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中法战争前后的台湾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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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法战争前后的台湾海防

一、 战前的台湾海防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事件平息后，受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提出移驻巡抚、添设郡县、开山“抚番”、招垦开禁、整顿营务、充实军备等一系列加强海防的措施。1875年12月丁日昌继任闽抚，充分认识台湾在我国海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认为“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主张“认真整顿，速筹备御之方”，提出购铁甲船、练水雷军、造炮台、练枪炮队、购机器、开铁路、建电线、开矿开垦等加强台防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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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简称《文丛288》，下同），第80—82页。）。1876年11月底丁日昌“力疾渡台”，巡视台湾南北防务。1877年5月，暂行接办台湾防务的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亦于6月渡台，视察台湾旗后、安平、恒春、卑南等地防务后奏称：“刻下海防静谧，台地事宜当以后山开垦为急务”（《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文丛231》，第7页。）。1878年7月，吴赞诚署福建巡抚后，又于9月再次渡台，抵达花莲港，亲赴加礼宛等处勘察、抚辑先住民，并巡视鸡笼、艋舺、竹堑、彰化、嘉义等地，“访求利弊”，于12月返省。吴赞诚对台防的措施，主要放在对后山的开发和“抚番”方面，对丁日昌策划的各项建设，均未能继续充实、完成，如弃置海滨的吴淞铁路铁轨，令其锈腐，煤矿开采亦不得力。这时台湾海峡稍为平静，清廷又恢复有事时由督抚轮赴台湾巡查的旧章，从闽抚每年“冬春驻台”的方案后退了，继任闽抚李明墀在任期间并未渡台巡查台湾防务，并于1879年6月调任湖南巡抚，清廷改任勒方奇为闽抚。
1879年日本先“阻梗琉球入贡”中国，继于4月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公开吞并琉球。同年，俄国以伊黎问题决定向中国沿海及东北要区施加压力，1880年派舰队驶抵日本长崎及海参威。当时盛传日俄将勾结，合而谋我，东南及台湾海防又趋紧张。3月准李鸿章奏请，清廷允先购铁甲船一只，“专归台湾调拨防守”（《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简称《德宗实录》，下同），第109卷，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后因英国不肯转售而中止。7月又下谕：“闻俄近与日本乘机联络，现在琉球事尚未定议，台湾一带着何璟、勒方奇先事豫防”（《德宗实录》，第114卷，光绪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时张之洞奏称：“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文丛210》，第35—35页。）。李鸿章亦奏称：台湾一岛“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指出“东洋有事，台湾实当要冲”。并密陈自改行督抚轮驻，两年“未闻有渡台之举”。认为闽省督抚何璟、勒方奇“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奏请将“足智多谋”的贵州巡抚岑毓英调闽“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文丛288》，第130—131页。）。由于台防又趋紧张，勒方奇遂于11月渡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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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81年1月上奏视察沪尾、基隆、安平、旗后各海口，饬令修建基隆炮台、布置营伍、“抚恤民番”等情形。密陈旗后“为台湾南路要区”，议开港“是乃自撤藩篱，情同诲盗”。巡查后山先住民后，建议抚驭“番社”，“莫若合民番而妥设团防”，使其“不至为敌所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文丛210》，第64—65页。）。勒方奇重点放在“豫防勾结内讧”上，对台防建设也未提出其他积极的措施。这时清廷又认为“台防紧要”，对治台人选亦重新考虑，旋准李鸿章所奏，于1881年5月调岑毓英为闽抚，令其“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务期有备无患”（《德宗实录》，第129卷，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同时诏令刘璈为台湾道，以加强台防。
岑毓英接奉谕旨后，即携带亲兵2000名赴任，并将黔铸开花铜炮8尊运台，以加强防卫力量。旋于9月初渡台巡查，刘璈亦于同月东渡，10月2日接任。岑到台经过实地勘察后，提出“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阵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并将所带2000名精兵全数调台，合并为四营，与刘璈所带楚勇一营及台地原有兵制，合计11000名，除留守澎湖暨各海口及前后山外，奏请拟分为三小军，分屯台南、台北及中路彰化，“以备缓急之需，无事则认真操练，有事则互相应援”（《岑襄勤公遗集》，奏稿，第17卷，第20—21页。）。并明定海上交通用轮船自五虎口径渡基隆，派琛航、永保两船轮流渡往基隆、沪尾，凡来往官兵及省台文报，均由轮船渡送，“以免迟误机宜”（《岑襄勤公遗集》，奏稿，第17卷，第23页。）。岑于10月25日回省，12月28日又再次渡台，1882年1月抵大甲溪一带勘察，认为台湾府城偏于一隅，不易顾及北路，建议台湾府、道移设彰化东大墩（今台中市），居中控制，预定作为将来的省会。并督修大甲溪河堤，以利交通。2月回台北府城后，又督同官绅布置修筑城垣，添筑炮台、营碉各事，于4月28日内渡。岑毓英的布防重点在台湾北部·这与沈葆桢注重南部防务的情形，已有所改变。清廷本欲借重其才以固台防，应付日本，但日本当时并没有借中日琉球一案侵扰台湾，而法国却积极谋占越南北境，中国西南边防十分紧张，清廷乃于6月调岑毓英署云贵总督，以前任广东巡抚张兆栋署福建巡抚。
中法关于越南的争执，前后将近十年，1882年后，形势益形严重。张兆栋接任后，于12月28日渡台巡视南北各路防务。1883年5月，清廷正式任命张为福建巡抚。时法人攻占顺化河岸炮台后，迫胁越南议约十三条，中国南北海防更趋紧张。9月，清廷谕令实力筹办南北防务，12月17日又下谕：“法人侵占越南，外患日亟”，“闽省台澎等处，在在堪虞”，着闽省督抚“同心筹划，备豫不虞”（《德宗实录》，第174卷，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时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奏陈台地防务单薄，要求增援。18日清廷又谕令左宗棠酌拨练勇数营渡台，归刘璈调遣。左宗棠旋派杨在元、杨金龙、章高元等4营，赴台协防。1884年1月，清廷又谕调前陕甘总督杨岳斌驻闽会办海防事宜，并委杨在元署台湾镇总兵。负责台湾防务的台湾兵备道刘璈接奉办防上谕后，旋复奏称：台湾海防“必倚内山为靠，非静镇于内，断难捍御于外”。故“外防紧，内防仍不容稍松”。要求增兵、筹饷。并主张“论海防于今日，不求角力于水面，祗求制胜于陆路”。提出添募壮勇9000人，合足20000人，“辅以水陆团练，方资分布”。旋把兵勇分南、北、中、前、后五路，分布各汛地，采取“量地分管，可专责成”（刘璈：《巡台退思录》，《文丛21》，第219一222页。）。同时修筑炮台、建营垒、购新枪、置水雷，以加强军备。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台湾海防的实力仍很有限，遂予法人以可乘之机。1876年西班牙的恫吓，1979年出现的俄、日警闻，结果俱是虚惊，而中法越南争端，终酿成实祸，闽台成为中法战争海战的一个主要战场。
二、战争期间的台湾防务
1884年6月以后，法国已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要在中国本土开辟第二战场，以胁迫清政府屈服，其主要目标是福建省城福州和台湾岛的基隆。6月26日，清廷特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刘铭传于7月16日抵达基隆，查勘形势后于25日上奏称：“综计台湾防务，台南以澎湖为锁钥，台北以基隆为咽喉，……皆非兵船不能扼守”，要求调派兵轮增防。同时在基隆外海口门鳞墩、社寮两山各筑炮台一座，别建护营一座，“以遏敌船进口之路”，并准备在沪尾、苏澳等口“次第设防”。又在淡水海岸埋地雷，在港口敷设水雷，在打狗港沉埋土石，填塞港口，在澎湖妈宫港敷设锁链，拦阻敌船。当时全台防军共40营，台北仅有孙开华所部3营，曹志忠所部6营，而台南则拥有31营，“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须妥置”。刘铭传乃从台南饬调淮军旧部章高元2营至台北，作为护队（《刘壮肃公奏议》，卷三，《文丛27》，第165—166页。）。并重新布署各地兵力，改以台湾北部为备防重点。
自7月下旬以后，时有法国兵船巡泊基隆洋面，至8月5日，法国兵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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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猛轰基隆炮台，守军督炮还攻，揭开台湾保卫战的序幕。敌舰自辰至午猛攻不息，毁基隆炮台前壁，火药房亦爆炸，守军旋退出。是役“伤亡弁勇六十余人”。刘铭传认识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即令部队移退后山，避开法军炮火。第二天法国侵略军四、五百人，登岸向曹志忠营猛扑，曹率队迎战，刘铭传即督率章高元、邓长安等绕袭其东、西面，实行“两路夹攻”。结果敌军大溃，撤回舰上。是役“法兵伤亡百余人，……我军伤亡才数人”。基隆保卫战，转败为胜。刘铭传考虑到“敌人船坚炮利”，若再增兵、增船，曹志忠部离海过近，“难支敌炮”，决定令曹营“移扎后山，以保兵锐”，并拆八斗煤矿机器，移至后山，将矿房烧毁，“以绝敌人窥伺之心”（《刘壮肃公奏议》，卷三，《文丛27》，第168—172页。）。
法军在基隆受挫后，留下少数兵舰封锁基隆洋面外，海军提督孤拔指挥的10艘军舰，悄悄转移到马江，于8月23日（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发动突然袭击，闽海舰队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及沿江炮台亦被击毁。同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对法宣战。马江战后法军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法舰不断窥扰基隆、沪尾等地洋面，至9月底已集中兵舰11艘，旋于10月1日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并分舰进犯沪尾。刘铭传衡量当时军事形势后，认为沪尾当基隆后路，离府城根本重地只30里，“倘根本一失，前军不战自溃，必至全局瓦解，莫可挽回。不得不先其所急，移师后路，藉保省城”。乃令曹志忠、章高元率部撤离基隆，“驰救沪尾”（嘉图：《法军侵台始末》，台银73种，第三章，第28页。）。8日，法国陆战队600人，在猛烈舰炮掩护下，猛扑沪尾阵地，提督孙开华督军分路迎击。中午，法军发出“弹药用罄，损失重大，我们非撤退不可”（《刘壮肃公奏议》，卷三，《文丛27》，第174—175页。）之信号后，即撤回舰上。是役双方互有伤亡，据刘铭传奏报：“斩首二十五级，内有兵酋二人，枪毙三百余人，……溺海者更七八十人”。清军“阵亡哨官三员，伤亡勇丁百余人”（《刘壮肃公奏议》，卷三，《文丛27》，第176页。）。曾经参与侵台战争的嘉图所记伤亡数字与此虽有出入，但承认沪尾之战是“最严重的败战”。并说“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也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从陆上进攻淡水成了一种疯狂之举”（嘉图：《法军侵台始末》，台银73种，第三章，第28—29页。）。
当法军攻占基隆后，改变原拟“取地为质”而升级为“割地”，叫嚷“基隆一地应让与法国，以为法国水师在中国海面屯踞之处”，有的更提出“占据全台”。茹费理内阁海军部长电示孤拔：“可俟占领基隆后，再行率领各舰进攻中国北部”。但法军不久便发现所占领的基隆，无非是一片废墟和荒滩，且经常受到中国军队的偷袭和反击。法军被牵制在基隆，成为一个“悲惨堡垒”（韦庆远.《论1884一1885年反法侵略的台湾保卫战》，《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1期。）。自沪尾重挫后，法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孤拔遂于10月20日宣布，自23日起封锁台湾南北海口。
自基隆被占后，清廷对台湾安危异常关切，除催促新授钦差大臣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迅速上任、竭力保全台湾外，并谕令江南及闽粤各省派兵、济械，急援台湾。海面被法舰封锁后，确使台湾防务蒙受严重影响，但闽台沿海的船民，也组织起来进行“偷运”，接济台湾。12月，南洋派出五轮赴援，1885年2月在浙江洋面被法舰截击，二船沉没，三船折返上海。3月1日，左宗棠所派王诗正部援军冲破封锁，抵达台北。李鸿章所派聂士成所部淮勇800多人，亦于3月初抵台，并运去大批枪械、弹药。同月16日，杨岳斌亦自泉州绕渡台东卑南，于19日抵达府城。自上年12月起，法国援军也陆续抵达台湾，法军不时出击暖暖等地，曹志忠、林朝栋率部迎击，展开月眉山区攻防战，双方互有伤亡。3月4日法军大举南犯清军阵地，经过4天的激战，清军死亡千余人，法军亦伤亡190余人。清军退保五堵、七堵，基隆河北面的月眉山、深澳坑、暖暖等地失守，战火迫近台北府城，但法军威胁清廷议和的目的仍没有完全达到。3月29日孤拔遂率舰队炮击澎湖，并自莳里澳登陆，31日占领妈宫，澎湖全岛俱陷。法军占领澎湖，既是为了扰乱南北海面上交通，给清廷以进一步的威胁；同时也是为了掩护其撤退的一种行动。早在1月28日法国海军部致孤拔密电中就说：“为着缓和我们放弃台湾岛所生的结果起见，政府决定占领澎湖群岛”。孤拔在复电中也说：“提督完全了解，政府主张占领澎湖，目的仅在润色以后的台湾撤退”（《法军侵台始末》，第七章，第95页。）。3月28日，西南战场的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等三路清军进攻谅山，翌日克服谅山，大败法军，31日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4月2日孤拔收到巴黎令其增援越南战区的急电，计划自基隆撤退。但此时清廷却一味急于求和，竟然在谅山大捷与法军愁困台北“悲惨堡垒”的情况下，答应在1884年4月签订的《天津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和约，于4月6日（二月二十一日）宣布停战。法军于6月2日撤离基隆，7月21日撤离澎湖，侵略军头子孤拔亦于6月11日死于澎湖。中法战争竟乘战胜后而屈辱收场。
三、战后建省与加强台防的措施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利用其海上优势，先后占领基隆和澎湖，封锁台湾洋面，全国为之震惊。这次战争对中国海防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上的突出弱点，不但海军力量十分薄弱，而且台湾海防尤不可恃，一旦援绝，难以自守。战后清政府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和台防的讨论，于1885年10月12日（九月初五日）奉慈禧太后懿旨二道：一道诏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由李鸿章专司其事。另一道谕旨准台湾改设行省，谕旨指出：“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德宗实录》，第215卷，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设立海军衙门与台湾建省的上谕同日颁发，并非出于偶然，这是当时清政府加强海防的二个重要内容。九年前未经认真讨论即被议驳的袁保恒改设台湾巡抚的建议，在中法战争后清廷急于加强海防的新形势下，经左宗棠再次陈奏，终于为清廷所接受。可以说，加强海防，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当时督办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认为台湾单独建省的条件尚未成熟，曾上折奏请暂缓改省，未被清廷接受，但同意添设藩司一员，并准照新疆例，改福建巡抚为福建台湾巡抚。台湾成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积极在台推行加强台湾海防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主权。现分述如下：
1、添设府县　1886年7月刘铭传与总督杨昌浚会衔所上建省事宜十六款一折中，已提出确定省会、调整行政区域、设官分治等问题。1887年10月，“抚番”、扩疆工作大致办有头绪后，复与杨昌浚会衔上《筹议台湾郡县分别添设裁撤》折，提出台湾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者或三四百里，虽经沈葆桢请设台北府县，“粗有规模”，但“非一劳永逸之计”。如山前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多至二三百里，“仓卒有事，鞭长莫及”。山后中北两路延袤三四百里，“并无专驻治理之员，前实后虚，亦难遥制”。刘铭传于上年曾亲赴中路沿途勘察地势，乃“就山前后全局通筹”，提出了添改厅县方案。即将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台湾县改为安平县，合嘉义、凤山、恒春三县及澎湖厅，共领四县一厅；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新设台湾、云林、苗栗三县，合原有的彰化县及埔里厅，共领四县一厅；北部台北府仍领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一厅；后山添设台东直隶州。进一步加强了中北路山前山后的统治力量。统计全省三府、十一县、三厅、一州（《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文丛276》，第124—125页。），初步奠定了今天台湾行政区划的基础。
2、设防练兵　台湾是一个海岛，海防建设首重兵舰、轮船的购置。杨昌浚、刘铭传原建议在台澎建立一支海军，以保卫台澎及东南沿海。后清廷决定先建北洋海军一支，原定为台湾购置的四艘铁甲快船，亦被编入北洋舰队，刘铭传乃退求其次，续请北洋分拨快船到台备用。如1884年曾在香港定造南通、北达、前美小轮三号，分拨澎湖、安平及沪尾各海口，用以缉捕、运输及通文报之用。1885年又购如川小轮一号，供南北各海口遣用。1887年复于英国承造飞捷水线船一艘，供修理电线及运输之用。
同时，自1886年开始，刘铭传开始在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各海口，仿西洋新法兴修炮台，计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五海口“共造炮台十座”（《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66—267页。），并添购后膛阿姆士顿钢炮31尊，以加强炮台的防务。刘铭传又奏请先购沉雷60，碰雷20，使“海防利器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63—264页。）。刘鉴于法舰封锁台湾时，内地武器弹药难以接济的教训，决定在台自行仿造枪械弹药，于1885年秋设军装机器局于台北大稻埕，以小机器厂制枪弹，大机器厂造炮弹，并在厂西建造军械所，以存储军械，继设火药局于大龙峒。
刘铭传又提出整军练兵，他认为“台湾军务，久号废弛”，“非讲求操练不可”。决定防军均改用洋枪，聘外国教习教练，且于台北设总营务处，直属巡抚，统辖全台军务，以“严定营规，坚明约束”。并与藩司沈应奎等详酌，除镇标练兵不计外，防军拟留35营，其分布：台南合澎湖15营，台北合宜兰15营，中路新竹、嘉、彰拟派5营（《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47页。）。调整全台兵力，重新布防，以加强陆路防守的兵力，并加强了后山的防卫力量。1886年又奏请澎湖副将与海坛镇总兵对调，并奏调吴宏洛为澎湖总兵，以加强澎湖的海防（《刘壮肃公奏议》，卷五，第247页；卷六，第287页。）。
3、修铁路、架电线以利调兵与通文报刘铭传为了巩固海防，极力倡办铁路等新式交通事业。早在1880年就倡议在中国兴办铁路，中法和议甫成，即请开办铁路，“良以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即骨节灵通，首尾呼应”。他特别指出，“此中利害，自非身亲大难，未易决其深微”（《刘壮肃公奏议》，卷二，128页。）。1887年4月刘又奏称，“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舍此莫由”。并强调“若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不虑敌兵断我中路”。他认为“铁路之利，不独目前有裨于海防、建省、桥工三事，将来更可添大宗入款，充海防经费要需”（《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69—271页。）。计划铁路路线起自基隆至台南，其筑路计划7月10日经清廷批准后，即设台湾铁路总局于台北大稻埕，旋兴工先修台北至基隆段，翌年台北至新竹段亦开工，1891年11月基隆至台北段竣工，长20英里（约32公里）。刘铭传离职后，台北至新竹段工事迟缓，至1893年12月竣工，长42英里（约68公里）。自基隆至新竹，全长62英里（约100公里）。这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控制全部权益的第一条铁路，不但对加强台防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刘铭传对海上交通，亦苦心经营，1886至1889年先后购置威利、威定等轮船多号，并开始建筑基隆港口，旗后、安平亦计划建港，又购挖泥船二号，供疏浚港口之用。在他努力经营下，海上交通亦粗具规模，平时供通商贸易之用，战时可供运兵运械之用，有利于海防的加强。
鉴于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1886年9月刘铭传奏称，“水陆电线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56页。）。遂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命张维卿为总办。由于经费支拙，于1887年春先架设台北至基隆、沪尾的陆线，同年秋敷设安平至澎湖、沪尾至福州川石的水线，年底装置完毕，闽台两省先行通报。继又架设台南经彰化至台北的陆线，至1888年3月，与基隆、沪尾两线接通。至此，台湾水陆电线全部竣工，总计水陆电线共1400余华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4所，添设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报局5处，加上台南、安平、旗后原设报局3处，共有水陆电报局8所”（《刘壮肃公奏议》，卷五，259页。）。从此台湾的通讯大为改善，对海防、民生均大有裨益。
4、开山“抚番”，安内以防外清廷决定立即在台建省后，刘铭传在奏折中指出：“现既诏设台湾巡抚，必先渐抚生番，清除内患，扩疆招垦，广布耕民，方足自成一省”（《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56页。）。又指出：“既设行省，不能不辟土分治，缉匪安良，断非抚番不可”（《刘壮肃公奏议》，卷四，第233页。）。决定把抚番工作，提前进行。刘铭传认为，“以防务论，台疆千里，防海又须防番。万一外寇猝临，阴结番民，使生内乱，腹心之害，何以御之？诚令全番归化，内乱无虞，外患虽来，尚可驱之御侮。既可减防节饷，又可伐内山之木以裕饷源。此抚番之不容缓者也”（《刘壮肃公奏议》，卷二，第148页。）。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安内以防外，以巩固海防。遂于1885年12月奏明开办“抚番”事宜，于1886年5月，设抚垦总局于大科嵌（今桃园县大溪镇），自任抚垦大臣，以林维源为总办，全台分南、北、东三路，分设抚垦局及分局，从事“抚番”、招垦工作。从1886年6月起，经过数个月的努力，招抚后山南北两路“生番”218社，“番丁”5万余人。前山各军亦续抚260余社，薙发者3800余人，“均名次第归化”，可垦田园数十万亩（《刘壮肃公奏议》，卷四，第220—221页。）。
5、多方筹划海防经费建省分治、加强海防需要大笔经费，长期靠闽省及邻省接济，终非长久之计。1886年5月刘铭传提出，财用“不能不就地筹划，期于三五年后，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经常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岩疆”（《刘壮肃公奏议》，卷七，第303—304页。）。为了清除积弊，增加财政收入，刘铭传决定首先从清赋入手。从1886年开始实行清丈至1888年全部告竣启征新赋，历时三年。据刘铭传1890年6月奏称，清丈后的现定粮额年征银512969两，随征补水平余银，加以官庄租额，共银674448两有奇，比较清丈前的旧额溢出银491502两（《刘壮肃公奏议》，卷七，第323页。）。因此，清赋的结果，不但查清地籍、户籍，使赋率及土地所有权得到较合理解决，而且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可供海防及各项建设之用。
除清赋外，刘铭传在整顿税收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据胡传1893年2月17日在《台湾日记与禀启》中所记：“自设行省以来，增田赋、榷百货、采矿、蒸脑、淘金、开煤，岁入近二百万”。蒋师辙1892年7月1日在《台游日记》中亦记：“田赋所出与夫关榷杂税，岁入率二百万金”。故当时台

50个中国历史名人故事

湾的财政收入，每年从90万两增至200万两左右，增加一倍多（邓孔昭：《台湾通史辨误》，第133—13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成绩颇为可观。
此外，刘铭传将山地的樟脑、硫磺等特产的制造、输出，收归官营，设脑矿总局，并置分局于要地，分掌其事务。1886年至1887年，先后设立或恢复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等民用企业，又招上海、苏州、浙江之富绅投资，设立兴市公司于台北大稻埕，并铺设台北市街，作为市场贸易的中心。刘铭传于1889年3月的奏折中提出，“欲自强必致富，欲致富必经商”。乃特派公正廉明之大员认真督理，举凡丝、茶、煤、铁、纺织、种植暨一切矿务、垦务、制造各务，“招集殷商富户，……使之分头认办”，自信“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而屈人者也”。折中还指出，“不聚敛于民者，不能不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者，不能不与敌争利”（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第249页。）。刘铭传在倡办实业筹措海防经费时，谋求“商战”，“与敌争利”，已具有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思想。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番学堂”、西学堂和电报学堂，创办新式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培养精通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以巩固台湾海防。
总之，刘铭传战后在台湾的种种措施，其出发点首先是为了“庶几孤岛自强，固七省海疆门户”，进而“思以一岛基国富强”。即为了海防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在刘铭传的努力经营下，台北冠盖云集，辐辏环聚，迅速成为商务繁盛的近代化城市，台湾出现了“百业俱兴”的局面，不但直接增强了海防力量，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台湾成为当时全国的一个先进省份。由于经济、交通、贸易的发展，建省分治后，也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可以说，沈葆桢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倡导者和奠基人，而刘铭传则是台湾近代化的实干家和集大成者，其贡献尤大。连横谓“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诚非过誉。
总之，加强海防，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改革，而近代化改革的成就，又反过来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这是当时台湾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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