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蔡-释新蔡简中的一个祭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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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释新蔡简中的一个祭牲名

（首发）
新蔡简中有一个表示祭牲名的字，字形举例如下（下文暂用A代替）：
（甲一4）（甲一15）（乙一15）（零15）[1]
出现Ａ的简文并不多，全引如下（释文用宽式）：
（1）祷一A。归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璧。归（甲一：4）
（2）於司命一A，举祷於（甲一：15）
（3）一A，归佩玉於二天子各二璧（甲三：81、182—1＋甲三：171）
（4）公北、地主各一青牺；司命、司各一A，举祷之。或（乙一：15）
（5）A祈之。（乙三：27）
（6）一A飤（？）之，就［祷］（乙四：127）
（7）一A，北方贶（？）祷乘良马、珈[璧] （乙四：139）
（8）[司]命一A（零：15）
（9）一Ａ（零：351）
一 字形
原整理者把A隶定为“”，读为“鹿”。何琳仪先生说：
“鹿”，原篆上从“鹿”，下从“力”。“力”为“鹿”的叠加音符，二字来纽双声。[2]
楚简中祭牲从不见用鹿，把A释读为“鹿”未免奇怪。细察字形，A的上部偏旁“”(下文暂用B代替)并不是“鹿”。新蔡简中本有从“鹿”之字，可以对照，例如：
（，甲三251）（，甲三364）（，零352）
B与上揭“鹿”旁明显有别，不但头部写法不同，足部写法也不相同（B两足是“北”形，而“鹿”旁两足是“比”形），所以把B释为“鹿”从字形上看就是不对的。B上表示动物头部的形体是楚系“虍”的典型写法，新蔡简中从“虎”之字多见，可以对照，例如：
獻：（甲一21）（甲三33）
虩：（甲一25）（甲二5）
膚：（甲三291-2）（零292）
：（乙一11）（甲三269）（甲三153）
：（甲三13）
唬：（甲三23）
我认为B就是“虎”字的异体。《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所录“虎”字古文有下面一种形体：
[3]
黄锡全先生说：
毛叔盘“彪”作，……疑此形乃由“虎”之别体而讹。[4]
黄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早期“虎”字本是全体象形：巨口，尖齿，利爪，长尾，身有斑纹。[5]后来流行的写法是：身体轮廓单线条化，且两足省去爪形，下部逐渐变得类似“人”形，[6]隶变后写作“几”形。然而不省爪形的写法并没有消亡，一直与省去爪形的简体伴存。[7]值得注意的是下列“虎”字和“虎”旁的写法：
（散氏盘，《集成》16·10176）（毛叔盘“彪”字所从，《集成》16·10145）
前者属西周晚期，后者属春秋早期。这种写法的“虎”形，如果把两足爪由上下排列改为左右排列，再把两足爪由“比”形改为“北”形，就很容易演变为B那样的形体。图示如下：

在表示动物的象形字中，两足爪（或足趾）由“比”形改为“北”形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下面金文中的“”旁：
（《集成》10·5239-1）（《集成》9·4523）
前者属西周中期，“”旁两足爪写作“比”形；后者属西周晚期，“”旁两足爪写作“北”形。又如上揭新蔡简“鹿”旁，两足趾都写作“比”形。曾侯乙墓竹简“鹿”旁也是如此，如“麗”字所从“鹿”旁：
（193）（197）（202）[8]
曾侯简属战国早期，新蔡简属战国中期前段，时代都比较早。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的天星观简和包山简，“鹿”字或“鹿”旁的两足趾就都写作“北”形了，[9]比如包山简的“鹿”字：
（179）（181）（190）[10]
可见这种把两足爪或足趾由“比”形改为“北”形的现象是正常的。
李家浩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文字中“虎”头与“鹿”头形近易混。[11]例如下面两例货币文字中“”旁的“虎”头就都写成了“鹿”头：
[12]
又如下面齐国陶文中“”字的“虎”头也写成了“鹿”头：
[13]
如果把新蔡简B那样写法的“虎”形的头部讹写为“鹿”头，就变成上揭《汗简》《古文四声韵》里“”这样的形体了。B的下部和上揭战国中期以后楚系“鹿”字下部完全相同，无疑也会“诱发”这种讹写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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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图示如下：

所以A其实是一个从“力”，“虎”声的字（说详下文），可以隶定为“”。
《说文》“虎”字下收有一种古文形体：

这种形体可能就是从“”演变来的。“”从“虎”声，古文或假“”为“虎”。“”演变为“”大概是发生了两个部位的讹变。一，把两足爪由“北”形改为“”形，这种形体变化和下面“虡”字和“”字中两手或作外张形或作内扣形是同类现象[14]：
（玄翏夭铝戈，《集成》17·11138）（少虡剑，《集成》18·11696）
二，把“力”旁第二笔的起笔写在靠上一些，与第一笔的起笔齐平，整个形体再写得瘦长一些，就有可能讹变为类似上揭古文下部中间“”那样的形体。战国玺印文字中的“力”旁有的就已经和“”很相近了，例如：
[15]
《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其它古文中的“虎”旁形体多与《说文》古文“”接近，如 “虤”字古文作“”。[16]这种类型的“虎”旁可能也是由“”字经过上述形体讹变过程而形成的。图示如下：

笔者把以上想法跟李家浩先生谈过以后，李先生指出或许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虎”字古文“”、“”也有可能是从上揭散氏盘、毛叔盘那样的“虎”字写法讹变来的。具体说就是两足爪形脱落，写成“”形，身体部分则经过类似常见的“虎”字下部讹变为“人”形那样的过程，讹变为“”形。图示如下：


二 结构及用法
上文主要是分析“”的字形，下面讨论其结构及用法。“”字的结构有两种分析可能：1，从“力”，“虎”声；2，从“虎”，“力”声。我们认为第一种分析是可取的。因为如果取第二种分析，从文字上说，找不到可以与“”联系上的字；从用法上说，无论是楚简中还是文献中都找不到可以与“”联系上的祭牲名。而如果取第一种分析，从文字上说，《说文》说“虜”字从“力”，从“毌”，“虍”声，如此“”可能是“虜”字的异体；从用法上说，“”可以读为楚简中的“”或“”。
“”、“”见于包山简和天星观简。[17]包山简“”字原形作“”（237）“”（243），整理者释为“膚”，注云“借作”。[18]陈炜湛先生说：“ 下部从牛甚明，释膚于形未安，疑系膚牛二字合文。膚牛，当与直牛、戠牛同例，为牛之一种。”[19]按，包山简整理者把“”“”释为“膚”是错的，但认为此二字借作“”则是对的；陈炜湛先生说“”“”下部从“牛”是对的，但认为这两个字是“膚牛”二字合文且解为牛之一种则是错的。“”字见于天星观简，“牛”旁、“膚”旁左右并列。“”“”是把“牛”旁与“膚”旁下部的“月（肉）”旁“糅合”在了一起，使“牛”旁的两横与“月（肉）”旁的两横成为公用笔画，也用该释为“”，分析为“膚牛”合文是不对的。包山简237号所记祷祠与243号相同，[20]237号说“举祷一”，243号说“举祷一”；又天星观简一处说祷祠后土用一，另一处则说用一。凡此都说明“”与“”表示的是同一种祭牲，根据字形认为此二字所指有羊、牛之异是不对的。包山简中“”与“”用于祷祠和大水，与后土、司命同祭，大水与二天子同祭，后土、司命、二天子所用祭牲都是一牂；而且从这五位神祇在包山简所记神祇系统中的地位来看，[21]他们也不可能有享用牛牲的待遇。所以“”或“”不可能是指牛牲，而应该是指一种羊牲。如此“”应该是本字，而“”则可能是“”的异体；或另是一字，在简文中借为“”。为了行文简明，下文只用“”字进行讨论。
“”从“虎”声，“膚”从“”声，《说文》说“”从“虍”声，实际就是“虎”省声，所以“”没有问题可以读为“”。这是从读音方面来说的。从祭品规格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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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证明把“”读为“”是合理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分四点来谈：
第一，新蔡简所记用于祷祠司命的祭牲，三例是“”（甲一15，乙一15，零15），一例是“牂”（乙二22），说明“”和“牂”所指祭牲的级别一定相当或相近。把“”读为“”，与“牂”皆为羊牲。此一合也。
第二，新蔡简中用“”祷祠司命，天星观简中用“”祷祠后土。楚简中司命、后土是两个地位相当的神祇，包山简中二者总是共同受祭而且祭品相同（213都用一小环，237、243都用一牂），就说明了这一点。新蔡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和天星观一号楚墓墓主潘胜都是封君，地位相当。根据礼制，他们在祷祠同等地位的神祇时，所用祭品的级别也应该是相同或相当的。把“”读为“”，则平夜君成祷祠司命与潘胜祷祠后土所用祭品完全相同。此二合也。
第三，包山简中与后土、司命同祷时，总是排在后土、司命前面，用“”而司命用“牂”。同样的例子是大水与二天子同祷时，大水也总是排在二天子前面，大水用“”而二天子用“牂”。这些情况显示和大水的地位分别比司命和二天子高一些，“”比“牂”的级别要高一些。新蔡简中所记祷祠多用牛牲（甲一7，甲三111，甲三146，零402），祷祠司命则多用“”，把“”读为羊牲名“”，级别正低于牛牲。此三合也。
第四，平野君成的身份地位比昭佗高，他在祷祠和司命时，所用祭牲级别应该都要高过昭佗。新蔡简中所记祷祠多用牛牲，级别高于包山简的“”；而祷祠司命多用“”，如果把“”读为“”，如上“第三”所说，正好也高于包山简的“牂”。此四合也。
根据以上论述，把“”读为“”，不论是从文字上看还是从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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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都是合理的。
“”到底是指哪一种羊牲呢？汤余惠先生和李零先生都根据“膚”与“盧”通，而从“盧”得声之字多有“黑”义，推测“”是黑羊。[22]陈伟先生则根据《广雅·释兽》“吴羊犗曰”，认为“”应读为“”，指阉割了的公羊。[23]笔者目前还拿不出更好的意见，就不多说了。
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新蔡简中旧释为从“鹿”从“力”的字，应该改释为“”。作为一种祭牲名，“”应该读为见于包山简和天星观简的“”或“”，指一种羊牲。
（编者按：[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2]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2004年5月。
[3]《汗简》13页上、《古文四声韵》40页上，中华书局，1983年12月。
[4]黄锡全：《汗简注释》20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5]参看孙海波：《甲骨文编》224—225页，中华书局，1965年9月。
[6]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1621—1623页，中华书局，1996年5月。
[7]参看容庚：《金文编》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7月。
[8]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下册图版二二七、二二八，文物出版社，1989年。
[9]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76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李守奎：《楚文字编》57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10]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图版

中国历史故事集全部目录

八一、八二、八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11]李家浩：《战国刀新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12]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957页3791，956页379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13]顾廷龙：《古陶文孴录》附录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
[14]李家浩：《攻五王光韩剑与虡王光戈》，《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138～146页，中华书局，1989年6月。
[15]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汇编》3168号，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
[16]《汗简》13页上。
[17]《楚系简帛文字编》313页，88页。
[18]《包山楚简》36页，58页注释478。
[19]陈炜湛：《包山楚简研究（七篇）》，《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5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
[20]参看李家浩：〈包山楚简“”字及其相关之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568～571页，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
[21]关于的地位问题，参看李家浩：《包山卜筮简218—219号研究》，长沙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8—189页，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2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291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
[23]陈伟：《包山楚简初探》1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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