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慈善-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慈善-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义演是在晚清灾荒救助背景下兴起的慈善活动，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从晚清到民国，京津沪等地慈善机构和慈善家群体先后涌现，“义演”成为一些团体或个人募集社会捐款的一种手段。丰富多彩的演艺和都市民众的广泛参与，促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现象，以至于时人感慨，“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个声浪和空气，几充满了内地”。a笔者关注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对慈善义演有一些具体考察，发现其将灾荒救助、慈善公益、都市娱乐和大众文化等融于一体，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领域；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也日益深入并受到学界重视。b本文在梳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慈善义演对于中国近代灾荒史、慈善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慈善义演研究成为学术亮点
晚清以来频繁的慈善义演活动，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文化与慈善风尚嬗变的典型载体。慈善义演活动对于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推动社会慈善文化普及，促进民众慈善意识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处于发展阶段，有关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义演作为中国慈善史的重要构成，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有所涉及，近年针对晚清以来慈善义演的研究日渐丰富，所见如下。
1. 灾荒救助研究中的慈善义演
慈善义演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历史演变关系密切，因此，国内学界有关中国近代灾荒史和慈善史研究，对慈善义演多有所涉及。其一，慈善义演伴随义赈的兴起而发生，义赈和慈善史研究较多涉及慈善义演。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对晚清义赈的兴起、发展过程较早进行全面深入探讨，认为义赈有别于官赈，它是由民间筹集资金、组织散放，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出现而兴起。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认为，近代义赈的产生受到西方传教士赈济活动的影响，后者给江浙绅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近代化赈灾模式。朱浒
《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及《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

a天迟我生：《逆耳谈 · 慈善界教育界之演剧筹款谈》，《晨钟》1924 年第 3 期。
b由笔者主编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及其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8 年 8 月出版。
（1876—1912）》等，对晚清义赈兴起与近代社会变迁关系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最早出现，很可能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属于“舶来品”的范畴，指出慈善义演为晚清时期义赈重要的筹款手法，甚至在清末时期，成为北方开展灾害救助的先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a其二，在汗牛充栋的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中，涉及慈善义演的研究较为显著，如周秋光在《中国慈善简史》和《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两著中强调认为，义演是近代慈善事业中“募捐”的重要手段。b
2. 慈善义演研究成为学术亮点
2010年以来，学界对慈善义演研究进入学术探讨阶段。笔者在《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一文中，对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曾有详尽论述，在另文《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中指出，清末时期，慈善义演作为一种新型的助善方式，历经酝酿、出现与初兴的变化历程。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市民的娱乐需求，为慈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华洋杂居口岸的都市繁华和“租界展示”，对慈善义演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促动作用。西方慈善理念的东渐和影响，成为慈善义演的思想引导。义务戏、影戏助赈等多种类型义演的早期活动在社会上初见成效。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文化的现代性在慈善义演上得以彰显，义演蕴含的“寓善于乐”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慈善“场域”效应，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c刘怡然对上海剧场义演这一新兴社会现象进行考察，认为上海剧场义演初现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曾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并指出推动义演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d黄爱华借助《申报》所载学生演剧、文明新戏演出消息和广告，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戏剧与媒介的关系，指出 20 世纪初期《申报》对“演剧助赈”的宣传，使新剧借“慈善”之名站上历史舞台。e
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一文认为，晚清时期慈善义演活动因其寓善于乐的特性，逐渐风行于都市中，受到了都市民众的称许，呈现出初兴的新气象，寓善于乐的意涵奠定了慈善义演得以存续的内生本源。f张秀丽、岳鹏星指出，在报纸媒体与京师梨园界的通力合作下 , 以惠兴事迹排演的新戏《惠兴女士传》在京津地区接连上演 , 以演戏所得资助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堂。此次义务演剧还配合“国民捐运动”引发了许多演出筹捐活动。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 京津地区以义务戏为主要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 , 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 引领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g笔者还从《北洋画报》支持慈善事业、褒扬慈善演艺和关心义务戏发展进行考察和论述，指出慈善音乐与传播有助于促进慈善文化与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h李爱勇、岳鹏星记述了晚清时期慈善义演在

a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朱浒：《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63-364 页；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 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9 页。
b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21 页；周秋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84 页。
c 拙文：《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 年第 3 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
d刘怡然：《慈善表演 / 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
e黄爱华：《20 世纪初期报刊传媒与新剧的传播——以〈申报〉学生演剧、文明戏演出消息和广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 2 期。
f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g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 年第 1 期。
h 拙文：《慈善文化与社会文明——20 世纪 20 年代〈北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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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慈善音乐艺术传播》，《音乐传播》2013 年第 4 期。
上海地区的发生、发展过程，a此文对探讨慈善义演的早期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3. 娱乐、慈善及相关群体研究
慈善义演既是娱乐演艺又是募款手段，相关研究近年日益增多引人注目。关心以音乐会研究为重心，同时关注慈善音乐会的社会贡献，在《民国时期的学校赈灾义演探析》一文指出，民国时期以募捐助贫为主题的音乐演出在各类学校日益增多，也引起报刊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此类募捐义演的“寓善于乐”特点,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b另文还指出,在社会遭遇灾害、民众受到灾难的时候，学校赈灾募捐音乐演出体现了学校师生的慈善公益意识，反映了学校音乐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c
义务戏既是民间娱乐，更是慈善义演的一种类型，学界对此研究相对集中。杨原从义务戏缘起、种类、管理和影响，讲述北京地区的近代义务戏。d岳鹏星通过义务戏的产生、善举、意义三方面，考察抗战之前天津地区的义务戏；他还从义务戏的发展、概况及评价等方面，论述 1906—1937 年京津沪地区的义务戏，并对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进行了剖析。e陈赓对义务戏及特征、举办程序及盈利水平和义务戏的类型及演出业态等有所探讨f；张颖对20世纪初上海地区义务戏的演进与发展有较为详细的阐述。g谢欣依据《顺天时报》有关义务戏的记载，论述晚清义务戏兴起、义务戏发展、伶人集团崛起三方面问题。h王兴昀从义务戏主办者的多样化、艺人与义务戏主办者的博弈、观众与义务戏主办者的矛盾及报刊媒体对义务戏的评价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民国时期天津的京剧义务戏。i日本学者吉川良和从 1907 年北京举办的赈灾义务戏着眼，讨论民间力量如何围绕义演从事慈善公益事业。j还有日本研究者关注 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等京剧名角举行的赈灾义演和救助日本灾民的事迹，如佐佐木干《回溯 86 年前的赈灾义演——“京剧之花——梅兰芳”展观后》，对此次慈善义演活动有详尽的描述，并赞扬五四运动之后，在中日关系并非很好的情况下，中国艺人基于人道、富有勇气的对日慈善援助。k伊藤绰彦也对此次义演进行研究，阐述义演的目的、演出情形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l吉田登志子《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特征——从慈善公演到 < 霸王别姬 > 和舞剑的联想》一文，则着重论述梅兰芳的艺术特征。m学界对义务戏的关注和探讨，深化了对于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认识，成为慈善义演研究的学术亮点。
娱乐业与慈善活动成为学界的一个关注点。姜进探讨越剧如何由农村小戏变成广受民众欢迎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剧种，还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慈善义演”为例，从

a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 2 期。
b关心：《民国时期的学校赈灾义演探析》，《历史教学》2016 年第 2 期。
c 关心：《近代中国学校音乐会的功能》，《史学月刊》2012 年第 6 期。
d 杨原：《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e 岳鹏星：《清末民国天津义务戏考察（1906-1937）》，《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清末民国时期义务戏考察（1906-1937）——以京津沪地区为中心的探讨》，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史学月刊》2014年第 12 期。
f 陈赓：《民国北京戏剧市场研究（1912-1937）》，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g张颖：《20 世纪初年上海义务戏的发展 (1905-1937)》，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h 谢欣：《从〈顺天时报〉看晚清义务戏的发展》，《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i 王兴昀：《民国天津京剧义务戏考察（1912-1937）》，《戏剧文学》2016 年第 4 期。
j 吉川良和：《光绪卅三年の北京における娼妓義務戯の研究》，日本一桥大学《一橋論叢》第 135 巻第 3 号，平成 18 年（2006年）3 月。
k 佐佐木干：《回溯 86 年前的赈灾义演——“京剧之花——梅兰芳”展观后》，《中国京剧》2010 年第 1 期。
l 伊藤绰彦著，冉小娇译：《关于 1919 年和 1924 年梅兰芳的日本公演》，《戏剧 (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3 期。 m 吉田登志子 :《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特征——从慈善公演到〈霸王别姬〉和舞剑的联想》,《中国京剧》1995 年第 1 期。
“名”“利”“义”的视角，对女性观众和表演者予以剖析。a
4. 慈善义演研究学术性特征显著
有关慈善义演研究，自 21 世纪以来得到学界的重视，并有专论出现。目前学界对慈善义演的关注程度不断提升，涉及问题日渐丰富多元，史料利用也得到拓展，这为进一步开展慈善义演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问题意识逐渐明晰。慈善义演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的重视，一方面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慈善义演属于慈善史研究的范畴，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慈善义演的研究引发出诸多的学术思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前者讲，曾桂林在梳理 20 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后指出，学界的相关研究在持续增长和不断深入，尤其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明显。就后者讲，学者们在慈善义演研究中不断地发现或提出一些史学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思考与探讨。慈善义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促进了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成果质量的提升。如，有关近代慈善义演如何发生问题的不同意见，是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公益手法，还是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而出现，目前学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学界研究关注慈善义演的一些特性，如慈善义演的现代性以及“寓善于乐”属性等。这既归因于对娱乐史的深入思考，也归因于学界对慈善义演本体的探讨。至于慈善义演的相关类型，如针对义务戏的探讨，相关研究涉及的其他类型的表演（如话剧、音乐会、游艺会等），更能体现学界对相关研究问题意识的定位和明晰。
第二，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与方法逐渐引入史学研究。其中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学界探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中国慈善史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试图引入“现代性”“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慈善史的复杂面相。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中，也有学者尝试将新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其中。如，前述钟欣志在探讨晚清时期剧场变化时，透过“演剧助赈”，论述剧场的现代性转型问题，认为外化为“演剧助赈”的慈善义演现象，最先承担起中国剧场现代转型的基础。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现代性因素，成为了学界关注点。
第三，重视报刊史料的利用。报刊史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宝库。近代慈善义演在晚清时期的出现和发展，基本上属于民间力量主导和推动的结果，这一时期政府档案记载较为稀少。报刊史料因为接近社会民生，因此成为反映慈善义演变化情况的基本史料构成。21 世纪以来，学界已经注意从报刊史料入手，挖掘慈善义演的历史情状，进而展现慈善义演的面貌。例如，朱浒通过《申报》资料的梳理，分析了晚清时期慈善义演与义赈之间的密切关系；郭常英通过《北洋画报》分析媒介传播与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关联性等。相关报刊史料的运用，充实了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
二、义演研究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慈善义演”的目标指向是慈善，即为扶贫救弱而举办的募捐性质的娱乐演出。中国传统慈善到了近代逐渐向公益发展，慈善义演既为扶贫救弱，也为辅助公益。慈善义演涉及面非常广泛，研究慈善义演的发起，要关注组织者和所要救助的社会人群以及社会灾难背景；研究相关组织机构，要关注各类商会组织，中外慈善组织、宗教组织、同乡会组织，不同类型的艺人组织、票友票社和业余音乐组织和个人、社会知名人士等；研究义演的多元品类，要关注传统义

a 姜进：《诗与政治：20 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72-173 页。
务戏、西洋慈善音乐会，甚至各类体育赛事、西式游艺等。要研究慈善义演活动的组织、实施与效果，就要从政府对娱乐活动、慈善义演活动的管理规定来考察，还要深入考察义演的表演场所、演出运营及募集资金走向。同时，政府有关规定的实施，以及相关税务和社会效果等都需要予以关注。晚清以来，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大都市，还有区域范围内的一些中心城市，受商业演出的刺激和启发，以义演劝募为号召的娱乐活动日益繁盛，凸显了义演募捐多样化、网络化和普及性的特点。无疑，慈善义演研究对于近代中国慈善史研究是重要的突破。然而，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研究，义演研究就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1. 城市休闲娱乐与产业文化
184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捷，特别是沿海口岸的大城市发展更快，民众的休闲娱乐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慈善义演多在城市举办，且品类繁多，涉及传统戏曲、西洋音乐等。各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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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表演在慈善义演活动中均有表现，因此慈善义演研究对推动近代城市休闲娱乐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章开沅指出：“在近代史上，娱乐休闲与都市化是分不开的。娱乐休闲行业的发展与市民群体的膨胀、城市的扩张、城市近代化因素的积聚关系尤为密切。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居民对娱乐休闲的需求必然是—种持续增长之势。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近代城市逐步建立健全了它的娱乐休闲体系，如现代剧场、现代美术馆、现代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而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城市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由传统向近代的转进。近代都市与近代娱乐休闲行业之间缔结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到娱乐休闲业的组织方式、活动的时空特点和文化消费方式，可以说是近代都市化造就了近代的娱乐休闲业；另一方面，娱乐休闲业的发展水平同时又成为—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慈善义演活动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往往采用或邀请名角演出名剧、或者着眼于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吸引更多人前来助募，这既助推了城市中休闲娱乐业的兴旺，又发展了城市的产业文化。
与之相应，慈善义演寓善于乐，由于涉及娱乐税收和资金流动问题，与产业文化具有某种关联。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出发来研究近代娱乐休闲活动，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化娱乐和休闲现象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见。章开沅认为：“娱乐休闲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持续深入赋予娱乐休闲行业新的学术价值，也启发了作者新的研究视域……我个人以为，尽管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经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基础上确立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式，但如果不能得到管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支撑，文化产业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入。”a章开沅的论述表明了慈善义演研究的学科交叉意义。慈善义演以娱乐形式为载体，相关文献对于文化产业、社会文化、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不仅如此，在前述慈善娱乐部分，对慈善群体等的分析，也充分显现相关研究虽与慈善义演相关，却非仅为慈善史研究的范畴。
2. 相关城市群体贡献及社会意义
学界对慈善义演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群体贡献及社会意义。晚清以来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市民嗜剧成癖，各类慈善义演活动及其社会宣传，有助于促进慈善文化与文明风尚的形成。如 “义务戏”具有慈善公益性、社会网络性、民间主体性特征；义演作为赈灾、济贫、爱国谋进步的善举，具有寓乐于善、助益社会的意义。“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的内生本源，在慈善活动中构建起社群网络，形成社群网络的身份认同，为宣扬进步意识和培养民众国族认同感做出重要贡献；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文化的现代性在慈善义演上得以彰显，义演蕴含的“寓善于乐”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

a 章开沅：《序》，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及其慈善“场域”效应，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a近代新式学校与学生群体是一种社会进步力量，学生对慈善活动的参与引人注目。有学者研究学校慈善音乐会并指出，民国时期以募捐助贫为主题的学校赈灾音乐演出逐年增多，体现了学校师生的慈善公益意识，反映了学校音乐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引起了报刊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使此类募捐演出成为宣传社会良知、传递人间温情的重要媒介。b如此等等，反映了慈善义演研究的正向意义。
同时，城市史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娱乐史所关注的对象——票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慈善义演研究涉及这一重要的社会角色。何一民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较为深入，他以成都为对象，详细列出了 20 世纪 20-40 年代成都的戏票友组织，指出：“票友与职业艺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演出的目的，票友玩戏完全出自对戏曲由衷的喜爱，纯属自娱，因此与迫于生计而演出的艺人相比，票友的演出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较少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其对艺术的追求显示出更多的自觉、主动和坚持。”c姜进对于上海越剧大型慈善义演票友票社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经济状态、艺术地位与影响有深入分析。种种实例说明，慈善义演以及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历史学界相关专家的注意，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慈善义演与商业性演出不同，它以扶弱济贫为号召，正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表演。因此，应对其演出者的经济状态、艺术地位与艺术影响等作出深入分析。慈善义演活动涉及受助者、组织者、倡导者、表演者、捐助者和管理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慈善义演中各具特定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研究。
3. 慈善义演的社会认同与来源问题争论
相对于慈善义演的参与主体，研究者更注重慈善义演的社会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放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视域下去观察，是很有意义的。考察慈善义演的社会作用既是该项研究的动力，也是其值得重视的因由。慈善义演具有构建近代国家观念、民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作用。这在参与主体的活动中以及不同地域的效应中都能够呈现出来。如，新式学堂学生的慈善义演，既有学生自我认同的需求，也包含了社会的认同，“学生演剧之所以能够借着助赈风气迅速发展，便在于参与义赈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d有学者认为“晚清上海戏园多数赈灾义演都是为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举行的，这使上海和这些地区之间建立起某种情感纽带，而这种纽带正是建构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e也有研究者指出，义务戏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慈善形式，它以义演的方式筹措善款，帮助公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f初现于 19 世纪后期的上海剧场义演到 20 世纪初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是慈善义演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g
与此同时，围绕慈善义演来源等重要问题的争论也具新的意义。前述慈善史研究中的义赈与洋赈关系之争十分激烈，学界关于义演和“洋演”的争论同样未有结果。还有人对中国演戏

a 岳鹏星：《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2 期；岳鹏星：《清末民国天津义务戏考察（1906-1937）》，《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2 期；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b 关心：《民国时期的学校赈灾义演探析》，《历史教学》2016 年第 2 期；《近代中国学校音乐会的功能》，《史学月刊》2012 年第 6 期。
c 何一民：《成都通史 · 卷七 · 民国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95-497 页。
d钟钦志：《晚清新知识空间里的学生演剧与中国现代剧场的缘起》，台北《戏剧研究》2011 年第 8 期。
e王敏、魏兵兵：《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136 页。
f杨原：《近代北京梨园行的义务戏》，《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g刘怡然：《慈善表演 / 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
筹资的形式是对西方义演形式的一种仿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a有研究认为，伶人义赈是中国传统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演变的自然产物，并非“舶来品”，慈善义演的出现至少包含着伶人群体自身的内部互助之义的传统。b对此另有不同见解，认为慈善义演缘起于梨园和媒体同举助学之义，从上海地区最开始出现的慈善义演来看，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成分。c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这些争论也将会终有结论。
4. 慈善义演研究关注点在拓展
在慈善义演相关问题研究中，目前呈现出一种新的探讨趋向，其可谓时下学者们称之为 “眼光向下”的研究——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然而，这种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并非“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且看不见“人物”的研究。d据已知史料可见，慈善义演活动既有社会名流的现身，也有各类社会团体的参与，所见主办者，有慈善团体、教育机构、艺术会社、票友组织、商会公会及同乡会等；捐助者范围广泛，同时又较为分散，有自愿购票、政府派票、友情赞助等多种类型。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使得慈善义演研究要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人物及活动考察，才能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深入的发掘与剖析。尤其是，慈善义演的民间性和社会属性使其虽然有时也吸引了一些政界所谓的“大人物”及其家眷参加，但更多的还是许多非政治角色的中等人物参与其中，如艺人名角、大学教授、商界人物等。还有各类表演者群体，除了专业艺人和票友之外，学校的学生也是慈善义演的表演者。慈善义演参与主体的这种构成特点，能使我们发现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很多。
学界还有很多针对伶界或艺人个体的考察，这种面向“中等人物”的个案研究也体现出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如：民国时期救济上海伶界的慈善义演，余叔岩多次参加堂会戏和义务戏演出，1934 年梅兰芳在河南开封的赈灾义演，1939 年上海“更新舞台”赈灾捐款义务戏，
1940年周信芳“梨园坊”义演、关德兴越剧救亡义演，1942 年马连良东北义演、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为募捐演戏、张学良为日本赈灾义演，等等。这些考察和探讨已非慈善史的范畴，伶界艺人以及广大票友的义演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积极影响和正面形象深入人心，助推社会风尚改良。随着相关文献的逐步整理出版与发行，这些关乎中等人物的研究也将日益丰富。研究关注点的持续拓展，也将使慈善义演研究呈现出应有的宽度与厚度。
三、慈善义演与社会文化史研究 
近代慈善义演自晚清开始在都市中出现，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然而，学界对此一事象的研究与关注目前还非常有限，很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从已有的慈善义演相关的报刊报道与政府档案记载来看，反映相关研究涉及面的宽泛与研究的必要性。慈善义演研究的组织活动、参与群体、民众心态、募捐效果和社会范围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能洞见近代社会文化的情状。据已有文献和学界的探讨表明，慈善义演是慈善史研究的新突破，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则更为宽广。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开展研究，突出慈善义演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提出开展慈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已经引起学界的关

a钟欣志：《走向现代：晚清中国剧场新变》，台北艺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7 页。文中认为，1877 年鹤鸣戏园戏资助赈一事，是一个社会底层行业响应新兴报刊言论的实例。《申报》不遗余力地鼓吹和宣传一条助赈新法……如果没有它提供的言论空间，鹤鸣戏园即便可从其他管道学习戏资助赈之法，也将孤掌难鸣，缺乏推动的诱因。
b刘兴利：《伶人义赈非“舶来品”——与朱浒先生商榷兼答孙玫教授》，《民族艺术》2015 年第 5 期。
c 岳鹏星：《清末民国天津义务戏考察（1906-1937）》，《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李爱勇、岳鹏星：《演戏助赈：上海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音乐传播》2017 年第 2 期。
d戴海斌：《近代史研究中的务虚：多注意“史料的历史”和“中等人物”》，载澎湃新闻，发布日期：2015-12-5，访问时间：2017-10-12。
注。因此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仅作为慈善史的研究成果具有意义，还由于慈善义演研究对象涉及近代中国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党、政、军、学、商等社会阶层在参与义演活动时，均会担当重要角色，因而该研究更有视野的广度，有益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增加研究的厚度。
近代中国经历了较为频繁严重的灾荒，慈善活动因灾荒而起。近代慈善史研究与灾荒史研究相伴而生。“灾荒”是表达自然和社会负面现象的词语，人们在对于阻止自然灾害几乎无能之时，在社会产生大面积负面现象之后所做出的种种应对，这有效的应对就有慈善义演。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已向灾荒应对，灾荒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方面转移，这种转变使得学术界发现了更多隐藏在灾荒背后的社会问题。当把灾荒史和慈善史联系起来，特别是进入慈善史研究之后，相关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视社会属性了。李侃所讲“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充满了屈辱与苦难、奋斗与抗争、改革与革命、失败与审理的历史”；李长莉也谈“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变而为近代化的趋进”。a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中开始了近代化。无论学者争论的义赈与洋赈的关系到底如何，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传统慈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仅要救助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b当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观点。
近代中国农村的衰败已是学界的共识，灾荒的发生及其应对也主要是为了农村。作为对灾荒的一种重要应对，慈善事业必须建立在相当的经济基础之上。“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是在城市里孕育与产生的……近代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了肥沃的土壤……城市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是推动慈善

中国历史故事干将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动机和火车头……城市在募捐善款、赈济贫民、安抚流民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乡村，城市成了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催生了近代慈善事业，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业，是以近代城市的兴起为依托、为载体的。c慈善家群体的涌现、慈善组织的多样性、慈善资源的广泛性、救济手段的先进性、救济区域的广阔性等是近代化慈善事业的五个基本特征。d“义赈”从 16 世纪产生以来，“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e城市化与慈善文化并肩而行，这些或可理解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另一种注解。
慈善义演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慈善活动，是通过梨园、报刊等社会各界的共同作用，从影响市民进而在社会上逐步兴起的文化活动。慈善演艺在民众生活中能够产生文化与思想影响，具有大众传媒的功能，是一种实体性的演艺传媒。近代演艺传媒不仅引导社会文化，还动员和吸引部分富有阶层参与慈善活动，其自身也运用演艺形式济贫救困、济危解难，显示文明与进步的社会价值和意义。f有研究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戏剧与媒介的关系，认为 20 世纪初期《申报》对

a李侃：《序》，李文海：《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冒险用英语讲中国历史故事

第 1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b周秋光：《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史学月刊》2013 年第 3 期。
c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城市与慈善事业》，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 503、514 页。
d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光明日报》，2004 年 12 月 14 日，第 7 版。
e 朱浒：《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f 拙文：《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 年第 3 期。
“演剧助赈”的宣传，促使新剧借“慈善”之名站上了历史舞台。a还有研究认为，由于报纸媒体与京师梨园界的通力合作，新戏《惠兴女士传》在京津地区上演；此次义务演剧配合“国民捐运动” 引发了许多演出筹捐活动；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京津地区以义务戏为主要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逐渐为较多人所接受，引领人们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b
慈善义演具有明确的公益性，义演的组织者、宣传者、表演者、捐助者、管理者都对受助者予以关注。其中组织者和宣传者更是竭尽全力地将其目的和受助的对象公之于众，这既是慈善义演社会文化属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慈善义演将灾荒与慈善紧密联系，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文化的突出表现。慈善义演还有隐性的内涵——涉及政府的财税管理、社会救助效果、民众舆论影响等。正因为慈善义演涉及广泛的社会层面，学者们的研究需要综合灾荒史、慈善史、戏剧音乐史、大众文化史、城市史和政治史等各方面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和研究。相应地，研究慈善义演也必然要通过多学科、多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灾荒史、慈善史研究的发展要求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慈善义演研究的兴起本身，也正是慈善史研究在跨学科探索多维度观察上的突破。目前，关注慈善义演研究的学者，有的已经开始运用“现代性”“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等理论与方法，甚至有人在思考并提出“慈善社会史”或“慈善社会学” 等话语体系，可见未来研究方向也将更为宽泛。有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值得赞许和称道，这也是近年来促进慈善义演研究的可喜现象。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一语，即是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慈善义演研究的权威文献严重缺失，虽然学者对于中文报刊史料的运用，在整体上促进了研究的开展，但史料不足问题十分明显。由于目前文献史料的局限，遮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造成了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因此，有效地挖掘文献资源，用其验证历史，应为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代慈善义演的发展历程、社会内因和文化特征使其文献资料呈现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和零碎散乱等特点，相关内容存在于近代报刊、档案、文人笔记、时人日记、回忆录、竹枝词、碑刻、楹联、照片、音像等载体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慈善义演研究中存在着注重对报刊的利用，缺乏对档案文献的利用现象，而后者更能反映出慈善义演的备案审批、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救济对象、捐款管理，以及政府的税收问题和社会组织参与问题等。要全面展开对慈善义演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它的收获与成功定会带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和慈善文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总之，慈善义演实际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的不同面向，中国近代灾荒史、慈善史和慈善义演研究，可以说是对社会文化史从不同角度的认识与解读。整体史观要求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着眼于该事件在时间、空间上与其他事件、现象的联系，立足该事件与当时社会的总体联系。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既属于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充分体现出宽广的内涵，如大众娱乐、社区活动、政府管理、中西艺术交流，等等，涉及面非常宽泛，研究者无法回避如此大量的不同阶层人士对慈善义演活动的人、财、物的倾心投入。因此，当前学术界的慈善义演研究，不只是灾荒史和慈善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该项研究的未来，更是对社会文化（包括灾荒史、慈善史）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和拓展。随着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相信有关灾荒史、慈善史和慈善义演问题的研究将会更多地呈现出新的成果。可以预期，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将描绘出一幅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图景。

a黄爱华：《20 世纪初期报刊传媒与新剧的传播——以〈申报〉学生演剧、文明戏演出消息和广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 2 期。
b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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