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近代地质学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与局限性[1]──以地质调查所为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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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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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近代地质学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与局限性[1]──以地质调查所为例的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地质学-近代地质学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与局限性[1]──以地质调查所为例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地质学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与局限性[1]──以地质调查所为例的研究

内容提要地质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中少数取得显著成就的学科之一。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学术中心，地质调查所堪称中国近代最成功的科学机构之一。在并不具备科学技术发展良好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近代中国，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为代表的地质学家们的努力下，地质调查所适应并充分利用社会对地质学的客观需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甘于清贫、埋头苦干的忘我精神，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追求和坚持高水平学术标准，重视人才培养、智力引进及国际合作，创造了适合地质学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成功的经验与历史的局限性，对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亦不无启示和借鉴之处。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地质学地质调查所
一近代中国最成功的科学机构
周培源先生在总结科学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时，认为“在旧中国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学科，是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中国的地质学，“它的成就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诚如斯言，地质学是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最先成功移植、实现本土化，且取得显著成就的少数学科之一。而作为当时中国地质学的学术中心，地质调查所堪称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科学机构之一。
从1913年9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12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到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存续近40年。该所由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于1913年9月设立，但由于专业人才缺乏，1916年7月以后才真正开始全面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所先后由北京政府农商部，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直辖。1949年，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毅然留在大陆，迎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根据国家需要，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评价一个科学机构成功与否，目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一般公认的最主要的标准至少应该有这样几项：一，是否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具有开创性的显著科学成就；二，是否聚集并培养造就了一批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造诣的杰出科学人才；三，是否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或创造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良好的科研设备和研究经费等等。[2]那么，地质调查所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1913年成立到1950年结束的近40年间，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要成果。
地质理论与中国地质图上世纪20年代末，翁文灏先生分析研究了当时所知的中外地质学者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批重要结论，其中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纠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错误之处，“是对中国地质学的重大贡献，其影响是深远的”[3]。燕山运动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它使“环太平洋构造”这个全球概念，获得了完整而现实的内涵。“燕山运动”一词为国际地质学界接受和认可，至今沿用。1945年，黄汲清先生发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采用地槽-地台说，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初步总结，提出多旋回构造理论，并编绘了一系列大地构造-古地理图。他的这一理论，在有关中国地质构造领域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质调查所在40年代末完成了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总图的编绘，不仅填补了国际地质学界的重要空白，且为以后的研究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矿产资源勘探是该所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其中既有翁文灏、谢家荣等人的矿产地质理论研究成果，更有对玉门油矿的调查勘探，以及白云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
古生物及古人类研究杨钟健、孙云铸等人的古生物研究，以及裴文中、贾兰坡等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及相关研究，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地震考察与研究翁文灏关于甘肃地震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将断层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开辟了地震地质研究的方向。该所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作为当时东亚唯一的地震观测机构，其成立之初就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土壤调查与研究地质调查所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先后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及江西等省，开展了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资源分布调查，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同时还编制了百余幅中国土壤图，采集了万余个土壤标本。该所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土壤学研究，且培养造就出中国第一代土壤学家。
此外，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撰，上海《申报》馆193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被誉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4]开中国现代化地图集之先河，而且“也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向现代发展的进程”。当时英美等国权威地理杂志均发表评论，予以很高的评价。
该所被蔡元培先生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名符其实的科研机构”。[5]其影响也不仅限于地质学领域，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表示，该所也是“中国自然地理学之发祥地”、“中国地理学的中心”。[6]甚至当时整个中国科学界都感受到了该所给中国科学发展带来的力量。北平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李书华就说过：“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越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7]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也认为：“地质学在二十五年间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自有其发展的程序和理由。别种科学要想办到和地质学同样的发达，就非取法中央地质调查所过去二十五年的奋斗方法和努力不可。”[8]地质调查所的这种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民国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就曾公开表示：“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9]几十年以后，中国科学家仍然认定：“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10]
地质调查所的科学成果，不仅在国内赢得了极高的赞誉，而且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地质学界的瞩目和好评。1924年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之时，与会的法国地质学会的副会长以赞叹的口气对翁文灏说：我们法国地质学会三年的贡献，也没有你们这一年的多。[11]英国著名地质学和地理学家格雷哥利（J.M.Gregory）曾于1925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科学复兴》的文章，评述了当时中国教育文化及科学事业的发展，其中对地质调查所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与地质调查所的成就相联系，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界也备受尊重。所长翁文灏于1922年和1937年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均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先后被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学术团体和组织选举为会员（院士）。正如C.H.Peaka所言：“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12]丁文江传记的作者夏绿蒂·弗斯也认为：“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地质调查所活生生地说明，只要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中国人在科学成就上就可以同西方国家媲美。”[13]
与这些具体的科学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最杰出专家的绝大部分，还不断地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余三人均是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被当时中国学术界誉为地质学界“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人[14]，就是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来又分布到各个科学机构之中的。如叶良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谢家荣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李学清任过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庭祜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捷、周赞衡长期任地质调查所技正，谭锡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技正。此外还有黄汲清、杨钟健、裴文中等等。地质调查所聚集的优秀人才，从该所专家在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情况也可略见一斑。1949年以前，地质调查所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俞建章和李春昱等10人，担任过2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中的18届。翁文灏自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至1943年，一直担任该会会长（理事长）。丁文江、翁文灏、叶良辅、谢家荣四人先后被举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质学领域有6人，其中4位──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其余两位是李四光、朱家骅）出自地质调查所。这也是当时各学科中绝无仅有。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8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15]其中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地学部24名委员有17位来自前地质调查所，占总数的70%以上。这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个科研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它对中国地质学进步所发挥的作用还体现在，国内后起的地质学科研机构或大学地质系成立之时，该所几乎都曾调派人员参与创办及教学。如李四光先生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时，翁文灏即派该所地质学家叶良辅、徐渊摩参加工作。朱家骅筹办两广地质调查所时，叶良辅、谢家荣又南下协助。后来各省成立地质调查所时，该所也都抽调学术优长之技术骨干至各地协助。[16]对该省地质调查所组织规程、必要设备及工作实施计划等事项，“详加审查具报，以凭核办”。[17]如该所技正朱庭祜，先后任两广地质调查所及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曾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孙云铸等也都曾长期在北大任教，甚至担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是由翁文灏1928年亲自主持创办，并兼任系主任；李学清曾长期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杨钟健曾任西北大学校长等。
地质调查所不仅为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地质学及其相关学科，如近代地理学、古生物学、土壤学、地震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而且还以其出色的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抗战时期建设的玉门油矿，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与玉门开发相关的地质工作，就是由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负责完成的，而玉门炼油厂的基础则就是该所的燃料研究室。再如，《中华民国新地图》自出版至1948年，先后印行五版约20万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方面建设对地图的需要极大，“该图的重要性才充分显示出来”。[18]
应该说，近代中国总体上或基本面上并不具备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一方面表现在国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科学工作缺乏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地质调查所就先后有四名科学工作者在从事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科研工作也难以得到政府财政保证。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给科学工作极大的破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逼长城，威胁平津，身处北平的地质调查所科学家们，“不啻处于炮火前线，精神上激刺甚深，无法安心工作”。[19]尤其惨痛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该所发掘的“北京人”化石等重要科学标本，在混乱中不知去向，至今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刚刚起步，近代科学在中国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广泛认同。近代科学尤其是像地质科学，不仅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知识，还要求研究者要跋涉山川，身体力行，而中国传统士大夫抱残守缺，坐而论道的积习流弊，也影响青年投身地质科学工作。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地质学及地质调查所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获得辉煌的成功呢？
二取得成功原因之分析
考察地质学及地质调查所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在近代中国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认为其成功原因主要有三：
一，热情关注并积极回应社会需求
近代中国新式工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保护民族利益的愿望，都客观上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促使社会呼唤和关注相关科学的发展。留日学生章鸿钊回国后，于民国初立，百废待兴之时，提出了“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树实利，以免首事之困；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20]的中国地质科学发展方针，在实业部矿政司下组建了地质科并任科长。丁文江1913年初接任地质科长后，进一步提出成立地质研究所以培养地质调查人才；组织地质调查团（所），从事地质调查的具体方案。随后，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加入了与章、丁共同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行列。在中国地质学创始之初，他们就没有把自己关进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而是对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表现出强烈的专业关怀。他们认为：“不能说纯粹的科学家，是只知研究不管实用的。”“科学知识便是人类的照海（航标）灯，须要照得人类平安才见得他的用处。”“近代文明特色之一，即为地下富源之利用。煤、铁、石油等新式矿业，为现代工业之基础，亦即国防命脉所关。”[21]因此，地质调查所一直将矿产资源调查作当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研究人员所到之处必须了解该地矿产、矿业，是该所对外出调查人员的一项基本要求。他们在煤、铁、石油以及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资源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仅经他们的调查过的煤田就有200余处，其中新发现的有10余处。1949年以前全国开采的煤矿中，约有80-90%都是经地质调查所科学家进一步调查勘定的。地质调查所1923年印行的《中国铁矿志》，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铁矿生成年代和开采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成果；他们还先后七次编印了《中国矿业纪要》，详述了自清末以来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储量、地理分布以及矿业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详细的矿产资源分布资料。当然，章、丁、翁等奠基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重应用，而忽视基础研究，特别是在地质学科本身在中国尚处幼稚阶段，基础未固，从事研究人员本身数量有限的条件下，结果必然会因为后继乏力而难以为继。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来，即注重洋务，讲求西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仅把西学视为做机器、造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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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只知实用技术，不懂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技术亦并未真正学好。丁文江一再强调“凡是应用科学发达的国家，没有不同时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因为‘纯粹’与‘应用’根本无从分别的。” [22]“昨日的纯粹科学，今日可一变而为应用科学。同时从应用方面着手的研究，往往可转到纯粹问题上去。”[23]翁文灏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不明科学的真正意义，且不从真正研究入手，虽肯极力提倡，亦是不得效果的。”[24]
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二者关系清醒、辩证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使地质调查所嬴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例如，民国初年，状元实业家张謇担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棉铁政策”。与这一实业政策相配合，地质调查所广泛开展了以铁矿为重点的矿产资源调查，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不仅发现了龙烟铁矿，出版了《中国铁矿志》、《中国矿业纪要》，纠正了权威学者如李希霍芬对山西铁矿储量的夸大估计，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铁矿储量估计数字。与此相联系，在基础研究的矿床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如翁文灏利用地质调查所积累的中国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对南方金属矿床分区和分期问题的研究，发展了de Launay的理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矿产区域理论，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25]由于地质调查所关注矿产地质，解决了许多厂矿的实际地质问题，与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许多企业乐于以捐款等各种方式积极支持该所的工作，给它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条件。
二，坚持严格的科学标准，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即是地质调查所的创始者，也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他们在中国地质学创始期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出其伟大的价值。三人在该所创始之初确立并始终坚持严格的科学标准，为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1916年全面开始工作之时，章、丁、翁三人就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订下了“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和科学研究“期符科学之标准，而免为空疏之浮文”[26]的高标准。凭藉国人的聪明智慧和艰苦努力，数年之中地质调查所就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但丁文江却惟恐达不到国际先进标准而有损新生的中国科学界的名誉，一再推迟公开发表论文和报告。翁文灏也特别强调“研究惟以求真，宣传不宜失实，而况中国学术研究发轫方始，信用未立，更宜惟精惟确，实事求是，始足与世界学者相见，而确立中国科学之基础。即发表文字，亦必须参考精详，记载确实，研究精神固须注意，著作形式亦宜讲求。”[27]正是这样科学严格的态度，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界创始之初就有了一个高标准和高起点，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积极揽高水平科研人才，保持埋头苦干，乐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地质调查所从成立到结束不到40年的时间中，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影响，所址频繁迁移，但是该所科研队伍和学术方向上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该所的组织结构看，自20年代末期始，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学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等一直存在。从学术内容上看，矿产资源调查与研究、古生物学研究、土壤学研究等一直是该所的主要学术方向。有基本保持稳定的核心科研队伍，并不断吸纳新鲜力量；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目标，各项研究调查工作能按计划循序渐进，一以贯之，逐步完成。如，该所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中国地质图的编制工作，中间虽因各种原因，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影响，一再拖延，但始终坚持不移，终在抗战胜利后集中力量完成了原定计划[28]。
积极延揽人才并保持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一直被地质调查所领导人视为最重要工作之一。以杨钟健到所工作为例。为充实古生物方面研究力量，杨钟健留学德国尚未毕业之时，所长翁文灏就积极与他联系，约其回国工作。回国后，翁立即登门送上聘书。杨钟健尚未开始工作就大病一场，翁又关心医药费用问题。因为该所工资较低，翁又主动为他联系到大学兼课。这一切使杨钟健深为感动，“产生了尽力为地质所服务之心”。[29]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办公桌上的一份招聘启事，翁文灏了解到，其因为家境困难欲离开地质学界，找一份收入多一点的工作。为了留住难得的人才，翁文灏借口自己事忙，将商务印书馆请其审稿的工作让赵亚曾等几个收入低的年轻人来做，以使他们有些额外的收入补贴家用。其实他自己也负担着上有父母下有八个子女的家庭，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最优秀的人才使地质调查所取得优胜的成绩，而取得的优秀成绩又成为吸引优秀人才最强的磁力，成为“当时令人，特别是中青年地质人员和向往的处所。”各大学地质系的学生都把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视为毕业后的第一选择。每年报名考试入所者极为踊跃。1946年，仅北平分所就有20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应考。
保持甘于清贫，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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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地质调查所最突出的传统之一。地质调查所初期财政拮据，科研经费有限，为作好科学工作，他们就尽量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8.5级的特大地震后，翁文灏率有关人员冒着不断的余震赴震区调查，一路风餐露宿，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双腿浮肿，得了营养缺乏症。当时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科研经费朝不饱夕，科学工作者的精神毅力尤显重要。即使是在获得充足经费支持之时，地质调查所仍然非常注意经费合理有效的使用。翁文灏尽一切可能压缩非科研开支。一直到30年代中期时，该所非专业人员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庶务，两个人一年的薪水不过200元。所内外一切来往书信、公函都所长自己动手，每天写信写得手腕疼。地质调查所也没有汽车，翁文灏的理由是：“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30]为了地质科学事业，一些科学家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29年11月，优秀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调查途中被土匪枪杀于客栈。1944年4月，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所率青年地质学家陈康、马以思（女），又在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在广西被土匪杀害。还有一些科学家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四，广开渠道，争取充裕的科研经费
在地质调查所以优异的科学成果和奋发勤勉的精神赢得社会各界重视之时，丁文江、翁文灏等也四处奔走，广开渠道，积极争取对该所科研经费上的资助。他们先是发起向国内各大矿厂的募捐活动，用所募得银币近四万元，修建了一座新式图书馆、购置图书，并扩充了地质陈列馆。1926年，国内六大煤矿主动表示愿联合捐助地质调查所，以5年为期，每年2万。1930年，社会活动家金绍基先生又出资捐建了一座三层楼，由地质调查所成立燃料研究室，从事矿物岩石的化学研究。同年，该所在香山所建中国第一个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台址则由著名律师林行规先生无偿捐献的一块地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除每年在经常费下对该所资助外，还以委托项目的形式，由该所设立土壤研究室，开展中国土壤调查和研究。取得“北京人”发掘和研究等重要成果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则是由美国洛克非勒基金出资设立，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的项目。“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政府为筹备抗战，先后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系统开展中西部矿产资源调查，地质调查所担负了其中绝大部分工作，也得到了充分的经费支持。曾为解放后大面积地质普查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的14幅一百万分之一国际分幅地质图，是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地质调查所编制完成后，在中国纺织公司的巨额资助下印制的。[31]到三十年代中期，从政府预算拨款中每月得到的经费仍只有六千元，但这仅占它实际支出科研经费的四分之一。[32]此外绝大部分的经费，均是来自社会渠道。毫无疑问充足的科研经费是地质调查所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保障。
相信地质调查所的成功经历，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学机构曾经经历的，对其他想要成功的科学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地质调查所的启示与局限性
今日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已经与地质调查所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还是比较艰苦和落后。地质调查所的成功历史，或许对于当今中国的科学界和科学家们仍不无启示与借鉴之处。我们认为，至少以下几点应该是明显且仍有现实意义的。
一、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是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原本就经济落后、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要想使科学事业获得强劲持久的发展动力，就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科学的需求。正如谢家荣先生所言，“地质学虽为理论科学之一，但其应用于矿业及其它事业者甚广。科学方在草创之中国，欲得当局之维护，国民之信仰，尤非籍应用一途不为功。”[33]。如前所述，地质调查所在“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原料和生产，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方面，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实业界的广泛赞誉和有力支持。不仅这种工作本身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步，而且还为“纯粹”性研究工作争取到社会认同和经费资助。
二、科学事业成功与否既取决于客观环境，同样取决于科学家的主观努力
有人将地质调查所乃至中国地质学的成功，归结于地质学本身的地域性特征。不可否认，地域性特征是地质学在近代中国取得显著成果的原因之一，但万不可也不应片面地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中国地质学家们的主观努力。因为很显然，并非所有同样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学科，甚至同样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其他机构，都在近代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像地质调查所那样广泛而突出的成果，培养造就出数量如此众多的人才。
此外，科学家不仅应努力于科学的研究，还应努力于树立一种科学精神，努力于创立一种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一门新兴学科发韧之初，这一点尤显重要。章、丁翁三位创始者的贡献，不仅在于共同创办了这样一个科学机构，而更在于他们在近代中国科学界，至少是在地质学界，树立了一种风气，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亲历亲为的风气，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传统，一种实事求是，只服从真理的科学精神。一项新事业，在始创之初，创始者在基本方向、基本作风方面，眼光立意是否高远，个人的学术素养乃至道德水准，都对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重视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是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
创办并先后主持该所工作的章、丁、翁三位学者，均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对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及中国与世界差距之处。他们即不枉自菲薄，更没有夜郎自大，而是将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和寻求国际合作，视为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在地质调查所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都留下外国专家的心血和贡献。
地质调查所成立之时，即将农商部顾问、前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J.G.Andersson）聘为该所顾问。正是安特生在北京附近考察时，发现周口店地区化石的价值，由此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活动──“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在周口店的化石研究初露端倪之时，地质调查所又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与协和医学院合作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使这一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参与该项目的外国学者如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知名专家。李济先生对德日进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所发表的报告差不多全是示范性的，中国的化石学家、地质及史前考古学家，大半都受到了他很有益的影响。”[34]葛利普是地质调查所聘任的，对地质调查所乃至中国古生物界都产生极重要影响的一位外国学者，来华前即已是蜚声国际的著名古生物学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奠定并开创了中国古生物学发展的基础。“许多青年学者都跟他做详细的无脊椎动物化石的专精研究，并做地史学中具体详细的分层定时工作。”[35]另一项在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中重要意义的工作──中国土壤研究，也是得益于国际合作。1930年，地质调查所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开始从事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所先后聘请美国土壤学家潘德顿（R.L.Pendleton）、梭颇（James Thorp）等来华指导和工作。该室开展了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资源分布调查，出版了专业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就现代土壤科学来说，在我国不论是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专业人才都还是空白”。[36]
四，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中的局限
当然，在我们认识以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地质学成功诸因素之时，也不可忽视该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先天优势。进入20世纪后，西方地质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中国学者无须再为“均变论”或“灾变论”、“水成说”或“火成说”而劳神；经过长期积累，西方地质学已建立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可以直接应用，从事研究。因此，中国地质学是站在世界“巨人”的肩膀上，这也更利于取得成就。但中国地质学者也遇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困难，从而使地质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中也留有许多遗憾之处。
首先，如前所述，社会环境、经济条件、战争影响等客观原因，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中国地质学更迅速和有效的进步。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中国学者在早期研究工作中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应用地质学。其次，近代地质学在西方经历了百多年发展，才逐渐完成理论的体系化和学术的体制化。中国地质学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体制化过程，这既缩短了中国地质学与世界地质学的距离，也使中国地质学在体制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成立了多个学术机构，各机构之间缺乏统一领导和相互协调，有科研队伍人员有限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工作。尽管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地质学会，地质调查所也经常与其他机构联合组织学术会议，但毕竟组织松散，虽在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组织协调各机构之间的工作方面则收效甚微。
总之，地质调查所在近40年的发展史中，不仅为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为国家工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科学事业在中国的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值得研究借鉴。

[1]本文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KJCX-W6）“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成果之一。

[1] 周培源《六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一）第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2] 参见阎康年，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应该是这样的，《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4期；孙松，对建立世界一流研究所的认识与探讨，《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6期。

[3] 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翁文灏选集》第5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4] 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翁文灏选集》第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5] 《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第294页，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

[6] 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中心》，《地理学报》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

[7]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纪略》，《地质论评》第七卷第期，1941年。

[8] 同上。

[9]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112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

[10] 黄汲清1988年6月8日致王仰之函，转引自《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

[11] 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翁文灏选集》第177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12] C.H.Peaka《关于把现代科学介绍到中国去的某些方面》，ISIS第22卷第63号，转引自《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

[13] 夏绿蒂弗斯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50页，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

[14]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中央研究院集刊》

[15] 程裕祺、陈梦熊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年。

[16] 《实业公报》第30期，1928年。

[17] 《实业公报》第35期，1928年。

[18] 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翁文灏选集》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19]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八）18733卷。

[20] 章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地学杂志》第1号1910年。

[21] 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翁文灏选集》第173-174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22] 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读书杂志》第32卷第2号，1935年1月16日。

[23] 同上。

[24] 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翁文灏选集》第173-174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25] 黄汲清《翁文灏选集序言》，《翁文灏选集》第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26] 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近代史资料》总8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7] 翁文灏《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翁文灏选集》第184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

[28] 陈梦熊、程裕淇，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29] 杨钟健〈杨钟健回忆录〉第77页，地质出版社。

[30]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詠霓》，《独立评论》97号，1934年月日。

[31] 李春昱〈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对新中国地学事业的几点贡献〉见王鸿祯《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2] 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151号（1935年5月19日）。

[33] 谢家荣〈近年来中国经济地质学之进步〉，《地质论评》，1936，1（1）。

[34] 李济《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6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5] 翁文灏《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3期。

[36] 李庆逵《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工作回顾》，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第151页，地质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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