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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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4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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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一）

　叙　　言
日本的朱子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1]。这种传统，使日本的近现代朱子学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基础与风格。自二十世纪以后的朱子学史之整体观之，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近年，台湾学者编辑了两种朱子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2]与《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3]，虽然其中所收的日文论著条目在记述与分类方面尚有不少遗漏与讹误，但基本上网罗了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朱子（名熹，1130～1200）的思想、史学、文学以及学术渊源、事迹、门人与后世的展开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中看到日本学者的足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无疑是整个朱子学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管见所及，到目前为止，介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有五篇：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4]与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5]，华国学《战后日本朱子学研究评述》[6]、高令印《现代日本朱子学》[7]、钟彩钧《现代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朱子学研究之概况》[8]。其中，后藤与岛田的综述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史的变迁。华、高、钟三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知识背景的欠缺，以及所掌握的学术资讯极为有限，他们的文章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与此相比，有关欧美[9]与港台[10]、韩国[11]的朱子学研究的评述，则比较深入而具体。因此，我们亟需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作一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战后，日本中国学界的结构与方法论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出版于战后。战后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整体格局、研究群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均与从前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至今为止的六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特点何在？在研究史上又具有怎样的位置与意义呢？在本稿中，笔者将1946年以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分为以下六期：“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1960年代的研究”、“1970年代的研究”、“1980年代的研究”、“1990年代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对其间出版的单行本（包括丛书）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描述其内容的特色与整体变迁的脉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举出的专著以朱子及其门人研究为主，不包括日本对其本国的朱子学及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又，文中所引日文，均为笔者译。
一、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中国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在1947年6月，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学会——东方学会，其机关杂志《东方学》于四年后的1951年3月创刊。而京都方面的《支那学》则于1947年8月停刊。另一个日本全国性的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哲学·语学·文学），在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奔走呼吁下，于1949年10月成立，其机关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于1950年3月创刊。此外，日本道教学会也于1951年成立，其机关杂志《东方宗教》于同年12月创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中国学界在战后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相互协力与统合的动向。
在学界变革期间的1948年2月，出版了安田二郎（1908～1945）的遗作《中国近世思想研究》[12]，其中收有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与两篇关于陈白沙、阳明学的论文。有关朱子的论文，则发表于战前的1939年～1941年之间。由于安田二郎在1945年辞世，因此《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在规模上远不及战前出版的后藤俊瑞（1893～1961）《朱子の実践哲学》[13]，但此书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京都学派[14]历来对宋明理学的态度极为冷漠，研究者亦寥寥无几，而安田则是一个例外。他原本是哲学家田边元（1885～1962）的弟子，先是专攻西洋哲学，后来才转入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研究。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における習慣の問題——序説》（《在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序说》）一文。安田在文中通过对《论语集注·学而篇》首章的分析，认为在朱子的伦理学体系中，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安田援引Félix Ravaisson（1813～1900）的习惯论，指出：“学习”乃是一种习惯的获得，即格物的过程。安田认为，朱子的心之特质在于受动式的能动性与能动式的受动性，“本来心”（道心）是能动的，而“现实心”（人心）则是受动的，在习惯上才能实现“心与理一”。同样，理具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须于习惯这一事实中寻求构成两面性的原理。在另一篇论文中，安田还对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批判主义式的朱子研究做了严峻的批判。又，安田关于理气，认为朱子的气如Stanislas Le Gall所云，是一种“瓦斯状空气状的物质”，而朱子的理乃“意义”等，这些看法后来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自今日观之，确有不妥之处。近现代的日本学者，大多使用西洋哲学的概念与方法来剖析朱子的思想，安田的著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精通多种西欧语言的安田，在朱子学的文献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他曾通读朱子文集[15]，并留下了《朱子语类》的译稿[16]。通观其文，确能引用文集与《朱子语类》而作到收放自如。安田对文献的全面梳理与把握，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分析，使他的一些研究如“习惯论”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今不容忽视。
宇野哲人（1875～1974）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17]是概论性的书籍。此书是战前出版的《儒学史》（上卷）[18]的续篇，其根干乃宇野的博士论文《洙泗源流论》。全书在时代上涵盖了自北宋至清末的儒学，所论人物自胡瑗至谭嗣同，书名虽题为“近世儒学”，内容上实则分为“近古”（宋～明）与“近世”（清）两大部分。宇野将宋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儒教的革新”、“士风的改善”、“儒、道二教的融合”、“佛教的影响”四点（2～7页），除了第二点以外，基本上因循了《支那哲学史讲话》中的看法[19]。对于朱子的哲学，则从“宇宙论”、“心理说”、“伦理说”、“名分论”四个范畴进行了考察。宇野还指出：朱子乃主知论者，富有科学性、实证性的倾向，而阳明则是主意论者，具有理想性的倾向，乘朱子实证论之弊，兴起了阳明理想论。宇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是岛田重礼（1838～1898）与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学生。宇野在明治末年先后游学中国[20]与德国，后来长期担任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教授，是东京方面“汉学”式研究的主帅，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多出其门。宇野在中国哲学史与宋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与普及性的工作，除了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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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哲学史讲话》、《支那哲学の研究》[21]以及《二程子の哲学》[22]以外，他译注的《四书讲义：大学》[23]、《四书讲义：中庸》[24]以及《论语新释》[25]等书籍在战后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巨大。
今井宇三郎（1911～？）的《宋代易学の研究》[26]出版于1958年。本书深入地考察了“《周易正义》与宋代易学”、“河图洛书象数论”、“《太极图》考”、“无极而太极考”、“二气五行考”等宋代易学史上的主要问题。本书虽非专论朱子，但其中有很多篇幅都触及到了朱子的易学，总体上资料翔实，持论平允，是日本易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有两种朱子学文献的译著出版。由和田清（1890～1963）校阅，河原正博（1912～1993）译注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册于1948年出版[27]。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计划将其中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全部译出。到中册为止，已经译完了第六卷，遗憾的是下册（第七卷～第十卷）最终未能刊行。1949年，出版了由中国语言学家仓石武四郎翻译的《论语》[28]。本书是一本很独特的译著，在解释上完全以朱子的《集注》为准，并参以《语类》，而译文的文体则为现代日语口语，贯彻了仓石彻底摒弃旧式训读的理念。由于仓石的古典修养极深，全书又一依朱注，故其脉络前后一贯，译文简明流畅而准确，堪称《论语》日译史上的名著[29]。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研究之深入，与各种文献索引编纂之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朱子文献的整理方面，后藤俊瑞于1950至1960年代初，编纂了《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其中包括《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30]与《诗集传事类索引》[31]三种。与一般的索引书籍不同，其书的体裁并非是“一字索引”，而是分门别类的“语句”索引。这一系列索引书籍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通观1950年代，朱子思想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专著出版，但是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刊行了大量有关朱子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与积蓄阶段。
二、1960年代的研究
通过潜忍不发的长期积蓄，使日本学界在1960年代步入了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并迎来了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第一个出版高峰。
首先是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32]一书的出版，此书在日本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楠本生于儒学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是宇野哲人的弟子，与后藤俊瑞被称作继承了宇野学统的“双璧”。楠本曾游学德国，后来在九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三十余年，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佐藤仁（1927～）、福田殖（1933～）等皆出其门下。《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分“宋学”与“明学”两部分，此书虽然是宋元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但涉及朱子与朱门诸子的章节（第一编第四章）亦颇有发明。比如楠本用“全体大用”来概括朱子的思想体系，认为朱子的这一思想为黄榦、陈埴、陈淳等弟子所继承。楠本的目光停留在朱子的社仓法与《仪礼经传通解》上，认为两者均是“全体大用”之学的产物。在详细地论述了社仓法的发生、内容与理念后，楠本指出这一政治实践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楠本及其一门的学术特色是讲究“体认”与“为己”，这种学术上的性格，使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做出共感性分析，其结论多发人所未发。这一派的学术特色，是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
楠本正继的弟子荒木见悟在1963年出版了《仏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を形成するもの》[33]。该书由《序论：本来性与现实性》、第一章《华严经的哲学》、第二章《圆觉经的哲学》、第三章《朱子的哲学》、第四章《王阳明的哲学》、《结语》构成。全书的基调建立在“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构架之上，而内在的脉络则为“华严·禅——朱子学——阳明学”。在第三章《朱子的哲学》中，荒木先详细讨论了与朱子有密切关系的大慧宗杲的立场。荒木认为朱子与大慧宗杲在实践意图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两者均强调日常性的重要，如大慧宗杲排却“空虚寂灭”、“兀坐澄心”、“记诵词章”、“博闻多识”等立场，朱子亦反对沉溺时文、耽湎于章句之穿凿的态度。但朱子抓住禅宗的“现实性——本来性”的倾向性，批判了大慧标榜的证悟主义，举出禅体验的超越人情、无法对应复杂之现实等弊害。荒木着眼于“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主层面，论述了朱子的学说建设。认为“朱子的哲学是由于剜刺佛老之肺腑而构成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特异的‘深造自得之学’”（367页），从大慧向朱子思想的转移意味着“本来性的现实化样式的转移”（256页）。历来对此书的评价均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展开，笔者认为在论述朱子的部分，荒木深挖朱子有关日常性的思考获得了成功，把握住了朱子学在实践方面的本质。后来，荒木继续以儒佛之间影响互动的视角，对明代思想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34]。
《朱子の倫理思想：続朱子の実践哲学》[35]是后藤俊瑞的遗稿，由其弟子整理出版。后藤是名副其实的朱子专家，撰有多种朱子研究的书籍，战前出版的有《朱子の実践哲学》、《朱子の哲学》[36]以及传记《朱子》[37]，在朱子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本书由第一篇《规范论》、第二篇《德论》、第三篇《实践论》三部分构成，分别探讨了“道”、“礼”、“穷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造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篇第六章的结尾，后藤特别论及了“恕”的现代意义，他认为“恕”乃是社会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恕”之实践可以开出真正的民主主义。从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位朱子学者在晚年的现实关怀。
友枝龙太郎（1916～1986）《朱子の思想形成》[38]是战后朱子思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全书目录如下：《序论》、第一章《意识的问题》、第二章《存在的问题》、第三章《知识与实践的问题》、第四章《朱陆异同及其背景》、《结论》、《附录》（收录三篇论文）。友枝毕业于东京大学，是宇野哲人的学生。本书长达五百七十余页，全面地再现了朱子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哲学性传记”来读。笔者以为，对朱子知识论的诠释部分乃全书之白眉。友枝认为，在朱子的知识论里，“反省知”介在于“直接知”与“悟觉知”之间，而朱子的格物说与其“社仓法”、“经界法案”、“水稻生产技术的指导”等一系列政治实践是密切相关的。在第三章，友枝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朱注的分析，指出：“知犹识也”的“知”乃“识别心解知”、“识别反省知”，其极处即“豁然贯通”的“悟觉知”，而“朱子格物致知说的特色，就在于‘识别反省知’的使用与事物的对象化，此立场不见于禅学及陆学”（365页）。友枝强调朱子的立场乃根据“识别反省知”对事物的所以然之则的究明，以及此知识立场在中国近世的重要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友枝在第四章分析朱陆学说的差异时，从两人家庭背景的影响寻找根本原因。友枝认为，陆象山生于大家族，其家“累世义居”并“合族而食”，族人分工明确，协力维系大家族的生活。生活在这种宗族共同体（血缘共同体）里的陆象山，重视“爱哀钦敬”之心，主张“心即理”、“此心此理充塞宇宙”，其论理是寻求一种直接性的统一。而朱子则生于下级官吏之家，一直生活在小家庭里。朱子中举之后，靠自身仕官的俸禄生活，因而朱子着眼于家族、村落、国家的等级性，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对立，朱子的学说则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与对立而寻求统一。这些独特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朱陆异同的新视角。此外，附录中有关《朱子语类》及《诗集传》的研究，亦有可观之处。本书文体明白通畅，而且考证学与哲学分析在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提示了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39]的作者岛田虔次（1917～2000）撰写了《朱子学と陽明学》[40]。此书乃概论性书籍，岛田继武内义雄（1886～1966）的《朱子·王阳明》[41]之后，再次将朱子与阳明放在同一个思想史的脉络里进行叙述，书末还专门论述了李贽。此书简短扼要，便于初学，因此不惟日本，在海外亦有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书中多处可见“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之类的词语。与《朱子学と陽明学》同一年出版的还有日本思想史专家守本顺一郎（1922～1977）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42]，该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研究。守本将朱子学作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来把握，对“朱子学的历史性构造”、“朱子的生产论”、“朱子学与佛教”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书中还随处可见丸山真男（1914～1996）的朱子学认识[43]对作者产生的影响。从岛田与守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可以推知当时的日本学者对大陆学界的关注以及所受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朱子书籍的翻译与注释进入了一个丰收阶段。仅《大学·中庸》就有岛田虔次[44]、赤冢忠（1913～1983）[45]、金谷治（1920～2006）[46]、俣野太郎（1918～？）[47]的四种译本。其中，以岛田虔次的译本影响最大。岛田的翻译全部依据朱子的学说，在文献上不仅参照了《朱子语类》与《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还援引日本儒者太田锦城（1765～1825）的《中庸原解》、佐藤一斋（1772～1859）的《中庸栏外书》等，从时代背景、思维的过程等角度做了细致的解读。在解说《大学》时，岛田特别举出王阳明的学说，以示朱王之异同。赤冢忠的译本则兼收汉唐的古注与朱子的新注，其中〈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是以唐代石经《礼记》为底本，而〈大学章句译注〉与〈中庸章句序译注〉则依据的是吴志忠的嘉庆刊本《四书集注》。金谷治的译本在解释上，以朱注为主，还参考了清儒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等。俣野太郎译本的《大学》部分全依朱注，《中庸》部分则以郑玄与孔颖达的古注为主。
1967年，明德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新书”出版了宇野哲人翻译的《论语》[48]。本书本是宇野在汤岛圣堂的讲义，书中的解释以《论语集注》为主，文字简洁明快。本田济（1920～）翻译了《易经》[49]，译者乃易学专家，本书以《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解释以朱子《周易本义》为主，并参以《伊川易传》等书，如今已成为《易经》入门的必备书籍。《小学》则出了两种译本，宇野哲人之子宇野精一（1910～）的译注[50]是全译本，其底本是和刻覆陈选《小学句读》。四年后，宇野精一的弟子远藤哲夫（1926～）的译本[51]只翻译了《小学》中的〈外篇〉。山崎道夫（1904～？）选译了《近思录》中的一百四十余条[52]，这个译本的特点是在解释上全依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佐藤仁翻译的黄榦《朱子行状》[53]，是以文化元年（1804）的和刻本为底本，书前还附有写得很细致的解题。
同一时期，台湾于1964年出版了范寿康（1896～1983）的《朱子及其哲学》[54]，于1960年代末出版了牟宗三（1909～1995）的《心体与性体》[55]。前书简要，后书细密，但是均未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
三、1970年代的研究
1970年代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尚处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还谈不上纯学术性的朱子研究。台湾方面，只有钱穆（1895～1990）的《朱子新学案》[56]值得一提。实际上从港台与欧美、韩国的整体研究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之前，朱子研究的厚度与深度均无法与日本相比。
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体合作与集体研究。以东京大学为首的东京学界与九州大学的楠本一门合作，继《阳明学大系》[57]之后，又召集了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推出了全十四册的丛书《朱子学大系》[58]。其书各卷目次如下：第一卷《朱子学入门》、第二卷《朱子的先驱（上）》、第三卷《朱子的先驱（下）》、第四卷《朱子文集（上）》、第五卷《朱子文集（下）》、第六卷《朱子语类》、第七卷《四书集注（上）》、第八卷《四书集注（下）》、第九卷《近思录》、第十卷《朱子的后继（上）》、第十一卷《朱子的后继（下）》、第十二卷《朝鲜的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上）》、第十三卷《日本的朱子学（下）》、第十四卷《幕末维新朱子学者书简集》。这套大型丛书视野开阔，收入了通论性的文章、专题研究、研究史回顾与朱子学书籍的译注。在时代上，笼括了朱子学的成立前史与明清以后的展开。在地域上，包含了朝鲜与日本朱子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此丛书还具有国际性色彩，其中收有海外学者钱穆、唐君毅（1909～1978）、宋晞、秦家懿（1934～）、陈荣捷（1901～1994）、安炳周（1933～）等为此书撰写的专题论文。即使自今日观之，这套丛书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几乎在同一时期，朱子学的集体研究在京都也悄然开始。京都学派从1970年起，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1912～2002）为中心，组织了前后为期六年的共同研究班[59]，这一项共同研究分两期：“朱子研究”（1970～1975）与“《朱子语类》的研究”（1975～1976）。柳田圣山（1922～）、岛田虔次、上山春平（1921～）、山田庆儿（1932～）、小南一郎（1942～）、清水茂（1925～）、三浦国雄（1941～）等京都方面各领域的学者均加入其中。共同研究班的主要活动是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研究班的成员们的课题是于各自的专门领域研究朱子。这个研究班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单篇论文以外，可以举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吉川幸次郎（1904～1980）与三浦国雄翻译的《朱子集》[60]，山田庆儿《朱子の自然学》[61]。
班长田中谦二本是元曲专家，他是因为对《朱子语类》中的近世口语感兴趣，才联合岛田虔次等人组织朱子研究班的[62]。而田中本人可以说是此共同研究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在这里拾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棵“路边草”（田中语）——《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并以此文震撼了国际汉学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这一专题研究并不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分两次刊载于《东方学报》（京都）[63]，直到2001年才被收入田中的《著作集》中[64]。由于《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影响太大，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特别言及。众所周知，《朱子语类》长达一百四十卷，收有朱子的九十七位门人所记录的一万多条语录，分别记录于1170年～1199年之间。这些语录与书简一样，基本上保留了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变迁的原始轨迹。那么，在读此书时，这些门人究竟分别在哪一年师事于朱子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田中主要根据《朱子语类》中的双行小注以及语录中的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的痕迹，进行了分类与比勘，并参以《朱子文集》以及宋人的文集等一手资料，对朱门弟子的师事年次分别做了详细的考证。由于这种研究“要同时梳理手中所握的几十根线头”，其难度之大，非外人可知。此书可见京都学派绣花针一般精细的考证功夫。这项研究一问世，就受到了朱子学研究者们的一致关注，成为研究朱子与朱门弟子及《朱子语类》的必读书籍。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田中对旧稿不断地加以修改与完善，《田中谦二著作集》所收的则是改订本。
《朱子集》实际上是《朱子语类》的选译，全书由三浦国雄撰底稿，吉川幸次郎审订而成。本书从《朱子语类》中选出120余条语录，类别为七章：《训门人》、《圣人可学而至》、《新古典学》、《世界的构造》、《对人性的凝视》、《异学批判》、《历史与文学》。本书不仅对每一条语录都加以绵密而详尽的注释，而且对近世口语的解释亦相当准确，至今仍是《朱子语类》入门的必备书籍。此外，据说此共同研究班的成果之一《朱子语类》卷一至卷六的译注，原定由岩波书店出版[65]，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三浦则是因参加田中谦二的共同研究班而转入到朱子研究的，他后来撰有《朱子と気と身体》一书，而他的根则扎在这个共同研究班。
薮内清（1906～2000）的学生，科学史家山田庆儿撰写的《朱子の自然学》是第一本系统地研究朱子的自然学的专著。该书目次如下：序章《被遗忘了的自然学者》、Ⅰ章《宇宙论前史》、Ⅱ章《宇宙论》、Ⅲ章《天文学》、Ⅳ章《气象学》、终章《从自然学走向人性学》。山田以《朱子语类》为中心，参以文集等资料，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在宋代科技史的大背景里，对朱子自然学的实态与理论构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京都学派的一系列研究中，洋溢着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氛围，这种态度与东京方面尊朱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大槻信良（1911～1991）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66]是一部考证性研究专著。该书先由作者在1952年末自费出了油印本，但流传不广，时隔20年后才正式出版了增订本。读《集注》之际，此书不可或缺。大槻遍查博搜了《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毛子水（1893～1988）在《序》中称其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绝非过言。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将朱子所用的典据，分入“古”、“近”、“新”三类，即汉唐的古注、近人（以二程为主的宋人）的注释、朱子的新义，藉此明示朱子不废古训与其自身的创新。
哲学家三宅刚一（1895～1982）的弟子山本命（1901～？）《宋時代儒学の倫理学的研究》[67]出版于1973年。虽然本书不是朱子研究的专著，但书中对道学（周张二程与朱子）的伦理学的理论分析，颇有可观之处。山本还认为儒教伦理学在整个人类伦理学史中，占有一个独特无比的位置。这一时期，将朱子与阳明并论的专著，有间野潜龙（1923～1981）的《朱子と王陽明——新儒学と大学の理念》[68]与高桥进（1928～）的《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69]。市川安司（1910～？）的《朱子——学問とその展開》[70]从四书学（主要是《大学》与《中庸》）与封事（上奏文）的角度，简明地介绍了朱子的学问与政治的特色。朱子的传记研究，有三浦国雄撰写的《朱子》[71]，作者明言想写一部一个人的传记，而非人格高尚的、被圣人化了的朱子，与同类的日文书籍相比，本书写得很细致，至今仍拥有很多的读者。小野泽精一（1919～1981）、福永光司（1918～2001）、山井涌（1920～1990）合编的论文集《気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72]第三部中收有几篇关于朱子学的论文。此书在199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影响。
在朱子学书籍的翻译与注释方面，进入1970年代其势头依然不减。除了前面言及的《朱子集》以及《朱子学大系》中所收《朱子文集》（选译）、《朱子语类》（选译）、《四书集注》、《近思录》的译本外，其他各种朱子书籍的译本亦层出不穷。关于《近思录》，就出版了汤浅幸孙（1917～2003）[73]与市川安司[74]的两种译本。战前的秋月胤继（1873～？）的译本[75]是典型的正统派，该书以叶采《近思录集解》为主，还参考了日本儒者中村惕斋（1629～1702）的《近思录示蒙句解》，但此译本已经绝版。汤浅与市川的译本均以同治刊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由于篇幅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两书的注解都写得很详细。汤浅译本在解释上的方针是“以周张还周张”、“以二程还二程”，而后提示出北宋四家的学说是如何被朱子学理解的。市川译本的特点是详查了各条的出处与语句的出典，并且用高攀龙序刊本（无注本）与朱之弼序刊叶采《集解》本做了细致的校勘。总体来看，日本自古以叶采的《集解》为主，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重视清儒江永的《集注》。荒木见悟在《朱子·王阳明》[76]有关朱子部分的十四章中，分类选译了《朱子文集》与《朱子语类》的一部分。“全释汉文大系”丛书收入了山下龙二（1924～）翻译的《大学·中庸》[77]，该书分“古”、“今”两种译解，前者以郑注与《礼记正义》为准，后者则依据朱子的注释，书中还附译了王阳明与王龙溪有关《大学》、《中庸》的五篇文章。此外，诸桥辙次（1883～1982）与其弟子原田种成（1911～1995）还选译了《宋名臣言行录》[78]。
在文献整理方面，以荒木见悟为首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编纂了“二程全书索引”，即《二程遗书索引》[79]与《二程外书粹言索引》[80]。衣川强（1939～）编纂了《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人名字号

中国历史小故事三的读后感

别名索引》[81]一书。衣川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同事田中谦二的协力，此书共花费了六年时间才得以问世。此书以四部备要本《宋元学案》、四明从书本《宋元学案补遗》为底本，是有关《宋元学案》与《补遗》的最为详尽的人名索引。此外，佐藤仁还编有《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82]。在朱子学文献索引的制作方面，佐藤仁付出的辛劳令人肃然起敬。此外，佐藤还撰有多篇有关朱子的专题论文，但至今未结集出版。不仅仅是朱子研究领域，其他从事中国古典研究的日本学者很多都参与文献索引的制作，扩大了索引的范围，提高了索引的精度与效率，令学术研究的内涵趋向丰富。
另外，这一时期的出版界与学界合作的动向也值得注意。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大学方面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中文出版社的李廼扬（1913～2004）通过自身的人脉，请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83]。由于本丛刊所选的版本均为和刻善本，而且还附有冈田、荒木、佐藤仁、今井宇三郎、福田殖、吉田公平（1942～）等人为各种古籍撰写的书前解题，所以该丛刊自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84]，除了《周张全书》、《二程全书》、《击壤集》外，有关朱子学的书籍还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书或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集解》、《北溪先生字义详讲》、《朱子行状》、《朱子年谱》、《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等。其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还附有佐藤仁编制的人名索引。九州大学编纂的“二程全书索引”亦被收入其中（“初编”）。这套丛刊给宋明时代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文出版社在这套丛刊之外，还影印出版了吕氏宝诰堂本《朱子遗书》[85]、宽文八年（1668）的和刻本《朱子语类大全》[86]、朝鲜刊本《性理大全》[87]等。此外，还将1962年出版于台北的明成化刻本《朱子语类大全》[88]（底本为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用日本内阁文库藏覆成化本修补，并缩印为两册，命名为“中日合璧版”[89]。此书卷首附录明人叶公回校编的《朱子年谱》，书末还附有佐藤仁编制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使用极为便利。这些影印本的出版，给学界研究朱子学提供了大量可靠的

故事解说中国历史

原始文献，从侧面促进了日本朱子学研究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1970年代之前，当中国大陆与港台、欧美、韩国的朱子学研究还处于胎动期的时候，日本学者的研究无论是质与量，都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四、1980年代的研究
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逐渐摆脱唯心、唯物以及辩证法等教条主义的束缚。侯外庐（1903～1987）、邱汉生、张岂之（1927～）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二卷[90]的出版，令人感到大陆的宋明理学研究的显著变化。而陈来（1952～）《朱熹哲学研究》[91]的出版，则意味着大陆的朱子学开始回归纯学术研究的领域。在文献整理方面，继1970年代末整理出版《张载集》[92]之后，中华书局接续出版了《二程集》[93]、《北溪字义》[94]、《四书章句集注》[95]、《朱子语类》[96]、《宋元学案》[97]以及《陆九渊集》[98]、《胡宏集》[99]等点校本。可以说，中华书局的“理学丛书”推动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发展。在同一时期，台湾出版了刘述先（1934～）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00]与旅美学者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101]。1982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102]，1987年12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