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专业-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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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窠臼

【圆桌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晓菲
嘉 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立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景德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夏继果
··编者按··
19世纪伴随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专业史学为民族国家疆界内多样化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因此，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研究单位。正因如此，民族国家史学自兴起后在历史研究的诸多范式中便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并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史、跨国史等一些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这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学？如何认识新兴史学研究范式，思索民族国家史学研究的未来？本刊特约三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对话。
·Ⅰ·
主持人：美国学者杜赞奇曾言：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国王、国家、阶级、个人和特殊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请谈谈民族国家史学兴起的背景。在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史学在历史研究的诸多范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历史书写与教学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
王立新：民族国家史学起源于欧洲，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18年一战结束是欧洲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法国和英国等传统的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帝国统治下的捷克、波兰等弱小民族也纷纷独立，今天地图上看到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为了构建对新国家的认同，历史学家凭借19世纪中期兴起的科学主义史学观念，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试图通过塑造共同的血缘、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把新国家领土疆界内的不同群体和个人打造成统一的“国族”（nation）。在历史学家笔下，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做的准备，历史就是民族国家起源、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在这一形势下，过去盛行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指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来书写的历史写作形式。一般认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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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史的书写开始于希腊化时代，中世纪欧洲盛行的按照圣经和基督教史观书写的历史是典型的普世史。近代以来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试图书写普世史，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代表）和地区史书写模式逐渐被民族国家史学所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研究、教学和书写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单元。
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伴随着欧洲的扩张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特别是一战和二战后，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涌现的新兴国家都把本民族历史的书写视为塑造国家认同和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从19世纪中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国家史学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汤因比的文明史书写和布罗代尔的区域史书写，而且影响巨大，但都难以撼动和挑战民族国家史学的主导地位。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不证自明的天然的研究和书写单位，不论学者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个人和群体的经历根据其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影响来评判，那些被认为对民族国家成长没有贡献的个人和群体则难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历史教学和学科划分也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就是一个个国家的历史，大于或小于民族国家的地理单元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根据其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而被赋予意义，或干脆被纳入到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中。民族国家的历史吸引了大量读者并激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夏继果：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诞生于民族主义浪潮日渐高涨的19世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机构、教育体系都形塑了历史学的发展空间，历史知识的生产直接服务于民族事业，这使得该学科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目的论和中心论色彩。一方面，为了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往往将历史知识生硬地套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甚至削足适履。这在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史的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711—1492年的伊比利亚半岛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共享，这段历史本应成为研究不同宗教群体共存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却在“再征服运动”和西班牙民族国家建立的思路下制造出“哥特神话”这种历史观，其核心观念是“唯一的、永久的西班牙”，即认为从西哥特王国到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莱昂王国、再到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西班牙，中世纪伊比利亚历史是连续的、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及其后裔与各种敌手进行抗争，最终赶走犹太人和穆斯林，建立起西班牙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国家史学也关注“文明认同”，它们集合起来建构了“西方”这个与众不同的子系统，致使欧洲之外的许多群体成为“没有历史的人”。19世纪出现的“文明使命说”“白人的负担”“社会达尔文主义”“天定命运论”等论调无不体现了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这种中心论色彩也体现于历史教学之中，在20世纪中后期之前，《西方文明史》是欧美主要高校历史教学中的主干课程，只有少数教师从事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教研活动。
·Ⅱ·
主持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也使学术研究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受到质疑，那么都有哪些具体表现呢？与之相对的是出现哪些新的研究视野、方法或者理论呢？
王立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性别研究、移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开始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更是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更强有力的挑战。对民族国家史学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史学竭力在国家疆界内界定和容纳人类的过去，忽视了跨国的和全球性的经历，没有看到女性、移民和跨国组织及边缘群体的贡献；二是过于强调本国经验和制度的特殊性，忽视了影响国家历史演进的外部因素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三是夸大本民族的成就和贡献，对本民族历史上的过失和阴暗面轻描淡写，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一些民族主义史学家甚至成为侵略战争和种族清洗的辩护士。总之，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在认识和解决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跨国问题时，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需要采用新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对民族国家史学加以改造和补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大历史等新的研究视角和史学分支。
景德祥：民族国家史学范式遇到的挑战还可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如最早产生历史科学的德国。在德国，民族国家史学是在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刺激下产生的。拿破仑战争摧毁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伤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使得大多数德国知识精英从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历史主义史学理念应运而生。历史主义史学的首要代表人物是兰克。不过，兰克并非只专注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是关注欧洲多个民族国家相互角力的总格局。1873年继承兰克在柏林大学讲席的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努力撰写德意志民族国家史《19世纪的德意志史》，并在课堂上大肆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受其影响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他们对德意志帝国走向扩张主义道路，最终陷入一战、走向崩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18年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战败，本应触动德国历史学家的深刻反省。但能够作出反省的只是极少数左翼历史学家，绝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仍然坚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他们积极参与反凡尔赛和约运动，与其他反民主势力一起，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与希特勒的上台。在纳粹时期，德国历史学虽然没有全盘接受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但许多历史学家把纳粹德国看成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最高发展阶段，因此都纷纷为希特勒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为其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写下了德国史学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1945年纳粹德国在二战战火中的覆灭给德国民族国家史学范式近乎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东西德分裂后，两国的历史学分别告别了民族国家的史学传统。东德很快接受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西德历史学的转型则经历了较长的波折，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德国对一战爆发负有责任的“费歇尔争论”才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到70年代，西德史学界出现了进一步摆脱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批判社会史学派。在这一学派看来，费歇尔虽然揭示了德意志帝国对一战爆发的重大责任，但其研究范式仍然属于民族国家范式，研究领域仍然是传统的外交史，使用的材料仍然是外交档案。要揭示德意志帝国扩张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必须开展社会史研究，揭露当时德国的不合理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耐人寻味的是，批判社会史学派在批判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同时，却不自觉地踏入了“民族社会史学”的陷阱。例如，在批判社会史学派领军人物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中，作者按照韦伯的社会概念把近现代德国社会分成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与文化四大部分。传统德国历史写作的最重要部分即德国的对外关系，未能成为德国社会史的一个核心维度。作者这样处理，目的是与民族国家史学范式划清界限，却违背了人们关于德国近现代历史的常识。
·Ⅲ·
主持人：请分别介绍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大历史这些新兴领域的研究要旨，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些新兴史学分支对历史书写、历史叙述、历史教学等方面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中国学术界又有怎样的发展呢？
王立新：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称为“世界史”，最初还只是一个教学领域，其兴起的背景是美国一些历史学家不满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只讲授西方文明史，忽视非西方的历史，决定开设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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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并编撰相关的教科书。后来，世界史被“全球史”所取代，并发展成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相互联系为旨趣的研究领域和史学分支。而跨国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研究美国（国内）史的学者痛感于美国历史叙事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美国例外论，提出将美国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关注美国的跨国联系以及外来力量和全球趋势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此外，一些研究移民、宗教、大众文化和跨国公司的学者还把跨国史视为以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研究领域。美国学者倡导的跨国史在本世纪初传到欧洲，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而国际史则是外交史学家提出来的。鉴于传统的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只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站在美国的立场，仅仅使用美方档案，入江昭等外交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倡导利用多国档案和采用多国视角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不仅考察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还要关注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将“高端政治”以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人权、对外援助、疾病控制、环境治理等纳入外交史研究，也就是把狭隘“外交史”发展成题材广泛的“国际史”。
跨国史和国际史的研究对象和旨趣无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学者甚至认为二者是一回事，两个名词不过是不同学者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叫法。但二者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国际史较多地关注与国家和政治相关的跨国事务，强调行为体的国家身份或与主权国家的相关性，而跨国史更侧重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跨国现象，强调行为体的非国家特性。一般说来，国际史的提出是外交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中跨国转向回应的结果，而跨国史的概念则更多地为非外交史家所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互用的。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研究范围和题材无疑也有很多重合之处，都关注跨越领土疆界的现象，因此一些学者常把跨国史和全球史放在一起来使用，但二者兴起的背景和研究对象还是有所不同。前面已经提及二者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由不同的史学家群体提出来的。就研究对象而言，跨国史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跨国现象，而全球史研究的重点是跨地区和跨大洲具有全球意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史的题材范围要比跨国史小得多。有些跨国现象可能仅仅涉及两个国家或社会，并不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全球意义，因此并不能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如边界地带、非法移民与难民、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体育、跨国社会与政治运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很难纳入全球史范畴，却是跨国史的重要题材。一般而言，全球史以地理大发现为其起点，而跨国史的起点是18世纪晚期，并不涉及18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以前的历史。
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以及过于关注短时段和小问题的“短期主义”倾向，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大历史”研究，即探讨长时段的历史演进和影响人类命运的宏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国家治理、不平等的起源、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的历程等等，呼唤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回归，以发挥历史学在政治决策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以上这些新的史学方法和史学分支的出现代表了专业史学领域出现的一股强大潮流：打破民族国家史学对历史研究与书写的束缚，重建那些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让历史学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现实和新需要。这一潮流已经对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教学和书写产生巨大的影响，引发一场“史学革命”：民族国家不再是历史的天然载体和历史研究不证自明的单元，跨国性和全球性人类经验得以再现，大量在民族国家历史书写被隐形的个人和群体开始被关注，人类历史上的诸多重大问题获得新解释或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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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新意义，各国的“国史”叙事也因跨国史和全球史视角的引入而被重塑。与此同时，欧美主要国家的大学历史教学也被重组：改变单纯按照国别和地区设置大学历史课程的做法，增加跨国史、全球史、比较史或专题史的比重。在我国，个别大学已经把全球史设为世界史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跨国史和国际史在几年前被引入，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体现，而大历史则是在最近才被提起。总的说来，在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进行历史研究方面，我国倡导和引进较多，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多，高水平的、有影响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
夏继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史学观念陆续被引入我国，特别是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在国内史学界得到广泛关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可以说，全球史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传统的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之中。以“全球史视野”为宗旨的学术会议和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是，国内学界对于全球史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把狭义的“全球史”混同于广义的“全球史”。狭义的“全球史”以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为代表，以全球为研究单位，研究重点是经济在全球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得以发生的政治语境。与此相关，狭义的“全球史”明确关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在具体研究中强调研究对象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的紧密联系。广义的“全球史”即为英语世界大多学者所接受的“世界史”。它的产生与以下理念密切相关：社会变化不是孤立地发生的，群体间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并不能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一个社会，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中。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广义的“全球史”超越传统的研究单位，开放性地追寻联系和因果关系，以之把人类历史勾连起来，最终形成全球人类史。为中国学界所广泛接受的也正是这种广义的“全球史”。其次，把全球史教材编纂等同于全球史研究。全球史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时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而存在的，全球史的先驱者们构想并身体力行地编纂了多种全球史教材，例如，马歇尔·霍奇森提出了“半球区际”的世界史构想，威廉·麦克尼尔编纂了以文明互动为主线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编纂了“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父子于2003年出版的《人类之网》认为网络生存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无人不在“网”中，它标志着教材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类教材编写的共同特色是大规模地、整体性地思考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全球史的发展并没有到此止步。回顾其发展历程，全球史学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从地方到全球，形成“历史的全球观”，然后以之为指导，从全球回到地方开展具体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入这种全球史研究，全球史正在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研究领域”。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全球史的最大特色是“跨越边界地思考历史”，不仅包括民族国家的边界，还包括语言、宗教、地理等边界。其中有几个基本点需要强调。第一，历史学通常在确立研究单位的过程中划分出各种各样的边界，这类边界有些是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有些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第二，在跨越边界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的“关联性”，可以通过互动研究发现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相互联系，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建立逻辑的关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互动研究的缺陷，正如彭慕兰所言，全球史应该关注此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区域及其居民的历史，形成新的历史知识，然后通过“宽泛的比较”，把这些知识相互联系起来。第三，在关联性的基础上探究历史的“整体性”，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重新整合，建构起新的、从地方性直至全球性的研究单位，找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关注人类历史的总体走向。
·Ⅳ·
主持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审视民族国家史学？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史学的未来和前景如何？
王立新：民族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是公民福祉的主要保障以及情感依托和政治忠诚的主要对象，因此民族国家史将继续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形式。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和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国家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因此应该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进行改造，将更多的群体特别是（跨国）边缘群体纳入国家历史叙

三个中国历史故事

事中，开展跨国史、国际史、全球史和大历史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凸显人类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夏继果：全球史突破了民族国家史学所设置的藩篱，把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如此，我相信民族国家史学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因为，将人们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这是过去二百多年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研究民族国家史理所当然；民族国家史学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颇有助益。不过，人类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其中既有个体社会的发展，也存在跨越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大规模进程。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模式都不足以揭示历史的全貌，只有多维度地研究历史，才能更加全面地、立体化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史与跨国史、国际史、大历史等新兴领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完全可以与民族国家史学相互兼容。它们的结合已结出累累硕果，给民族国家史学带来生机，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史学研究的趋势。
景德祥：如果能把所有以往被忽视的跨民族（国家）与全球性历史关联都挖掘出来，这无疑是对历史学以及人类共同文化的巨大贡献。不过，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现象的出现。对于19、20世纪的历史来说，民族国家强有力的历史角色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与斗争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跨民族（国家）史与全球史视角最多只能实现民族国家历史角色的相对化。而国际主义或和平主义的世界观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角色的全盘否定之上。在当今，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组织者，民族国家史学在支撑民族国家的存在与运转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国家史学范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被废弃。也正因为如此，认清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局限，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中与现实政治中死灰复燃，是新世纪所有民族国家历史学者的共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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