研究》、《清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等。以上论著皆在灾荒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开辟了灾荒史学新路径，例如：《中国荒政书集成》。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出版的大型文献资料，是当今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荒政资料汇编。“是当前清史纂修工程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中的一件盛事。这套大型史料专书不仅为新清史的修纂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依据,而且和编委会组织出版的各种‘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等史料专书一起,开发、抢救和保存了历史上丰富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世,功在久远。从这个角度上讲,编委会对各种史料丛刊的策划和出版,其意义不低于新修清史。” [10]
3.1关于灾因
灾害的原因研究上，夏明方先生曾在访谈中指出：“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之前的灾荒史、救荒史研究，更突出的是灾荒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忽略了自然力量所起的作用，也就是更强调‘人祸’，而忽略了‘天灾’。”[11]因此他总结灾荒之因有二，一是自然力量的变化（承灾体）；二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承灾体）。“自然力量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导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或演替过程)))这种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突出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或加剧的, 愈趋晚近,这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作用也就愈大。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因素作用于人类社会时分合交错的产物,体现了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紧密结合。自然灾害固然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但社会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所在。” [12]
3.2 关于灾荒实际发生情形
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夏明方先生深入细致的分析了历史上一些较大自然灾害的发展面貌。
首先夏明方先生在《饿殍一千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一文中具体描述了 1928 年至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遍及晋冀豫等八省的西北-华北大饥荒事件，夏明方先生对于细节的敏锐性使得史实的描述却震人心魄，他详述道：“小米的官价达每石30 元。在粮荒的冲击下, 百物价格直线下跌。灾民被逼出卖一切可以换取口粮的家产。市集上的毛驴 7 元买 3 匹, 只相当于 2斗多小米的价钱。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小农家庭纷纷崩溃了。十六七岁的闺女, 自嫁本身, 不取财宝, 依然无人收容; 男女儿童被抛弃的比比皆是。帮会、人贩子活动异常活跃, 妇女儿童被贩出潼关的不计其数。令人惊奇的是, 国民党地方当局竟和人贩子们互相勾结, 抽人头税。” [13]
其次在《是岁江南旱— 一九三四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灾》 通过论述国民政府在1934年京畿在地——江南的旱灾应对措施，反映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救灾无力，“7 月 17 日行政院在讨论江、浙、皖旱灾救济问题时, 虽然也决定拨出 100 万元的防旱经费, 但除去 80%的种子费和20%的办公费外, 用于救济灾民的钱一分也没有了。在汹涌澎湃的洪水面前国民政府以其为‘天然灾祲’而哀叹抗洪无术; 在广袤的旱灾发生后, 国民政府又以其表面上的无关痛痒而掉以轻心。这就是 30 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政府。”[14]北洋政府也不例外，在1915年珠江大水灾中束手无策，腐败显露无疑，虽做出一些措施“7 月 14日、17 日，一心‘黄袍加身’的袁世凯接连颁发赈灾令，共拨款20 万元汇交广东，袁本人也捐出 2 万元作为各县急赈之用。”但却无济于事，“对于广大的灾民来说，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各处施赈点无不 ‘粥饭欠缺’，众多灾民面临绝食的威胁。‘粮食告罄，故特请速运馒头饼食各种干粮，以济燃眉’之类的求救书，屡屡见之报端。数百万的灾民依然在灾难中呻吟、煎熬着，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最后夏明方先生在“丁戊奇荒”的研究功力颇深，对传统重人祸轻天灾的研究大胆突破，他指出：“近来以来国内封建主义日益腐败的政治制度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国外资本主义日趋加深的经济侵略,是形成这次大祲奇荒的根本原因。不过,强调这场灾难的两条灾祸之根,强调它发生的社会必然性,丝豪也没有低估、更没有排除源于自然界的异常破坏力量。实际上,饱经蹂埔、摧残而衰败不已、严重失调的北方社会经济结构,正是在来势凶猛的特大旱灾袭击之下彻底崩毁的,其中所潜伏着的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也因此爆发,化为一场椎心泣血的人间悲剧,化为后世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天灾造成了人祸,人祸加剧了天灾,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之中,确是一条铁的规律,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蕴而已。”[15]
3.3关于灾荒应对
在灾荒应对方面，夏明方先生指出中国古已有系统措施，并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国内不少学者更把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视为解决当前全球环境危机的秘钥。”
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继承了传统的官赠体系，却因腐败无能和连年兵燹而无济于事，夏明方先生指出：“真正对饥荒和灾民置之不理的应是热衷于互相厮杀混战的北洋军阀。继之而起的国民政府在初步统一中国之后，曾试图重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救荒体系，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但是其主要的治国方针主要还是针对政治异己和中共武装。”[16]
而对政府的无能为力相比较，中共的“太行模式”却引人注目，“在同样遭受旱灾袭击，又遭受日军和国军双重封锁的中共边区，特别是晋冀鲁豫边区，在主持工作的邓小平的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救灾渡荒运动，全边区的党、政、军、民各阶层一致动员起来，合力抗灾，形成与国统区截然相反的政治景观：其一是将政府的救济、社会的互助与人民的自救完全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救灾运动成为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真正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不仅密切了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增强了边区各地区、各阶层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也树立了军民共命运的光辉范例；其二是将社会的救济和灾民的生产比较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真正民众性的互助合作形式组织起来，充分调动广大灾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扶持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从而为抗拒天灾并最终战胜天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条群众性的生产自救的新途径。” [17]并奠定了建国后减灾制度的基础。
在传统官赠基础上，民赠与教赠是新的向度。民赠方面，夏明方先生指出是以传统乡绅为核心组织的民众捐赠，他论述道：“在具体的救灾过程中，这些绅、商为取信于民，开始采用征信录的形式，将捐款人员的姓名，各自捐款数额及用途，办赈绅士的衔名及负责事项，等等，昭示于众，以便官民监督。这样的赈济形式，当时人称之为‘民赈’、‘乡赈’或‘土赈’，也有叫作‘义赈’的。它和朝廷“恩赈”、州县的“官赈”相互补充，构成一种颇具特色的官与绅共同参与的赈济体系。” [18]与此同时，夏明方先生进一步指出“民赠”的本质和弊端，带有迷信和地方主义色彩，“它往往不是建立在志愿或互助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强迫性质；其劝捐募捐的主要动机已不完全是弘扬儒家道德，而是因果报应，而且往往和官府的奖励密切关联；其募捐和救济的对象也越来越严格地限定在本地范围之内，即所谓‘以本图之捐，赈本图之饥民’，也就是以当地人救济当地人。此外，这种救灾形式主要出现在江南地区，华北等地殊为少见。” [19] 教赠方面是近代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形成的新赠济体系，如“丁戊奇荒”时李提摩太等人在鲁晋等地的救灾，夏明方先生指出：“在山东一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首先行动起来，动员在中国和英国本土的力量募集资金，然后进入灾区实施赈济。”而此时，传统民赠的核心乡绅不自觉地与教赠联合起来，“身在江南的中国慈善家对此十分警惕，他们担心这些传教士‘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收拾人心之术’，以致‘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于是起而与传教士对抗，并且提出一个口号，叫‘跟
踪济赈‘——传教士到哪里救灾，我们中国人也到哪里救灾，而且我们一定要比他们做得好，要把中国人的人心拉回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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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了古代中国以来的应对灾荒成就后，夏明方先生同时指出：“如同中国未能最先迈进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发达的救灾环保(环境保护)理论亦未能使前近代中国像欧美国家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摆脱重大饥荒和瘟疫的威胁,在向现代化的减灾理论及实践的转变过程中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时期。”那么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国应对灾荒措施机制呢，夏明方先生建议道：“对中西救灾、环保的理念、制度、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比较,总结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历史经验,探索中国近代救灾事业现代化的历程,对于今天我国的减灾环保建设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由于灾害对社会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不可能像减灾防灾的技术工程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而往往是在已经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中归纳总结,故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整理和比较人类历史上的救灾经验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 [21]
3.4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弊与建议
首先夏明方先生认为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古已有之，“至迟从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中国之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述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数量之巨大、类型之丰富、序列之长、连续性之强,的确是世界环境史资料宝库中绝无仅有的。”但同时夏明方先生指出中国灾荒史研究虽历史悠久，但存在弊病，“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仅就国内学者而言, ——迄今也不曾像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夏明方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的出路在于人文化，刻不容缓，其指出：“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2]
其次在减灾防灾方面，第一，夏明方先生肯定了部分成果后指出存在弊端，他说道：“国内的减灾救灾史的研究,近年来的确成果累累,只是由于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减灾的技术或工程措施方面,而且大都未能超出邓拓《中国救荒史》的研究范围,对中国救荒思想和实践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也基本上仍付阙如,所以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完善。”[23]第二，夏明方先生主张政府主导模式不可或缺，政府应与救灾力量相互合作与监督，“政府主导的救灾模式, 恐怕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 尤其在面临特大灾难之时。但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那么救灾活动就会和其他领域一样, 极易于成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温床。长此以往, 不仅极大地抑制了民间救灾力量的培育和成长, 不利于充分动员社会的力量, 还会造成灾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 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防灾意识和抗灾能力, 形成恶性循环。所以,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政府救灾形式, 而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救灾形式, 如何更有效鼓励、扶植和培育独立自主的民间救灾力量。这样一方面可以相互合作, 大大减轻政府负担, 另一方面也可以互相竞争、监督, 共同促进中国减灾事业的发展。”[24]
再次夏明方先生主张国内在继承优秀传统同时应积极吸纳国外研究和实践的优秀经验：“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在充分汲取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从生态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这一新的角度,并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从经济变化、政治变迁和文化心理转换等各个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性质、特点、规律。”并主要做到四个方面：“首先是现代化起源的动力和条件问题” 、“其次是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三则是现代化过程中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变迁问题”、“第四是如何从生态变迁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心理、民众意识和现代化的关系。”
又次，在李文海先生、夏明方先生等人的披荆斩棘之下，灾荒史学再研究逐渐热门起来，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和相关论著，但夏明方先生仍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客观的学术视角，“灾荒史‘热’是热起来了，但不一定是学术界的主流。这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总体上给人一种热情有余而创新不足的印象，有很多跟风的东西，还有个别粗制滥造的作品出现。所以，在走向繁荣的后面，我们必须正视灾荒史研究领域出现的这些不规范、不健康的学术现象，否则必将制约灾荒史研究在未来的发展。另一个方面取决于人们对灾害问题的认识，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灾害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5]并建议国人不必随意跟风，浪费学术资源，“灾荒史的研究涉及到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同的地域又各有特点，有很多领域值得开拓，完全没有必要挤独木桥。” [26]
最后在灾荒史研究的理论建构上，夏明方先生特别重视“生态变迁、自然灾害潜在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夏明方先生指出：“将自然与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并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透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透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的转变轨迹,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创新工程。”[27]
4.文海精神——夏明方先生及其灾荒史研究的的困惑与再起步
在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中，夏明方先生教授硕果累累，但总是自谦理论创新做的不够，“我这些年来做灾荒史、环境史，总的来说，雷声大，雨点小。”[28]但这一切都与导师李文海先生有着重要关系。在学业、为事上指导着夏明方先生等后辈学者在灾荒史研究的路上继续前行。例如夏明方先生曾回忆道：“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编纂各类史料(包括与灾荒史研究无关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逐渐滋生烦躁之情。尤其是想到穷十年、数十年之功弄出来的大型文献集成，有时竟然连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都比不上的时候，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所以，《中国荒政书集成》付梓之后，尽管学界也给予较高的评价，我还是萌生了‘金盆洗手’之意，决意专门从事专题研究。” [29] 李文海先生却并没有退却之意，老骥伏枥，“依然雄心不已，决心将另一部规模更大、史料价值更可宝贵的灾荒史文献公诸于世，这就是收录原档多达 4 万余件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 [30] 夏明方先生在老先生影响下没有“金盆洗手”，更是投入了更为艰巨的工程中，李文海先生这一廉颇未老精神也深刻影响了历史学院师生，成为历史学院学人研究的精神。在今年夏明方先生等人准备于6月9日召开编纂《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的会议并邀请李先生作指导时，李文海先生却与世长辞。夏明方先生回忆道：“我征询课题组的同事要不要取消筹备会，但我得到的所有答案都是一个“否”字，悲痛之中又倍感振奋。我想，这应该是对李先生最大的纪念。”正是在这样文海精神的影响下，夏明方先生等学者才能在一度沦为末学的灾荒史学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力广泛深刻的巨著，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青年学者前仆后继在近代中国灾荒史学的再研究道路上。笔者认为这种文海精神不仅影响了夏明方先生等人大学者，更应是当代学人共同的精神遗产。

Re-study of modern China’s history of disasters -- a Case Study on Mr.Xia Mingfang and his research

Chen Xu-nan
（College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Beijing，China）
Abstract: Re-study on modern China ’s history of disasters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last century eighty's, the College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is the sponsor and the backbone of the famine history. With Mr.Li Wenhai, Mr.Xia Mingfang as the leading scholars published a series of papers and works of modern China Famine in which Mr.Xia Mingfang is a famous scholar of China Modern Famine, have unique incisive views and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exposition in the disasters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influence and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deal with etc.. For the contemporary domestic scholars to famine history research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role.
Key words: Mr.Xia Mingfang； history of disasters；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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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楠(1990- )，男，福建建瓯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灾荒史研究。

[1]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2]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3]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4]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5]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6]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7]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8]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马志尼与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12 卷，第 450 页。

[10] 程歗：《<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史料价值》，《博览群书》，2012年，第5期。

[11]阳敏：《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南风窗》，2006年，第19期。

[12]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13]夏明方：《饿殍一千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中国减灾》，2007年，第11期。

[14] 夏明方：《是岁江南旱— 一九三四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灾》，《中国减灾》，2008年，第1期。

[15] 夏明方：《也谈“丁戊奇荒”》，《

中国历史英雄的故事手抄报

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6] 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13版。

[17] 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13版。

[18] 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13版。

[19] 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13版。

[20] 夏明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式救灾”——明清以来中国救灾事业嬗变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15日，第013版。

[21]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22]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23]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24]阳敏：《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南风窗》，2006年第19期。

[25]李卫民：《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夏明方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

[26]李卫民：《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mdash

中国历史中的爱国事件故事

;夏明方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

[27]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28]李卫民：《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夏明方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

[29] 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30] 夏明方：《李文海:为哀鸿立命》，《中华读书报》，2013 年7月17 日，第 0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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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687.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学者-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以夏明方先生及其研究为例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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