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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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

罗振玉先生以收藏、研究甲骨金石而名噪学林,久为学界所推崇。然因其治学领域侧重古器物,加之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对清代学术的关注与论撰,则尚未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但细加探究,不难发现,罗先生不仅专门讲授过《本朝学术源流》,以四部分类法梳理了清代学者治学的总成绩,而且与清季民初不少中外学者交往密切,往复论学,商量学术,引领一时学术风尚;他还搜集、整理、校刊了大量清代文献和学人著述,贵流传而不自秘,收藏与传布并举;两救大库档案,一生致意金石,“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①]。凡此,无不体现出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的深厚渊缘。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与清代学术结缘
罗振玉,字式如、叔蕴、叔言,初号雪堂,又号贞松,别号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寒中、贞松老人、抱残老人、松翁等,祖籍浙江上虞。清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江苏淮安,1940年逝世,享年75岁。
罗先生幼年贫弱,家无余资,但天质甚高,7岁时便能质疑师说。自15岁始,喜好印玺;16岁治金石之学;18岁开始搜集古器;19岁,其《存拙斋札疏》便刊板印行。德清大儒俞樾著《茶香室笔记》,曾引《札疏》之语;而汪士铎在《存拙斋札疏跋》中,称其“考证极多精核”,“确然不刊,古人复生亦无以易其说”[②]。正因得俞樾、汪士铎等之推重,所以《存拙斋札疏》渐为人知,而罗先生也得以声名渐起。
罗先生壮年投身近代农学和教育,不仅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东文学社,追随张之洞总理湖北农务学堂,而且还出国考察教育,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走上了实业救国和兴家之路。在清末政坛,他任过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他避地日本8年,专心论学著书。回国后,虽居无定所,且一度周旋于政治,但仍治学不倦,著书终老。
“探讨历史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便是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③]。因此,欲考察罗振玉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贡献,自然也当从清末学界谈起。
同治、光绪之世,虽号中兴,其实难副。当时外患未靖,内忧频仍,清廷尽管举全国之力戡内乱、抗列强,以图扶大厦于将倾,然无奈分身乏术,山河依旧破碎,民众生活举步维艰。于是,士大夫倡行洋务,民族工业遂尔萌兴;但文人群体的政治思维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知识界尚处在懵懂阶段,那么至甲午中日战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这中间近30年只是部分具有世界眼光的有识之士的觉醒,而多数读书人走的依然是科举求仕之路。在此新学、旧学共存的社会氛围内,罗振玉先生于淮安时期的岁月里,亦遵循了大多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
罗振玉先生之学有根基,乃得益于早年对清人学术著作的研读。据其自述,17岁应乡试时,在书肆中“见粤刻《皇清经解》,无力购买,灯下为先府君言之。府君乃以三十千购以见赐。……乃以一岁之力读之三周,率日尽三册。虽《观象授时》、《畴人传》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读之”。所以,罗先生说:“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是时也。”[④]他还好读顾炎武著作,认为“凡我辈今日之所忧,亭林先生则已言之,其所著书,诚以守先待后为职志,无一字无用之文,洵三百年来学者之冠冕也。他人不能抗衡也”[⑤]。此可见清人著述对少年罗先生的影响之大,这也为其日后从事金石文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罗先生的仕途并不顺利。23岁时,他从山阳杜秉寅学习训诂、考订之学,再试不第,遂绝迹棘闱,究心金石文字。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著述如林;而且金石学逐渐摆脱仅供赏玩的境地,其证经补史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及至晚清以降,随着金石古器,尤其是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熹平石经等的大量发掘,金石学成为一时显学,治经史小学者无不关涉其中。江浙地区素为人文渊薮,是当时金石学的中心之一。罗先生生于淮安,其论学交游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路岯和邱崧生都是罗先生在淮安时的旧友,他们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学术上,对罗先生皆有很大帮助。罗先生早年得山阳阮葵生(1727-1789)所著《风雅蒙求》稿本,以示路岯、邱崧生,二人各为作序、跋,醵金刻行。在《前安徽建德县知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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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州用路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罗先生述当时论学情形曰:“振玉以光绪癸未冬初识君,纵谈金石考订之学。君不鄙其年少,折节定忘年交,遂晨夕过从,无间寒暑。时丹徒刘君梦熊、铁云兄弟,山阳邱君崧生,吴县蒋君黼并草堂客也。每就君园林,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豪赋诗。”[⑥]友朋之乐、之益,由此可窥一斑。此外,他与越中名宿李慈铭、舆地学专家王锡祺亦曾相与论学,甚为相得。王锡祺还将罗先生所著《淮阴金石仅存录》刻入其所编《小方壶斋丛书》,认为是书能“正往史之失,补志乘之遗”,“必云抗衡阮仪征、翁大兴、王青浦、孙阳湖所不敢知,然于金石可继张力臣、吴山夫”[⑦]。可以说,罗先生之所以能在清季金石学界声名日显,正是“受惠于时风,得益于交游”[⑧]。
淮安时期,罗振玉先生自考据而及金石,于学问一途,渐入新境。其著作“虽都是补订、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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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清人考据之学的路数,却为后来种种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贡献,奠下了深厚的根基”[⑨]。这一时期,少年意气的他,纵情金石文字,循着乾嘉学人的治学方法,乘着清季学界的学术新风,著书论学,户牖渐开,而这为其日后撰写《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奠定下坚实地基础。
二、《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写及其特色
《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是迄今所能见到的罗振玉先生专论清代学术的唯一一部专著。然而传之虽久,却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是书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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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乃罗先生寓居辽东时所作,而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还应向前追溯。
1918年,在致王国维先生的信中,罗先生谈到:
近念本朝学术史宜早日为之,不可或缓。此书体例与欧美学术史不必相同。弟意本朝学术乃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而乡里孤学独创于下者其什一。此书之作,宜以圣制及敕撰诸书首列之。因国朝历算、天文、乐律、各国语诸学,皆圣祖开之,而敕撰诸书与《四库书》之编辑,直合唐宋明三代所为而一之,为前代未有之盛。然词科之设,为国初学术兴起之根元。至于乾嘉学术之盛,则两朱阮毕诸人提倡之功。皖中学术,虽倡于二三布衣,然东原之入词馆,声价愈增,见闻益广,则仍不能不归功于上之提倡。故曰国家提倡之力什之九,成乎乡里孤学者什之一。想先生以为然也。此盖其大体。其间流源派别,亦自分明。使今日我辈不为之,异日恐将如日本之作我国文学史者,无一道着语矣。弟病体未复,惮于检查,先生明岁何不为之?若行箧书卷不足,即稍简亦无妨,此不朽之业,亦我辈不能辞之职分也。意有所触,书以代谈。先生其有意乎?[⑩]
罗先生在信中不仅提到要撰写本朝学术史,而且就学术渊源、流派也都有所论及,特别是对本朝学术兴起之原因定下基调,即“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在后来的撰写过程中,这些设想也基本都体现出来。
在这段文字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罗先生拟将撰写清朝学术史的工作委之王国维。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先生已开始对清代学术加以反思和论析。那么,罗先生何以发此设想,从上引信中不难看出他是有自己的思考的。而他之所以想让王国维先生来完成此事,很可能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是王国维于1914年曾发表《国朝学术》一文[11],对清代学术演进做过宏观揭示;二是在罗先生看来,王国维堪当继清代往哲、开示来学的重任,[12]若着手有清一代学术史的撰写,自然非常合适。不过,查阅王国维先生信函及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未见对此事的直接回应。大概兹事体大,王先生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一时难以措手,抑或精力为他事所牵,如他在1919年初致罗先生信中即谈到:“维在东数年,始明《说文》之理,返沪后始明训诂及音韵,近年所得唯此而已。”[13]但是,他也并非对此没有关注。如本年所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其中就对清代学术分阶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著名的论断:“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4]这或许也可视作对罗先生设想的某种回应吧。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时隔10年后,一个契机使得罗振玉先生自己实现了撰写本朝学术史的愿望。
1928年冬,罗先生由天津移居旅顺,“闭门不通人事,仍以著书遣日”[15]。但因罗先生声名传布已久,所以常有人想请其讲学。先是,东北文化会邀其讲考古学,而后金州乡绅又请其讲《论语》。在《集蓼编》中,罗先生回忆当时情形说:“辛未夏,东北文化会请予讲考古学,予意有清一代学术昌明,义理训诂兼汉宋之长,……乃为讲本朝学术源流派别。金州士绅又邀余讲学于孔庙明伦堂,复为讲《论语》义。”[16]按:罗先生自1928年迁居辽东,到1931年再度为溥仪复辟而奔走、出任伪满政权参议府参议,这几年正是他没有政治牵绊,得以“闲居”的几年。[17]正因如此,罗先生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著述与讲学,《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旨在表彰有清一代学术,于其渊源、流派、治学方法、得失等,皆有论及,可谓视角独特,且在阐释风格上亦有异于同时诸家。论其大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宋兼采:论清代学术之源流
罗先生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清代学术兼采汉宋之长,训诂、义理并重。在讲授“本朝学术之渊源”之前,他先论述了历代学术变迁,而于诸学之中,尤推汉、宋。在他看来,这种变迁实质上就是儒学的变迁。因为三代之学,在于“明人伦”。“古人为学,不出伦常日用”,三代政教合一,至孔子生而“儒教勃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正礼乐,作春秋,褒贬善恶,使“先圣之大经大法不坠于地”,实为集古学之大成。后世诸朝,惟“师儒”方可兴盛。如两汉以行取人,“由训诂、名物、典制以求经义”,尚未失古制。至隋唐“以文取士,去行益远,殊失古人为学之本原”。而宋儒“一矫汉、唐以后重文轻行之失,由博而及之约”,[18]直至明季顾炎武倡言“匹夫有责”,皆“师儒”之功。罗先生指出:“本朝治经主汉人,于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穷极精密,而于义理之学亦未尝遗弃。”[19]在“本朝学术流派别”中,他进而指出,“本朝经学,钦定诸经一承宋儒之旧,而兼采汉儒以下诸家之说,训诂、义理并重,一扫门户之习”[20]。也就是说,有清一代学术,无论是在学术的内在传承,还是治学方法上,都有兼采汉宋的特点。
关于清代学术的汉宋渊源,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曾指出:“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他认为,“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刊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21]钱穆先生所谓“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22],对乾嘉汉学的宋学渊源亦给予了充分关注,且对学界深有影响。然从时间上来看,罗振玉先生的论述,介于皮、钱二先生之间,其承前启后之功,不容忽视。
罗振玉先生论述清代学术渊源,特别强调政治对学术的导向作用。此一认识,与同时诸家略有不同。[23]在他看来,清朝学术渊源有九,即圣学圣制、开著作馆、搜辑遗书、校勘经籍、颁布群书、举行特科、奖励宿学、振兴书院、内府搜集古器。概而言之,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是统治者的引导。“崇儒重道”是清代历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这种学术上的追求,实际上是政治需求的延伸。在形式上,表现为屡至曲阜,祭奠先师;在内容上,则以朱子学为宗,不仅钦定诸经、诏儒臣纂注群经,而且开馆修书,以广教泽。同时,还举行特科,以激励宿学。通过举行博学鸿词诸科,陈祖范、顾栋高、戴震、邵晋涵等学人得以脱颖而出。尽管乾隆朝“鸿博、经学两科,取录甚严,然天下人士乃争自琢磨,骎骎然务实学矣”[24]。至于地方,如皖中学术,虽倡于二三布衣,然戴震之入词馆,声价愈增,见闻益广,则仍不能不归功于上之提倡。有鉴于此,罗先生强调:清代学术之所以走向考据,“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成乎乡里孤学者什之一”。
二是官私藏书、刻书的兴盛。清代学人以收藏古经籍为好者颇多,他们广建藏书楼,以藏书、著书为毕生之追求,且多有藏书目录传世。清廷曾多次下令搜辑遗书、校刊经籍,以修《四库全书》;虽然禁毁颇多,但也使大量珍贵古籍得以保存。在京师,于武英殿设印书局,以雕造御制、钦定诸书及古经籍;在地方,奖励私家刻书,文人、士绅稍有财力者如鲍廷博诸人,辄刻书飨世。因缘于此,“二百余年来,合官私所刻不下数十百万卷,得书之易,古所未有”[25]。无怪王国维先生感慨:“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26]而这也是导致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官员士大夫的支持以及书院讲学的兴盛。罗先生认为,自康熙以至于乾隆年间,“儒臣秉节视学各省者,若朱笥河先生之任安徽,谢金圃先生之在江苏,阮文达公之在两浙,并能以经术倡导后进,弼成一代文明之治,而笥河先生裒然为之称首”[27];“自雍、乾以降,若陈祖范、钱大昕、段玉裁掌教紫阳,卢文弨掌教钟山,全祖望掌教蕺山、端溪,陈寿祺掌教鳌峰,钱仪吉掌教大梁,李兆洛掌教暨阳,陈澧掌教菊坡,朱一新掌教广雅,并能化导诸生,儒风丕振。……而东南士夫尚知研究经、史者,诸书院力也”[28]。从朱筠奏开馆校辑《永乐大典》,中经阮元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以经史为教,到晚清张之洞立广雅书局、书院以“化导诸生”,一代文人士大夫皆骎骎于学术倡导,使得自上而下好学之风弥盛,学术得以益彰。
由上可见,罗振玉先生论清代学术之渊源,不仅关注到了政治对学术的导向作用,而且也注意到诸如官私刻书、书院讲学等客观因素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四部分类:论清代学术之流派
民国初年的学者,喜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来划分清代学术流派。[29]罗振玉先生则不然,他以经史子集区其类别,复以治学领域划分流派,即治某学者有某某几人。例如,经学一目中,他将清代治《周易》者分为四派:汉学派、理象折中派、义理派、辟陈邵图书派[30],每派附以学者们的主要著作;又如把治《尚书》者分为三派:今文派、不分今古文派、古文派[31],同样附以代表著作。这样论述的好处在于,划分明确,条理清晰。一则可以据此了解清代学者争论的问题所在,如通过对治《尚书》者流派的划分可知学者讨论的是《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通过《毛诗》诸派的划分可知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毛诗》和《诗》序的问题等。二则可以据此一窥清代某种专门之学,为后学提供方便,如治《公羊》者,列举了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春秋正辞》、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何氏解诂》、凌曙《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陈立《公羊义疏》、齐召南《公羊传注疏考证》、何若瑶《春秋公羊传注质疑》,而想研究清代的《公羊》学,这几部书是无论如何也避不过的;又如治《仪礼》者,所列书目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蔡德晋《仪礼本义》、沈彤《仪礼小疏》、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学者循此以进,亦能有不少收获。
而值得注意的是,罗先生对清代学术流派的划分与梁启超先生《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有颇多相似之处。众所周知,对有清一代学人的学术成就作出系统总结的,梁先生堪称第一人。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辟四章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较为系统、集中地总结了清代学人在经史子集诸方面的贡献。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之前,这部分大多内容已单独成书。[32]就分类方法来看,罗、梁二先生都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类别(梁先生虽未明确作此说明,但大端可见),每类所介绍之书多有重合,不重合者又多能互补[33]。当然,他们为学宗旨不同,志趣亦有异。首先,罗先生对御制、钦定诸书非常重视,分四部列表予以表彰,并认为统治者的提倡是清代学术兴盛的主要原因;梁先生论学,于政治而外,兼及社会经济,视角更为广阔,且对钦定之书很少提及。其次,罗先生秉承“述而不作”的学术追求,以述为主,鲜下己见;梁先生则于叙述过程中间有评论,且往往论多述少。最后,罗先生恪守四部分类之法,始终以经史子集统领全书;梁先生则于四部而外,更涉乐曲学、物理学、医学等新领域,这也体现了二人政治及学术追求的不同。
罗振玉先生的学术分类方法,一扫门户之见,而以四部分类囊括清代学人著作,清晰再现了他们在经、史、子、集诸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梳理有清一代学术,探究清代学术源流,无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当然,这种分类方法也存着一定的问题。如同一学者的著作散见多处,不利于整体把握其思想体系。此犹编年体之于纪传体,横向有余而纵向不足。像惠栋,罗先生以《周易述》、《易汉学》,居“《周易》”一目之“汉学派”,又以《古文尚书考》居于“《尚书》”一目之“今文派”,“《春秋》三传”之“《左传》”一目,亦见其著作。由此,读者不太容易理清清代某学人治学之全貌。再如,述多论少,鲜有评论,亦不便于读者把握某学人或某著作之孰优孰劣。
(三)亦旧亦新:论清代学者治学之方法
罗先生认为,有清一代学人的研究方法,“或就前人成法而扩充之,或为前人所略、本朝学者所始创”[34]。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他所列举的清代学人治学六法中,征经、审音、捃佚乃“就前人成法而扩充之”,释词、释例、类考则为“前人所略、本朝学者所始创”者。
征经即据经订注。在罗先生看来,汉人治经,笃守师法,“至郑康成,始破师说之拘牵,而兼采众说。即经传有疑义,亦或加驳难”。可惜后世治经者,仍守“师说之旧”,致使“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注传必曲为疏通”[35]。清人则一遵郑玄之法,每据经文以订正传注之误,经义遂明。审音即考古音韵以求义。他认为考古音韵者古已有之,宋吴棫肇其端,至明陈第“始秩然有条理”。清代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始,中经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不断增益,发凡起例,古音韵之学“愈推愈密”,“冠绝前代”。古音既明,更能“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乃就古音以求古义”[36],最终达到审音以求义的目的。捃佚即搜辑佚书。辑佚始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而有清一代更有专门从事于此的众多学人,辑书不下数百种。
清代学人在继承前代成法的基础上,亦多有创获。首在释词,主要指释虚词。经传中素有“实字易训,虚词难释”之说,“语助之文散见经传者,汉以来经师多略而不究,或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不明”[37]。罗先生认为,清代学人独创性的释词方法便是类比,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同一作者,甚或同一作品中虚词的用法,逐次类推,订正前人之误失,使文意明白晓畅。释例之法与释词类似。周秦间古文法与今不同,而后世学人却“执今日文法以读古书,每致扞格不通”。罗先生指出,读古书最好的办法也是“由比例而知触类而长”[38],举用法相同者以比例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俞樾所著《古书疑义举例》。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先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归纳的方法”,即“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39]。至于类考,即分类考究。罗先生以经部为例,阐明此法。清代学人治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各有专长,很多学人穷其一生专治一经,故往往能超迈前贤,有所创见。罗先生认为,经部可分为天文历象、地理、典制、氏族姓名、宫室舆服、考工六类,并于每类之下各列专门名家。此一分类研究的方法,有些类似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但实则不同,其所体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
(四)学术三变:从学术得失中看变迁
罗先生对清代学人的治学成绩,持论较为公允,既肯定了其所长,又不讳言其失。在他看来,清代学术得失各半。
得者有三:一是“师承有自”。清代学术“导源于顾处士炎武。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者,亦得其半而已。顾氏之学始传吴中,传皖江,已复传于江苏,并光被他省”[40]。“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41]。二是“研究有法”。前已论及,兹不赘。三是“取材宏富”。清代学人“就传世古器以证经传”,“一洗前人凿空臆定之弊”,且近三十年又有大量出土文献,“可据以考证古文字经史者不少”[42]。
失者亦有三:一是“详训诂而略义理”。罗先生认为,清朝钦定诸经皆“汉宋兼采”,清初诸儒亦“未敢轻宋学”,而后来诸儒皆“贵汉而轻宋”,以致“士气销沉”。二是“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这是针对道光以后今文经学的兴起而言的。道光以后之学者,“舍东汉而师西汉”,诋诸经为伪造,多有误失。三是“疑古信今”。这是针对近三十年西学的兴起而言的。他强调:“近日欧洲新说,皆为中国古代过去之陈迹。”他不能容忍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43],认为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在讲授清朝学术源流时,罗振玉先生并未如王国维先生那样对清代学术进行明确分期,但从他对清代学术的评价中,我们亦可略窥其端倪。在罗先生看来,清代学术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次变化。在“本朝学术之得失”一目中,他分阶段评价了清代学术在不同时期的得失便是明证。他认为国初“汉宋兼采”,训诂、义理并重,“折衷至当”;后来诸儒贵汉轻宋,“详训诂而略义理”,剑走偏锋;道光以降,“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惑众诬民,流毒至今”。其实,罗先生早有“词科之设,为国初学术兴起之根元。至于乾嘉学术之盛,则两朱阮毕诸人提倡之功”的论述。而在《集蓼编》中,他又强调:“本朝经史考证之学冠于列代。大抵国初以来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略逊。乾嘉以来多分类考究,故较密于前人。”[44]接着又说:“有清一代学术昌明,义理训诂兼汉宋之长,中叶以后偏重训诂名物,不能无失。至于今日,人伦攸斁,圣学垂绝,非讲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人心之陷溺。”[45]
由此可见,在谈到有清一代学术时,罗振玉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国初、乾嘉、道光以降。在各阶段中,他最为推崇国初学术,又能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乾嘉之学,而对于道光以降《公羊》今文经学的兴起却颇有微词。
三、对清代学术的传承
罗振玉先生不惟撰写《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这部彰显清代学术的专著,视角独到、高屋建瓴地总结了一代学术的演进和治学得失;他还通过保存、传布清代的学术成果,承继、阐扬清代学人的治学方法等方式,将清代学术传诸后世,并推进其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而这一系列的学术实践,又促进了罗先生对清代学术整体认知的深入,以及相关专著的撰写。
(一)对清代学术成果的保存与传布
清代官私刻书兴盛,一代学术成果藉此得以保存。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条件刻书以广其说,多数论著还是以稿本的形式流传下来。清代学人往往穷其一生专治一经,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若子孙世守其业,则能光大其说;若子孙不能守,则著述外流,加之战乱、自然等原因,多归亡佚。中间一二好事者,以收藏为业,贮之私家,秘而不传,虽亦有裨于保存,但对学术之推进则功效有限。待之国运再昌,后世学者发掘旧籍,阐以新说,一代学术方能昭然复彰。罗振玉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贡献,正是从校刊清人著述开始的,而这则得益于其丰富的藏书。
罗先生喜好藏书,始于清末。据罗继祖先生回忆:“先祖恭敏公早岁居淮,治经史故训之学,而家乏藏籍。阅市借人,恒挟册出入。壮岁出游,始节清俸所余,稍稍购致。壬寅(1902),应粤中当事参议学务之招,适南海。孔氏岳雪楼后人弃其书,中多精椠旧抄,倾囊易焉,缣缃渐富。”[46]此为其藏书之始。南海孔广陶岳雪楼藏书外,罗先生更广泛收集了大兴朱氏(朱筠、朱珪、朱锡庚)、曲阜孔氏(孔继涵)、萧山王氏(王宗炎)诸家所藏旧籍。在这些藏书中,既有宋元珍本古籍,又有得自日本的唐写本诸经,且大多为明清时期著述,以海内珍本、孤本为多。由罗先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贞松堂秘藏旧抄善本书目》等,或可窥其当年所藏古籍、古器之一斑。
为广流传,罗先生曾就其所藏,选取其中尤为罕传者刊刻成集;文集所收也多以明清时人著作为主。自1901年至1936年,其编刊的丛书就有《玉简斋丛书》、《宸翰楼丛书》、《雪堂丛刻》、《嘉草轩丛书》、《殷礼在斯堂丛刻》、《百爵斋丛刻》、《明季辽事丛刊》等20余种[47]。其中《嘉草轩丛书》所收清代王念孙《群经字类》、王昶《金石萃编未刊稿》、查容《浣花词》均罕秘。《雪堂丛刻》收书53种,其中罗振玉、王国维二先生著作各13种,日人著作两种,余皆清人学术著作,更有王念孙《丁亥诗抄》、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丁晏《颐志斋文抄》《感旧诗》等存世极少的清人诗文集。《殷礼在斯堂丛刻》收书20种,其中12种为清人著述,首二种便是王念孙《广雅疏证补正》、《尔雅郝注刊误》,尚有顾苓《三朝大议录》、《金陵野抄》、《塔影园集》,吴炎、潘柽章《吴潘二家新乐府》,朱筠《己丑集》等。
罗先生不仅致力于收藏清人著述,而且收藏与研究、刊布并举。张舜徽先生指出:“先生于古文字、古器物,不仅好之聚之、辑录之、传印之而已。复能出其所学条理之、考证之,撰为专著、论文、札记、题跋之属以自抒所得。”[48]罗先生早年的考证学著作《读碑小笺》,便是以碑刻证经史,校勘清人著述的笔记。稍后《元和姓纂校勘记》、《三国志证闻校勘记》[49]的创作,也是因孙星衍、钱仪吉所校舛误较多,乃重为勘定。此外,还别撰《傅青主先生年谱》[50],以详丁书之略;以其所藏所知续订《汇刻书目》[51],得书300余种;辑补并考证作者不明的《金石萃编未竟稿》[52],影印以广流传;重订李兆洛《纪元编》[53],校正颇多;广泛搜辑而成《蒿庵集捃佚》[54],并为之勘定成集。凡此无不表明,罗先生校勘、辑补清人著述不遗余力,大大增强了原书的使用价值,为后世研究导夫先路;而且其影印、刊布以广流传,“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55]。而值得指出的是,罗先生对于古籍的整理,并非只是简单地排比分类、刊刻成集,而往往撰序跋、校记以记其事,正讹补阙,以臻完备,始终践行着收藏与研究、刊布并举的治学思路。
在校刊诸书之中,罗先生对高邮王氏遗书的搜集和刊刻,尤其值得关注。他刊印的有关高邮王氏的著作,主要有《昭代经师手简》初编、二编和《高邮王氏遗书》七种[56]。《昭代经师手简》初编、二编均刊于1918年,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与时人论学书札,“其人皆儒林之彦,其事皆商量学术”[57]。当时,罗先生尚未归国,诸手简、文集的接洽及影照事宜皆由王国维先生出面商办。罗、王二先生虽远隔重洋,然共同致力,搜集研究,终成其事。这些书信、文集都是研究高邮王氏乃至清代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罗振玉先生抢救内阁大库档案之举,亦可谓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库书楼记》中,王国维先生曾详细记载此事,并评价道:“非笃于好古如参事者,又乌足以与于斯役也。”[58]不惟如此,其“对于整理、储存、刊布三事,都有相当的努力”(徐中舒语)。从1924年举债购书到1936年将档案转售李盛铎,他以一人之力,孜孜于档案的整理工作,先后影印刊布了《史料丛刊初编》22种、《史料丛编初、二集》24种、《明季史料拾零》6种、《国朝史料零拾》45种、《清太祖实录》残稿3种3卷、《皇清奏议》68卷、《皇清奏议续编》4卷(未刊)。此外,还编写了《大库史料目录》。所有这些,皆对明清两代历史档案、文献保护和整理,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通过校刊清人著述,罗先生掌握了大量的清代文献资料,特别是乾嘉学人的专著与文集,使其对清代学人的专门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日后撰写《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宏观总结清代学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对清人治学方法的承继与阐扬
谈到王国维,我们无法绕开罗振玉;同样,论及罗振玉,我们也不得不提王国维。罗、王二先生相交垂三十年,性情相合。他们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患难与共;在学术上相互推重,联系紧密。只有对“罗王之学”作一整体考察,才能更好地认识罗先生的学术贡献。
陈梦家先生曾强调:
所谓‘罗、王之学’者乃是:(1)熟习古代典籍;(2)并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纪载之修正的任务。[59]
我们不妨循着陈先生的总结,一窥罗、王二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贡献。
首先,“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清代学者把古文字之学的专门知识称之为“小学”,认为必先通“小学”,然后才能治经。自清初顾炎武倡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60],中经戴震阐扬而形成“故训明则古经明”[61]之论,王念孙继言“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62],直至晚清张之洞仍有“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63]的论断,足见清代学者对小学之重视。他们将文字、音韵、训诂作为考经证史的重要凭依,进而藉通经以明道。这实际上也是对有清一代学者治学风气和方法的总结。
罗、王二先生治学,也是从说文、音韵诸学入手的。罗先生师从李导源、杜秉寅等学者,自小接受的是考据小学音韵的专门训练,深受乾嘉治学方法的影响,其所著《存拙斋札疏》便是早年考订札记的汇编。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说:“他在未满二十岁的少年时期,便已博通经史,循着乾嘉学者们的旧路,在实事求是地从事金石考证之学。”[64]此后,凡有关金石文字的校订、历史上官名地名的疏证,以及儒家经典、诸子、方书与今本不同之处,他都极尽爬梳审定考核之功,用的也都是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他还引导王国维“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65]。在《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中,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先生此书诠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原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之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66]亦可见罗先生对清代治学方法的总结之功和承继。
其次,“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有学者指出:“‘新材料’、‘古地理’与‘二重证据’等术语均为他(指王国维)所惯用或独创,就罗振玉而言则并不尽相契合”,“虽将二人并举,但学界称道‘罗、王之学’时的实际表彰对象乃是王国维。”[67]我们认为,说学界旨在表彰王国维问题不大,但说新材料、古地理与二重证据等术语皆为王国维所惯用或独创,则并不尽然。罗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二重证据”说,但1903年他在《铁云藏龟》序中已经明确提出甲骨文可证经史的观点。罗琨、张永山二先生指出:“收集甲骨时,他很重视同出土的其它遗物;嘱托罗振常洹洛访古携带考古书籍;对古器物倡导分类、分期研究;用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等,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68]1913年,罗先生出版了《殷墟卜辞考释》,以新出之材料考证经史,为卜辞研究“导夫先路”。诚如何士骥所言:“甲骨学之能崛然兴起,确乎不拔,唤醒一世,改变风气,而使人人知运用‘二重证据法’以为治学之新精神者,实自此书始之。”[69]而后,王国维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重申“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70]的看法,在给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作序时再次强调“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71]的主张。罗、王二先生的这些主张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运用是一个过程,罗振玉先生发其端,王国维先生总其成,并最终得到史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同。
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中,张舜徽先生感慨道:“近人谈到他们俩人时,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有爱憎之私,无是非之公。”[72]这提醒我们,考察“罗王之学”,应持审慎客观的态度。
不惟如此,王国维学术重心从文学转向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了罗振玉先生的影响,其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亦得益于罗先生的启发。姜萌在《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一文中提到,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有所认识是受到了罗振玉的影响,其“三阶段论”的提出,可能还要追溯到更早[73]。
其三,对清代金石学和目录学研究的推进。在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下,就传世古器以证经史,罗振玉先生可说是典范之一。罗先生不仅采用分类著录的方法研究金石,而且拓宽了金石学的研究领域,将金石学发展为古器物之学,使之逐渐向近代考古学迈进。他“据古物器以考古制”[74]、“以证经传”[75],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皆有突破。
在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金石学研究方面,罗先生认为,考释书契时,宜“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鐍为开”[76]。在《小学钩沉续编叙》中,再次强调:“儒者之道,备乎六经。明经之要,存乎文字。舍穷经而言明道,舍识字而言穷经,此必无之理也。”[77]这与戴震、王念孙先明故训小学再通经明道的治学方法,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类考”也是清代学人的治学路径之一,罗先生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已有详细论述,而且将之作为研治经史的主要方法。由此可见,罗先生的金石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乾嘉考据学的方法。
罗先生还拓宽了金石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乾嘉诸儒,大抵偏重文字,古器物无文字者,多不复注意”[78]。有鉴于此,他便有意识地搜求那些以往不受重视但又史料价值较高的古器物,如封泥、明器、瓦当墓砖,以至连章太炎先生终生都持怀疑态度的甲骨金石,同时对汉晋木简、熹平石经、敦煌遗书等的研究皆有开辟之功,并将视野广及海外。如在日本期间,他遍访书肆,搜求中国古器物及珍贵书籍,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审视金石文字之学。
罗先生一生致力于金石之学,搜求以广学术,为“金石考古辟新途”[79],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对迈向近代考古学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罗先生既是清代金石学研究的殿军,也是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中的重要奠基人。
目录学研究也历来为罗先生所重视。在《殷墟书契考释》中,他率先将目录学应用于古文字学的专门研究,为之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人从事古文字之学者能循此而上;他还为朱彝尊《经义考》[80]补目并校勘,以便后学查检;而后所刻《玉简斋丛书二集》所收8种均为明清藏书目录之罕传者。他自己所藏古器、古籍亦皆编目存世,除了前面提到的《雪堂校刊群书叙录》、《贞松堂秘藏旧抄善本书目》外,尚有《大云书库藏书题识》、《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以及《宸翰楼所藏书画目》等,可谓用力至勤。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他更是以四部分类法梳理有清一代的学术,将其应用于断代的研究和学术的分类总结。而这也影响了王国维先生的治学。如《国朝金文著录表》,是王先生继《宋代金文著录表》之后的又一目录学著作,主要梳理了清朝各家著录金文的大概情况,而是书的创作及检定,罗振玉先生皆曾参与。在《三代吉金文序》中,罗先生说:“往在海东,亡友王忠悫公从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学。予以古金文无目录,劝公编《金文著录表》。”[81]王先生在自序中也谈到:“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既具稿,复质之参事,略加检定。”[82]
罗振玉先生对王国维的支持与引导,本身也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关于这一点,张舜徽先生曾概括道:
王国维一生成就,完全得力于罗氏的支持与鼓励。从罗氏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创办“东文学社”,王氏入社肄业以后,便竭力对王氏加以奖掖,后来对王氏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介绍他的工作,供给他的书籍,接济他的费用,以至邀他一同出国,侨居日本,把他看成家人一般。王氏就凭借了这种优越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这对他一生学术的伟大成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如果肯定的说:没有罗振玉,便不可能有王国维的卓越成就,事实具在,未为过分夸大。这点,也只能说是罗氏对学术界一种有力的贡献,而不只是他两人的恩谊问题。[83]
除王国维外,罗先生与李慈铭、杨守敬、柯劭忞、沈曾植、孙诒让、章太炎诸人,也多有交往,或相与论学,或通书问难,或共享新材料。[84]后辈中如马衡、容庚、商承祚、唐兰、陈邦直等,也都受到过罗先生的提携与启益。罗先生还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85]
四、余　论
近年来关于罗振玉先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但长期包裹在‘罗、王之学’整体叙述中的罗振玉的学术观念,却一直没能得到清楚的辨析”[86]。陈邦直先生曾指出,罗先生是一“多角之天才”,他“既非单纯之学者,亦非普通之政治人物,盖其名利心虽轻,而事业心则重,与其称为学者,勿宁称为实业家也”。[87]那么,罗振玉先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我们又该如何审视这样一位“旧式学者”[88]呢?
在《金兰坡先生尚友图小象卷·跋》中,罗振玉先生曾评价金传声“传古之功,当世殆无与匹”,“视阮、吴诸贤又何可轩轾乎”![89]其实,这不仅是在表彰金氏,亦表明了他自己的终身传古之志。所以张舜徽先生强调:“先生自著书外,一生好辑书印书,而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使无先生传印之书,则有志考古者靡所取材,无由以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之新风。”[90]正是在长期的政治与学术实践中,罗先生逐渐确立了笃志传古与救世觉民的人生追求。
而与一般收藏家不同,罗先生虽嗜古但意在传古,并藉编印以广流传。据其自述:“生平无他好,图书以外惟喜收集古文物。……意谓金石之寿有时,不如楮墨。既为之编印流传,则器之聚散,当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9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古器之流传是自然之事,无需私藏,重点是如何将古器用作治学资料,这才是古器的生命力所在。正如陈邦直先生所言:“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为夸耀一时,或买或卖,无非为其研究之资,一生治学,惟以发扬东方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至于一身之名利,子孙之产业,皆非先生所计也。”[92]基于此一理念,罗先生虽喜好收藏,但并非要永久秘贮,而是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之资,“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93],故“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94]。于此,罗继祖先生尝揭示道:“先祖顾尤汲汲以流布为事,非徒夸靡斗博已也”,终身“以表微章隐,守缺抱残为己任。数十年来,既竭一人资力,举殷墟甲骨、流沙简牍、石室秘籍,与夫三代、汉、唐彝器铭刻之属,搜求考订,流布之以饷世。”[95]由此可见,“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96],正可谓罗先生一生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更可注意的是,罗先生之传古不仅限于国内,他还广泛搜求影印流传于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古经籍。历史上由于天灾、战乱以及禁毁等原因,中国古书有不少失传。然在隋唐鼎盛之际,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得到或者抄录了大量的中国原始文献。罗先生在日本期间,著书之余,乃遍访书肆及公私藏书诸家,着力搜求日本流传的中国“秘籍”,并影印传世。如唐元和年间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至五代时已不传,而日本却保留有刻本。其所引诸书,如《桂苑珠丛》、《文字释要》、《文字典说》、《文字音义》、《古今正字》、《字镜》、《字苑》、《音谱韵英》、《韵谱字指》、《字统考声》、《声类》等,都是中原久佚之书,尤可宝贵。而其宝贵之处还在于,能补正今本《说文解字》及后世注解《说文》诸书。由此一端,亦可见罗先生致力于搜求秘籍之良苦用心。
笃志传古的同时,罗先生还甚为关注讲求正学,以救世觉民。他举孟子“经正民行”之言,认为非讲明正学不能拯救已溺之人心。而他之所以要讲《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也正是为了践行其讲明正学以明人伦、正人心的学术追求。这一追求,在《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罗先生强调,“学问之事,始于淑身,终于淑世”[97],“士为四民之首,其责任至重,世平治则隐居求志,行义达道;世渎乱则救世觉民,守先待后”[98]。因此,面对“名教式微,邪说充塞”的现实,他大声疾呼道:“彼曲学阿世者附会公羊家说,以大同为孔子教旨,此固不足以损圣教之毫发;然郑声紫色,淆视听而乱正学,安得有以斯道自任如孟子者辞而辟之,生民之害庶可已乎!”[99]
罗先生还很注重“文行并重”,自少年时代便心怀经世之志。在《集蓼编》中,他回忆说:“是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颇留意当世之故,虽处困,志不稍措。好读杜氏《通典》及顾氏《日知录》,间阅兵家言及防河书。”[100]张绍文跋《扶桑两月记》亦称其“频年乃专意农学与教育二者,以为教养两事,实为政治根本,瘏口焦唇,日咶之于当世,以冀一挽今日之厄运”[101]。基于这一忧患之思,罗先生遂怀抱着“实业救国”之志,积极创办学农社及东文学社,翻译外国农书,培养新式人才;还出国考察教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教育界专门刊物《教育世界》,并在各地兴办学堂,将救国理论付诸实践。尽管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但他的用世之志并未消磨[102],而尤于学问之途笃老不倦。其所刊之书,“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103],皆亲躬其事。无怪乎谢国桢先生如此评论道:“雪堂老人对于学术事业用力之勤,倡导自由研究的学风,以及严谨的治学方法和‘锲而不舍’到老不倦的治学精神,也曾为同辈人所称道。”[104]其实,罗先生的此一为学取向和治学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对学人具有启发意义,值得学界同仁关注。
原文发表在《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①]　张舜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总序》,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第349页。
[③]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④]　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21页。
[⑤]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
[⑥]　罗振玉:《前安徽建德县知县直隶州用路府君墓志铭并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12页。
[⑦]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第352-353页。
[⑧]　谢光辉、张俊岭、李梦龙:《学者交游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以吴大澂为例》,《求索》2005年第6期。
[⑨]　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⑩]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5页。
[11]　王先生在文中指出:“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其事,诸儒所攻,究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于前人远矣。”(《东山杂记》2,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12]　1916年,罗先生致王国维信中表示:“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页)
[13]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34页。
[14]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18页。
[15]　罗振玉:《集蓼编》,第77页。
[16]　罗振玉:《集蓼编》,第77页。按:查《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和《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所署时间分别为“庚午夏”和“庚午九月”,庚午年是1930年,而非辛未年(1931),所以此书当成于1930年,罗振玉先生在这部回忆录中可能记错了时间。
[17]　据罗继祖先生回忆:“祖父到此(指旅顺),自然像是走入另一天地,溥仪的一大堆问题和因之而来的烦恼,可以暂时丢开,人事酬应方面也大大减少。”(《庭闻忆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18]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189-193页。
[19]　罗振玉:《程易畴先生论学小记·跋》,《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361页。
[20]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14页。
[21]　皮锡瑞:《南学会讲义?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七次讲义》,皮锡瑞撰、吴仰湘校点:《皮锡瑞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74页。
[2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3]　关于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历来研究清代学术的名家如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侯外庐诸先生皆有论述。详参陈祖武先生《清代学术源流概略》,第168-171页。而且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界更倾向于对清代学术渊源进行整体的、综合的考察。罗振玉先生的考论便是着眼于整个清代学术而言的。
[24]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11页。
[25]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09页。
[26]　王国维:《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53页。
[27]　罗振玉:《朱笥河先生年谱·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359页。
[28]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13页。
[29]　如章太炎先生之《清儒》,按时间先后顺序,先总论了清初诸学,然后讲吴、皖南、浙东、太湖之滨,最后讲了常州今文经学。刘师培先生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亦突出地彰显了此一表现手法。他先讲了明末清初理学之宗传,后论汉学之“成学派系统者”,依次论及徽歙之地、江浙之间、常州、皖北、浙中、江北淮南、燕京之中等诸多地域的学术概况,旨在“论其流别,以考学术之起源”,将宋学在有清一代由盛而衰复盛的演进轨迹以及汉学之渊源流变,做了更为清晰的展现。梁启超先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同样着眼于地域来观察学术之衍绪。
[30]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14页。
[31]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15页。
[32]　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中,梁先生所列十八章中有“官书”一章,惜其未成。按:最初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有颇多不同之处。在《致菊公书》中,梁先生计划将清代学术划为20个门类(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字、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谱牒、目录学、地理、天算、音乐、金石、佛学、编类书、刻丛书、笔记、文集、官书、译书),而在率先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他将刻丛书、目录学合为一章,把笔记、文集合为一章,多政书一章,少译书一章,共分十八章。然查当年的《东方杂志》,最后发表的也只有第一至八章,分七期连续发表(最后两章合为一期发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共分十一章论述(新增地理学、历算及其他科学、乐曲学三章),相同章节题名及内容亦有所不同。详参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40页;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0-392页。
[33]　如梁先生在谈到清代《易》学方面的成就时,最推崇惠栋、张惠言、焦循三家,认为他们就可以代表清儒的《易》学成就,并直言:“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这也恰恰能代表他对各门学术的意见。而罗先生则将清代研究《周易》的学人划分为四派,所列甚为详细,可补梁书之缺。再如,经学部分,关于《礼》,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这三部在清代礼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著作,罗先生皆未收录;关于《孟子》,未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关于解《说文》之书,未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梁书又能补罗书之漏。
[34]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5页。
[35]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6页。
[36]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7页。
[37]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6页。
[38]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7页。
[39]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9页。
[40]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9页。
[41]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251页。
[42]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9页。
[43]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40页。
[44]　罗振玉:《集蓼编》,第62页。
[45]　罗振玉:《集蓼编》,第77页。
[46]　罗继祖:《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七集,第356页。
[47]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9-275页。
[48]　张舜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总序》,第2页。
[49]　两书均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元和姓纂》为唐代林宝所撰,原书久已失传。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然而是书内容多取私家谱牒,来源未必翔实,因此后人屡有校补。罗振玉先生《校勘记》则缘于孙星衍所校讹误颇多,乃复为校订。罗先生还采诸书所引、孙本失采者,成《佚文》一卷,后又作《补目》一卷。《三国志证闻》为清代钱仪吉所作,《校勘记》之成书与前书类似。
[50]　《傅青主先生年谱》原为丁宝铨所辑,罗振玉先生病其简略,于宣统三年(1911)为之别撰一编,以补其缺。
[51]　《汇刻书目》是清嘉庆年间顾修所撰,后屡有增续。罗振玉先生则就大云书库所藏,补录光、宣两朝丛刻及刊于光、宣前而该目失载者,得300余种,于1914年成《续汇刻书目》10卷、《闰集》1卷。
[52]　《金石萃编未竟稿》初不知何人所撰,罗振玉先生再三考证,知为王昶未竟之作。1918年,为辑元碑88种,且析为3卷,补目于前,影印传世。
[53]　《纪元编》系李兆洛所编,收录了汉武帝至清前期各政权的年号。罗振玉先生致力此书30余年,续有勘正,直至1925年始付梓。
[54]　《蒿庵集》为清初张尔岐的诗文集,有山东书局刻本。罗振玉先生履职广东时,得孔氏岳雪楼藏书,中有文集旧抄本,持与山东书局刻本相校,发现刊本所无而抄本有者,文8首、赋2首、诗90余首,遂都为一集,成《蒿庵集捃佚》,以补刻本之缺失,书成于1936年。写本

手抄报读懂中国历史故事

多讹文别字,因无他本可校,其确知为讹者,一一改正;其所不知者,一仍其旧。文末有跋记其事。
[5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页。
[56]　七种分别为:王念孙《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语方言疏证补》1卷;王念孙《释大》1卷;王念孙《古韵谱》2卷;王安国《王文肃公遗文》1卷、《补遗》1卷;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4卷、《丁亥诗抄》1卷;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4卷、《附录》1卷;罗振玉《王氏六叶传状碑志》6卷。参见罗振玉:《雪堂剩墨》,《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第179-180页。
[57]　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255页。
[58]　王国维:《库书楼记》,《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631页。
[5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页。
[60]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页。
[61]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4页。
[62]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63]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64]　张舜徽:《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中国史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58页。
[65]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251页。
[66]　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610页。
[67]　李浴洋:《“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罗振玉的学术观念刍议》,《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
[68]　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第159页。
[69]　何士骥:《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转引自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第160页。
[70]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264页。
[71]　王国维:《殷墟文字类编·序》,《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208页。
[72]　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6页。
[73]　姜萌:《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74]　罗振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24页。
[75]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239页。
[76]　罗振玉:《殷墟卜辞考释·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70页。
[77]　罗振玉:《小学钩沉续编叙》,《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65页。
[78]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516页。
[79]　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第75页。
[80]　《经义考》是清初朱彝尊考证历代经籍存佚的著作,煌煌300卷,当时但刻其半。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在朱彝尊之孙朱稻孙处得见未刻稿本,复刻他半,始成完书。后翁方纲援例作《经义考补正》,对原书多有补正。但《经义考》前无目录,查检不便。罗振玉先生寓居江南时便有补目之意,旋因入京供职而中辍。宣统元年(1909),长农科大学时,斋居无事,勘补完成,作《经义考目录》8卷,并附《校记》1卷,大大增强了原书的使用价值。
[81]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612页。
[82]　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195-196页。
[83]　张舜徽:《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第158页。
[84]　据罗振玉先生自述:“予于前辈学者犹及见者,为江宁汪梅村先生士铎、宝应成芙卿先生孺、乌程汪刚木先生曰桢。并世学者若会稽李莼客侍御慈铭、宜都杨惺吾舍人守敬、胶州柯蓼园学士绍忞、嘉兴沈子培尚书曾植,皆尝与从容谈艺。王忠悫则同处垂三十年,至孙仲容征君则通书问未及识面。”(《集蓼编》,第63页)章太炎先生也曾与罗振玉先生有过书信来往,讨论甲骨学。详见章太炎:《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3页。
[85]　关于罗振玉先生与日本汉学界的关系,谢崇宁先生曾有过专门论述。详见谢崇宁:《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之关系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而其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据陈邦直先生介绍:“欧战止后,欧美各国之学者,纷纷研究东方学术,法国某大学院,委先生为东方通信员,关于东方古代文化,屡以函简商讨,而先生著述,各国亦莫不争相译印。”(《罗振玉传》,长春:满日文化协会发行,1943年,第37页)
[86]　李浴洋:《“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罗振玉的学术观念刍议》,《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
[87]　陈邦直:《罗振玉传》,第69页。
[88]　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说:“现今的中国学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89]　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29页。
[90]　张舜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总序》,第1-2页。
[91]　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第611页。
[92]　陈邦直:《罗振玉传》,第39页。
[93]　王国维:《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54页。
[94]　王国维:《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序》,第154页。
[95]　罗继祖:《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七集,第356页。
[96]　罗振玉:《国学丛刊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85页。
[97]　罗振玉:《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244页。
[98]　罗振玉:《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第249页。
[99]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166页。
[100]　罗振玉:《集蓼编》,第25页。
[101]　张绍文:《扶桑两月记·跋》,《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第125页。
[102]　罗先生说:“自三十出游,在野凡十年,渐谙世态,少年迈往之气已为稍挫,然用世之心尚未消泯。”(《集蓼编》,第56页)
[103]　王国维:《雪堂校勘群书叙录·序》,第154页。
[104]　谢国桢:《永丰乡人行年录·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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