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陈仪与福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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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仪与福建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福建的现代化与陈仪的努力不可分开。由于种种原因，陈仪在福建的作为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不惴浅陋，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探讨陈仪在福建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初步稳定福建治安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起反蒋义旗，旋即失败。闽台一水之隔，西进福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组成部分。陈仪在日本军政界有丰沛的人脉，蒋介石看中他对日交往的能力与经验，1934年2月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张群遇有对日外交重大事件时，常密电征询陈仪的意见。1935年12月，华北形势遽变，陈仪临危受命，赴北平与日军交涉。
年届五十的陈仪，已到了知天命之年。留学、从政、经商、带兵、办实业，经验丰富，履历完整，为官清廉，具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国民政府高官中极少具备如此资质。出任地方大员，他正想落实平生抱负。
福建遍布山地，粮食不能自给，出产的茶叶、瓷器等远销海外，曾经是中国东南富庶的省份。随着印度茶叶、欧洲机制瓷的成长，以对外贸易赖以生存的福建经济一落千丈，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教育不发达，特别是闽西地区，充满贫穷。闽变之后，秩序尚未恢复，人心待定，陈仪只能尽力于治安。红军撤出闽西，游击队的活动渐不如过去，地方逐渐恢复安定。要想保持福建的长治久安，必须改进政治，发展经济。
1935年3月，陈仪召开福建省行政会议，谋全省行政的统一。他指出，“过去不但中央对于各省，政令不能统一，就是一省之内，省与县，县与县，政令也难免纷歧；各自为谋，缺乏联络。本人希望从这次会议，本省行政力去这类弊病；以各部份协调的动作，共谋整体的发展。”关于当年福建省行政的中心工作，包括保甲、田赋、道路和水利、教育、新生活运动。[1]
治安渐趋好转，基本工作稍有了基础，应注重建设，从何入手不易解决。陈仪计划：“第一是交通与运输的讲究。……现拟于今年（1935年）秋收以后，令各县普遍筑路，不管穷乡僻壤，或村庄与村庄之间，都要开辟里路，可通牛车人车。……第二是金融问题。目前本省各县金融窘滞，币制复杂。现省银行成立在即，于可能范围内，当在各县分设办事处，以资调剂。地方上亦应注意到如何使金融流通等问题，……。此外补助生产发展尚有三点：一是统一度量衡制度。……二为公平税率。……三为减少佣金。……此外，还要设立直接补助农民的机关，就是农村合作社。过去农民要用钱的时候，每每无处可借，极感苦痛，合作社以极轻的利息，放款给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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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事农产的资本，使农民负担减轻，农村生产容易发展。本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已经成立，合作社也不久要推广到各县，希望各县长尽量加以帮助。”[2]
1936年春，陈仪第一次巡视闽南闽西，南至漳浦，西达连城。至1936年底，陈仪在福建两年来的工作，第一方面是治安的工作，基本上使地方安静下来。第二方面是财政的整理，大致上了轨道。
陈仪定1937年为“经济建设年”。日本侵华战争撕毁了陈仪描绘的福建现代化蓝图。1937年福建的经济建设，开垦荒地，仅在崇安、建宁、泰宁三县，各设垦务所一处，办理垦荒事务，其他所有闽北闽南各县原定垦荒计划，均陷于停顿。改良农业技术，福州已设有农林改良总场，长乐、南平、漳浦也有农林场。教育方面，北岭设有农民师资训练所，长乐、南平、福安设有职业学校，其中农民师资训练所学生，已次第毕业，派充各县农业指导员，做农业推广的工作。管理粮食，建设厅对省会粮食的供求，已经设法调节，粮食价格，亦设有省会食粮评价会办理，但对于各地粮食管理，尚未能普遍施行。成立全省物产贸易公司，但自海岸线被敌封锁以后，对省外贸易锐减。铁路线已测量完竣，因时局关系，停止进行，疏浚河川仍由建设厅水利总工程处继续办理。[3]
二、赴台考察
陈仪有感于福建经济的凋敝，渴望取鉴日本治台的经验。在他的促成下，由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带队的“考察台湾实业团”于1934年11月13日至28日，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考察。
考察团抵高雄，途经台北、台南、恒春、屏东、嘉义、阿里山、日月潭电站、台北、基隆，返厦门，驻台11日，参观水利、水电、营林、自来水、洋灰工程，冷藏、制材、制盐、制茶、制糖工厂，农事试验场、畜牧场、林场、茶山柑橘园、农业学校、农业传习所、农业仓库组合及检查所、初级及高级工业学校、专卖局，及其他各学校机关等。返闽后考察团编成《台湾考察报告》，约22万字。
陈仪作序于前，指出：“此次组织台湾考察团，派赴台湾考察，即欲输入关于各种建设上之知识，藉为闽省建设之考镜也。查台湾产业发达之历史，虽为时不久，然其发展之过程如何，所用之方法与所采之步骤如何，举足为闽省振兴产业之参考，此就纵的关系言之，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一也。闽省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自然之环境既同，所生之物产无异，自气候地质以至农林渔牧殆无一不同，台湾前此所用以经营各种产业之方法，在在足为吾人考证之资料，此就横的关系言之，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二也。……分二十一章，举凡米稻、甘蔗、制糖、园艺、茶叶、林业、水利、农林机关、渔牧、电气事业、铁道、专卖、土地整理、财政、警政、教育、卫生，以及麻疯病治疗、鸦片等，无不悉心记述，巨细靡遗。余睹此书之完成，除一面感谢台湾官民之指导盛情外，并拟尽其力之所及，将此次考察结果，择其适合于闽省者，次第见诸实行，庶此次之考察为不虚也。”[4]
陈体诚感慨：“台湾之幅员只为福建四分之一强，其发达之区为五州之西部，面积不及吾闽兴泉漳三属各县之大，气候相若，土壤相似，而其生产能力竟超吾闽六倍以上，只米糖二项，一年所产值价日金二万五千万圆，足抵吾闽全省三年生产而有余，则其过去三四十年之努力有以致此也。……故台湾之繁荣可归功于农业之发展。而农业之所以能臻进至今日地步者，则生产事业‘合理化’及‘统制’有以使然也。欲使农业之生产之‘合理化’，第一尚试验研究。……第二要推广蕃殖。……吾人习知生产事业之成功，固基乎一切之合理化，而求国民经济全部之发展，必须出于‘统制’之一途。年来欧美各国，每以生产过剩致发生经济恐慌，一方鉴于苏俄政府之统制全国生产，遂盛倡所谓经济统制或计划经济，以管理本国之生产，并加高关税壁垒，以排斥他国之生产。惟因欧美各国生产事业，向操诸资本家之手，放任既久，势力自强，一旦由政府施以束缚，不易就范，故其所谓统制政策，殊难即速奏效。在此世界经济恐慌之下，独有日本尚能维持其倾销政策，向外发展，盖其农工商业，素在政府统制管理之下，其全国国民经济之兴衰，全视政府所取之政策为转移，固不必如各国之临渴掘井也。”他介绍了台湾总督府的一元化领导模式与高效率，对比了内地省政府与台湾总督府的差异。[5]
陈仪与日本驻厦门、福州领事来往颇多。日本人为纪念“始政四十周年”，举办博览会。应台湾总督府之邀，1935年10月21日，陈仪偕顾问李择一等人，赴台参观博览会。[6]先后参观了台北博览会馆，南下高雄，考察高雄港。经台南，参观嘉南大圳，游日月潭水电站，于29日返回福州。这是日据50年中，国民政府赴台考察的最高官员。
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效率，经济上的统制政策，农业的技术改良等等，都给陈仪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小农经济与皇权政治已难以为继。民国初年，照抄照搬西方的宪政制度，一盘散沙，中国徒有共和之名。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大危机，敲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如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先进的中国人仍然是一头雾水。陈仪认为，福建要想走上新生之路，必须洗心革面，借鉴台湾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即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现代省政制度，加强省政府的权力，特别是省主席的权威；推行统制经济，以政府权力来兴办实业，建立公营企业，限制私人资本的成长；加强调查研究，制定计划，强调数字管理，注重设计、执行、考核；发展农业，推行品种改良，组建合作农场。
数据是经济计划的基础。为了有效地经营殖民地，日据台湾有些制度比日本国内设立还要早、还要精致。陈仪在万难中力求树立统计制度。福建省政府统计室自1934年10月设立以来，在四年中，奠定统计组织的基础，进行长乐等5县普查、全省人口农业选样调查、各县概况初步调查、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各县度量衡折算率、福建特产研究、渔业调查、食盐调查、金融调查、交通运输调查、福州经济调查、茶木纸笋香菇产销调查、特种营业税征税货品调查、粮食调查等，为施政提供参考。[7]
要有效实施计划经济及政治，必须确保充裕的财源并确立近代预算及审计制度，至1949年，中国大陆不曾建立依据现代管理方式来运作的预算、审计制度，财政税务弊端丛生。国民政府未施行中央审计制度以前，陈仪已在福建实行了审计制度。
三、改进人事制度
清朝能维持二百多年，与其人事制度有关。民国成立，帝制推翻，国家威信尚未树立，人事紊乱，各营其私。做到督军省长的人，一切可以妄作妄为，独断独行，滥用私人，扩充一已的势力。底下较小的官吏，如县长、税务所长、警察局长等等，也都自作主张，一切不愿受上司的拘束。
福建民变迭起，与吏治腐败关系甚大。陈仪感到治人的重要，欲解决此问题，一方面须训练各级官吏，以改进其德行知能；一方面须树立人事制度，使人事形成制度化、法治化，以为一切制度的基础。
福建的人事制度为陈仪首创。在他之前，所有政府机构的人员都是随着主管而进退，每一次有新的县长上任，县政府原有的科长、科员及各区的区长等全部换过，任由新的主管安插自己的人。陈仪接受沈仲九的建议，加以彻底改革。他创设县政人员训练所，筛选原有的办事员，招考新人加以训练后再由省政府委任，分荐各地。考核与任免都制度化。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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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行政人员训练工作始于1935年2月，后来训练所改名为福建省干部训练团，由省主席兼任团长。省属的各厅处局以及企业单位都要遵照这个规定。招考的结果，有不少年青人获选，在人事上确实有改进。经过6年的试验，遭到不少的困难，亦发现许多缺点，但训练与人事制度两方面，已粗具根基。
陈仪感到：“我觉得中国人的习惯太坏了，一切守法的事情，好像都只是教人家去做的，轮到自己身上，便竭力企图避免。就是国家的法律，假使与自己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好把自己能够变为例外的人，不受法律的约束，可以格外的自由。所以本席到这里以后，看见过去种种腐败的情形，就决心要彻底的加以改革，一切人事，务须化私为公，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所以我的人事制度的主张，对中央的法令，是绝对的遵守，对中央的人事权，是绝对的尊重。但对于地方的人事权，则必须统一在省政府之下，无论任何人，不可以自由用人。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公务，办理公务的人，应该凭公家的意志任用，决不可由任何私人来援引推荐。所以我们一方面推行训练制度，予以进修的机会，一方面提高待遇，予以职务的保障，现在经过我们训练的人，已经不少了，但，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8]
福建省人事行政经数年来的努力，县政人事已法治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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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 1940年6月，陈仪核定实施《福建省人事行政工作推进计划》，继续谋人事行政的统一，促进整个人事制度的完善。
陈仪的这套做法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蒋介石致电陈仪：“密据函报，闽省训练县政人员办法树立任用保障等人事制度，纳入法治正轨，规模条具，成绩昭彰，良堪慰嘉，尚希切实督促，务期所有办法均能确实做到，以为他省促进政治建设之楷模为幸。”[9] 1940年，国民政府就把福建的实际情况作了统一的规定，推广到全国。训练机关自中央以至于各省，普遍设立，成为一种制度。
为了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陈仪主张发展师范教育、高中教育、农民教育。福建崎岖多山，方言特多，诸多不便。陈仪一开始就坚持推行国语运动，强制规定公务员一年内必须能说国语。六七年来政府在学校及公家机构努力提倡的结果，城市里的人大多数会讲普通话，到了乡村凡是念过书的也都会讲，外省人在语言方面能通行无阻，感到特别方便。
四、扩大省政府权力
中国的政治在没有与欧美各国接触以前，奉行无为而治，行政机关的组织很小，用人很少。近代觉得非变法维新不可，机关组织扩大，增加人员。政治体制仅抄袭了外国政制的皮毛，内容却没有得着。公务员的学识能力没有增进，所办的事还是从前无为而治的敷衍文章，无实际的功效。
全国经济委员会政制专家晏纳克考察各省实际状况，起草了《地方政制改革意见书》。其大纲是：“一，缩小省政府的组织，将多余人员，分派到各县去工作，下级行政机关的长官，须挑选最上等的人才充任。第二，行政专员，为主席及省政府的耳目，应令负职权内之全责任，直接统辖各县政府，指挥监督其行政。第三，行政专员，兼任民团之指挥，负本区绥靖之责。第四，办事手续，来往公文，应力求简便。第五，省政府之政令，只规定大纲，由行政专员按照区内情形，详定细目，督促进行。”
1934年10月，福建省遵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颁布“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实行合署办公。陈仪对民国省制颇为不满。1935年1月，他谈及省政改革问题：晏纳克的主张“与我所见到的很有相同，我所以特地把他的意见介绍给各位。……上年省政府虽然已合署办公，但是实际行政的效率，并没有增进，或者反加上几道登记摘由的麻烦。这如何是好呢？中国的政府，成了头重脚轻的病象，中央及省政府，什么事都推到县长身上，然而县政府的经费和人才那样少，省政府呢，人员这么多，但是我们试想想，究竟做了几件实际有益于人民的事？”[10]
陈仪强制推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将从前各自独立的民财建教各厅，合于一处，一切命令，都以省政府的名义行之。第二是各县裁局改科，将从前的教育、公安等局，改为县政府的各科，统一了县政府的事权。第三是分区设署，从前的区公所是不负责任的，现在要付以实权，为县政府的分枝。福建渐趋安定，就是这几项制度实施所得的结果。
台湾总督府事权统一，避免了各部门的推诿扯皮。陈仪极为推崇，鼓吹事权统一：“现在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事情要一元化。政治是整个的，一县之中，以县政府为总枢，一省之中，以省政府为总枢，其他附属在县政府或省政府的各个单位，都要以县政府或省政府为中心，帮助县政府或省政府处理政务。这样，便可以发挥出做事的力量，只要一个命令，聚，可以集中一致，分，可以各自动作。……过去中央以至各省各县，都有这种弊病：中央的命令，似乎给省政府再转达到各厅处，不大方便，于是掌管内政的，直接命令民政厅；掌管财政的，直接命令财政厅；掌管教育的，直接命令教育厅；掌管交通实业的，直接命令建设厅。不顾到整个省政府的立场，迳自指挥。省政府对于县政府也是如此。……现在虽然经过好几次的改革，渐渐的一元化，但有时仍不免有这种趋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现在一定要使县政府成为整个的，在县政府之下做事的人员，不论属于那一部份，都要听从县长的指挥监督，不可以各自为政。”[11]
五、统制经济
一次大战后上海民族资本的兴衰及苏联国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陈仪触动极大。他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坚信政府力量在发展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国家主义派在福建力量颇强，如财政厅长张果为，省政府会计长萧贞昌，长汀区专员刘天予，莆田县县长夏涛声等。
专制政体是家天下，国家的财富即是皇帝的财富。财政完全是消耗性的。节国用，薄赋税是财政的最高准则。现代国家的政府业务繁多，组织自然不能简单，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在现代国家中，必须大加修正。中国要推进工业化，必须提倡与扶助生产。
1935年前后，福建人口约1000余万人，工业以手工业为主，如造纸、榨油、制糖、瓷器、漆器、砖瓦、织布等，集中在沿海人口稠密的福州、厦门、晋江、龙溪等重要城市。以福州为例，其为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新式工业规模较大的有马江船政局、福建造纸厂、福州电气公司、建华火柴厂、迈罗罐头公司等。1935年，厂家总数（大小工厂、手工艺匠铺合计）为2565家，资本总额668万元，惟资本在1万元以上仅75家。内以木材制造业家数最多，家俱制造业次之，饮食品工业资本最大，动力工业次之。[12]
为推行建设生产，1935年1月，呈奉委员长行营，函咨财政部核准，陈仪在福建省1935年建设公债内支拨100万元，创办福建省银行，于同年10月15日在福州正式开办。省银行致力于全省金融网路的展布，调剂金融。至1937年底，分行处所已达27处。省银行受省政府委托，经理全省各县市及特种区金库事宜，全省金融网的展布初步完成。机构增多、业务发展之后，原有资本不敷周转，为扩展业务，经省府委员会的议决增加资本额为500万元，于1940年收足，并经财政部验资。[13]业务为存款、放款、汇兑、储蓄、信托。
欲繁荣地方经济，必须有一机构兼顾生产与消费。福建省省产推销所于1936年8月成立，隶属建设厅，以推销福建土产为主要业务，该所除每月的500元经费外，并无营业资本，以介绍生产者向银行贷款，复将其产品向国内外市场介绍推销，使生产者从中间商与钱庄银号高利剥削手中得到解放。
省产推销所业务日渐展开，为适应业务发展，于1937年6月改组为福建省物产股份有限公司，仍隶建设厅，官商合办，资本总额25万元，官股20万元，商股5万元，先收半数计125000元。从此直接经营业务，如直接贷款木客，照市价收购木材，或代理销售。1938年1月，公司改隶福建省经济建设分会指挥。同年8月复改隶建设厅，收足资本。总公司设立木材、茶叶、土产外销三部，暨福春茶行一所，使各项大量产品，各有专部负责办理，产品品质亦得积极改进。1938年7月，将商股收回，完全官办，1939年3月改组为福建省贸易公司，直隶省政府，增加资本额为100万元，先收半数，增设纸业、火柴二部，电工修造厂一所。[14]
1938年5月，陈仪下令设“福建省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除一部分民营公司因环境关系，仍予照旧营办外，所有建设厅公用事业管理局前汽车管理处的客运业务，及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福建省分会前物产运输公司的货运业务，暨民营的福兴泉货运公司，均先后收买，归并筹备处办理，以收集中事权统一管制之效。8月，运输公司成立，业务有汽车、人力、船舶三种。[15]
抗战起后，海口封锁，舶来品无法输入，厦门失守，福州沦陷两次，原有工厂除小部分内迁外，其余多为敌所毁，民生需要益感困难。1938年，福建省政府由建设厅派员创办铁工厂、工艺厂、造纸厂、酒精厂、纺织厂、炼糖厂、卷烟厂、瓷器厂、皮革厂、肥料厂、灰炭厂、电工厂、炼硫厂及肥皂厂，至1940年9月为增加生产，乃合并上列各厂，成立福建省企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计1500万元，所属工场29处，重工业有铁工厂及各地电厂，轻工业有电工厂、纺织厂、电化厂、面粉厂、酒精厂、皮革厂、工艺厂、印刷厂、木器材厂等。移辖后，事权集中，方针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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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迅速。[16]
福建省合作事业自1938年春，由建设厅合作科，扩大成立为合作事业管理处，后改称为局，以充实物力、发展全民经济为目的。合作事业是处处可以举办，人人可以加入的全民自给自足的经济事业，以合作力量集结人力，以合作力量开发地利，以合作方式生产并调节社会物力。[17]福建合作事业涉及农业、农仓业务、供销业务、储蓄业务、保险业务、各县区联社经理补习班、合作新村。
福建属缺粮地区，抗战以来，洋米不易接济，粮食发生困难，受一般物价的影响，粮价高涨。1938年夏，由于日寇侵扰，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那时各地烟酒早已实行专卖，有关专卖收入，按规定系作中央收入的项目。1940年秋，陈仪从孙中山的“粮食一类当由地方公局买卖”的想法中，确立粮食管理政策，设立公沽局专卖办理。因资金与人才关系，先就闽东北产米县份及缺米都市，设立浦城、邵武、崇安等20县局，合计第一期共设24县公沽局，粮食行政归省粮食管理处指挥，业务由福建省贸易公司主管。复改善组织系统，使粮食行政与业务联系益密，于10月25日在粮食管理处下设公沽总局，管辖各县（区局）。贸易公司的粮食部同时结束移交。1941年元旦，粮管处更名粮食管理局。公沽总局亦更名为公沽局总管理处。[18]
粮食政策是：“（一）对全省粮食生产与消费，依据各地产量与人口比较，利用保甲机构，作普遍周密之调查，明了各县粮食之余缺状况，以为管理调节之依据。（二）农民地主之收获，依其户口之需要量，准留自用部份外，悉数照公定价格（初期仍照当地市价）卖售当地之公沽局，不得私行售卖。（三）消费者需要粮食，各依其户口向当地公沽局所指定零售店照公定价格购买；不得私自向余粮存户或未经当地公沽局核准之商人收买，是项办法先由城市实行，次及于乡村。（四）每县之余粮，由各该县公沽局统收，候公沽局总管处之指定，配运缺粮县份供应，缺粮县份不足之粮额，报请公沽局总管理处指定余粮县分配供应、即县境内之余缺调剂，由各该县公沽局负责，县际余缺之调剂，由省粮食管理处统筹计划，并由省粮食管理处负实际调度之责。”[19] 全省水陆运输都由运输公司垄断，公家运输不及时，加上官员舞弊贪污，造成米荒。许多人大搞黑市买卖。
陈仪治闽，引用了大批浙江同乡，引起闽籍人士和福建海外侨胞的不满，有人要求“闽人治闽”。此时，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周一鹗来闽视察赈务，他系福建建阳人，徐学禹向陈仪保举周一鹗为省府委员，并将粮食管理委员会正式改组为省粮食管理局，由周一鹗任局长。
1941年夏，刘通等人由重庆回闽，鉴于粮食公沽危害地方，要求撤销公沽局，允许粮食自由流通。陈仪拒绝接受。爱国华侨陈嘉庚返回故里，对陈仪统制经济与民争利，弄得桑梓不安，极为愤怒。在省参议会发起的欢迎会上，他列举粮食统制、驿运等造成的危害，公开批评陈仪的种种措施。[20]
在各方要求开放粮食自由流通的呼声中，粮食管理局局长周一鹗也请求撤销公沽局，改为在粮食管理局下增设一个业务处，作为局内的机构，恢复粮食自由流通。此时，陈仪对福建粮政也缺乏信心，索性把这件事让参议员自己来办，立刻批准。省公沽局总管理处在1941年6月宣告结束。省粮食管理局于7月另设业务处，负责采购粮食，应付军粮，不再谈有名无实的授粮问题。[21]
陈仪建立公营经济，无形中窄化了商人的利益。地方士绅指责陈仪“与民争利”。陈仪不能接受：“这是根本不认识时代的话，从前的皇帝，为个人的穷奢极欲，要建筑靡丽的宫殿，充牣玩好珍宝，把人民有利的营业，收归官办，独占起来，来满足个人的挥霍。他是抢夺人民的利，作为自己的利，这才是‘与民争利’。现在却大不然了，政府办理贸易，是用很经济的方法去经营事业，一方面是制止奸商的居奇操纵，一方面是办理一般私人所无力兴办的生意，而赚得的钱，仍旧用在人民身上，不过由政府斟酌缓急，适当的支配。这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是为人民谋福利。”[22]
感于国家的贫穷与混乱，陈仪游历日本、西欧，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任职积弊丛生、多灾多难的福建，他鉴于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济迅速发展，福建远远不及。陈仪希望福建能像台湾一样，建立现代省政，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他主张集权制，对于一切措施，非管即统。在福建做八年主席，权力之大，超过其他省主席。陈仪在福建，所有措施全以省令行之，各厅处无单独对外行文的资格，即使一个科员书记的任免，必由省府秘书行之。他延揽了不少人才，以强悍的作风推行新政。福建在政治上渐有起色，经济逐步发展，文化教育步上轨道，成为中国一个开风气之先的省份。陈仪设立省银行，发展公营经济，推行粮食公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抗日战争打乱了陈仪建设福建的计划。统制经济的出发点甚善，但扼止了民间的经济活力，扩大了操作者的权力，加上没有相应的措施配合，民间未蒙其利，反受其害。陈仪的统制经济政策，特别是粮食公沽招致各方反对，得罪了奸商与土豪劣绅，也得罪了特工。福州沦陷，作为全省军政长官的陈仪失地有责，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自请处分。1941年9月，陈仪黯然离开福建。继任者刘建绪萧规曹随，沿续了陈仪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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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3月18日福建省行政会议开会词》，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陈主席言论集》，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1938年1月，第14—16页。
[2]《1935年9月19日在省府灵仙阁对福安等县县长训话》，《陈主席言论集》，第54—55页。
[3]《1938年元旦在省政府元旦庆祝大会训话》，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陈主席抗战言论集》，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1938年12月，第42—44页。
[4]《陈仪序》，陈体诚等著《台湾考察报告》，福建省建设厅1935年，第1—2页。
[5]《总论》，《台湾考察报告》，第18—26页。
[6]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22日第六版。
[7]闽政丛刊之《五年来之福建统计事业》，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1939年7月，第18—30页。
[8]《陈仪1938年11月28日在绥靖主任公署总理纪念周讲人事行政的方针》，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编《福建省人事行政与训练》，福建公训服务社出版部1940年12月，第3—4页。
[9]《委员长电》，《福建省人事行政与训练》，第18页。
[10]《1935年1月29日省政府纪念周训话》，《陈主席言论集》，第7—8页。
[11]《1938年5月1日在警官训练所等举行联合扩大纪念周训话》，《陈主席抗战言论集》，第100—101页。
[12]《战前工业概述》，朱代杰、季天祜主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印，1947年9月，第145页。
[13]福建省银行等编：《福建之省营事业》，福建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1941年4月，第1—2页。
[14]《福建之省营事业》，第15—16页。
[15]《福建之省营事业》，第43—44页。
[16]《战时工业概述》，《福建经济概况》，第149页。
[17]《福建省合作业务》，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局印，1940年11月，第1页。
[18]《福建之省营事业》，第93页。
[19]《福建之省营事业》，第96—97页。
[20]钱履周撰：《陈仪主闽事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4—41页。
[21]严家理撰：《“公沽”始末》，《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第55—61页。
[22]《1938年3月7日在省府党政军扩大总理纪念周训话》，《陈主席言论选》，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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